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否定是力。

委实，较之温暾的肯定，否定是远有着深而强的力。

否定之力的发现，是生命正在动弹的证据。否定真会生发那紧要的东西，否定真会养成那紧要的东西。

由否定而表见自己。由否定而心泉流动。由否定而自己看出活路。

至少，从俄国文学看起来，这事是真实的。俄国文学，是发源于否定的。俄国文学，是从否定中产生的。十八世纪以后，俄国文学成立以后的事实，是这样的。

俄国的现实——那现实的见解，尚是种种不同。认为现实的内容以及对于这些的解释，也还因时，因人，而种种不同。然而，要之，以俄国的现实为对象，将加以肯定呢，抑加以否定呢，这事，却总是重要的问题。即使生平好象于这样的问题并不措意，但心的动摇愈深，则从那动摇的底里，现出来的，虽然其形不同，而总是这问题。要举出谁都知道的例来，那么，托尔斯泰也是，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更其是。在近时，则戈理基、勃洛克、梭罗古勃、白莱（Andrey Bely）都是，其他更不胜列举其名姓之烦。

在俄国，是向东呢抑向西的问题；向科学呢抑向宗教的问题；向魔呢抑向神的问题。而这，是将俄国的现实，怎样否定的问题；也就是将这怎样肯定的问题。而在这问题的批评之前，则总要抬出彼得大帝来。便是彼得大帝该当否定，还是肯定的问题，也常常被研究。

二

君主作为领导，作为中枢，从国家底的见地，要性急地，大胆地，并且透辟地决计来改革一国的文明文化。凡能辨别，略知批判，明是非者，都应该将那批判辨别之力，悉向以国家底见地为根柢的改革去。因为在当时，除此以外，是没有可加以批判辨别之力的对象的。总之，社会上却从此发生了批评；发生了可以称为舆论的萌芽。一切的批判，是时事评论，以国家底见地的改革为主题的时事评论。

这是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但在这时代的时事评论中，看不见力的对立。至少，就表面看起来，力的对立，是不见于那评论之上的。也有不平，也有误解，也有咒诅，也有怨言，——但一方面，是站着作为主导力的君主，而且又是非凡的决行者，精悍的，聪明的，蓦进底的决行者。站出来和这对抗的，便是死。于是现于表面的时事评论，就不消说，是以这主导力为中心，而对于那改革的意义，加以说明，辩护。时代的聪明的智力，那时代的最高的智力，恐怕即以说明辩护那改革的意义，认为自己的本分的罢。不认改革的意义者，较之算作冲犯主导力的君主，大概倒是要算作反抗文明的自然之势，换了话说，是正当的力。不这样想，是对于那时代的最善最高的智力的侮辱。

总之，评论的对象，是国家。时代的最善最高的智力之所表明，是“君主的意志的是认”，是文明改革的辩护。在这里，是没有可以投进个人的心的影子去的余地的。大家应该一致，以改革为是。是对于时代的势力的顺从。

彼得大帝以后，文学是专为了文明和留心于此的君主的赞颂。并无真的社会底根据的当时的文学，自然只能为宫廷而作了。竭力的，分明的，毫不自愧的阿谀，在德莱迪珂夫斯基献给女皇安那的，豫言了和日本通商的诗里就可见。但这些阿谀的作品，并不怎样为宫廷的贵人们所顾及，却也是实情。因为文学或文学家，从那时的贵人们，是不过得到视以轻侮和戏笑的眼的。

三

从“君主的意志的是认”，经过了许多不被顾及的宫廷底阿谀的词华，到加德林那二世时代，而俄国文学这才看见个人的心的浓的投影，对于俄国的现实，加以否定的表白，是现出来了。拉第锡且夫在那《从彼得堡到墨斯科的旅行》（千七百九十年）中，说是“凡农民们，从地主们期待那自由，是不行的，倒应该只从最苛酷的奴隶状态之间期待”者，即无非惟从强的否定之间，生出真的肯定来的意思。加德林那二世一读这书，以为拉第锡且夫“在农民的叛乱上，放着未来的希望”，是未尝真懂了这书的真意的。但是，属望于地主的善意和好意的幻影的消灭，使拉第锡且夫的心的影更浓，更深了。这一篇，倒是拉第锡且夫的诗。是从愤慨，嗟叹，伤心，自责的心的角角落落里，自然流溢出来的一篇诗。自说“因为我们是主人，所以我们是奴隶。因为我们拘束着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自己是农奴”的后来的赫尔岑之心，在拉第锡且夫的言语中，就已经随处可以发见。从外部的观察一转而“看我的内部，则悟出了人类的不幸，也仍然由人类发生的”拉第锡且夫的这话里，是有着难抑的热意，鲜明的感情的色彩的。这是诗。

拉第锡且夫的否定的诗，开拓了俄国文学的路。至少，在以力抗农奴制度为中心的怀疑底的，批评底的，讥刺底的心情中——对于实现的否定中，俄国文学这才能够真发见了应走的路的出发点了。

俄国是从最初以来，就有着当死的运命的；有着自行破坏的运命的。仗着自行破坏，自行处死，而这才至于自行苏生，自行建造的事，是俄国的命运。俄国的生活的全历程，是不得不以自己的破坏，自己的否定为出发点了的。到了能够否定自己之后，俄国才入于活出自己的路。由否定的肯定，由死的生，这路上，正直地，大胆地，透辟地，而且蓦地前进而来的，是俄国。称为莫明所赴的托罗卡（三匹马拉的雪橇）者，要之，即不外是为了求生，而急于趋死的俄国的模样。

否定的路，本来是艰险的。有着当死的运命的俄国，为了死，不知经历了多多少少的苦恼，那自然不待言。但因此而否定之力更强，更深了。因了苦恼，而对于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俄国的文学，是这否定之力和矜持之心的表白；是为了求生，而将趋死者的巡历地狱的记录。在那色调上，自然添上一种峻严苦涩之痕，原是不得已的事。虽在出自阴惨幽暗的深谷，走向无边际的旷野的时候，也在广远的欢喜中，北方的白日下，看见无影的小鬼的跳跃，听到风靡的万千草莽的无声的呻吟。这就无非为了求生，而死而又趋死，死而又趋死的无抵抗的抵抗的模样。俄国的求生之力，就有这样地深，这样地壮，这样地丰饶。

四

在俄国文学中的怀疑的胚胎，恐怕是应当上溯拉第锡且夫以前，或者望维辛以前的罢。如比宾，即在那《文学观的品骘》中论及，以为深邃的怀疑和否定的力，大约是作为潜伏的力量，郁屈着，早经存在的。在望维辛和拉第锡且夫之前，如讥刺剧诗人坎台弥耳，也可以说是表现了时代的怀疑底倾向。但在好以受者的含忍，作为斯拉夫民族的最高的美德的人们，却将这些早的怀疑底否定底倾向，只看作自外而至的东西。然而最好是去想一想，十七世纪时以俄罗斯教会为中心的希腊派和罗马派之争，教会的分离，究竟是表明着什么的呢？教会的分离，异端的发生，一贯着这些事象的精神，岂非就是深邃的怀疑底否定底精神么？这精神，也便是在文学上的现实否定的思想。这便成为拉第锡且夫的《从彼得堡到墨斯科的旅行》，望维辛的喜剧，格里波亚陀夫的《聪明的悲哀》，来尔孟多夫、普式庚、乃至果戈理以及别的作品了。怀疑和否定的力，在俄国的文学上，怎样地成为重大的力量而显现着，是只要逐渐讲去，大概便会分明的。

怀疑和否定，要而言之，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分离的意思；也是个人和国家的分裂的意思。和现实相妥协之不可能，将现实来是认之不可能，这在本来的意义上，是生活的一种变态。苦恼即从这里发生。俄国的文学，曾经描写了沉沦于这苦恼中的许多的人物。脱了现实生活的常轨的“零余者”，为要根本底地除去这分裂，更加苦恼了。由对于周围的现实的轻侮和嫌恶之苦，而从中常可见绝望自弃的颜色。尤其是，俄国的怀疑，是在根据科学，例如从国家底见地，来考察农奴的问题之类以前，在那根柢上，就有比这些考察更深的，直接端的的感情的，在怀疑和否定的底里，跃动着良心的愤激和感情的悲伤，作为中心的力。但从加德林那二世的时代起，到亚历山大二世的即位时止，殆将百年之间，在俄国，却未行足以聊慰这伤心和愤激的改革。在百年之间，生活，是成长了。作为国家的公然的俄国，是成长了。思想，也成长了。然而生活的形式如旧。和官僚政府的发达一同，农奴制度也被保持得更坚固了。于是思想便一切成为反抗。而这又不能不成为苦恼和嗟叹的声音。嗟叹之声，是不仅洋溢于伏尔迦大川之上的。俄国的文学，便是这嗟叹的歌，这愤怒的诗。

五

果戈理曾经取了自作的《死灵魂》的一节，读给普式庚听。每当听着果戈理的朗诵，普式庚是向来大抵笑起来的，但惟独这一回，当倾听中，却渐渐肃静，终于成了不胜其愀然那样的黯淡之色了。果戈理一读完，普式庚便以非常凄凉的调子，说道，“唉唉，我们的俄罗斯，是多么忧郁呵！”

忧郁的俄罗斯！从这忧郁之间，难于一致的矛盾之间，在俄国的否定的精神便产生了。讥刺的文学产生了。自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讥刺的文学，是于笑中求解放的。凡可笑者，不足惧。至少，在可笑者之前，并无慑伏的必要了。凡笑者，立于那成为笑的对象的可笑者之上，凡可笑者，便见得渺小，无聊。一被果戈理所描写，地主也失其怖人之力；一被果戈理所描写，而官僚也将其愚昧曝露了。笑，使农奴制度和官僚政治的幻影消灭了。笑，是破坏；笑，是否定的力。

果戈理示人以种种俄国的现实的空虚。苦恼着而生活于这空虚中，那真是凄惨的怕人的事。果戈理是向这笑里，引进了凄惨去的第一人。将笑，将讥刺，做成了悲剧底的，是果戈理。

这是赫尔岑之所谓“异样的笑”。是“凄惨的笑”。是“毛骨悚然的笑”。在这笑里，有自责自愧之感和自啮其良心之苦。不是因为“太可笑了而挤出眼泪来”的，乃是“哭着哭着，终于笑了”的哭笑。

或者又有那为了国家的伟业和英雄的功业，而被踏烂于其台石之下的，孱弱的渺小的平凡人的一生。或者又有那要脱现实的羁绊，如天马之行空而自亡其身的傲者。对于这些人，普式庚和来尔孟多夫，是未必看作不过如此的人的。

这都是否定的尝试；是怀疑。是有着当死的运命的俄国，为死而趋的路程的记录。踏烂在彼得大帝的铜像之下的平凡人的反抗，要在地上实现那天马行空之概的傲者的破坏，谁能说不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呢？要由死以得生的否定之力，是革命。俄国的文学，若仅看作否定之力的发现，虽然还有几多复杂的要素，也不可知。但以这力为中心，从这一角去读俄国的文学，却决不会是对于俄国文学的冒渎。否定之力——为求生而寻死的这力，是丰富的，复杂的，颇饶于变化的力。在坠地亡身的一粒麦子中所含的力，总有一时要出现的。

作为否定之力的文学，也就不外是作为生存之力的文学。再说一回罢，俄国是最初以来，就有着当死的运命的；有着自行破坏的运命的。仗着自行破坏，自行处死，而这才至于自行苏生，自行建造的事，是俄国的命运。俄国的文学，是以自己的否定为出发点，由否定的肯定，由死的生，循着这路，正直地，大胆地，透辟地，而且蓦地走了来的。

在这里有俄国文学的苦恼和悲哀；在这里有俄国文学的力。有下地狱而救了灵魂者的凄惨和欢欣，和力量。

（一九二三年五月作。译自《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