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俄国文学史略的”一章

Leov Tolstoi——俄国文学的长老——生存八十二年，从事于文学五十八年，比及暮年，而成为“两半球的偶象”了。他获得吾俄文士所不能遭逢的幸福，他处女作一成就，我们的第一流的艺术家、诗人、批评家等，对于他之出现，无不加以欢迎。

一八五二年九月，在高加索青年军官的处女作《幼年时代》，以L. N. T.三字的署名，出现于《现代人》杂志上，次月二十一日，那编辑者Nekrasov就写信给Turgeniev（都介涅夫）道：“倘有兴致，请一读《现代人》第九号所载的小说《幼年时代》罢，这是新的活泼的天才的杰作。”

一八五四年《少年时代》发表后，Turgeniev便函告Karbashin（美文家兼评论家）道：“我见了《少年时代》之成功，非常欣喜，惟祝Tolstoi的长生。我在坚候，他将再使我们惊骇的罢，——这是第一流的天才。”更两年后，作了《奇袭》、《森林采伐》、《舍伐斯多波里战记》时，Turgeniev写给Druzhinin（文人兼批评家）的信里，有云：“这新酒倘能精炼，会成可献神明的饮品的。”

以上，是未能圆满的断片发表之际，就已得了这样的称扬。《舍伐斯多波里战记》不独在文士之间，也使Tolstoi出名于广大的读书社会里。

描摹戴雪群峦的秀气的未完之作《哥萨克兵》，象是合着Beethoven（贝多芬）的音乐而动笔的温雅华丽的诗底长篇《家庭的幸福》，作者自称为俄国的“Iliad”的大作《战争与平和》，受Pushkin的影响而且随处发着Pushkin气息的悲剧小说“Anna Karenina”等，都是伟大的天才的大飞跃，又使Tolstoi成为十九世纪后半的思潮的主宰者的。《我的忏悔》、“Kreutzerova Sonata”、《复活》等，则全欧的杂志报章，视同世界底事件，评以非常的热情。

Pushkin（普式庚）在生存中，仅见自己的文集第一卷的刊行，Turgeniev见了那文集的第三版，Dostoievski全集，则在其死后渐得刊行的，而Tolstoi全集，却在他生存时，已印到十一版。作品印行的册数，他死后数年间，达于空前的数目，在一九一一年，卖出四、六一○、一二○本（据托尔斯泰纪念馆的统计）。更将从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之间的卖出本数，合计起来，实有六百万本，而其书目，是六百种。

这数字，即在显示Tolstoi的作品的全民众底，世界底意义，在俄国，则苟识文字，便虽是七龄的儿童，也是Tolstoi的爱读者。

但自《战争与平和》和《我的忏悔》发表以来，Tolstoi的名声和势力，便远越了俄罗斯的界域。倘说，Turgeniev是使欧洲的读者，和俄国接近的人，则Tolstoi不但使西欧，且使东亚的注意，也顾到俄国文学。和Tolstoi通信的，不仅英、法、美的读者，连印度、中国、日本的思想家，也在其中。Katiusha Maslova的小曲，且为日本的民众所爱唱。恰如约翰·藉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为世界所注目一样，Iasnaia Poliana的圣者，是成为享受着现代最高文化的人们的注意的焦点的。Iasnaia Poliana，是成了真理探究者的圣地了。

及于全世界的文人，尤其是俄国文人的Tolstoi的影响，非常之大，迦尔洵（Garshin）、莱斯珂夫（Leskov）、蔼尔台黎（Ertel）、契诃夫（Chekhov）、库普林（Kuprin）、威垒赛耶夫（ Veresaev）、阿尔志跋绥夫（Arzybashev）、戈理基（Maxim Gorki）、希美略夫（Shmelev）、舍而该也夫·专斯基（Sergeiev–Zenski）等，皆各异其时代，各受着各样的印象，玩味了这文豪之在那社会观，写实主义，Tolstoi式表现法上，所以动人的大才能的。而俄国的文人，且视Tolstoi为宗教底偶像，虽是自爱心深的Dostoievski，读完“Anna Karenina”后，也绝叫为“这是艺术之神”；Maxim Gorki也称Tolstoi为俄国的神，坐于金菩提树下的玉座上。

“这青年军官，使我们一切都失了颜色”者，是Grigorovitch的半开玩笑的苦言。这青年军官，是成为我们的荷马（Homeros），我们的国宝，成为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的新卢梭，在他面前，全世界的文人，洋溢着不杂羡望的纯净的欢喜之情，无不俯首了。

这卓绝的文豪，即继续着竭尽精力的劳作，在后世遗留了美文的宝玉。Tolstoi的文学底遗产，至今还难以精确地计算，虽当现在，尚在无数的文籍中，发见重要价值的断章；在那日记和信札之中，则潜藏着可以惊叹的文学。关于Tolstoi的各国语的评传，肖像及遗物，是搜集于在墨斯科、列宁格勒及Iasnaia Poliana的托尔斯泰纪念馆中，而惟这些纪念馆，乃是说明着否定了不平等的旧世界的，真理的伟大的探求者，且是永久不忘的生死的表现者的他的一生和创作，为俄国和世界，是有怎样的价值的。

Leov Tolstoi并非借著述为业以营生的职业底文学者，他可以不急急于作品的刊布。关于所作《幼年时代》，他在一八五二年写给姑母Iergolskaia的信里，有云，“我将久已开手了的这小说，改作过几回了，为得自己的满意计，还想改定一回。大约这就是所谓Penelopa（译者按：Ulysses之妻，出荷马史诗）的工作罢，然而我是不厌其劳的。我并不求名，是乘兴而作的。在我，写作是愉快而有益，所以写作的。”

他的情热的大部分，即耗费于用以表白内在思想的这愉快的创作事业上……。热狂的猎人，热狂的赌客，Tsigan（译者按：民族名）歌的热狂底爱好者的他，一转而成为乘兴挥毫的热狂底文士，以著作之际，涌于内心的善良而宽容的感情为乐的人了。

他，在文章的每一行中，都注进新生活的渴望和喷溢似的精力去，一面利用闲暇，从事著作，逐年加以修正。他在《关于战争与平和》这一篇的冒头上，就写着“当刊行我费了在最良的生活状态中，五年间不绝的努力的作品……”的辞句，但这样的事，不消说，是须在得了物质底安定的Iasnaia Poliana，这才做得到的。

和Tolstoi完全不同的社会的出身者Dostoievski，曾经告诉自己的弟弟说，“没有钱，须急于起草。所以文章上是有瑕疵的。”Dostoievski所作的《博徒》，以一个月脱稿，那是因为怕付对于完成期限的迟延罚款，而且那时，他为债主所逼，不得不走外国了。那时候，Dostoievski急于作品的完成，从亲友之劝，雇了速记者，作为一月告成的助手，但倘是Tolstoi，则这样的作品，大概是要乘着感兴，利用闲暇，在一年之间徐徐写好的罢。

辅助了Dostoievski的女速记者Anna Grigorievna Snittkina，成为他的妻，Iasnaia Poliana邻村的地主的孙女Sophia Andreievna Bers，是做了Tolstoi的夫人了。前者是为履行那契约期限之故，做了速记，后者是为大文豪要发表杰作，将二千余页的《战争与平和》誊清过七回。如《战争与平和》、“Anna Karenina”、《复活》那样的大作，大概惟在得了生活的安定的时候，这才始是可能。

Tolstoi是陶醉于自然之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他叙述结构雄大的光景，且描写地主的庄园的如梦的生活。

在“Anna Karenina”里，描出一百五十个人物来，而毫无纷乱撞着之处，各人有各样的特殊的性格和态度；篇中的一切事物，都应了脉络相通的思想群的要求而表现着，那一丝不紊的脉络之力，是使我们视为艺术上的神秘，加以惊叹的。

“艺术上的作品的善恶，是由从心底说出的程度之差而生的”，这是Tolstoi写给Golzev的话。他所要求于艺术家者，是在和时代相调和，通晓隶属于人类的一切事物，不但通晓而已，还须是人类的共同生活的参加者。他又要求着表现自己的思想的技巧和才能，且以为凡艺术家，尤当爱自己的天职，关于可以缄默的事物，不可漫为文章，惟在不能沉默时，乃可挥其钢笔云。他是要求着口的发动，当以溢于心的思想为本的。而他自己，便是这样的艺术家。

他是当时最有教育的人物，只由Iasnaia Poliana的图书室里有着书籍一万四千卷的事，便足以证明。而这些书籍的一半，为外国语所写，他是通晓希腊语，以及英、法、德语的。他所自加标注的许多书，便在说明他以如何深邃的趣味，研究了人类的思想。他站在那时代的最高智识的水平上，又常是一般人类生活的参加者。创造了又素朴，又纯正，然而壮丽的文章的他，是决不以浓艳的辞句和华丽的文体为念的，但他所描写的人物及其他，却备有不可干犯的尊严和令人感动的崇丽。如Bordina战斗的叙述，《战争与平和》中的Andrei Bolkonski之死，Kitty的诞生及Anna Karenina和儿子的会见，记在《复活》里的 Katiusha的爱的醒来和教会的仪式的描写，在世界的文学里，不能见其匹俦。我们的眼前，有实现了美的世界的一个大文豪在。

描写在《哥萨克兵》或《家庭的幸福》中的自然的光景，《战争与平和》里的Bolkonski的爱情的发生及逢春老橡的开花，盛大的狩猎，Natasha Rostova，Maria Bolkonskaia，Pierre Bezukhov和别的人物的形容，是镌刻在读者的胸中的……。而充满在作者Tolstoi两眼中的赞叹，同情和欢喜之泪，也盈盈于读者的眼里。这是因为相信着“无爱之处，不能生诗”的作者的热情，以爱和诗的力量，打动读者了。以“不能沉默”为动机的他的文章，是震撼我们的，但这是因为，例如当描写死刑的光景之际，想象了“浸过了服皂水的绳子，绕上他的又老又皱的颈子了”的他那一句一言，乃是充溢于同情的心的叫喊的缘故。

Tolstoi常写些破格的文句，恰如喜欢有特色的破格的人物一样，他也喜欢破格的文句的，那一言一语，是活的魂灵。Gorki在追怀Tolstoi的一篇文章里说，“要懂得他的文章的有特色的卓越之美，则他那以同一语的许多破格的卑俗的调子，用于叙述之处，是必须注意的。”这是适切的评语。

Tolstoi在那处女作《幼年时代》的序文上，载着关于自己修辞上的粗野和没有技巧的说明，以为这是因为不用喉咙，而用肚子唱歌的缘故。据他自己说，则从喉所发的声音，较之腹声，虽颇婉曲，而不感动人。腹声却反是，粗野则有之，但彻底于人的精神。Tolstoi说：“在文学亦然，有脑和腹的写法。用脑写时，那文辞是婉转滑脱的，但用腹来写，则脑中的思想，集如蝟毛，思念的物象，现如山岳，过去的忆想，益加繁多，因而抒写之法，缺划一，欠畅达，成拮倔了。或者我的见解也许是错误的罢，但当用脑写了的时候，我是常常抑制自己，努力于仅仅用腹来写的。”

由这尊贵的告白，不但Tolstoi的文质，连那魅人的句子之所以产出的原因，也明白了。 Tolstoi之所有的，不是“脑的思想”，而是“腹的思想”。他有惊人的腹的记忆力，他的创作，常包着温暖的感情，响着牵惹我们的腹声。“一读你的作品，每行都洋溢着活活泼泼的感情。令人恍忽的你的辞句的本质就在此”者，是评论家Strakhov给与Tolstoi的言语。

Tolstoi是从小就现了锐利的敏感性的，曾得“薄皮孩子”的绰号。他的《狂人日记》，带着自传底性质无疑，其中便载着他的敏感性的显著的实例。这性质，似乎是从母亲得来的，他自己尊重着这特质，在寄给姑母Iergolskaia的热烈的信里，常常讲起它。

他在《幼年时代》的序文上，便说着愿读者先须是敏感。他的创作中，毫无遮掩，露出着这敏感性的，是《幼年时代》、“Albert”、“Lucerne”、《计数人（撞球的）日记》等。到了中年，他将敏感性自行抑制，得了大结果，但及暮年，则这特质，又使重之一如他的意志的我们，为之感动了。

Tolstoi喜欢那赞叹之泪，忏悔之泪，同情之泪，一九○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这样的句了开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壮快的。是美丽的早晨。太阳刚从茂林里出来。露水在草上，树上发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实在很舒服，不愿意死了。”

其次，是接着遇见老农，和关于吸烟之害及思索之益的叙述，又这样地写道——

“我还想说话，但喉咙里有什么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说话，便别了那老人，也别了欢乐的和婉的感情，含泪走掉了。住在这样的人们之间，怎会有不高兴的道理呢，也怎能有不从这样的人们，期待那最出色的工作的道理呢？”

在逝世的三个月前，他将从一个农家青年得来的感情，写在日记上，用了和上文一样的言语，证明着自己的敏感性。那日记是这样写着的——

“为了欣喜，为了生病，还是为了两样相合的原因呢，我很容易下同情和喜悦之泪了。这可爱的，思想坚固的，强有力而愿做善事的孤独的青年的单纯的话，动了我的心，呜咽之声几乎出口，我便一句话也不能说，离开他的旁边了。”

然而这善感的禀性，是现于Tolstoi一生中的特色，读者是不看见这眼泪的罢，但他却常抱着甚深的感慨。

Tolstoi的母亲，爱读卢梭，《爱弥儿》是她的案头的书籍，Tolstoi最所爱好的人物，乃是使感情的诗美，来对抗拟古典主义的批判的约翰·藉克·卢梭其人者，实在并非无故的。

Tolstoi在一九○一年，向在巴黎的俄语教授M. Boyer这样说——

“我将《卢梭全集》二十卷熟看了，其中最喜欢的是《音乐字典》，我感谢卢梭。”

“我十五年间，帖身挂着雕出卢梭肖像的牌子，以代“十字架”。而卢梭的著作的大半，是恰如我自己所写一般，于我非常亲切的。”

一九○五年Tolstoi应允推选为日内瓦的卢梭协会会员的通告，寄信到日内瓦云，“卢梭是十五岁时代以来的我的教师。于我一生中，给与一大裨益的，是卢梭和《旧约》。”

那协会的会员班尔裨，在协会年报上，载《托尔斯泰是卢梭的后继者》一文（一九○七年），论云——

“Leov Tolstoi是十九世纪的卢梭，或是具体化的爱弥儿。卢梭的精神，透彻于Tolstoi的全创作里。Tolstoi是现代人的评释者。恰如卢梭是十八世纪的或者一般，Tolstoi是现世纪的或者。”

从托尔斯泰协会，赠给卢梭协会的答文云——

“Jean Jacques Rousseau所理想的思想的独立，人类的平等，诸国民之统一，以及对于自然美之爱，是和我们颇为近密的。我国民底智识的代表者的Tolstoi，将全生涯，贡献于上述的理想之发扬和宣传了。”

赞叹，同情或忏悔之泪，是表象Tolstoi的社会观的，昂奋的敏感之泪，则湿透着他的世界观。那天禀的敏感性，洞察了发荣于榨取的条件上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虚伪，且促他爱好自然的法则和自然人了。他是作为卢梭的后继者，而用卢梭以上的情热和真挚和确信，抉剔了一切虚伪和不诚实的现象的。

他将对于人生的爱情，对于正义和朴素的憧憬，对于虚伪的愤怒与其敏感性，织在和真挚自然相融合的真挚的自己的构想之中了。

然而，为十九世纪的卢梭的Tolstoi，是观察了纷乱的世纪的后半期的社会底矛盾的现象的。诗圣Pushkin，未曾知道这样的大矛盾，据Bielinski所说，则“阶级的原则，乃永久的真理”云。但Tolstoi却并不相信自己的阶级的一定不动性。他目睹Sevastopol之陷落，遇见尼古拉一世之死，观察革新时代的情形，知道那砍断了的大连锁的一端，打着地主阶级，而别一端，则吓了贱农（Muzhik）。他又目击了所谓民众启蒙运动，经验过和都市的发达一同激增的可惊的矛盾的现象，而他自己，则成为最后的贵族了。他于一八七○及八○年代，宣说那将其生活状态，加以诗化，美化而讴歌了的庄园的没落，恰如Gogol的杰作（译者按：“Taras Bulba”中的人物Bulba，向Andrei（译者按：Bulba的儿子）所说的“我做成了你，这我也来杀掉你”一样，也说给了庄园。于是他将自己的思想一变，成为一向遮着艺术的华服的丑秽现象的曝露者了。

《忏悔录》、《爱弥儿》、《新蔼罗若》的著作者卢梭，生于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的家庭里，历经辛苦而生长，感到十八世纪的虚伪底生活，遂如古代罗马的贱民似的，向贵族阶级宣战了。

《幼年时代》、《哥萨克兵》、“Lucerne”、《我的忏悔》的著者，则生于贵族人家，父系是德意志人，那母系，是远发于留烈克（俄国的始祖）的。

而这白马金鞍的贵公子，遂和自己抗争，经思索多年的结果，竟曝露了贵族阶级的腐败。所以那抗争是戏曲底的事，是谁都可以直觉到的。

Tolstoi一离母胎，便即包围在旧贵族的氛围气里，为许多男女侍从所环绕，在Iasnaia Poliana的幸福的生活，是全靠着七百个农奴的劳动的。至于教育未来的文豪者，则是长留姓名于《幼年时代》里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他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也如在Pushkin的父亲的图书室中一样，有许多十八世纪的法国人的著作。从十三岁到十九岁之间（一八四一——一八四七），他受着Kazan知事之女，退职胸甲骑兵大佐之妻，他的姑母Perageia Ilinishna Iushkova的监督，住在那家里。这家庭，是常是佳节般的热闹，为Kazan的上流社会的聚会之所，法兰西语的社交的会话，是没有间断的时候的……。

青年大学生（Tolstoi）将全世界分为二大阶级，即上流社会和贱民；那姑母则要使Tolstoi成为外交官，或皇帝的侍从，且希望自己的外甥和交际场中的贵女，意气相投。她以和富家女结婚，为他的最大幸福，就是梦想着由这结婚，而Tolstoi能有很多的农奴的。

据Zagoskin的《回忆录》，则青年的Tolstoi，是一个道地的**儿的代表者。

跳舞，假装会，演戏，活人画，大学毕业后的打骨牌，流人（Gipsy）歌等，是这青年贵族的生活。关于这生活，后来他在《我的忏悔》里，是不能没有悔恨和恐怖之念，记载出来的。

惯于蔑视本阶级以外的人们的青年，离墨斯科，赴高加索，在等候着做第四炮兵中队的曹长的任命了，其时他穿了时式的外套，戴着襞积的峨冠，套了雪白的鞣皮的手套，在 Tifris的市街上散步。一看见不戴手套的路人时，他便用了嘲笑的调子，对他的弟弟尼古拉这样说——

“他们是废物呵。”

“为什么是废物呢？”

“为什么？不是没有带手套么？”

在高加索，青年Tolstoi也竭力减交游，避朋友，守身如遁世者。那时他在寄给姑母的信里，说，“我并非自以为高，取着这样的态度的。这是自然而然之势，将我所遇见的本地的人们和我一比较，在教育上，在感情上，又在见解上，都有非常的差异，所以无论如何，和他们不能相投了。”

他于一八五四年，在Silisria（勃加利亚的山地）为司令官属副官时，也是同样的纨袴子；又其处女作出版后，进了Turgeniev，Druzhinin，Fet，及其他的文士之列的时候，也还是这样的人。

然而这青年有世袭的领地，有自己的农民。因此他觉得可以做善良的主人，知道学位证书和官阶，都非必要。而且他感到了恰如《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Nekhliudov一般，有着安排七百个农民的幸福和对于神明，负有关于他们的运命的责任……。

在**生活中度了青年时代的Tolstoi，到三十四岁，这才成了家庭的人。立农村经济的计画，是他的无上之乐，曾将其经营的办法，向好友Fet自夸。他又为利己底感念所驱，竭力要给家族以幸福，尝醉心于劳动者Iufan的敏捷的工作，而想自行Iufan化。未来之母 Sophia Andreievna响着锁匙，巡视谷仓，大家族的未来之父的他，则到处追随其后……。经年积岁，殆十九年间浸渍于快活的蛰居生活的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是经营农村，增加财产，牧畜场中，有豚三百头，Samara的庄园里，则马群在腾跃……。这样地，富是日见其增大了，但在一八五六年顷寄给Fet的信中，却写道，“我们的农业，现在宛如藏着那交易所所不要的废票的股东。情形很不好。我决计加以经营，以不损自己的安静为度。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满足的，但有饥馑袭来的征候，所以日日在苦虑。”

一八八二年，参加了墨斯科市况调查时，仅用于调查一个Riapinski客栈的几小时，却将较之Iasnaia Poliana生活的几年更有意义的影响，给与Tolstoi了。以这调查为动机而作的《我们该做什么呢？》（一八八二）的冒头上，是用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我向来没有度过都会生活。一八八一年转入墨斯科生活时，使我吃惊的，是都会的穷困。我早知农村的穷困，但都会状态，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会的贫民，是赤贫，不信神，看那眼色，读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你——别世界的人——站在我们的旁边的？你究竟是谁呀？”

从别世界来的Tolstoi一经观察这不可解的新的都会生活，一向以为愉乐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烦闷的根苗。既经目睹了忍寒苦饥，而且被虐的多数人，于是也明白了仅靠博爱，难以解决这问题；又在都会里，也难如村落一般，容易创造爱和协同的氛围气；并且镇静“以自己的生活为不正当的自觉心”的苦恼，有所不能的理由了。他曾这样地写——

“都会的缺乏，较之村落的缺乏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而主要之点，是在穷困者群集于一处，那情形，实给我以恶感，在Riapinski客栈所得的印象，使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肮脏。”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Iasnaia Poliana的安静和幽栖。苦于剧甚的都会生活的烦琐的他，便从墨斯科跑到村落去。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谓“苦痛的经验”（市况调查）为止，他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Fet这样地诉说墨斯科生活。“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乱。神经纷扰，每一小时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为了妨害我面会必须相见的人们，无须的人们是故意地出现……。”

墨斯科的市况调查后，他从Riapinski客栈，恐怖地跑到Iasnaia Poliana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写信给Sophia夫人云——

“总算已从都会的繁杂之极的世界，复归自己，读古今书，听Agafia Michalovna的纯真的饶舌，非念孩子，而念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之跑到Iasnaia Poliana去，也不但为厌了都会生活的烦劳。他是要避开社会问题的通俗底解决，并且远离深酷的急需底的都会的穷困。而他较之Iasnaia Poliana的生活，倒在跑向农民的生活去的。

社会问题在Toistoi的面前，将那悲剧底实相展开了。他想个人底地，消极底地，将社会问题来解决，以为一切病根，全在佣雇别人，加以榨取，所以应该不去参加榨取别人的事，自己来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别人的劳动。

一八八二年他遇见了加特力教派农民Siutaev；Siutaev者，是扶助别人，显示自己的实例，以说“同胞爱”而想缓和社会的矛盾的。Tolstoi又读了Bandarev的《论面包的劳动》，大有所感，便将那为村民作殉道底劳动，借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社会问题固未能仗这样的个人底出力而解决，但于怠惰豪华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击；是并无疑义的。

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成为Iasnaia Poliana的隐者；Iufan化了的主人，变作文化底耕作者了。恰如十八世纪的卢梭，抛掉假发，脱白袜，去金扣，居环堵萧然的小屋中，做了Montmorenci的隐者一样，十九世纪的Tolstoi也脱去华美的衣裳，加上粗野的农服，委身于所谓“面包的劳动”了。于是从现代国家的社会底矛盾脱逃的隐者，便进了“枞树下的精舍”，个人底地奉着农民底基督教，依照Siutaev的方式，以度生活了。也就是他Tolstoi，成为改悔的Anarchist，以中产的劳动农民的精神为精神了。“市况调查和Siutaev之说，教了我许多事”，是他屡屡说起的话。

以寻求Stenka Razhin，寻求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向着农民团的革命底行进，在八十年代的Tolstoi的作品上，变为寻求那和农民一同不抗恶的Karadaev式人物的巡礼了。

“我们的周围的生活——富豪及学者的生活——不但反于我的意志而已，且也失了意义。我们的一切动作、考察、科学、艺术，在我是成了新的意义的东西了。我将这些一切，解释为游戏。所以不能在这些里面，去寻求生活的意义。惟劳动者，即创造生活的人类的生活，这才有真正的意义的。我以这为真的生活，认附带于这生活的意义为真理，所以我将这采用了。”

这是他的《我的忏悔》里的话。

由母亲得来的遗传底敏感性，在少年时代的卢梭的研究，农村的印象，与自然和朴素的人们的接触，两个姑母的感化，Arsamas的旅行，死之恐怖和有意义的生活之渴望，社会的矛盾和不平之感知，将赤贫之苦和犯罪来曝露给他的墨斯科的市况调查，一八八○年和 Siutaev的交际及Bandarev的著作的统读等，都会合起来，使Tolstoi回顾民众了。

然而与对于都会和农村的矛盾的深酷所抱的恐怖，以及旧文化崩溃的豫感，同来苦恼他的，是一切生物之无常和必灭。死的观念，成为恐吓这芳春和复活的乐天诗人的恶梦了，他相信要免除这恶梦，即在将自己的生活加以农民化，基督教化，舍生活的欢乐，离魅惑底艺术，用以赎罪，而净化已黩的精神。盖无常的生活，不但借“面包的劳动”，成为神圣而已，并且使如神的爱的要素，和人类相交融。死之恐怖，使社会问题力懈；个人的利害，压迫了社会底利害；动摇的观念，便转向个人底完成和个人的变革去了。

一八六九年，为购置有利的新庄园，旅行Pensenskaia之际，Tolstoi在Arsamas一宿，体验了死之恐怖。是年九月，在寄给Sophia Andreievna的信里，说道，“前夜我止宿于Arsamas，遇了非常的事。这是午前约五点钟，我为了疲劳，很想睡觉，各处是毫无痛楚的。然而蓦地起了不可言喻的悲哀。那恐怖和惊愕，是未曾尝过的程度。关于这感觉，待将来再详说罢。但如此苦痛的感觉，是一向没有觉到过的。”而这感觉的详细，Tolstoi是用了可惊的真实和魅力，叙在一八八四年之作《狂人日记》中。

他独在旅馆的肮脏的一室里，开始体验了无端的剧烈的哀愁，即死之恐怖的侵袭，此后又屡次有了这样的事，他称之为“Arsamas的哀愁”。

但是，他的深味了死之恐怖，也不独这一事，他是作了《三个死》、《伊凡·伊立支之死》、《主人和工人》的。

他在摇篮时代，不已和死相接近了么？有着“发光的眼睛”的他的母亲的去世，是他生后一年半的时候。父亲之死，是九岁时。还有姑母兼保护者Alexandra Ilinishna的去世，他是十二岁。她便是常为飘泊者所围绕，为了要得其死所，而往“Optin Pustvini”道院的人……。此后，弟弟尼古拉夭亡了，那死，就在“Anna Karenina”中现实底地描写着。这一切不幸的现象，是都刻镂在活力方炽的贵族底青年的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