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俄国文学的好作品，我就常常惊叹，其中出来的人物，竟和生存在我们周围的人们非常之相象。这也许不但俄国文学是这样的，文学如果是人生的反映，那么，只要是好的文学，即使国情和社会制度并不相同，时代有着差异，当然也可以在所写的人物上，找出性格底类似来。我们在周围的人们中，发见哈谟烈德、堂·吉呵德、蔼夫该尼亚·格兰台[16]等，实在也决不是希罕的事情。但是，虽然如此，我却在俄国文学——尤其是果戈理、托尔斯泰、契呵夫他们的作品中，发见了比别的无论那一国的作家们所写的人物，更其活生生的类似。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常常侧着头想。想起来是这样的——

从俄国文学里的诸人物上，看见和我们日本人的许多类似者，并不是为了象日本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所喜欢称道的那样，什么“文学原是超出国界的东西”，“文学是亘古不变的东西”……之类的缘故，恐怕倒是因为果戈理、托尔斯泰、契呵夫他们生存着的时代——帝制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和还有许多封建主义底残滓生存着，伸着根的现在日本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非常相象的缘故罢？一读取材于农民的俄国文学，就尤是觉得如此。

这样一说，人要责备我也说不定的。——你竟把可以说是黑暗时代的俄罗斯帝制时代，和日本的现在，并为一谈么？不错，那是决不一样的。日本的农民，并非果戈理的《死掉的农奴》和萨尔谛诃夫的《饥馑》里所描写的“农奴”是事实。然而，即使并非“农奴”，那么，是别的什么呢？在德川幕府的“农民不给活，也不给死”的有名的农民政策之下的农民生活，和现在我国的农民生活之间，有多少划然底差异呢？将这些合起来想一想，就会明白：出现于俄国文学中的诸人物，和日本人的类似的鲜明，是不能单用“文学不问国的东西，时的古今，没有改变”的话来解释，它是在生活上，现实上，更有切实的连系的。

这也许只是一点粗略的见解。但是，我的为果戈理的作品所惑，比别的一切作家们更感到作家底的亲近，却因为这一层。

我常常想：俄国文学是伟大的“乡村文学”。并且想：果戈理更其是首先的一个人。我的比一切的国度的文学，更爱俄国文学，而和果戈理最亲近，放肆的说起来，好象在当他作家这方面的“伯伯”者，恐怕就因为我自己也是乡下人的缘故罢。

我对于乡村生活，比都会生活更亲爱；对于乡下人，比都会人更亲爱。这不但由于思想上，也是出于生活上，性格上的。——海纳在《北海》这篇文章中，有云——

“将这些人们，这么切实地，严紧地结合着的，不只是衷心的神秘底的爱的感情，倒是在习惯，在自然底的混合生活，在共同生活底的直接性。同等的精神的高度，或者要说得更惬当，则是精神的低度，还有同等的要求和同等的活动。同等的经验和想头，于是有彼此的容易的理解。……他们在还未说话之前，就已经看懂。一切共通的生活关系，他们是着实记得的。”

这是关于诺兑尔那岛的渔民的生活状态，海纳的锋利的观察记，但我以为也很适用于日本的农民。

要懂得这样的人们，说得极端一点，则什么学问之类，都没有用处，首先第一是要知道生活。要描写农民和乡下人，这最有用；要懂得描写着那生活的文学，这最必要。

在我，乡下人的生活感情，说起来，是“着实记得”的。所以那伟大的乡村文学的果戈理的作品，使我觉得好象我生长在那里的农家的茅檐一般的亲密。

其实，果戈理的《泰拉斯·蒲理巴》里的老哥萨克，就象我的叔母家里的老子，《死掉的农奴》里的吝啬的地主，和我的外祖父是一式一样的。此外样样的地主和“农奴”的型，也都可以嵌上我所居住的部落里的人物去。

我还记得前年得到《死掉的农奴》（森田草平译《死掉的魂灵》上下两本——这部书，现在到东京的旧书店里去搜寻，似乎也不大有了），[17]和现在正在丰多摩刑务所里的伊东三郎，在信州的一个温泉场里盘桓了一月之间，两人一同只是看，讲着其中的种种地主的型，怎样和我们所知道的地主们相象，笑得出了神。这样一想，则讽刺的有意思，是不仅在文学底技工的巧妙，也不仅在所写的人物及其性格，或所构的事件，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怕大半倒由于在生活上，经验上——换句话，就是和谁恰恰相象的那种现实底的联想。而那相象愈是现实，讽刺也就愈加活泼了。不知怎地，我总觉得是这样。

我将果戈理讲得不大确，单在作中的人物，和我们所知道的人们相象这一点上，费了太多的言语了。单因为作中的人物和谁相象，因此觉得亲切，就来估定价值，那当然是不对的。然而无论怎样努力的读，而对于其中所写的人物，还是毫不觉得亲切——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作品的——的作品，却不消说，不是怎么好的作品。

去年以来，我国的文学界流行了古典文学的复审。巴尔札克、陀斯妥也夫斯基、弗罗贝尔、莫泊桑、契呵夫、斯丹达尔、托尔斯泰，还有果戈理……等等，都陆续使新闻杂志着实热闹了一通。

古典文学的复审这件事，在无产者文学的营盘里，是早就屡次提起过来的。藏原惟人他们一以评论家而登场，就主张得很着力。一部分的作家和理论家之间，也以写实主义作家的研究这一个名目，时时提议过研究这些的作家，但较倾于政治的工作的烦杂，一直将它妨碍了。现在，在从较倾于政治的工作释放出来了的无产者作家之间，去年以来认真地研究着巴尔札克之流，总也是可喜的现象。

无产者作家这一面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好象着重是在那写实主义的探求。然而有产者作家这一面的研究，是向着什么的呢？看起来，似乎也在说写实主义。但那写实主义，和无产者作家这一面的写实主义，却又自然两样似的。

譬如罢，无产者作家研究起巴尔札克来了，对于这，有产者作家之间便抬出陀斯妥也夫斯基来。但要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学些什么呢？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写实主义又是什么呢？从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学心理学底写实主义，而且这也是一种方法。但仅仅这一点，是没有学得他完全的。他那锋利到有了病象的人间心理的写实，并非单是切断了的个人的心理，乃是在当时的帝制俄罗斯的阴郁的社会制度里，深深的生着根的东西。知道这一层，是比领会了单单的人间心理的活画，更为重要的。

关于果戈理，也可以这样说。从果戈理学什么呢，单从他学些出众的讽刺的手法，是不够的。他的讽刺，是怎样的东西呢？最要紧的是用了懂得了这讽刺，体会了这讽刺的眼睛，来观察现代日本的这混浊了的社会情势，从中抓出真的讽刺底的东西来。

果戈理所描写的各种的人物，也生存在现代的我们周围者，要而言之，是应该归功于他那伟大的作家底才能的，而且不消说，在我们，必须明白他的伟大。他的讽刺，嵌在现在的日本的生活上，也还是活着者，就因为它并非单单的奇拔和滑稽，而是参透了社会生活的现实，所以活着的缘故。在这里，可以看出果戈理之为社会的写实主义者的真价来。

近来，对于讽刺文学的希求的声音，似乎高起来了。同时也有人只抓着讽刺文学多发生于政治底反动期这一个现象，说着它的消极性。但讽刺文学的意义，却决非消极，倒是十分积极的的事，只要看果戈理的《死掉的农奴》向着农奴解放，《外套》向着官僚专制的暴露，而政治上也发扬了积极底的意义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了。

《死掉的农奴》的主角契契科夫买集了死了的农奴，想获大利，快要失败了，坐马车逃出乡下的时候，对于俄国的运命的豫言底章句，是使我们感得，仿佛豫料着现在的苏俄的——

“唉唉，俄罗斯呵，我的国度呵，你不是也在街路上跑，好象总是追不着的大胆的橇子吗？街路在你下面扬尘，桥在发吼。一切都剩在你背后，此后也还是剩下的罢。看客好象遇见了上帝的奇迹似的，茫然的张着嘴目送着，他问：这是从天而降的电光吗？将恐怖之念，吹进人里面去的这运动，是什么豫兆呢？世界上那么希奇的这些马，又是禀赋着多么古怪的力气呵。唉唉，马呵，马呵，俄罗斯的马呵，你是怎样的马呀！旋风住在你的鬃毛上面吗？你们的很亮的耳朵，连脉搏的一下一下的声音也倾听吗？看罢，从天而下的听惯的歌，你们听到了没有？现在你们各自挺出白铜的胸脯，一致的在使劲。你们几乎蹄不点地，冲开空气，飞着一直在向前，是的，橇子飞着！唉唉，俄罗斯呵。你飞到那里去呢？回答罢。但是，她不回答。马铃响着吓人的声音，搅乱了的空气成了暴风雨，雷霆在怒吼。俄罗斯跨过了地上的一切，飞着了。别的国民，诸王国，诸帝国，都闪在一边，让开道，一面发着呆，在转着眼睛看！”

《死掉的农奴》（上卷）是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前约八十年——一八四二年所写的，所以，这不骇人么？

正宗白鸟好象曾经立说，以为日本是不会产生出色的讽刺文学的。但我却觉得现在的日本似的政治状态，却正是讽刺文学的最好的母胎。研究果戈理的意义，是深的。

立野信之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后来脱离了，对于别人的说他转入了相反的营盘，他却不服气，只承认了政治上的“败北”，目下只还在彷徨。《果戈理私观》是从本年四月份的《文学评论》里译出来的，并非怎么精深之作，但说得很浅近，所以清楚；而且说明了“文学不问地的东西，时的古今，永远没有改变”的不实之处，是也可以供读者的参考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译文》第一卷第一期所载，署邓当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