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曼罗兰这人

罗曼罗兰是生在法国的中部叫作克朗希这小镇里的，其时是一八六六年。他是勃尔戈纽人的血统；那降生地，原是法兰西的古国戈尔的中心，开尔忒民族的血液含得最多的处所，出了许多诗人和使徒，贡献于心灵界的这民族的民族底色采，向来就极其显著的。

他先在巴黎和罗马受教育，也暂住在德国。最初的事业，是演剧的改良，因此他作了四五篇剧本。一八九八年，三幕的《亚耳》在巴黎乌勃尔剧场开演，就是第一步，此后便接着将《七月十四日》、《丹敦》、《狼群》、《理性的胜利》等一串的剧曲，做给巴黎人。这是用法国革命作为题材，以展开那可以称为“法兰西国民的《伊里亚特》”的大事故的精神，来做专为民众的戏剧的。民众剧，为民众的艺术，——这是他的目标。一九○三年他发表一卷演剧论，曰《民众剧》，附在卷末的宣言书中，曾这样说——

艺术正被个人主义和无治底混乱所搅扰。少数人握着艺术的特权，使民众站在远离艺术的地位上。……要救艺术，应该挖取那扼杀艺术的特权；应该将一切人，收容于艺术的世界。这就是应该发出民众的声音；应该兴起众人的戏剧，众人的努力，都用于为众人的喜悦。什么下等社会呀，智识阶级呀那样，筑起一阶级的坛场来的事，并不是当面的问题。我们不想做宗教，道德，以至社会这类的一部分的机械。无论过去的事物，未来的事物，都不想去阻遏。就有着表白那所有的一切的权利。而且只要这不是死的思想，而是生命的思想；只要使人类的活动力得以增大者，不问是怎样的思想，都欢喜地收容。……我们所愿意作为伴侣的，是在艺术里求人间的理想，在生活里寻友爱的理想的人们的一切；是不想使思索和活动，使那美，使民众和选民分立开来的人们的一切。中流人的艺术，已成了老人的艺术了。能使它苏生，康健者，独有民众的力量。我们并非让了步，于是要“到民间去”；并非为了民众，来显示人心之光；乃是为了人心之光，而呼喊民众。

他的艺术观怎样，借此可以约略知道了罢。他是着了思想家以至艺术家的衣服的，最勇敢而伟大的人道的战士。

此后，他以美术及音乐的批评家立身，现在梭尔蓬大学讲音乐史；关于音乐的造诣，且称为当今法兰西的权威。他的气禀的根柢，生成是音乐底的。他自己也曾说，“我的心情，不是画家的心情，而是音乐家的心情。”他的气禀，是较之轮廓，却偏向于节奏；较之静，则偏向于动；较之思索，则偏向于活动……的。要明白他的思想，最要紧的是先知道他的特征。孕育了彻底地主张活动和奋斗的他的英雄主义的一个原因，大概就在此。他倾倒于音乐家培多芬，写了借培多芬为主要人物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的事，似乎也可以看出些消息来。《约翰克里斯托夫》的主要人物这样地说着——

你们就这么过活。没有放眼看看比近的境界较远的所在；而且以为在那境界上，道路就穷尽了。你们看看漂泛你们的波，但没有看见海。今日的波，就是昨日的波；给昨日的波开道的，乃是我们的灵魂的波呵。今日的波，掘着明日的波的地址罢。而且，明日的波，向往着今日的波罢……。

他的音乐的感受性，又是使他抓住了生命全体的力量。是生活于全意识的力；全人格底地生活着的力；明白地，强力地，看着永远的力；宗教底地生活着的力。要而言之，是使他最确实地抓住那生命，最根本底地践履这人生之路的力。

伯格森的哲学，从一方面看，也是音乐底的。泰戈尔不俟言。晚近的思潮，大概都有着可以用“音乐底的”来形容它的一面。这是大可注意的事实。

罗曼罗兰的面目显现得最分明的，在许多著作中，画家密莱的评传《弗兰梭跋密莱》，音乐家培多芬的评传《培多芬传》，美术家密开兰该罗的评传《密开兰该罗传》，文豪托尔斯泰的评传《托尔斯泰传》之外，就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罢。就中，《培多芬传》和《约翰克里斯托夫》，大概是要算最明白地讲出他的英雄主义的。以下，就想凭了这两种著作，来绍介一点他的主张。

二　“培多芬”

他那序《培多芬传》的一篇文章，载在下面——

大气在我们的周围是这么浓重。老的欧罗巴在钝重污浊的雰围气里面麻痹着。没有威严的唯物主义压着各种的思想，还妨碍着政府和个人的行为。世界将闷死在这周密而陋劣的利己主义里。世界闷死了。——开窗罢！放进自由的空气来罢！来呼吸英雄的气息罢！

人生是困苦的。她，在不肯委身于“灵魂底庸俗”的人们，是日日夜夜的战斗。而且大抵是没有威严，没有幸福，转战于孤独和沉默之中的悲痛的战斗。厌苦于贫穷和艰辛的家累，于是无目的地失了力，没有希望和欢喜的光明，许多人们互相离开了，连向着正在不幸中的兄弟们，伸出手来的安慰也没有。他们不管这些，也不能管。他们没有法，只好仰仗自己。然而就是最强者，也有为自己的苦痛所屈服的一刹那。他们求救，要一个朋友。

我在他们的周围，来聚集些英雄的“朋友”，为了幸福而受大苦恼的灵魂者，就因为要援助他们。这“伟人的传记”，并非寄与野心家的自负心的。这是献给不幸者的。然则，谁又根本上不是不幸者呢？向着苦恼的人们，献上圣洁的苦恼的香膏罢。在战斗中，我们不止一个。世界之夜，辉煌于神圣的光明。便是今日，在我们左近，我们看见最清纯的两个火焰，“正义”和“自由”的火焰远远地辉煌着。毕凯尔大佐和蒲尔的人民。他们即使没有点火于浓重的黑暗，而他们已在一团电光中，将一条道路示给我们了。跟着他们，举一切国度，一切世纪，孤立而散在的，跟在他们那样战斗的人们之后，我们冲上去罢，除去那时间的栅栏罢，使英雄的人民苏生罢。

仗着思想和强力获得胜利的人们，我不称之为英雄。我单将以心而伟大的人们称作英雄。正如他们中间最为伟大的人们之一——这人的一生，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述说——所说那样：“我不以为有胜于‘善’的别的什么标识。”品性不伟大的处所，没有伟大的人，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实行者。在这里，只有为多数的愚人而设的空洞的偶象。时间要将这些一起毁灭。成功在我们不是什么紧要事。只有伟大的事是问题。并不是貌似。

我们要在此试作传记的人们的一生，几乎常是一种长期的殉教。即使那悲剧底的运命，要将他们的魂灵在身心的悲苦，贫困和病痛的铁砧上锻炼；即使因为苦恼，或者他们的兄弟们所忍受着的莫可名言的耻辱，荒废了他们的生活，撕碎了他们的心，他们是吃着磨炼的逐日的苦楚的；而他们，实在是因精力而伟大了，也就是实在因不幸而伟大了。他们不很诉说不幸。为什么呢，就因为人性的至善的东西，和他们同在的缘故。凭着他们的雄毅，来长育我们罢！倘使我们太怯弱了，就将我们的头暂时息在他们的胸间罢。他们会安慰我们的。从这圣洁的魂灵里，会溢出清朗的力和刚强的慈爱的奔流来。即使不细看他们的作品，不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一生的历史中，——尤其是在苦恼中，——领会到人生是伟大的，是丰饶的，——而决不是幸福的。

在这英雄群的开头，将首坐给了刚健纯洁的培多芬罢。他自己虽在苦恼中间，还愿意他的榜样，能做别的不幸者们的帮助。他的希望，是“不幸者可以安慰的，只要他知道了自己似的不幸者之一，虽然碰着一切自然的障碍，却因为要不愧为‘人’，竭尽了自己所能的一切的时候。”由长期的战斗和超人底努力，征服了他的悲苦，成就了他的事业，——这如他自己所说，是向着可怜的人类，吹进一点勇气去的事，——这得胜的普洛美迢斯，回答一个向神求救的朋友了：“阿，人呀，你自助罢！”

仗了他的崇高的灵语，使我们鼓舞起来罢。照了他的榜样，使对于人生和人道的“人的信仰”，苏生过来罢。

这也可以看作他的英雄主义的宣言书。

“开窗罢！放进自由的空气来罢！来呼吸英雄的气息罢！”

真的英雄主义，——这是罗兰的理想。惟有这英雄主义的具现的几多伟人，是伏藏在时代精神的深处，常使社会生动，向众人吹进真生活的意义去。这样的伟人是地的盐，是生命的泉。作为这样的伟人之一，他选出了德国的大音乐家培多芬了。培多芬也是那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的主要人物的标本。

培多芬是音乐家，然而他失了在音乐家最为紧要的听觉，他聋了。恋爱也舍弃了他；贫困又很使他辛苦。他全然孤独了。象他，培多芬的生涯一样，只充满着酸苦的，另外很少有。但在这样酸苦的底里，他竟得到勇气，站了起来；他虽在苦哀的深渊中，却唱出欢喜的赞颂。“这不幸者，常为哀愁所困的这不幸者，是常常神往于歌唱那欢喜的殊胜的。”到最后，终于成功了。他实在是经过悲哀，而达到大欢喜的人；是将赤条条的身体，站在锋利而夥多的运命的飞箭前面，在通红的血泊的气味里，露出雍容的微笑的人。他在临死的枕上，以平静的沉著，这样地写道：“我想，在完全的忍耐中，便是一切害恶，也和这一同带些‘善’来。”他又这样写道：“阿，神呵！从至高处，你俯察我心情的深处罢。你知道，这是和想要扶助人们的愿望一起，充满着热爱人们的心的！人们呵！倘有谁看见这，要知道你们对于我是错误的。使不幸者知道还有别一个不幸者，虽然在一切自然底不利的境遇中，却还仗着自己的力，成就了在有价值的艺术家和人们之间可以获得的一切，给他去安慰自己罢。”

实在，惟培多芬，是勇气和力的化身，是具现了真的英雄主义的大人物。以感激之心，给他作传的罗兰，在那评传的末段中，说道——

亲爱的培多芬呵！许多人赞赏他艺术底伟大。但是他做音乐家的首选，乃是容易的事情。他是近代艺术的最为英雄底的力。他是苦闷着的人们的最伟大而最忠诚的朋友。当我们困窘于现世底悲苦的时候，到我们近旁来的正是他。正如来到一个凄凉的母亲跟前，坐在钢琴前面，默着，只用了那悲伤的忍从之歌，安慰这哭泣的人一样。而且，对于邪恶和正当的不决的永久的战斗，我们疲乏了的时候，在这意志和信仰的大海里，得以更新，也是莫可名言的庆幸。

从他这里流露出来的勇气的感染力，战斗的幸福，衷心感动神明的良心的酩酊。似乎他在和自然的不绝的交通中，竟同化于那深邃的精力了。

又，对于他那勇敢的战争所有的光荣的胜利，是这样说——

这是怎样的征服呵，怎样的波那巴德的征战，怎样的奥斯台烈的太阳，能比这超人底的努力的荣光，魂灵所赢得的之中的最辉煌的这胜利呢？一个无聊的，虚弱的，孤独的，不幸的男子，悲哀造出了这人。对于这人，世界将欢喜拒绝。因为自己要赠与世界，他便创造了欢喜。他用了他的悲运来锻炼它。这正如他所说，其中可以包括他一生的，为一切英雄底精神的象征的，崇高的言语一样：“经过苦恼的欢喜。”

三　真实与爱

罗曼罗兰在培多芬那里，看见了理想的真英雄。他给英雄——伟人的生活下了一个定义，是不外乎The Heroic的探求。世间有便宜的乐天主义者，他竭力从苦痛的经验遁走，住在梦一般淡淡的空想的世界里。世间又有怠惰的厌世主义者，他就是无端地否定人生，回避人生，想免去那苦痛。这都是慑于生活的恐怖，不敢从正面和人生相对的乏人，小结构的个人主义者。他说：“世间只有一种勇气，这就是照实在地看人世，——而且爱它。”不逃避，不畏惧，从正面站向人生，饱尝了那带来的无论怎样惨苦，怎样害恶，知道它，而且爱它罢。正直地受着运命的鞭笞，尽量地吃苦去。但决不可为运命所战败，要象培多芬似的，“抓住运命的咽喉，拉倒它。”这是他的英雄主义的真髓。

他又这样说：“生活于今日罢。无论对于何日，都要虔诚。爱它，敬它，不要亵渎它。而且不要妨害那开花的时候的来到。”

罗曼罗兰的这样的英雄主义，是取了两个形状而表现。就是，在认识上，这成为刚正的真实欲；在行为，则成为宣说战斗的福音的努力主义。

刚正的真实欲，——他是始终追求着真实的。伏藏在时代精神的深处，常使社会生动，向众人吹进真生活的意义的伟人，也必须是绝对真实的人。他们必须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况，用怎样的牺牲，总是寻真实，说真实的人。他在那《密开兰该罗传》中说：“什么事都真实！我不至于付了虚伪的价钱，预定下我的朋友的幸福。我倒是付了幸福的价钱，将真实——造成永久的灵魂的刚健的真实——约给他们。这空气是荒暴的，然而干净。给我们在这里面，洗洗我们寡血的心脏罢。”

他最恶虚伪。但他的崇敬真实，却不单是因为憎恶虚伪的缘故。他在真实的底里看见“爱”了。他想，真实生于理解；而理解则生于爱。要而言之，真实，是要爱来养育的。他的所谓爱，决不是空空的抽象底观念，也不是繁琐的分析的知识；乃是从生命的活活的实在所造成，即刻可以移到实行上去的东西。为爱所渗透的真，——这是他所谓真实。他曾这样地说：“他读别人的思想，而且要爱他们的魂灵。他常常竭力要知，而且尤其要爱。”他是寻求着绝对的真实的；然而还没有主张为了真实，连爱也至于不妨做牺牲。惟这爱，实在是他的英雄主义的始，也是末。他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七卷里，借了克里斯托夫和他朋友的交谈，这样说——

阿里跋　“我们是不能不管真实的。”

克里斯托夫　“是的。但我们也不能将真实的全部，说给一切人。”

阿　“连你也说这样的话么？你不是始终要求着真实的么？你不是主张着真实的爱，比什么都要紧的么？”

克　“是的。我是要求着为我自己的真实。为了有着强健的脊梁能够背负真实的人们要求着真实。但在并不如此的人们，真实是残忍的东西，是呆气的东西。这是到了现在才这样想的，假使我在故乡，决不会想到这样的事的罢。在德国的人们，正如在法国的你们一样，于真实并没有成病。他们的要活，太热中了。我爱你们，就因为你们不象德国人那样。你们确是正真的，一条边的。然而你们不懂得人情。你们只要以为发见了什么一个真实了，就全象烧着尾巴的《圣经》上的狐狸似的，并不留心到那真实的火可曾在世上延烧，只将那真实赶到世上去。你们倘若较之你们的幸福，倒是选取真实，我就尊敬你们。然而如果是较之别人的幸福……那就不行。你们做得太自由了。你们较之你们自己，应该更爱真实。然而，较之真实，倒应该更爱他人。”

阿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对别人说谎么？”

克里斯托夫为要回答阿里跋，就引用了瞿提的话。

——“我们应该从最崇高的真实中，单将能够增进世间幸福的真实表白。其余的真实，包藏在我们的心里就好。这就如夕阳的柔软的微明一般，在我们的一切行为上，发挥那光辉的罢。”

他所写的，还有下面那些话——

阿　“我们来到这世上，为的是发挥光辉，并不是为了消灭光辉。人们各有他的义务。如果德皇要战，给德皇有一点用于战争的军队就是了。给他有一点以战争为职业的往古似的军队就是。我还不至于蠢到空叹‘力’的暴虐，来白费时间。虽然这么说，我可没有投在力的军队里。我是投在灵的军队里的。和几千的同胞一同，在这里代表着法国。使德皇征服土地就是了，如果这是他的希望。我们，是征真

实的。”

克　“要征服，就须打胜。象洞窟的内壁所分泌的钟乳似的，从脑髓分泌出来的生硬的教条（dogma），并不就是真实。真实乃是生命。你们在你们的脑里搜寻它，是不行的。它在别人的心里。和别人协力罢。只要是你们要想的事，无论什么，都去想去罢。但是你们还得每天用人道的水来洗一回。我们应该活在别人的生活里。应该超过自己的运命。应该爱自己的运命。”

看以上的对话，罗曼罗兰的所谓真实是怎么一回事，已可以窥见大略了罢。在他，是真实即生命，也就是爱。他的心，是彻底地为积极底的爱的精神所贯注的。

四　战斗的福音

他的英雄主义，一面成为刚正的真实欲，同时，一面则成了宣说战斗的福音的努力主义而显现。

他将人生看作一个战场，和残酷的恶意的运命战斗，战胜了它，一路用自己的手，创造自己的，是人类进行的唯一的路。他将忍一切苦——忍苦之德，看得最重大。赞叹密莱忍苦的生涯，在“那历日上是没有祭祝日”的密莱的始终辛苦的身世上，看见了真英雄的精神。又曾说：“象受苦和战斗似的平正的事，另外还有么？这都是宇宙的骨髓。”罗兰这样地力说忍苦，是极其基督教底的，但同时赞美战斗之德，以尼采一流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为根据，则与基督教反对。他的主张，是彻底地积极底的。他不说空使他人怯弱的姑息之爱；也没有说牺牲之德。他使克里斯托夫这样说：“我没有将自己做过牺牲。假使我也有过这回事，那是自己情愿的。自己对于自己愿做的事，没有话说。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是人类的不幸，苦楚。再没有比牺牲这话更蠢的了。那是魂灵穷窘的教士们，混同了新教底忧郁的麻痹了的艰涩的思想。……如果牺牲不是欢喜，却是悲哀的种子，那么，你还是停止了好。你于这是不相宜的。”

他将爱看得比什么都重。但是，这爱，并非将自己去做牺牲的爱；乃是将自己扩充开来的爱。也不是暂时的为感情所支配的感伤底的爱；乃是真给其人复活的积极底的爱；透彻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的根本的真的爱。真的勇气，就从这样的爱孕育出来。他的英雄主义的中心，要而言之，即在真爱上的战斗。

战斗；——人生就是战斗，不绝的战斗。而这是为生命的战斗。据罗兰的话，是再没有更奇怪的动物，过于现在的道德家的了。他们看着活的人生，而不能懂。更何况意志于人生的事呢。他们观察人生，于是说：“这是事实。”然而他们毫没有想要改变这人生的志向。即使有欲望，而和这相副的力量也不足。罗兰的努力主义，第一，是在宣传为生命的战斗。他说，“我所寻求的，不是平和，而是生命。”由战斗得来的平和，也就酿成战斗。这样，人生便从战斗向战斗推移。但是，在这推移之间，生命就进化着。我们的战斗的目的，不是平和，是在无穷无尽地发展进化前去的这生命。《约翰克里斯托夫》中有着这样的会话——

克里斯托夫　“我是只为了行为而活着的。假使这招到了死亡的时候，在这世界上，我们总得选取一件：烧尽的火呢，还是死亡。黄昏的梦的凄凉的甜味，也许是好的罢，但在我，却不想有死亡的先驱者似的这样的平和。便是在火焰上，就再加薪，更多，再多。假如必须，就连我的身子也添上去。我不许火焰消灭。倘一消灭，这才是我们的尽头，万事的尽头哩。”

阿里跋　“你说的话，古时候就有的。是从野蛮的过去传下来的。”

这样说着，他就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印度的诗集，读了起来——

“站起来，而且以断然的决心去战斗！不管是苦是乐，是损是益，是胜利，是败北，但以你的全力去战斗！……”

这时，克里斯托夫便赶紧从朋友的手里抢了那书，自己读下去——

“我，在世间，无物足以驱使我。在世间，无物不为我所有。然而我还不停止我的工作。假如我的活动一停止，而且不显示世人的可以遵循的轨范，一切人类就会死罢。假如即使是一刹那间，我停止了我的工作，世界就要暗罢。这时候，我便成为生命的破坏者罢。”

“成为生命，”阿里跋插口说，“所谓生命，是什么呢？”

克里斯托夫道，“是一出悲剧。”

所谓生命者，确是一出悲剧。是从永不完结的战斗连接起来的悲剧。然而生命却靠了这战斗而进化。宿在我们里面的神，是为了这生命的战斗，使一切牺牲成为强有力的。

其次，来略窥他那长篇《约翰克里斯托夫》的一斑罢。

五　“约翰克里斯托夫”

《约翰克里斯托夫》是前后十卷，四千余页的长篇，曾经算作小说，揭载在一种小杂志上，经过了好几年这才完成的。

说是描着乐圣培多芬的影子的书中要人克里斯托夫，在德意志联邦的村里降生，是宫廷乐师克赖孚德的儿子。他十岁时，才听到培多芬的音乐，非常感动了——

他用耳朵的根底听这音响。那是愤怒的叫唤，是犷野的咆哮。他觉得那送来的热情和血的骚扰，在自己的胸中汹涌了。他在脸上，感到暴风雨的狂暴的乱打。前进着，破坏着，而且以伟大的赫尔鸠拉斯底意志蓦地停顿着。那巨大的精灵，沁进他的身体里去了。似乎吹嘘着他的四体和心灵，使这些忽然张大。他踏着全世界矗立着。他正如山岳一般。愤怒和悲哀的疾风暴雨，搅动了他的心。……怎样的悲哀呵……怎么一回事呵！他强有力地这样地自己觉得……辛苦，愈加辛苦，成为强有力的人，多么好呢……人为了要强有力而含辛茹苦，多么好呢！

被培多芬所灵感的克赖孚德，当少年时候，已经自觉那力量了。他一步一步，踏碎了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向前进行。什么也不惧惮，不回避，从正面和这些相对。绝不许一点妥协，一点虚伪。而且和苦难战斗，愈是战斗，就觉得自己更其强，也成为更其大。他对于人生的不正当，罪恶，悲痛，都就照原样地看，但是雄赳赳地跨了过去，向着培多芬之所谓“经过苦恼的欢喜”前行。

他到了十五岁时的有一夜，那**的父亲死于非命了。当看到他成为人生的劣败者，躺在面前的那死尸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就深切地感到：“在‘死’这一件事实的旁边，所有事物，是一无足取的。”他几乎落在“死”的蛊惑的手里；但神的声音却将他引了回来。他知道了人生应该和决不可免的战斗相终始。他知道了要在这世上，在“人”这名目上，成为相当的人，则对于动辄想要剁碎生命之力的暴力，应该作无休无息的战斗。神告诉他说——

“去，去，决不要休止！”

“但是，神呵，我究竟往那里去呢？无论做什么，无论到那里，归结岂不是还是一样么？就是这样，岂不是‘死’就是尽头么？”

“向着神去，你这无常者。到苦痛里去，你这该得苦痛者。人的生下来，并非为有幸福，是为了执行我的法则。苦罢，死罢。然而，应该成为一个富有者——应该成为一个人。”

这样，他就在人生的战场上，继续着无休无息的战斗。罗兰所描写的克里斯托夫的一生，委实是惨淡的战斗的一生。

于是克里斯托夫开始自觉到自己的天才了。他感到摇撼他全身的创造的力。创造者——“就是乘驾着生命的暴风雨。也是‘实在的神’。是征服‘死亡’。”

克里斯托夫这样地意识到自己的力，放眼看看外面时，首先看见的，是他本国（德国）人民的生活的虚伪。他大抵由音乐的知识，看出德意志精神的欠缺来。他们将无论怎么不同的音乐，都和啤酒和香肠一起，一口喝干。——这所谓“德意志底不诚实”的本源，他以为即出于那神经过敏，病底感伤性，似是而非的理想主义等。“无论到那里，都是一样的懦怯，一样的异性底的快活的欠缺。无论到那里，都是一概的冰冷的热心，一样的夸张的虚假的尊严。——无论在爱国心上，在喝酒上，在宗教上。”罗兰借着克里斯托夫，将一个颇为辛辣的批评给了德国。但同时，对于法国也加以毫无假借的批评。不能相容，离开德国的克里斯托夫，到巴黎，看见发出“尸香”的世界人（Cosmopolitan）的社会了。今天的人，时髦的人，文士，音乐家，新闻记者，犹太人，银行家，律师，阔太太，妓女——竭尽了所有种类的人们的豪华和奢侈，在宴会上，赛马场中，场尾的小饭店里聚会，扬尘震耳，代表着法兰西。使他不快的，尤其是占着这社会的妇女的优胜的地步。克里斯托夫说，“她占着太不平均的位置。单说是男人的同伴，她是不能满足的；即使说是和男人同等，也不能满足。她的夸耀，是在做男人的法则。于是男人这一面，就服从了。——自古以来，久远的女性，就将向上底的影响，给与优越的男人。但是，在常人，尤其是在颓唐的时代，却有使男子堕落的别种的久远的女性。这是支配巴黎人，并且支配这共和国的女性。”

克里斯托夫在德国，即反抗德国的虚伪；到法国，又反抗法国的惰弱。虚伪和惰弱，是他最为憎恶的。——而罗曼罗兰的卓绝的文明批评，也于此可见。他实在是为要到世界上，而尽瘁于民族的人。他又使克里斯托夫往意大利去旅行，这是因为真要在广大的人道上立脚，即必须有世界底的修养的缘故。罗曼罗兰者，实在是真的意义的世界人。

克里斯托夫在巴黎的生活，很惨苦。他从丧父以后，为了只要得一点最小限度的生活的权利，费尽了心力，也还是得不到。甚至于一连几天，不得不绝食。但是，他彻头彻尾，勇敢地，而且快活地战斗。胜利和光明的早晨逐渐接近；世间终于认识了他那非凡的天才。又得到一个可以说是他的半体的朋友阿里跋；从辛苦凄凉的孤独的境地里，将他救出了。

然而运命的恶意的手竟又抓住了他。阿里跋的恋爱，结婚，他那年青的妻的不贞，阿里跋的失望，接着是死亡——克里斯托夫的生活，又被悲哀锁闭了。但是，比起失掉好友的悲哀来，他还造成了一个更大的悲哀。他为了惭愧和懊悔，觉得无地自容。他是在瑞士，和他恩人的妻私通了。唉，这是怎样的苛责呵！

“人因为爱，所以爱。”——他感得，在这平平常常的生活事实之中，含着情欲的可怕的破坏力。又被爱和憎的不绝的矛盾和生克所苦，他的心完全破产。他的勇气灭裂，他的战斗力消失了。他逃避人眼，躲在僦罗山里。然而那地方有神在，说给他生命的福音。他是在深森的幽邃处，大海之底一般的静寂的境地里，听到那本在自己心中的神声了。

“你又回来了。又回来了。阿阿，你就是我那时失掉的那一个啊！……你为什么弃掉了我的呢？”

“因为要将弃掉你的我的职务完功。”

“所谓那职务者，是什么呢？”

“就是战斗。”

“你为什么非战斗不可呢？你不是万物的主权者么？”

“我不是主权者。”

“你不是‘存在的一切’么？”

“我不是存在的一切。我是和‘虚无’战的‘生命’，是燃在‘夜’中的‘火焰’，我不是‘夜’，是永远的‘战斗’，无论怎样地永远的运命，是并不旁观战斗的。我是永远地战斗的自由的‘意志’。来，和我一同去战斗就是，燃烧起来就是。”

“我被战败了。我已经什么也不中用了。”

“你说是战败了么？似乎觉得一切都失掉了么？但是，别的人们要成为战胜者罢。不要这样地专想自己的事，想一想你的军队的事罢。”

“我只有一个人。我所有的，只有一个我。我连一个军队也没有。”

“你不止一个人。而且，你也不是你的。你是我的一个声音，我的一条臂膊。为我扬起声来就是。为我抡起鞭子来就是。即使臂膊折了，声音失了，我是这样地站着。我用了你以外的人们的声音和臂膊战斗着。即使你战败了，也还是属于决不败北的军队的。不要忘掉这事，一直到死也还是战斗下去罢。”

“但是，我不是苦到这样了么？”

“我也一样地苦着的事，你领会不到么？几百年以来，我被‘死亡’追寻着；被‘虚无’窥伺着。我就单靠了胜利的力，开辟着我的路。生命的河，是因了我的血发着红的。”

“战斗么？无休无息地战斗么？”

“总得无休无息地战斗。神是无休无息地战斗着。神是征服者。就如嗜肉的狮子一般的东西。‘虚无’将神禁锢。然而神击毙‘虚无’。于是战斗的节奏（rhythm），即造成无上的调和（harmony）。这调和，在你的这世间的耳朵里，是听不见的。你只要知道那调和的存在，就好。静静地尽你的职务去。神们所做的事，就一任它这样。”

“我是早没有气力了。”

“为强有力的人们唱歌罢。”

“我的声音失掉了。”

“祷告罢。”

“我的心污秽着。”

“去掉那污秽的心，拿我的心去。”

“神啊，忘掉自己的事，是容易的。抛却自己的死了的魂灵，是容易的。然而，我能够摆脱我的死掉的人们么，能够忘却我的眷爱的人们么？”

“死掉的人们的，和你的死了的魂灵一同放下！那么，你便可以又会见和我的活着的魂灵一同活着的人们了。”

“你已经弃过我一回了，又将弃掉我了么？”

“我将弃掉你。这样猜疑，是不行的，只要你不再弃掉我就好。”

“假如失了我的生命呢？”

“点火在别的生命上就是。”

“假如我的心死了呢？”

“生命在别的地方。来，给生命开了你的门罢。躲在破烂屋子里的你的道理，也不该这样讲不通。到外面去。在这世上，外面住处还很多哩。”

“阿阿，生命！生命！诚然……我在我的里面搜寻着你，在关闭的空虚的我的魂灵中搜寻着你。我的魂灵被毁坏着。从我的创伤的窗间，空气流了进来。这才再能够呼吸。阿阿，生命！我会见你了……。”

这样，克里斯托夫于是乎苏生。而且更用了新的勇气，进向为生命的无穷尽的战斗的路。而且为了再生，死在那战场上了。

六　永久地战斗的自由意志

罗曼罗兰的神，说道，“我是和虚无战的生命，”“永久地战斗的自由的意志。”据他的话，则生命即是神。在这一点，他的神和伯格森的神正相同。伯格森是以为生的冲动即是神的。宣说生命的无穷尽的进化，宣说为了这进化的战斗，伯格森也和罗兰相同。罗兰和伯格森，那思想的基调是相等的。伯格森以为提高生命的力，则虽是“死”也可以冲破；罗兰也这样。克里斯托夫濒死时，这样说——

“神呵，你不以这仆人为不足取么？我所做的事，确是微乎其微。这以上的事，我是不能做了。……我战斗过了。苦过了。流宕过了。创造过了。允许我牵着恩爱的手，加入呼吸去罢。有一时，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重生罢。”

于是水波声和汹涌的潮水声，和他一同这样地歌唱——

“我将苏生呀。休憩罢。从今以后，一切的一心。纠结的夜和昼的微笑。溶合的节奏呵——爱和憎的可敬的夫妇啊。我歌颂强有力的双翼之神罢。弥满以生命罢！弥满以死亡罢！”

在罗兰，死亡者，不过是为了“生”的死。他又在《克里斯托夫》的书后说，“人生是几回死亡和几回复活的一串。克里斯托夫啊，为了再生，就死去罢。”诚然，生命者，乃是仗着死和复活的不停的反复，而无休无息的扩充开去的无穷尽的道路，真的英雄，就最勇健地走这路。

对于神，罗兰又这样说——

在克里斯托夫，神并非不感苦痛的造物主；并非放火于罗马的市街上，而自在青铜塔顶，远眺它燃烧起来的那绿皇帝。神战斗着。神苦着。和称为战士的人们一同战斗，和称为苦人的人们一同吃苦。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生命”的缘故；是落在暗中的一滴光的缘故。这光滴一面逐渐扩大，一面将夜喝干。然而夜是无涯际的，所以神的战斗也没有穷尽。那战斗的结末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雄纠纠的交响乐！在这里，虽是互相冲撞，互相紊乱的破调，也发出妙丽的乐声。在沉默中，而在剧战的山毛榉树林，“生命”也这样，在永远的平和中，而在战斗。

要而言之：神是和虚无战的生命，和死战的生，和憎战的爱。这样子，是永远地战斗的自由意志。他的神，就没有成为满足于自己本身的完体；并不象古时哲学家所设想的神，以及古时宗教家所崇奉的神那样，至上圆满的。这一点，即全与伯格森相通，也和詹谟士相通，也和泰戈尔部分底地相通。毕竟，他也是生命派的哲学者。

他是艺术家。然而，带着许多宗教家的气息。说他是艺术家，倒是道德家；说他是道德家，倒是宗教家。他那宣说忍苦之德等，确也很象基督教徒；但他是一个不肯为任何教条（dogma）所拘束的自由思想者。他也不空谈平和，如基督教徒那样。他并不指示给“握住信仰了的人们”可走的路。单是对于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怀着“信心”的人们，指示了可走的路——无穷无尽地进化前去的生命的路。

神——生命——爱——为了爱的战斗。

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就尽在上面的一行里。

这是《近代思想十六讲》的末一篇，一九一五年出版，所以于欧战以来的作品都不提及。但因为叙述很简明，就将它译出了。二六年三月十六日，译者记。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七、八期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