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黎明就醒了，但有点不明白在那里。四边是微暗的，近地的雄鸡一叫，别的雄鸡即应着和鸣，莺儿也叫起来了。这些鸡声莺语，和在俄罗斯诸村里所听到的一模一样。我回顾身边，障子[1]是紧紧地关着，但那上部受着朝日，烧得通红。火钵里的火已经全消，寒冷是四月的黎明的寒冷。

和我并排，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茂森君和金田君穿了著物[2]睡着觉，我就知道了今天是在日本，在信州旅行，宿在农民作家土屋君的家里。我也被了绵的夜著睡着觉，正如茂森和金田一般。地板上呢，是昨晚乱翻过的书籍散乱在微暗里。

我就沉思起来了。惊醒了我的那鸡和莺，叫起来是和相隔数千俄里的俄国乡下的鸡和莺一样的，然而人们为什么讲着两样的言语，过着不同的生活的呢？

纸的壁（障子）遮不住晓露。一动，露珠便点点滴滴地落在我的身体上。

这几天，是极其珍妙的日子，日本的人们，虽是我的好朋友，也不说“否”[3]的一句话。也许是他们的传统性弄成这样的罢，一到非说“否”字不可之际，我的话他们就变成听不懂，也听不见了。

我们顺着海拔总有一俄里的日本高山的山峰，从这家走到那家去。我们的旅行日程，是靠着日本的文士诸君排定的，我们带着对于各家的介绍信。而我们的旅行日程，巡警却不知道，警官是隔着一俄里，看守着我们。所以无论那里，都郑重地相迎，然而我们到了有一家的门约半点钟之后，○○[4]进来了，主人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于是主人和我们之间，立刻有了墙的遮拦了。我不说“否”，然而这地方的难于滞留，却是明明白白。我们一径向前走，而土屋君留我们住宿了一宵。

这前一天，我们整天坐着山间的铁道车，到小诸市，住在叫作山城馆的旅店里。这旅店的所在地，是往昔的城脚，在夜晚的澄净的天空里，远远地腾起火山的烟来。去访了一个做着《信浓日日新闻》的地方通信员的人，是作家岛崎君的绍介信上所指定的，没有在，他在市上的救火局里挂了画，开着展览会。这第二天，是要有旧领主牧野子爵的欢迎会的，展览会就正凑在这热闹里。我们用力车（但说力车是错的，Kuruma才正当）到这展览会，在那里被灌了不加白糖的日本的绿茶。其次是往邮政局转了一转。凡有地球上的一切邮政局，是都非有火漆气，官僚气，墙后面咭咭格格地响着电报机不可的。顺着闲静的小路，经过了从山而下的流水的潺湲的日本式寂静中，便到了人们前去参诣火山的路。一面观赏着电影的广告人的样子。

于是回到城脚的旅店。旧领主牧野子爵于傍晚到来，住在和我们同一的旅店里了。在并不很古的七十年前，子爵的祖宗，是从存在于这旅店所在的城脚的城墙上，统治四方的。然而我并没有推测他的心的深处之类。受过高等教育的言语学家的使女，离开我们的屋子，到子爵那里去了，但在我们这里漏出了这样的话——

——大人去洗澡去了。……吩咐在夜饭时候拿酒来。……太太很头痛哩，吩咐道，给我拿毗拉密敦[5]来罢。

听说旧领主是明天光降镇守祭和展览会，这一完，就往东京的。还听说而且不再过一年，是不回到这里来的。

照日本的旅店的惯例，给我们送旅店的著物来了。我去洗澡。据日本人的习惯，是不洗脸和手，而从脚洗到头，男女混浴的。浴场的温度，是列氏四十五度。日本人是用擦身体的手巾洗身体的。正在洗澡，那使女跑进浴场来了。但为的是来颂扬旧领主的唱歌的声音好。

我们推开了障子——城壁的对面，山崖的下面，都展开着山谷，室中是浮着连峰的线，溪谷和山腰上辉煌着电灯。只在日本，我才目睹了绀碧的空气的澄明；这是没却了远景的青绝的澄明，漆一般的青，漆一般的澄澈。

鸟在暗地里叫。而从旅店的角落里，从塔的废墟里，传来了极柔艳的女人的声音。我们穿了著物，照日本式坐在地板上——于是晚餐搬来了。一看，是生的鱼，蛤蜊的汤，渍萝卜，米的饭，还有日本的服特加[6]这酒之类。本地的报馆派照相师来，照了一个相。不久，使女拿了非常之厚的帐簿来了，凡有体面的旅客，都在这上面署名。——使女还给我看了说是旧领主刚才写好的短歌——于是我们也非在这帐簿上署名不可。其次是搬来了棉被和夜著（加绵絮的夜间的著物）。彻夜鸟啼，透明的空中映着火山喷出的烟，露水下来，女人的声音许久没有歇。

早上，在城脚闲步，先前的练兵场上，现在有孩子们**了的网球场，有领主的财产的米仓，有废墟。

人们说话，一抽去“否”字的时候，那话里就没有力。不知道身边正出什么事，以及将出什么事的时候，还有，自己的意志全不中用的时候的感觉，是颇为讨厌的。

这时来了一个农夫，邀到他的家去了。他的房屋，是三百年前照样，那血统，是武士的仆人的血统。——给我看了古到六百年的传代的剑。我们是遵照了一切日本的礼式，走进这家里去的，先在门槛的处所脱掉鞋子，在主人和妇女们的脚下低下头去，那边便也在我们的脚下低下头来了。而且在瞻仰三百年之古的房子之前，我们还在地板上给弄完了茶的礼式。这家里，最神圣，最基础底者，是藏米的处所。牛和马，在农民经济上是都缺如的，也没有看见马厩和牛牢。厨房里是火钵（七轮）的烟腾到天井上。家里的人将一本簿子送到我这里，请署名。于是警官追踪而至，造成了含着“否”字的意思的墙壁，我变得什么都不懂，和同伴都从这家里离开了。忙着展览会的那智识阶级，是早已踪影全无了的，但我们还再在展览会里喝茶，看画。

我们从这里起，走着旧路，在太阳和风和松树的气味中，向大里村的农民文士土屋君的家里去。

水田被石造的堤环绕着。这是用水平器均整，用人手均整了的稻田。

许多脚踏车追上了我们，我们追上了驾着二轮车的牛。在走向土屋君家去的途中，警官赶上了我们，然而有着哲学者的相貌和劳动者的手的沉默家土屋君，却迎接我们了。我们向着他的家作礼。他领我们到一间体面的屋子里。

来此的途中，我打听大里村的事，村中的户数是六百五十；居民是三千五百人；学校三所，小学校，实业学校，中学校；儿童是男女共学的。绢工厂一，肥皂制造厂一，蜜蜂制造厂，家兔饲养所，发电所各一。

在日本，是无论到那里，屋内屋外都非常清洁的。但在日本，并不以人体机能的自然排泄物为耻。土屋君家里的后院的中央，就兀突着为聚集肥料用的小便计，涂着磁漆的便器。

警官制我们的机先，土屋君却迎接我们了。我们就将这一日的余闲，消在巡视附近的水田，墓地和神社佛阁的旁边，以及瀑布的四近。人们从我的身旁自走过去，仿佛无视着我的存在似的。

这一夜，在我的生涯中，大概是唯一的，极其异样的夜了。土屋君，茂森君，金田君和我，都在土屋君的家里，坐在火钵的旁边。茂森君和金田君，是和我同伴的熟识的友人，然而土屋君却也如一时难于懂得的日本的人们一样，在我是不懂的人物。我们两个，靠着金田、茂森两位的翻译而谈天，喝酒。日本人是三杯下肚，便满脸通红，他们的眼睛就充血的。土屋君将自己的照相呀，书籍呀，他的朋友的艺术家和文士们，为他写的画的，作为纪念的帖子给我看。这种事物，在日本是当然的东西。于是土屋君瞪起了充血的眼，以森严的态度，讲起我难于即刻懂得的事情来了。据茂森君和金田君的翻译，是这样的。

……土屋君的父亲，当日俄战争之际，在奉天被俄国兵杀掉了。那时还小的土屋君，便立下了一个誓，要杀掉一个最初遇见的俄国人，给父亲报仇。而这最初遇见的俄国人，却就是我。他原应该杀掉我的，但是，土屋君是文士，我也是文士，艺术上的同胞爱，超过于肉亲爱的事，土屋君是知道的。所以他一面用日本式交换酒杯，以同胞爱的亲谊，劝我喝酒。——这是所以为土屋君破了自己的誓作纪念的——。

……和自己同国的人杀了人，却去访问那被杀的别国的人的家，是不大好的……。这样子，我便在土屋君的家里，听着鸡鸣，当黎明就醒过来了。这前天，我曾用笔用墨，就超国家底文化和同胞爱，为土屋君作了一幅画，然而当这莺儿的早上，我却想起了莺声和我们俄罗斯的莺声相象，而身为人类的我辈，为什么倒说着不同的言语的事来。

我静静地站起，将障子推开。看时，地面上摇曳着磁器的颜色一般的日本的曙色，露水串成沉重的珠，洗着木莲的干子，木莲花正发着死尸一样的花香。

穿着著物的我，赤脚上套了下驮[7]，没有朋友，也没有警官，独向山中去迎黎明了。旁有小流潺湲着，崖下是河水在作响。我跨上石阶，到了踯躅花的繁茂之处，那红的花朵是重重迭迭开得如火。石的小路，和墓地相通。没有一个人跟住我。这样的事，在日本恐怕是不会有第二次的罢。远处的空际，是火山喷着烟，诸山在左右展开，有水田和我平行着。是很深很深的寂寞。我在墓地里，看见放在一个墓石旁边的装着米饭的碗和木筷。沉思起来了——在别一个墓石旁边，还有狗的颈圈，在日本，人和兽类是埋在一处的。墓地上是丛竹郁苍，就近有一所比我们的狗窠并不较大的神庙。我就在这庙旁坐下，吸烟，还分开杂树，通过了无路之处，走向野柿林边去。在这里，我看见了神秘的人。那是一个在密林中的神庙前的女人，抱了雕花的楔形的石头，显着竭诚尽信的相貌。她祈祷着。祈祷着怎样的神呢，我是不得而知，但心里想，弄着一种神秘的祈祷哪。对于系着蝴蝶样的带子，穿着木屐，有着在我是无从分别好丑的脸的这女人，我没有做什么有所妨碍的事。——这时候，我想到要做一篇短篇，写出日本诱到了一个欧罗巴人，恰如沼泽或林鬼似的，将这人淹在水里，浸在灰汁里的层次来。这缘故，就在我尽了心想要探求日本的精神，日本的生活，现代的风尚——我观察了这国度的生活状态和人们的别致的点——然而，什么都不懂。不能谅解而构想——我觉得我所不懂的这国度，沼泽似的将我吸进去了——。不知道这是因为在日本，真有着神秘的事的缘故呢？还是也许因为内侧真有空虚，所以警官守护着的开了的门，被我克服了？

滞留在日本的一切文士所作为问题的Thema[8]，即关于东洋和西欧的精神之睽离，西欧人被东洋所吞没，所歪曲，生了“东洋热”这病的现象的Thema；还有，一切事物，后来将被东洋所抛掉的Thema——和这些Thema，我也正对面了。

那一清晨之后，又有太阳，风，花朵开在地上的几天；游山，和警官赛跑的几天。不知道在那一天里，我要日本式地生活，饮食，并且日本式地思索，观察起来了。——山间的小径和山间的酒铺，往往是使人觉得舒服的东西。

在柳泽君的家里，我们鉴赏日本的古器物，柳泽君赠了我一个虾夷所用的古老的矢镞。而且他又引导我们到洞窟去，那是可以推想古代日本的居民的那虾夷的生活的。这四近有很够的阳光。松树茂密。从大海吹过健康的风来。——柳泽君还给看松树的盆景，那是长约半亚洵[9]，已经种了十来年了的树。

通过许多涵洞，渡了铁桥和深渊，看着绝佳的风景，许多工夫，从昼到晚，我们坐着列车，到涌着矿泉的上诹访去了。

万事都照要如此的如此，这就是说，上诹访驿里有一个刑事巡警，跟着我们同来的巡警，便将我们交代给他了。旅馆里有许多客。一开旅馆的障子，便看见浴场，男女在矿泉中混浴。这日的太阳很猛烈。旅程也长，耽了种种的思索。我们一面听着出卖穷人的夜膳，叫作“辨当”的男人的角笛，一面又倾听着隔壁的艺妓的歌声，走进梦路去。翌朝，我们吃了米饭和海草的汤和盐渍的梅子。警官出现，人们不说“否”（这不可不察）的时候，就再生了照例的困惑。照豫定，我们是早上要到一个山村和织绢工厂去的，然而不过是拖延时光。我出去修了脸，在地方的工业展览会（在日本，是几乎每个街头，当各种纪念之际，都开展览会的）里转了一转，看过玩具的电气铁道，回来时，地方的一个纺绢工厂的Doctor和自动车已在等我了。

我们沿着湖水往工厂去。照例在工厂的事务室里，有茶的飨宴。

纺绩的方法，从茧缫丝之类，是大家都知道的。虽然没有在日本到处所见的清洁，但这工厂也是很清洁的地方。进工厂去，是我们和女工，都脱了鞋，只剩着袜子进去的。工场之内，要寻一分钟间可以一个人独在那里的地方，是一点也没有；厕所在广大的土房的中央，所以一切都看见。这也因为日本人不以人体的排泄物为污秽，也因为不使工女独自暗地里看信或写信。从工厂的围外寄来的一切信，都被拆看，没有事务所的许可，工女是不能出围外去的。工厂很有些象牢狱，工女是以两年至四年的期限，被卖在此的人们。工女唱着这样的歌——

如果纺织女工是人呀，

电报柱子要开花。

然而这样的事，现在只是些余谈。

警官比我们慢，看不见我们了，但这时候，就发生了照例的困惑，听到了自动车的声音。——我们是本应该到山村去的，却进了一个旅店了。这并不是前晚住过的旅馆，却不知是什么缘故，放着我们的提包。——我们是吃过早餐并不多久的，食桌上却排着食品，但我们不想吃东西，也没有吃东西的余裕。——在食桌边，还坐下了未曾招待的未知的人们。什么是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了，但守礼的观念抑制着我，没有使真的俄国话说出口。

大家的手法都很快，也很慢，但总算颇有次序地办去了。普通大抵知道这是失礼的，然而将已经就坐的我叫到门外（湖水的旁边）去，照了一个相。

于是大家将很疲乏的我运到停车场，给坐上了往东京的列车，这事算告终结。我一面挨着剧烈的胃痛，只希望着一件事。这希望就是早早到了自己的假定的家里，用俄国话谈天，住在同乡人里面。这虽然仅只是我的想象，不能一定说是这样的，但莫非日本的警官，为打破研究了日本的农村和那生活状态，想得到开他的钥匙的我的不逊的欲望计，给我中了毒么？然而这且又作别论，我在没有厌物的客车里，所半入梦境地思索的，却并不是怎样地才可以在东洋卷起风云来，而是为什么东洋要象从克跋斯酒瓶拔去木塞似的，从自己的大地上推出西欧人去。我一面想起Kipling的话，觉得西欧人是未必能够钻进东洋人的魂灵里去的。——而我的对于一切的“各种的”志望，连影子也躲掉了。

我的信州旅行，就这样地完结了。

我们都知道，俄国从十月革命之后，文艺家大略可分为两大批。一批避往别国，去做寓公；一批还在本国，虽然有的死掉，有的中途又走了，但这一批大概可以算是新的。

毕勒涅克（Boris Pilniak）是属于后者的文人。我们又都知道：他去年曾到中国，又到日本。此后的事，我不知道了。今天看见井田孝平和小岛修一同译的《日本印象记》，才知道他在日本住了两个月，于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当时我想，咱们骂日本，骂俄国，骂英国，骂……，然而讲这些国度的情形的书籍却很少。讲政治、经济、军备、外交等类的，大家此时自然恐怕未必会觉得有趣，但文艺家游历别国的印象记之类却不妨有一点的。于是我就想先来介绍这一本毕勒涅克的书，当夜翻了一篇序词——《信州杂记》。

这不过全书的九分之一，此下还有《本论》，《本论之外》，《结论》三大篇。然而我麻烦起来了。一者“象”是日本的象，而“印”是俄国人的印，翻到中国来，隔膜还太多，注不胜注。二者译文还太轻妙，我不敌他；且手头又没有一部好好的字典，一有生字便费很大的周折。三者，原译本中时有缺字和缺句，是日本检查官所抹杀的罢，看起来也心里不快活。而对面阔人家的无线电话机里又在唱什么国粹戏，“唉唉唉”和琵琶的“丁丁丁”，闹得我头里只有发昏章第十一了。还是投笔从玩罢，我想，好在这《信州杂记》原也可以独立的，现在就将这作为开场，也同时作为结束。

我看完这书，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件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觖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好一点是“老成”，坏一点就是“老狯”。革命前辈自言“老则有之，朽则未也，庸则有之，昏则未也。”然而“老庸”不已经尽够了么？

我不知道毕勒涅克对于中国可有什么著作，在《日本印象记》里却不大提及。但也有一点，现在就顺便绍介在这里罢——

“在中国的国境上，张作霖的狗将我的书籍全都没收了。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的 Flaubert的‘Salammbo’，也说是共产主义的传染品，抢走了。在哈尔宾，则我在讲演会上一开口，中国警署人员便走过来，下面似的说。照那言语一样地写，是这样的——

——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罢。一点儿，一点儿跳罢。读不行！

我是什么也不懂。据译给我的意思，则是巡警禁止我演讲和朗读，而跳舞或唱歌是可以的。——人们打电话到衙门去，显着不安的相貌，疑惑着——有人对我说，何妨就用唱歌的调子来演讲呢。然而唱歌，我却敬谢不敏。这样恳切的中国，是挺直地站着，莞尔而笑，谦恭到讨厌，什么也不懂，却唠叨地说是‘话，不行，一点儿，一点儿唱’的。于是中国和我，是干干净净地分了手了。”（《本论之外》第二节）

（一九二七，一一，二六。记于上海。）

（《语丝》第四卷第二期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