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年,在Sodene,抱在他臂膊上,爱弟尼古拉永久瞑目了。尼古拉是富于天才的出色的人。那时失望伤心,感了死之战栗的他,寄信给Fet道,“明天也将以可憎的死亡,虚伪,自欺之日始,而以自无所得的空零终。是滑稽的事。”……“倘从Nikolai Nikolaevitch Tolstoi(弟)的曾经存在这事实,一无遗留,则将何所为而劳心,何所为而努力呢?”他的弟弟因为不能发见足以把握的何物,对于“汝归于空零”这观念,曾经怎样懊恼的事,Tolstoi懂得了。那时Tolstoi还未曾结婚,不能把握家庭的幸福,而Iufan式的工作,也不能把握,只捉着了学术的研究……。暗云似乎消散了……。然而发生了一八六九年的Pensenskaia旅行和Arsamas的恐怖,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之间的近亲五人(三个孩子和两个姑母)。的死殇。而且这又是替生母抚育Tolstoi,使他知道了爱的精神底慰乐的姑母Iergolskaia之死;是保护人的八十岁老妇人Perageia Ilinishna之死……。在Iasnaia Poliana早没有光辉灿烂的生活,死在拍着黑色的翅子了。要逃出这翅子,该往那里呢?赴Pensenskaia,去买为自无耕地的贫农所围绕的庄园呢?还是增加Iasnaia Poliana的富,以度奢华的生活呢?做这样的事,是良心,廉耻心,愤社会之不平等的精神,都所不许的。
一九一三年所刊行的《托尔斯泰年鉴》上,载着题为《我的生涯》的Tolstoi夫人的最有趣味的一断片,当叙述托尔斯泰伯的“Optin Pustvini”道院四次朝拜的巡礼底行为时,夫人这样地写着——
“Tolstoi在那长久的一生之中,徒望着死的来近,且关于死,怀了几回阴郁的观念,都不知道。入于永是怕死的观念里,并非容易事,但精神上肉体上,皆稀见如Tolstoi的强健的人,要将难避的生的破坏,分明地想象,并且感得,是不可能的。”
在陶醉于生活的艺术家那里,酒醒的时候来到了。对于生活的疑念发生了。当计画农村经济时,这问题突然浮在脑里了——
“唔,是了,你在Samara有地六千亩,有马三百匹。但是,此外呢?”
他于是完全茫然,不明白此后该想什么了。(《我的忏悔》参照。)
地主的经济,与《家庭的幸福》、《战争与平和》和“Anna Karenina”的著者的精神是不相容的。然而他不做游历欧洲的所谓“消谷,”又不做贵族的漂浪者,而成为农民的巡礼者,土地耕作者,以及“上帝的仆人”了。
新生活的计画,又和家族及主妇的计画不相合,且反于Iasnaia Poliana的精神。旧贵族家里的居人,只能用了《家庭的幸福》中的“我们的家,是村中第一的旧家,几代的子孙,相爱相敬,在这家里过活”的话头,向了隐者而有智识的农夫(Tolstoi)说。
但将有可怕的打击,加于这几代子孙的家风之上了。一九一○年,在将作托尔斯泰纪念馆的这旧家中,又发生了决胜底争斗。而反对Iasnaia Poliana而起者,却正是在其地诞生,生活,且遗嘱葬于旧教会旁的人,并且仗沃土之力而发荣,确立,而放了烂熳之花的作品的作者自己。
Sophia Andreievna夫人在她的自叙传里记载着:“一八八四年夏,Tolstoi热中于野外工作,终日和农人们割草,大概总是疲乏之极,傍晚才回家来,但因为不满于家族的生活,便很不高兴模样,坐在椅子上。Tolstoi是为了家族的生活,和自己的主张不同而烦闷着的。有一回,Tolstoi曾想同一个村女,跟移民们暗暗逃走,这事他向我告白了……。于是这事成为事实,七月十七日之夜,和我大约是为了关于马匹的事的口角之后,便背上内装什物的袋子,说是到美洲去,不再回来,走出门外了……。一八九七年也有一回想出家,但关于这事,没有一个人知道。”
终于,一九一○年十月的有一夜,他毫无顾惜地抛弃了自己的庄园。这之先,还瞒着 Sophia夫人写好遗嘱,将世袭领地让给Iasnaia Poliana的农民们。
他的行踪不定的出奔和领地的自愿底的推让,是明明白白地表现了贵族时代的最后,旧贵族制度的崩溃,以及梦似的旧庄园的没落的……。这样的个人的生活样式,即“自己所必要的,是独自生活独自死掉”的思想,给贵族底家族制度以对照了。
身穿竭尽时式的奢华的外套的青年贵族,和肩负旅行用袋,与漂泊者之群同赴“Optina Pustovini”道院的老翁,或赤脚耕田的伧夫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很大的。然而这并非改换衣装的戏文,也不只是变美衣为农服而已,这是更生的剧曲,是排斥传统底习惯,趣味,观念的苦闷的表现,也是庄园和茅舍的两世界的冲突,且又是从地主底世界观,向着农民底基督教的见解方面的迁移。
这样的对于更生的准备,他的一切创作,便在说明着。这正如Lermontov仗着做诗,脱离了苦恼他一生的怀疑和否定的恶魔一般,Tolstoi仗着《忏悔录》,从奢侈生活,Iufan化以及贵族制度逃出了。
在我们的面前者,不是大文豪的文集,而是一部连接的日记,又是首尾一贯的忏悔录。
在这日记,忏悔录或是传道录中,描写着各样的人物,但这是为了赎罪而谴责自己,辗转反侧而烦闷着的一个贵族的丰姿。那各种创作中的人物,如Irteniev,Nekhliudov,Teresov,Olienin,Sergei Michalovitch, Pierre Bezukhov,Andrei Bolkonski,长老Sergei等,都是表现了一个烦闷的人物的异名,以及各样的境遇和各样的转换期的。而显露于一切转换期中的一特色,乃是善的理想的崇拜,精神的常存的洁白和完全美的渴望,家系以及阶级的传统底事物的排斥等。而各种作品的重心,则在描写精神底危机和精神底照明之所以发生的机缘,当达于精神底照明的高度时,便显现着死和觉醒,换一句话,即死和复活。
《幼年时代的回顾》(一九○三——一九○六)是探讨Tolstoi的创作底计画之迹的贵重的资材,那是《幼年时代》印行后五十年所写的,在这书中,Tolstoi便从善恶的差别观,更来通览自己的一生,将这分为四期,即(1)幼年时代,(2)独身时代,(3)到生活一转期为止的家庭时代,(4)精神底更生时代。这分类法,在依了基本底题目,来分别Tolstoi的遗文之际,是颇便于参考的。
天真,愉快,而且诗底的幼年时代,长留在他的处女作《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中。那时候,Tolstoi是将脱离墨斯科生活,住在岚气迫人的高加索山中,幸福的过去的回忆,写了下来,不独使自己的精神,且使读者的精神也都净化高超了。自作的小说印行之年,他在Tifris途次,从“Mozdock”车站寄信给姑母Iergolskaia道,“我精神上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不只一次,有好几回。一年以前,我以为在世俗的娱乐和交际场里,是可以发见自己的幸福的,但现在却相反,愿得体力上精神上的安静。”
这Tolstoi的处女作,充满着“使自己完成的不断的努力,乃是人类的使命”的信念。又在这里,交织着真实和架空。例如幼而失母的他,要从那记忆上,挽回朦胧的母亲的模样来,推敲意想时的叙述就是,但那设想,往往是苍白而无力的。
他的处女作,又时时极其感伤;那叙述法,则显示着英国文人Sterne的《法意两国游记》和卢梭的《爱弥儿》的大感化。
在《幼年时代》的序文上,Tolstoi向着有心的读者,望不仅以为有趣的文章,而发见会心的处所,且要求着不因嫉妒之情而蔑视了周围。
《青年时代》是未完之作,可作续编看者,是《地主的早晨》。在《地主的早晨》里,用了从大学的三年级回村来的十九岁的Nekhliudov,将《少年时代》的十六岁的Irteniev替换。
Nekhliudov是小农。他以为农村的弊病的根原,在于小农的赤贫生活,若用劳动和忍耐,便可匡救这弊病的。于是立起“农村经营的法则”来,要在那经营和提高劳动者的精神上,实现自己的计画。就是,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地主的早晨”的农奴的村落的光景来。
Nekhliudov倾听了麇集的小农的诉说和要求,或者询问事实,或者答允改良,抱着疲劳,羞愧,无力,悔恨的纠纷的感情,走进自己的住房里去了。
故事骤然变为Nekhliudov的关于Iliusha的感想。Iliusha是有丰饶的金发和发亮的细细的碧瞳的人,往Kiev搬运物件去了。Iliusha的Kiev之行,为Nekhliudov所羡慕,为什么自己不是Iliusha似的自由人呢,是这时他脑中所发生的思想……。
“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时期,连续计十四年(一八二八——一八四二),其次,就起了思想的大变化。
生活于高加索的兵村,拥在自然的怀抱里,更在Sevastopol出入于生死之境的Tolstoi,便从向来的贵族底思想脱离,将追逐外面底光辉的卑俗的欲望抛掉了。作为这时的作品,可以举出来的,是《袭击》、“Sevastopol”、《青年时代》、《部队中和墨斯科旧识的邂逅》、《计数人日记》、《两个胸甲骑兵》、“Albert”、“Lucerne”等。
描在《计数人日记》里的上流阶级出身的纯洁的青年Nekhliudov,逐渐陷入堕落社会的深处,成为撞球场的熟客,作不正当的借财,又为恶友所诱,涉足娼家,终于将精神的纯洁和无垢全都丧失了,然而悔悟之念一起,莫知为计,便图自杀,写了下列的句子,留下遗书来——
“神给我以人类所能望的一切,即财产,名誉,智慧和高尚的观念。而我要行乐,将在自己心中的一切善事,捺入泥土,加以**了。我不作无耻事,也不犯什么罪,然而做了最厉害的事,杀却了自己的感情,智慧,和青年的意气……。打骨牌,香宾酒,赌博,吸烟,妓女,这是我的回忆……。”
Nekhliudov的苦闷,是后悔了青年时代的**生活的罪恶的Tolstoi自己的苦闷。
恰如Pushkin的“Aleko”,诅咒着气闷的都会的束缚,游历Bessarabia,而凭吊了Tsigan人的古城遗迹一般,墨斯科人的Olienin(《哥萨克兵》的主角)也和虚伪绝缘,为要融合于自然的真理中,便离开了喧嚣的都会。对着嵯峨的山岭的他,在想要寄给所谓交际社会人类这都会的上流文化人的信里,是这样地写着——
“你们是无聊的可怜人。你们不知道幸福的本质,生活的要素是什么。纵使只一次,也必须尝一尝不加人工的自然美的生活的。我每日仰眺着严饰群峦的千秋的皓雪,和成于太古之手照样的自然美相亲,你们也不可不眺望这大自然之美,而有所领悟,待到领悟了谁在埋葬自己,谁在营真的生活的时候……。
“真理和真善美是什么,必须观察而领悟的。一经领悟,则你们现今在谈说和考察的事,以及希望着自己和我的幸福的事,便将成为骨灰而四散罢。所谓幸福者,乃是和自然偕,看自然,而且和自然共语。”
读者的眼里,映出都会人和山中人来了罢。在Olienin即Tolstoi的回忆和空想中,蕴蓄着大自然的严肃之感;在那时他所想,所感的一切物象中,常有山岳出现。驰神思于山巅,涵泳了如水的岚气的Olienin即Tolstoi,便从哥萨克的Novomlinskaia村,伸出手去,和日内瓦的哲学者而艺术家的卢梭握手了。
后来,在发抒公愤的“Lucerne”中,Tolstoi则将温泉浴汤的所谓“富有的文明人”们,和他们所嘲笑的唱小曲者相对照,这短篇,乃是痛骂了不以象人的温暖的心,来对个人的工作的十九世纪文明人的檄文。
委身云水的乞儿,唱小曲者,Sevastopol的兵丁,朴讷的哥萨克人Ieroshka和Lukashka,《雪暴》中的车夫,Ignat等,都是太古的人,“接触自然的漂泊者,Tolstoi所喜欢描写的人物。
第三期是从结婚起,到开手和周围的人们绝缘的十九年(一八六二——一八八○)。这之间,幸福的丈夫,父亲,主人的Tolstoi,是度着正当的洁白的家庭生活,利己底地赏味着生活的快乐,增益资财,享着家庭的幸福的。这时Tolstoi是尽全力要成文人,向姑母 Alexandra Andreievna,屡次寄了自述意见的有特色的贵重的信札。
一八六三年九月,在寄给这姑母的信中,他这样写——
“我不穿凿自己的心境,即自己的感情了。而家族的事,则单是感,并不思。这精神状态,给我以很广阔的智识底地域。我一向未曾感到过,自己的精神力竟能如此自由,而且致力于作品。”
一八五九年所写的《家庭的幸福》,是跨进这一期去的序言。这小说,是用温雅的Turgeniev式语调写出的,但篇中的Turgeniev式处女,却究竟成着Tolstoi式笔法的妇人和母亲。而结婚,家族,生产,做父母的义务,爱情等问题,则是我们的文豪的注意的焦点,于是各二千页的两巨制,《战争与平和》和“Anna Karenina”,便成为描写那在豪侈的贵族生活中,时运方亨者的家庭和生产的状态的力作而出现了。
倘若《幼年时代》,《少年时代》及《青年时代》的材料,利用着邻村的地主Isrenev一家,Sophia Andreievna的母亲,家庭教师列绥勒和圣多玛,则《战争与平和》的材料,是利用着Tolstoi的三血族的家谱的。不独外祖父Volkonski,生母,姑母Iergolskaia,祖父Tolstoi,祖母和父亲而已,连自己的新妇Sophia Andreievna,也描写在这大著作里,各人的面目都跃如,连合起来,使我们感动。
这小说的内容的十分之九,是用一九一二年的祖国战事为背景的贵族及地主生活的描写,贵族的各层的状态,都被以非常之正确和深邃,表现出来。而每行每页中,都映出着贵族社会的出身,且彻骨是贵族的作者的姿态。
在这长篇小说中,没有描写农奴法的黑暗面,是令人觉得奇异的,Tolstoi将主人对于佣人的族长关系,加以诗化了。
有人向Tolstoi,非难他描写时代精神之不足,太偏于叙述光明方面了的时候,Tolstoi这样地回答说——
“我知道时代精神是什么,也知道读者在我的创作上,看不出时代精神来。时代精神者,是农奴的黑暗面,是妻女的抵押和苦痛的呻吟,是笞刑,是兵役以及别的种种。
“留在我们想象上的这时代精神,我不以为真实,也不想描写它。我曾研究了历来的文件,日记类和传记,没有发见过比现在,或我在有一时期所目睹似的更残忍,暴戾的事实。
“那时的人们也寻求真理和道德,且也嫉妒,迷于情欲了。精神生活也复杂的,但那生活,比起现在的上流社会来,却优美而高尚……。”
“那时有一种特质,是起于上流社会和别社会的非常的间隔,也起于教育,习惯,用法国话和别的关系的。我是竭尽所能,使这特质明示于人世。”
这样子,本来未尝着眼于社会的矛盾冲突的他,在《战争与平和》里,也念及上流下流两社会的悬隔了。
在小说“Anna Karenina”里,则对照着庄园和都市,地主的Levin和豪华的都人。起于离Iasnaia Poliana不远的Tuliskaia县的悲剧——地主某的爱人,不耐其地主的爱情的日薄,自投火车之下而轹死了的事件——给Tolstoi以关于结婚、家庭、爱和嫉妒的材料。小说中的人物Oblonski,Vronski,Karenina,Konstantin Levin,Kitty Nikolai Levin和Levin的爱人而因痘疤变丑了的女人,以及交际社会的绅士等,是都用以显示真正的宏大的自己牺牲之爱的模样,并且据自己的体验和回忆,来表现都会的贵族和乡村的地主的生活的。
Konstantin Levin的不安,恋爱,企业,都会生活的嫌恶,计画自杀的精神上的危机,以及Nikolai Levin与其爱人的言动等,凡出现于这小说中的一切的现象,是都经了有家族底亲睦的Iasnaia Poliana的氛围气化的。
在这长篇中,也如在《战争与平和》里一样,将陷于恋爱的动机,生产的重要关头,以及对于子女的母**等,用了空前的巧妙,描写出来。终不委身于墨斯科交际社会的一青年的那为人母者的丰姿,分明地在读者眼前出现。而描写了这姿态的Tolstoi,则一八八○年顷,已经是九个孩子的父亲了。有读了Anna Karenina和她的儿子Seriujia相会的场面而不哭的么?……在Konstantin levin的世界观上,是明明地显着地主阶级的利害的反映的。
Tolstoi将“精神底更生”之年的那一八八○年以后,作为创作的第四期。但恰如一八五九年所作的小说《家庭的幸福》是家庭生活的序言一样,一八七七年所作的“Anna Karenina”,是从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间所写的《我的忏悔》的豫告。
丧弟的结果,而深思生命的意义的Levin,为死之恐怖所袭,凡手枪和绳索之类,是不放在手头的,但这是表现着晚年的Tolstoi所自曾经验之处,Tolstoi当精神底更生之际,想自杀者许多回。这样,而十九岁的青年Nekhliudov便让位于Levin,而Levin带着许多孩子,不但一个早晨,竟终生在农民之间过活了。
然而Levin对于农民,不过消极底地公平而已。他没有压迫农民,但永久的弊病这耕地问题,也未曾解决。
Stiva Oblonski对于Levin所说的农民问题和社会的不平等,怂恿他将土地分给农民,算作解答的时候,Levin便说自己没有推让土地之权,对于耕地和家族负着责任云云,驳斥了他的话。
而Levin遂回避了社会问题的解决,入宗教界,为要拯救自己和自己的精神,想从剧甚的生活的矛盾中脱出,并且归依宗教,以得安心立命之地。
Tolstoi自己也进了宗教界,永久地抛掉华美的贵族生活了。关于《战争与平和》中的一个女人Maria Bolkonskaia,他已经这样地写着——
“她屡次听到巡礼的故事。这在巡礼者,不过是单纯的照例的话罢了,但于她,却意味深长,感动的结果,便好几回想舍了一切家财出走。于是她自行设想,自己在和身缠粗衣,拄着杖子,颈悬进香袋,步行着沙路的Fedoshka一同走。她又自行设想,自己将嫉妒、爱恋、希望,全都舍弃,只是遍历圣地,终于到了悲苦俱无,辉煌着永久的欢喜和幸福的乐土。”
但在后来,看见年迈的父亲,尤其是见了年幼的孤儿这外甥时,她就难行她的计画,吞声饮泣,觉得是爱父与甥,过于上帝的罪人了。
作为足以记念这第四期的碑铭,将Tolstoi所爱诵的Pushkin的诗《追怀》钞在这里,是最为确当的罢。
这有名的《追怀》,曾成了Tolstoi的悔悟和嗟叹的根源,Tolstoi是极爱读典丽而遒劲的诗歌的——
喧嚣的白昼销声,
夜的半明的影子
扩充于寂然的衢路,
昼日勤劳之所赐的
梦成时,
在我是
来了苦恼不眠的时候,
我的胸中,趁着夜闲,
啮心的蛇正在蜿蜒。
空想喷涌于满是哀愁的脑中
沉重的思惟填塞了胸底,
回忆在我面前
将长卷展开,静悄悄地。
于是不得已而回顾我的平生,
我咒诅而且战栗,
我长叹以泪零,
但悲哀的印象不能**涤。
发挥兽性的华筵,
不自然的自由的耽溺,
束缚和困穷和飘泊大野,
这是我所耗的往日。
而今的我又是酒池肉林,
听侪辈的谎语,
冷的理智之光,
使我心感到难除的愧耻。
我没有欢娱……。
Tolstoi的回忆,便是将这诗的“悲哀的数行”,换以“污浊的数行”的,而他的《忏悔录》,也和Pushkin的《追怀》相匹敌。
在取材于民众生活的故事中,Tolstoi所用的平易的文体,也酷似Pushkin当圆熟时代所表示的单纯的写实主义底文体的。
在这第四期,Tolstoi写了许多宣传底文章。即《我的忏悔》(一八七九—八二)、《论墨斯科的市况调查》(一八八二)、《我的信仰》(一八八四)、《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六)、《论生活》(一八八七)、《论Bandarev》(一八九○)、《懒惰》(一八九○)、《十二使徒所传的主的教义》(一八九五)、《圣书的读法及其本质》(一八九六)、《论现在的制度》(一八九六)、《艺术是什么?》(一八九七)、《论托尔斯泰主义》(一八九七)、《自己完成论》(一九○三)、《互相爱呀!》(一九○七)、《论虚伪的科学》(一九○九)、《不能缄默》(一九○七)等。
这时期,我们的Tolstoi将象征那生活的欢乐的艺术,加以排斥了。他以为艺术的使命,是在建设那为人类最高目的的“爱的王国”。
他反了自己的禀性,想做禁欲主义者。“这一年,我大和自己战斗了,但世界之美,将我战胜。”这是被魅惑于春天的自然美的他,写在有一封信里的话。
一八八四年以降,Tolstoi为Chertkov所主宰的“Posrednik”出版部,做些创作,到一八九四年为止,印行了下列的书。就是《神鉴真理》、《人靠什么过活》、《高加索的俘囚》、《舍伐斯多波里的防御》、《蜡烛》、《二老人》、《有爱之处有神》、《呆子伊凡》、《开首的酿酒者》、《必需许多田地么?》、《鸡蛋般大的谷子》、《受洗者》、《三长老》、《悔悟的罪人》、《黑暗之力》、《教化的效果》等。后来,又印行了“Kreutzerova Sonata”、《Ivan Ilitch之死》和《跋辞》。
凡这些作品,目的都不在有识及上流社会的读者,而以灰色的大众为主眼的;那内容,则在关涉农民,并且启发农民。那文章,已非以法文文格为本的Pierre Bezukhov的口调,而是最良的通俗的俄国话,纯粹透彻的确,而又端丽,这是Agafia Michalovna,Plaskovia Isaievna,巡礼者,Iasnaia Poliana的农民,兵卒等的通用语……。
在一九○五年,作了一篇在体格,在简质,在深邃,并且在明白之点,无不卓出的短篇“Aliusha Gorshok”。
在这一期,也有取上流社会的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例如《狂人日记》(一八八四)、《恶魔》(一八八四)、《复活》(一八九八)、《长老Sergius》(一八六八)、《夜会之后》(一九○三)、“Hajji Murad”(一九○四)、《活尸》(一九○○)等是。
然而表现于这些作品里的Tolstoi的根本观念,并非尝味上流社会的生活的欢乐的心情;对于社会的奢华放恣的利己底生活,乃是锐利的否定底的摘发底的态度。
《复活》里的下文的几句,是表现着Tolstoi的这观念的——
“访了Masrenikov一家之后,尤其是旅行了乡村之后,Nekhliudov并非已经定了心,但对于自己所居的社会,非常厌恶了。那社会中,秘藏着为了少数者的安定和便利,而无数的大众所蒙的苦恼,人们因为没有看,也看不见,所以到底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的造孽和残酷。
“Nekhliudov早已不能不自咎责而和那社会的人们相交际了。”
Nekhliudov竟和自己所居的社会及自己的过去绝缘,同情于身缠囚服的人们,走入两样的社会里去了。这样锐利的果决的写法,是Tolstoi所未前有的。
然而不要忘记了卢梭之徒的我们的文豪,是从幼年时代以来,无意识底地留心于无产者。D. V. Grigorovitch的作品,是和Turgeniev的《猎人日记》,同是感动了少年的Tolstoi的东西,后来在寄给Grigorovitch的信里,他自己这样说——
“我还记得十六岁时候,读了“Anton Goremika”(Grigorovitch之作)时所得的感叹和欢喜之情。使我对于养活我们的俄罗斯的Muzhik(贱农),起了愿称为师之念者,是这一篇小说;又知道了不为惹起兴味,不为描写野趣,不独是爱情,且竟应该以尊敬和畏惧之念,明细地来描写Muzhik者,是这一篇之赐。”
在我们的Tolstoi的胸中,是常有对于教师Muzhik的无意识底敬畏之念的。属于他的创作的《日记》中,那从贵族的血统传来的固有的性质,和幼年时代以来由接触了农民及巡礼者而感得的第二天性,虽在贵族子弟不顾平民的时代也曾显现的倾向,以及Nikolenka Irteniev冷笑为“他的脸象Muzhik”时代的精神状态,都互相错综而表现着。
表现在《日记》里的Muzhik的脸,逐渐将法兰西人家庭教师的教子的他的脸掩蔽了。
Turgeniev尝戏评Tolstoi,说,“他宛如孕妇一般,对于农民,歇斯迭里地挚爱着。”
蔑视了贵族主义的Tolstoi,是挚爱民众,想仗民众以救自己的。这正与《复活》里的被Katiusha Maslova说是“你是想要凭我来救自己的呀”的Nekhliudov的心情相同。
Tolstoi是学于民众,学于哥萨克人Epishka,受教于Sevastopol的要塞兵,Iufan,Siutaev,Bandarev等的。他在民众之前忏悔,谢自己的祖先之罪,使自己的生活状态,与民众同。民众的力,是伟大的。驱逐了拿破仑者,非亚历山大一世,也非诸将军,而是灰色的民众。Kutusov之得了胜,就因为他是平民主义。
Sevastopol之役之际Tolstoi屈膝于无智无欲的英雄这农民之前,写道:“俄国的民众演了主角的这大事件,是永久留伟绩于俄国的罢。”
和民众,尤其是和农民大众的关联逐渐扩大起来,Tolstoi就逐渐舍掉了法兰西式观察和思想的发表法。这和Pierre Bezukhov会见了Platon Karadaev之后的思想,正复相同;更加适切地说,则和Pushkin在Michalovskoe村的傍晚,听乳母的往日谈,而说“修正了自己的讨厌的教育的缺点”的心情是同一的。在文章圆熟的第四期所写的农村生活的简素的故事类,都洋溢着农村的质朴的情绪。
在Tolstoi的一切作品上,显著之点,是将那为精神上的烦恼所苦,永久不满于自己的人们,和单纯的,虽在暴风雨中,也含微笑,言行常是一致的素朴的人物,两相对照起来。
不答话的“Aliusha Gorshok”,是始终愉快的……。在欺凌他的商人那里,亲戚那里,他总是忠实地作工,总是含着微笑。Aliusha Gorshok的微笑,是使他的一生明朗的,而农民的俄国,则以这微笑,凝眺Tolstoi,Tolstoi是由这微笑,描写了农民。
Pierre Bezukhov走近前去,看见在篝火边,忠厚的Platon Karadaev法衣似的从头上披着外套,用乡下口音的,悦人的,然而柔弱的声音,对兵卒们讲着照例的话。
Platon在苍白的脸上,浮出微笑来,欣然地眼睛发着光,接着说——
“唔,兄弟,那么!兄弟。”(参看《战争与平和》。)
从这临终的兵卒的身体上,流着辉煌的欢喜之情。他没有死,他是消融在光明的世界里了。
阴郁的满怀疑惑的Levin,当删刈枯草时,到野外去,村女们唱着俚歌,到他旁边来,这在Levin觉得好象是载着欢乐之雷的湿云,向自己飘过来了……。伴着叫喊声和夹杂口笛的愉快而极粗野的歌调,万物都静静地跳跃起来。于是现在正因为枯草的事,和村农相争了的Levin,便神往于共同动作之美和丰饶的诗趣,羡慕这样过活的人们,羡慕Ivan Parmenov和他年青的妻子了。
为什么Nekhliudov不能成Iliushka,为什么Olienin不能成Lukashka的呢?为什么 Maria Bolkonskaia不能成巡礼者,为什么Pierre Bezukhov不能成Karadaev的呢?为什么 Iasnaia Poliana的地主的府邸,不能变狭窄的温暖的小屋的呢?“为什么”者,是Tolstoi说起过几十回的问题。
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内女官,他的姑母Alexandra Andreievna到Iasnaia Poliana来作客,看见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报章、杂志之多,她吃惊了,半是戏谑,以警Tolstoi的骄慢心道,“这样地被崇拜,烧香,不至于塞住呼吸么?”
“姑母以为我在因了这样的事自慢么?在我的大的世界里,是还没有听到我的名声的。”这是Tolstoi的回答。所谓大世界者,并非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廷,而是Tolstoi周围的人们,然而并非学者和文士,而是熏蒸的小屋的无数的居人。
他是用这大世界的见地和趣味和利害之念,以陶冶自己的精神的。“我比你更其Muzhik些,更其Muzhik式地感着事物。”这是伯爵的贵族Tolstoi,对着半劳动者出身而喜欢书籍的Maxim Gorki所说的话。
抬了自己的教师,又是教子的故Tolstoi的灵柩的Iasnaia Poliana的农民,是怎地批评 Tolstoi呢?虽然是老爷,但是想得深的“Muzhik”者,是他们的话。
倘若画了Tolstoi肖像的画伯Riepin,已经写出那想得深的Muzhik的有特色的容貌,则读者在“地主的话”里,容易看出劳动农民的俄国的模样的罢。俄国艺术家之中,以如 Tolstoi在小说“Anna Karenina”里所表示那样的欢喜之情和诗底威力,来高唱耕作劳动之美者,此外更无一个。
Tolstoi描写了几世纪间教养下来的顺从的抱着劳动精神的农民。而他的农民,还未能为神之国抗争,也不愿抗争,他正如农民隐士Siutaev般,宣传了对于恶的无抵抗主义。 Tolstoi又将Siutaev主义高扬起来,提倡了忍耐和服从的美德。
反对这极端的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Korolienko和Gorki,以及革命底俄国。
然而无论俄国艺术家中的什么人,能如Tolstoi,对于皇帝的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加以致死底打击者,实未尝有。秘密警察部和著作检查委员等之憎恶他,是并非无故的。
Tolstoi作了《我们该做什么呢?》、《黑暗之力》、“Nikolai Borkin”、《复活》、《往事》、《不能缄默》,这些作品,给了为人类斗争的革命运动者以绝好的武器。
Tolstoi的“地主的话”,是成为“想得深的Muzhik”的话,将最后的打击,给了地主制度了,而那些话,是明证了旧生活组织和社会底旧基础之崩溃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七期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