一资产阶级的主力少数主义

同志诸君！叫作《托尔斯泰与马克斯》的今天的我的题目，我并非偶然选定的。现在，我们的俄国——别的各国，那形态却有些不同——在决定人类的分野的根本底诸观念之中，马克斯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是被表现在对跖底的地位上。

自然，对马克斯主义的一切之敌，都归在托尔斯泰主义的阵营内，是决非妥当的。

马克斯主义云者，如大家所知道，是无产阶级的观念，是阶级理论，是在支配阶级和劳动阶级的斗争上，劳动阶级所把持着的武器。有产阶级领率了那一切的枝条，以及为了无智，社会底地易于分裂的倾向，而落在有产阶级的权势之下的那些民众，正和马克斯主义对立着。从托尔斯泰主义看起来，有产阶级是最少有可以责难之处的。——有产阶级者，如大家所知道，是帝国主义底的东西。有产阶级者，虽当最近的战争在地上涂了血，时日还不多，却已在暗地里整顿着新的武装和谋略。有产阶级者，一任那放恣的意志，要以准备在人类头上的其次的战争，怎样地惹起未曾有的深刻的结局，使全世界陷于破灭的底里，在这里是已经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我们马克斯主义者，就是，首先，是革命底的，唯一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我们，和这掠夺底的有产阶级的，意识底地固执在各种地位上的一伙人，应该彻底底地战斗。在有产阶级的背后，并没有思想底的什么的力量。帝国主义底有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倾向，以及自己正在造作的罪恶，是寻不出辩护这些的理由的。到最近，有产阶级将疏辩自己的野兽底的面貌的事，以及将这面貌扮作道德底的东西的事的一切企图，全都放弃了——就是这样说，也不是过甚之辞。自然，随伴底的报事者们，那是虽在现在，也还想将毒药装进民众的脑和心里去，并且想用爱国主义的麻药的。符拉迪弥耳·伊立支（列宁）在帝国主义战（欧洲战争）后不久，所讲的议论之中，曾有悲观说，以为在叫作祖国这各色的国旗之下，有产阶级是从新招兵，许多劳动者是眩惑于爱国主义的口号，又要为了榨取他们自己的人们，演兄弟相杀的惨剧了罢。这是大概不错的。——然而，虽然如此，这仍可以用了认真的观念来斗争，那是无须说得。为了榨取者们的利益起见的劳动者互相的杀戮，要之就只在舆论的沉衰，嵌在对于目的的印板里的习惯的惰性，批判力之不彻底等。但是，即使并不思索这些事，早早晚晚，也会到民众自己看破这意气昂然的野兽的原形的时候的罢，惟这时候，则有产阶级当然成为他们的憎恶的对象了。

实在，在有产阶级，也有可以辩护自己的观念的。这是什么呢？是少数主义[189]即变了形的马克斯主义。社会民主底马克斯主义，乃是有产阶级来遮蔽自己的羞耻部的没有果实的叶子，有产阶级是缺少那挥着什么象自己的主义的东西，积极底地闯到民众面前去的勇气的。——有产阶级因此便迎迓社会主义，又利用马克斯主义者，于是民众就倾听他们好象是自己的话的主张。他们先说起和有产阶级的阶级战，然而这是客套话，只因为临末想要讲革命的休息。他们将歪曲的，所谓进化底马克斯主义这一种宽心的唠叨话，说给劳动阶级听。就是，他将事物的推移，委诸运命之手，而对于无产阶级，则说忍从、节度、整齐之必要的。

少数主义，从这见地说起来，那自然，是我们的最可怕的敌。因此我们为了和他们斗争，费去了非常之多的时光。在民众面前，使少数主义的声望失坠，也便是克服民众，那我们是很知道的。所以我们的战术，是在少数主义的彻底底批判，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统一战线的树立，以及从我们的队伍之中，将可疑的分子毫不宽容地加以扫**——这些一切，那意义，已经就是和在本质上，似是而非的马克斯主义，即少数主义的斗争。

少数主义之力，是强大的，这在事实上，是做着有产阶级的主力的。有产阶级能够从劳动阶级的前卫，社会民主机关之中，开了自己专用的代理店了。他们的利用少数主义有怎样巧妙，只要看世间一切有产阶级中的最聪明而且有着最古的历史的英吉利的有产阶级，竟将政权付给了少数派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他们以为只要资产家的保守的政权，在麦唐纳之手，是决不愁危险的，竟毫不失机。所以将政权交给麦唐纳的事，就成了对于劳动阶级，给了更富于弹力性的欺骗和愚弄的新形式；也成了一种聪明的新政策，是对于政治思想的发达幼稚的民众，竭力给与一个印象，使觉得英吉利是劳动者自己在治理，在英国已经无可更有要求了。在这半世纪间，有产阶级就大抵这样地仗着民众主义的帮助，使民众错乱，借普通选举的幻影，使民众行欺骗底选举。然而选出的阁员，依然是有产者，是承少数派的意旨，而压迫大多数民众的东西。在现在，有产阶级是这样地计划着在用了新的尺做出来的民主主义的旗印之下，来建设使确乎不拔的自己的权力，实证底地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底政府，劳动政府的。

二托尔斯泰主义为马克斯主义的竞争者

同志诸君，托尔斯泰主义在上面说过的我们所谓“随伴底”敌对里面，是占着第二义底的地位的世界观。这在无产阶级，是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但对于智识阶级，却是给以极深极深的影响的思想。还有一点应该看得紧要，就是，有时候，不但在欧洲，虽在亚洲腹地的农民的较良的阶级里，也有得以成为我们的竞争者的可能性。

托尔斯泰主义要引劳动智识阶级和劳动农民阶级为最重要的同调，以及成为我们的竞争者而出现的事，到了如何程度呢，用两个小小的例子来表示罢。

法兰西现代的大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是作为许多小说和评论之类的作者，有盛名于欧洲的人。曾有这样的逸话，就是，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将充满着感激的信，寄给托尔斯泰。那时，他信里的意思，是说自己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底子息，请托尔斯泰的爱顾和教示，因此托尔斯泰看了他的满是真实，而且显着天才的闪光的信，知道寄信人是很了解托尔斯泰自己的，便将长的恳切的回信，寄给罗兰了。

近时我在关于罗兰的论文中，看到了颇有名的这样的句子。那是说，“莱夫·托尔斯泰是世界的智识阶级之父，而当他自己进坟墓时，以自己的地位，任命于罗曼·罗兰了。”

欧洲大战前，尤其是罗曼·罗兰正在主张着严格的平和主义的大战的最中，对于他，从欧洲和别的诸国寄信来的，以及直接访问他的，非常之多。虽是现在，关于一切政治问题，罗曼·罗兰是还在应对的，但最近有一桩案件——这是发生于西班牙的国粹反动主义者兑·理威拉将军和同国的大哲学者乌那木诺（Unamuno）之间的大争执。政府便将乌那木诺从西班牙放逐到亚非利加，或是什么地方的岛上去了。那时候，罗曼·罗兰便对于兑·理威拉将军发表了一篇智识阶级底气味纷纷的抗议文。我们只要这样想象，就可以没有大错，就是，恰如在有些国度的国民，现在的教皇之流的恐吓文字也未必一定成为威压底的东西一样，罗曼·罗兰的抗议，也毫无效验地跑过了兑·理威拉将军的铜一般的前额了。然而世界的报章上，连最为保守的东西上，也登载了罗曼·罗兰的抗议，所以惹起了大大的波纹；他的道德底计量，虽在现在，也还是非常之沉重到这样。

是去年罢，还是大约两年以前呢，罗曼·罗兰曾将一封信寄给法兰西智识阶级一方的代表者的那《火中》的作者巴比塞（Henri Barbusse）。巴比塞是我们的同志，共产主义者，是天才底作家。他写了关于战争的著作，而这还被翻成世界的各国语了，自然，那些书籍的内容，是就战争的惨祸和战争的根本问题，而传其真理的。

巴比塞非难了罗曼·罗兰，那要点，是在说罗兰对于革命暴力的组织化，和对付有产阶级权力的民众底权力的组织化的重要性，没有懂得。他又威喝似的这样说，“连齿尖都武装了的有产阶级，将继续作占有那强韧的组织全部之举的罢，为什么呢，因为用这强韧的组织之力，防止虽一兵卒，也不能脱自己的权力之外而他去，××××××，××××××，使行同胞战的有产阶级，是使民众再陷于先前的困穷的底里，而无论怎样的良言，怎样的说教，怎样的主义，也早不能收什么效果了，要反对这势力，即有产阶级的‘这地狱之力’，只留着一条路，这便是××××××××××。不能作×××的准备者，即这组织的破坏者，××从引人类于破灭之底的阶级的手里，将政权夺取××××××，要之，便是人类进步的奸细。”[190]

对于这个，罗曼·罗兰便直挥着托尔斯泰的理论，为拥护纯无抵抗主义的立场，堂堂然直扑巴比塞了。对于这罗曼·罗兰的反驳，欧洲智识阶级的一部分，便以为惟这无抵抗主义，即对于暴力的无抵抗，是唯一的合法的主张。且从靠了这善意主义，理想主义，有在地上创造“神的平和，”事实上芟除战争的可能性这一个信仰上，表示赞成之意。但智识阶级的别一部分，也有仅仅伪善底地，赞和罗曼之说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倘依无抵抗主义的理论，则有产阶级的权力，还可以保几年的寿命；在有产阶级，托尔斯泰主义是无上的好的防御机，只要托尔斯泰主义和罗曼主义保住地位，便可以处之泰然的事，他们是很知道的。无抵抗主义作为反抗的形式，是有利的，至少，较之革命底反抗，那当然是较为有利的形式。

这回是举一个在亚细亚的例子罢。在我们，现在特别应该看作重要的，并不只以在欧洲的事象为限，就是在东洋的这些事，那重要性也是相等的。作为列宁所遗留的功绩之一，可以特记的事，是他指出了无产革命，和亚细亚的农民革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一点。列宁是从那天才底思想，到达这样的归结的。当有产阶级正仗着少数主义战术，使无产阶级的首领者腐化，将他们买收的时候，欧洲的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能扬胜利的凯歌者，是只在这样的一个时机。

这便是做着前驱的各国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及准殖民地的无产革命相联结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应该以对付欧洲一样的注意，去向东洋。

印度的人口计有三亿，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人口的两倍半相当，较之亚美利加合众国的这，是三倍以上。这大数的人口，现在是正在酝酿着动摇。印度的革命思想，是向着各方面在动弹了。在印度也有共产主义者，然而印度的产业，还在比较底幼稚的状态。所以在目下，共产主义者还寥寥，但到将来，当以居民的大数为同调的民族运动之际，他们是要显示那活动的能力的罢。所谓居民的大数者，就是在他们的被虐待的境遇上，还在采用排英政策时，农民底集团的前卫。而这农民底集团，是可以分为两个范畴的。其一，是计划着民族底一揆的积极底集团，其大多数，是政治底思想觉醒了的印度国的回教徒；别的一个，是支持印度的旧文化即甘地（Gandhi）的运动的一派。

甘地在印度是得了圣人之称的。他也是印度民众的大指导者。他的战术，是托尔斯泰式战术。不消说，托尔斯泰和甘地之间，是有不同之点的。然而这不过是在枝叶上，以全体而言，甘地实在是印度的托尔斯泰。所以由他说起来，惟有仗着平和底手段，即文化底运动，这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而这所谓文化底运动者，虽是其中的称为最过激的手段的，也不过是英国货的不买同盟，或是对于英国的统治权，组织民众的武器底一揆罢了。

到这里，我已经从种种方面，讲过了这两个范畴的例子。由此也可以明白，有些运动，只要和无产阶级的问题无关（虽然我们是以与无产阶级一同，和少数主义的中心思想来斗争为主的，）还有，只要并非摆开于无产阶级运动有重要意义的协同战线，则那运动，就应该和蒙了托尔斯泰主义影响的运动，受一样的待遇。所以在这里，便生出剖明托尔斯泰主义和马克斯主义的关系的兴味来了。

作为社会底现象的托尔斯泰主义，并不是新的东西。新的社会形式，即资本的集中，著大的富的膨胀，商业和产业的生长既然出现，而且普及于一个国度里的时候，则和托尔斯泰主义相似的运动，便自然发生起来，现在我将这样运动之行于旧时代和见于最近的历史的两三例，举出来看看罢。

称托尔斯泰为豫言者，是可以的。他和见于圣书中的豫言者是一模一样。因为他和他们，虽然隔了几千年的时代，然而不过在反复着同一条件之下，反复着他们所反复了来的事情。

这些警世家，即圣书底豫言者，一早从伊里亚、蔼勒绥的传说时代起，到现代的世间止，那出现竟没有中绝，是因为什么理由呢？那说明，是这样的。早先，原是游牧民族的犹太人，经历时代，便渐渐定居于一处地方，于是他们就从事农业，蒙了周围的文化底影响，蒙了从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上必然底的现象的土地集中化的过程，从别一面，是大规模的商品交换的影响，终于显出种种的阶级底分歧来了。于是犹太人的生活便成为贵族底，这就化为君主政治，到底造成了靠着穷困同胞的牺牲以生活的阶级。这阶级，采用了商业底农业国的道德，同时也通行了适合于农业底商业生活样式的宗教，即通行于西部亚细亚的拜地农作的宗教。这宗教，在那狂热和**佚，以及带着对于穷人的欺骗底，而且**底倾向这一点上，是稗勒和爱斯泰尔德的信仰。[191]然而是富于许多文化底美底要素和华丽巧致的宗教底仪式的宗教。

犹太的富豪，既为这所谓“异端”的宗教底华丽方面所蛊惑，同时也脱离单纯的原始底生活样式了。然而接着这事而起的，是寡妇孤儿的榨取，那住屋的夺取，奢侈，欢乐和饮酒之风，和这些一同，也流行了使用各种的香料、黄金、装饰品；赞美女性所具的优美、典雅、****；终至于倡道复归于异民族之神的信仰了。

由以上的所讲，已经完结了我们的对蹠底阶级，即胎生期底资本主义的说明。然而这资本主义，那自然不消说，是极其原始底的，交易底性质的东西，并非在真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这游牧底集团，对于新发生的这压抑底秩序，竭力反对了。稍富的人，固然能有仗着政治底手段，来直接反抗的机会，但下层民众，对于支配阶级的道德，却不过在嘴上说些不平。在先前，相对底平等主义，对于邻人的好谊，生活的简易化这些事，曾经怎样正当地施行过，民众是知道的。于是以为这些是民众的真的生活，而且是惟一合法的事情，我们的神，民众的神，即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联盟的军神，是嘉纳这真理的，其他一切的企图，则和我们的神相违背，而主张过去的生活之唯一合法了。

往时，神的豫言者之所以被尊敬的理由，是因为用了平常人的话，即对于民众，不能给与一些反响。所以无论怎样的雄辩家，也不直接向民众诉说。民众不过由豫言者在半发癫中说出来的奇迹底的言语，知道他的精神。因为倘不这样，民众就不相信辩士和豫言者的话。他们的意思，是以为凡有一切，都由Animism（万有神道），即视之不见的伟大的力，作用于实现而生的。

无论如何，这是重大的反抗。但到底，这成了怎样情形呢？岂止不是现状维持呢，倒是成了使历史的车，向后退走的倾向。然而这时候，和神的名是不相干，但将这过去加以分析，赞美，换在更好的位置上，并将过去加以理想化，不放在自己的背后，而反放在前方，换了话来说，就是，只好将一看是理想化，圣化了的旧的秩序，作为理想的对象了。

然而这理想，是小有产者底，小市民底，小农民底的满足。但是，在各人还都住在陋屋里，连这也做不到的人，便局在无花果树下，而且大家都靠着自己的劳力而生活着的时代，则希温（Zion）山边，曾经度着由完全的邻人爱而生活，因此也充满着神的真理和生活的平和的事，却也不难推想的。所以豫言者们，也没有论及社会底理想和意向的必要。那有这样的必要呢？他们说过平等，说过分田，说过小经济，然而这是中农民的理想，是称为榨取者，则还太幼稚，然而达得最高了的中农经济的理想。作为饱满的，而且度了仗着邻人爱的平和生活的结果，他们对于全地上的革命，是也抱着相同的见解的。据那时的他们的意见，则是怀着狼可以和羔羊一同饲养，狮子决不来害小儿那样的思想。倘是这样，那么，这地上，是成了平和的乐园了的罢，为什么呢，因为由自己的劳动以营生活的邻人爱，据他们的意见，是根本底，而且唯一的，万世不易的神的真理的

缘故。

三卢梭和嘉勒尔的社会观

现在，更用新的现代的例，来讲一讲这事情罢。这是在法兰西的例子。法兰西革命的原因，如诸君所知道，是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革命勃发以前，法兰西的有产阶级，不但已经发达到动摇了两个最高阶级（贵族和教士阶级）的基础和支配力那样程度而已，这两个阶级，对于农民阶级和中产市民阶级，是同为可怕的重压物的。法兰西革命在那本身中，就带着复杂的倾向。这就是，大有产阶级成了支配阶级，想自由地支使宪法，和这相对，别一面则小有产阶级虽然不过暂时，但压迫了大有产阶级，并且引小资本家及几乎没有资产的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为同调，将实现一七九三年的宪法的事成功了。这在民主主义的发达上，是给了非常之大的影响，而且促其进步的。将这解说起来，便是在教士阶级和剥了金箔的贵族之下，有着大有产阶级的层，在大有产阶级之下，有着在或一程度上，可以称为“国民”的无差别的民众，要说为什么称为无差别的民众，那便因为在这里面，混淆着农民阶级的利害和一切形态的都会无产阶级的利害。

革命已经准备的时候，大有产阶级是利用了大家以为舆论指导者的生活有些稳固的上层智识阶级，作为自己的代辩者的。充当了这样的智识阶级的前卫之辈，是以博学负盛名的学者，如服尔德（Voltaire）、迪特罗（Diderot）、达朗培尔（D’Alembert）、海里惠谛（Helvetius）、诃尔拔夫（Holbach）等，他们相信文明和文化，以为将来的产业底富的增加，科学底智识，农业的进步，是可以绝灭那由于中世纪底偏见的阶级差别的不合理，创造以新的科学为基础的人生，于是就得到这地上的繁荣的。

然而小有产阶级，却并不这样想。他们对于向科学和艺术的这样夸大的期待，还抱着很大的不满，因为科学和艺术，不过是一种结约，现实底地，是毫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他们的。不独如此而已，这些还反而助长制造品的膨胀，成为大商业和大资本的发达，这大资本，则成了他们的阶级压迫的盾牌了。

一切文明的本体，在壮丽的旅馆中，在模范庄园中，或则在大产业经营的建筑物中，在大有产阶级的大商店中。瑞士的一个钟表匠，费一生于书记或别的半从仆的生活，脱巡警的拘捕，而寻求着亡命的天地的小有产阶级直系出身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是毕生没有出这阶级的圈外的，然而标举了圣书底豫言者的别派，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是撒但的作为，这是凯因的规定。”而且你们的富，你们的名誉，你们的文明，你们的艺术，你们的学问——这些一切，都不是必要的东西，所必要者，只有地上惟一的真理。那么，所谓真理者，究竟是指什么呢？依他的回答，便是平等。是造立经济底平等。由平等的经济个体，结起相互契约来，以创成国家底组织，国家尊重各人的平等，这么一来，则少数者的一单位，岂不成了对于大多数者，更无抗辩的权利了么？然而承认大多数者的原则底的支配权，平等人的支配权的这组织，依卢梭的意见，是真正的地上的极乐。这里有装入他的理想底内容的理由，他主张人们应该依照自然受教育，应该复归到自然所生照样的圆满无双的人——以前是文明使他堕落了的——去，并且从此又生出更新的女性的模范来，生出作为母性，是单纯而宽大，并且对于自己所受的任务，是用鲜花似的典丽——那时的有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上层的文明底女性，是没有灵魂的偶人——加以处理的作为朋友的女性来。卢梭将他自己的神的本相，分明地这样说，“有谁在我的心里说，人们应该平等，我们由活泼的劳动，由和自然的融合，而享受大的慰安，这是神的声音，是在不需什么教会的各人心里的神的声音。如果人们中止了榨取邻人，而成了在地土上作工的劳动者，则他在自己的心里，听到神的声音的罢。”

这回，来讲一个英吉利的例子罢。

还没有到制品时代，商业资本时代，只是铁的前进时代，即机械产业，工场产业勃兴未久的时候，在铁的堆积之下，被挤出了仓舍去的农夫，手工业被夺了的小手工业者们，便叫出怨嗟之声来。当这时，奋然而起的，是英吉利的豫言者嘉勒尔（Thomas Carlyle）。然而他的话，和卢梭的话是一样的。他向机械产业者说，“你们对着地主，城主，或则封建底的羁绊，扬着反抗的声音。但在封建时代，地主之不得不扶养农夫者，乃是和父对于子的一样的关系，而农夫是几与家畜相等，愈怠于饲育，即愈不利于饲主的。然而你们现在的态度，却过于不仁。你们以这不仁的态度，只在暂时之间，便榨取完穷人，或则吸尽了你们榨取过的地主的全身的汁水，要将这改铸为金币。你们胡乱搜集小孩，将他们的生命抛在机器里，要造出贱价的薄洋布来。你们有什么权利，能说你们是自由主义者，是求自由的人呢？和‘旧’相斗争的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旧’者，比‘现在’还要好些，因为那时人们是神一般过活。但是，神是什么呢？神的规定是什么呢？那就是邻人爱。在已有定规的世界上，无需叫作竞争这一种不仁的关系。也无需叫作簿记、减法、利益之类的东西，以及强凌弱，和令人以为这是当然似的优胜劣败的争斗。应该回到人类关系的原始组织去。应该回到有机底存在，相互爱去。”

据嘉勒尔说，则这些一切，都以宗教底精神为前提，然而，无论什么，凡一切，都应该从被机器声，放汽声，数钱声弄得耳聋了的人们的内底感情，誊写出来。

四作为社会底理论的托尔斯泰主义

我还可以无限量地引用这样的许多例，然而诸君也知道着，当文化的黎明期将要过去的时候，或者那历程将要急激地到来的时候，旧时代是总从那中心里，生出时代的天才儿来的。他们站在旧传统中，以反抗旧世界，但对于旧传统，则在离开事实的看法上，以最理想化了的形式来眺望。

倘从这观点，来略略观察作为社会底理论的托尔斯泰主义，我们便即刻发见这样的事，就是，纵使托尔斯泰主义是取缔反动的护民官，对于反动的革命家，即揭起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旗子的，但倘将不用未来而用过去的名义，或者用了称为未来而不过是变形底过去的名义，来挑发反资本主义的一揆的人们，都大抵归在豫言者的范畴里，则要而言之，可以说，托尔斯泰主义在那观物的方法上，是豫言者底的。

托尔斯泰比较了都会和农村，将理想底价值放在农村上，是事实。这大地主——托尔斯泰是大地主——对于有产者的一切东西，都抱着彻底底的反感；在他，凡是产业，商业，有产者底的学问，以及有产者底的艺术，无不嫌憎。他从小市民阶级，小官僚阶级——他由大地主的感情，最侮蔑这阶级——起，直到大肚子的商人，学术中毒的医学博士，技师，丰姿楚楚的贵妇人，以行政底手段自豪的大臣们止，都一样地怀着反感，他们是和他所希望的完全的融和的世界，相距很远的人们。

托尔斯泰的社会否定说，可以说是原始底的；还有，他自己的个性否定说，这在结果上，是带社会底性质的，但这在他的哲学观之中，已经讲过——到后来，要讲到的罢，他的社会否定说，是对于无为徒食者，放肆的资本家，智识阶级而放肆的官吏的一种地主底抗议，这位伟大的地主的“老爷”，是在寻求可以过显辛[192]那样生活法的理论的。显辛呢，作为诗人斐德是做脚韵诗，作为显辛，是农奴制主张者。斐德·显辛和托尔斯泰，都不避忌和站在反动底见地的别的地主老爷们相交游。对于这些地主老爷们，即使怎样地说教，也是徒劳，而且不能给与一点什么内底的满足，是连托尔斯泰自己，也由那伟大的聪明性，自己明白的。关于这内底满足，在今天的演讲上，我还想略略讲一讲。

他，赞美农村，同时也认识了农村的两个极端的对照的存在。这就是地主和农夫。

赞美地主，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为这成了赞美寄生虫——掠夺者。地主是贪着别人的劳力而生活的。一面高扬着地主主义，老爷主义，又怎能讲平等主义呢，惟这老爷主义，乃是掠夺底，榨取底的色彩浓厚的东西，在托尔斯泰，惟这老爷主义，是他的憎恶的有产阶级的主要的标记，根本底的咒诅的对象。然而农夫却和这相反的。农夫对于坐在土堤上，和自己们讲闲话的善良忠厚的老爷们，全然很亲密；他们懂得老爷们也在一样地想，年成要好，银行是重利盘剥的店，是吸血机器；又在道德底的以及经济底的方面，只要没有直接接触到地主和农夫这种阶级差别底之处，是也能够大家懂得互相的调和点的。

作为那理想论，托尔斯泰使之和有产者底的都会相对峙者，是小家族的集合体这农民阶级。在这里，各人是和那家族一同，仗着自己的劳力过活，也不欺侮谁，从生到死，种白菜，吃白菜，又种白菜，而尽他直接的义务。

这有益的纯农民底生活法，还由了内底光明和内底充实而得丰裕。我们知道，惟有这样的人，是并不欺侮谁，送平和于这地上，而且同时履行着神的使命，即要表现那平和，爱，和睦的共存生活的伟大真理的使命的。他将平和实现了，而他的灵魂，是充满着大安定——就是神的安定——的意识。他已经不畏死，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了叫作自己，叫作自己的个性这东西，所以他既非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掠夺者。他植物一般过活，而在那完全的伟大的自然的怀抱里，静静地开花。他是生于“万有神”，而入于“万有神”的怀里的。惟有这个，是真的幸福；惟有这个，是可以称颂的社会组织。

托尔斯泰描写乌托邦时，是作为艺术家而用隐喻的，他用了伟大的那天禀，描写了将来的革命。这就表现在《呆子伊凡的故事》中。呆子伊凡说，“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争斗。”虽是别国人侵入了呆子伊凡的国度里，来征服它，他们也不想反抗。他们说，“请，打罢，征服罢，将我们当作奴隶罢，我们是不见得反抗的，胜负不是已经定了么？”

这思想的过于乌托邦底，是谁也立刻知道的。而且在那里面，藏着什么内底的，根本底的谬误，根本底的矛盾，也全然明白。关于这事，大概后来还要讲到的。所谓谬误者，是因为人类之中，也有贪婪者，也有吝啬者，所以戒吝啬的说教和无抵抗主义的说教，为贪婪的人们，倒反而成了机会很好的说教了。来侵略呆子伊凡的国度的别国人，会非常高兴，这样说的罢——

“好，我要骑在你颈子上叫你当马，并且榨取你和你的孩子们。”

那个甘地，在印度作反不列颠政府的说教，是非常之好的事情，但他所说的反抗的形式却很拙，他向民众说，“你们曾经受教，以为一说到抵抗，便是手里拿起武器来，然而你们是应该用‘忍耐’这一种武器来抵抗的。”于是甘地便解除了印度的“呆子伊凡”的武装，将他们做成真的呆子了。甘地的宣传不买不列颠的绸纱和原料，不列颠政府是愤怒了的，然而时时等着利用甘地的机会，所以不买绸纱和别的一切苦痛，是都含忍着的，因为这在不列颠政府，倒成了将一切苦痛，转嫁于印度的“呆子伊凡”之上的好口实。

然而托尔斯泰是没有想到那无抵抗主义，会造出这样的结果来的，他相信很好的乌托邦，由此能够实现。

我在这里来讲一个明显的例子罢。

在托尔斯泰，是有内底焦躁和分裂的。因为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又非欺瞒自己，妄信别人的话那样的凡庸的评论家，所以他是知道得太知道了地，知道他作为未来的理想，所描写的社会底画面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事，他在那有名的小说《鸡蛋般大的麦子的故事》中，就将这事分明地告白着。

人们发见了鸡蛋一般大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的故事，诸君是记得的罢。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去请老人来，羸弱的跛脚的老人来到了，从他的身上，索索地掉下着泥沙。

问他这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回答说，“但父亲还康健，叫他来罢，会知道也说不定的。”人们又迎父亲去。他是一个开初谁也不相信他是跛脚老人的父亲那样，又壮健又活泼的农夫。他进来了，而且看了，说，“这不知道呀，但问我的父亲去试试罢，他是还康健的。”将他的父亲叫来了。这是很少壮的汉子，无论怎么看，总是一个青年，要到阴间去，似乎距离还很远。他将这拿在手里，看了，于是讷讷地说，“是的，这是麦子，这样的麦，古时候是有过的。”

“但是，怎么会有那样出奇的麦子的呢？”

“古时候没有什么天文学者，也不弄叫作学问这个玩意儿，可是种田人的日子是过得好的，土地也很肥的。”

托尔斯泰就这样地暗示着空想底的，这世上未曾存在过的黄金时代，然而这是空想，他自己却分明知道的。托尔斯泰又描写着一种社会底幻想，以为呆子伊凡有一天总能够将那征服者、掠夺者弄得无可奈何。其实，呆子伊凡的神经，是见得好象比征服者的神经还要强韧似的。譬如基督的教训里，也有“他们打你左边的脸，便送过右边的脸去，打了右脸，又送过左脸去，打了左脸，又送过右脸去”这些话。这样地打着之间，打者的手就总会痛得发木，并且说的罢——“这畜生，是多么坚忍的小子呀，全没有用——”

于是打者的心里终于发生疑惑，搔着头皮，说——

“莫非倒是我错么？岂不是挨打的小子，倒是有着支配力的么？要不然，从那里来的那坚忍呢？”

在托尔斯泰，也有和这相似之处。他相信能够仗这样的无抵抗主义，叫醒使用暴力的人们的良心，用了由忍从的行为所生的好话，在恶人的心里，呼起真的神的萌芽的。

符拉迪弥尔·梭乐斐雅夫（Vladimir Soloviev）——是伟大的神秘哲学者，几乎是正教信者，从这个关系说起来，和我们是比托尔斯泰距离更远的右倾底人物——曾和托尔斯泰会见，有过一场剧论。

对于托尔斯泰的主张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容许暴力，他反问道——

“好，假如你看见一个毒打婴儿的凶人，你怎么办呢？”

“去开导他。”这是托尔斯泰的回答。

“假如开导了也不听呢？”

“再开导他。”

“那汉子是在你的面前，给婴儿受着苦的呵。”

“那是，神的意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