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

——《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当今社会的道德困境

上文是王阳明给陆澄回信中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圣人体认良知的功夫是至诚不息的。良知的本体，亮如明镜，没有一丝灰尘，美丑在镜中随时现出原形，而明镜却不留任何染污，这就是程颢所说的“情顺万事而无情”。佛教有一句话叫“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跟这个差不多。明镜照物，美的显现为美，丑的显现为丑，一照就是它的本来面目，这就叫“生其心”；而不管美的如何美，丑的如何丑，照过后都不留下，这就叫“无所住”。

关于良知，王阳明不仅在平常的讲学中谈得很多，而且还曾以良知为题，写了不少诗作送给他的学生：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良知是什么？

良知就是真头面，就是定盘针，就是圣门口诀，就是乾坤万有基。

在儒学的语境中，“良知”常常与“良能”相提并论。良知良能，指的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然而，这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虽然是一种天赋，却非常容易在后天的生活中迷失。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一般人往往抛弃这个人人自有的无尽宝藏，遮蔽本心，迷惑颠倒，整天活在烦恼场中，乃至像个乞丐一样沿门持钵，自讨苦吃。

有个故事，说一个王阳明的门生，某夜在屋里抓到一个贼，就学以致用，对贼讲了一番良知的道理。没想到，贼听完却哈哈大笑，说：“那你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

这个门生登时语塞。当时正是大热天，他看贼穿着一身夜行衣，便说：“天太热了，何不把衣服脱掉？”

贼照办了。

门生看着那个贼，又说：“还是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

贼犹豫了：“这……好像不大好吧？”

门生一声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

只要是人就有羞耻之心，而羞耻之心就是良知的表现之一。从这个故事可知，人都是有良知的，之所以有些人的良知仿佛“被狗吃了”，其实只是他们的良知被“私欲”障蔽而已。

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的广佛五金城内，一个2岁女童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却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是一位拾荒的阿姨把她抱离了路面。

奄奄一息的女童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8天，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冷漠的世界。

这就是震惊国人的小悦悦事件。

该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国内网民的热议。看过新闻后，人人都在问：“我们的良知在哪里？当今社会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在这样追问之前，也许我们首先要承认一个现实：在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反倒惹祸上身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小悦悦事件中的那18个路人不可能没有顾虑。

所以，当国人异口同声地谴责上述事件中那些人的冷漠和无情时，是否也该扪心自问：假如我在现场，我是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救人，还是会担心惹上麻烦？

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

当然，在漠然离去和出手相救之外，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拿起手机拨打110或120。但是，当这个社会屡屡通过负面新闻向我们传达“好人没好报”的信息时，当我们也不自觉地养成了明哲保身的习惯思维后，拿起手机拨打电话的这个简单动作，就有可能被非常复杂的现实考虑所抑制，而通过举手之劳挽救一条生命的这种纯乎自然的善意，也很容易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后天养成的冷漠所取代。

我相信，佛山那18个路人，肯定不会都是良知彻底泯灭的人。在第一眼看见小悦悦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内心肯定有过短暂的犹豫和挣扎（从现场视频看，确实有这种迹象），但他们最终之所以选择离开，并不是因为良心被狗吃了，而是因为他们头脑中的现实考虑和利害计较抑制了良心的作用。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很早就用“孺子将入于井”的故事说明当一个孩子即将落井时，只要是看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怵惕恻隐之心”。这是一种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的自然情感，只要心理机能正常，一旦“触目”便会“惊心”，就像一根针刺到皮肤，只要生理机能正常，就会产生相应的痛感一样。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下采取拯救孩子的行动，但没有行动只是因为我们用别的东西抑制了这种自然情感，并不等于这种自然情感不存在。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而这个“几希”，最主要的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就构成了良知的主要内容。

人之所以成为人，并不仅是我们学会了直立行走，也不仅是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更是因为我们具有良知，具有上述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倘若没有这些，人就退化成了走兽。

所以，面对小悦悦事件，以及所有类似事件，我们需要追问的，也许并不是我们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在哪里，而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抑制我们的良心、遮蔽我们的良知？以及到底是什么东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刺穿我们的道德底线？

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很难建立却极易崩塌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人总是社会中的人，一个人总是处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往和互动中，也总是依据他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理解来采取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许多道德情感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这样的道德情感并不必然引发道德行为，因为人总是社会中的人，他的行为动机便不能不带有各种复杂的现实考虑和利害计算。并且，当这个社会时时刻刻都在向他传递与其道德情感相冲突的信息时，我们更是很难指望这个人会按照自己的道德情感行动。

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道德是个人与社会签订的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契约的内容是“我”愿意为社会提供道德服务，如果社会上每个人也都做出同样承诺的话，那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个体都将享受到他人和社会提供的道德服务。

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

但是，这种公共服务要想在社会上普遍确立，其隐含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每个个体都要对他人和社会抱有充分的道德信任。因为，只有当别人跟我做出相同承诺，并且愿意将承诺付诸行动，我向他人和社会提供的道德服务才有意义。否则，我提供的道德服务不仅对自己无益，对他人和社会同样无益。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过马路等红绿灯。假如我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其他车辆都不愿按照交通规则行驶，那么就我一个人在红灯前面停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另外，排队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在某个办事窗口前面，所有人都挤成一团，那么你是会坚持“一个人排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冲进拥挤的人群？

正因如此，道德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要普遍而有效地建立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需要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识、信任，以及其他很多条件的支持。但是，要破坏它却非常容易，例如，只需几个扶老人反被讹的负面新闻，就会让后来在马路上跌倒的老人无人搀扶；只需一个郭××事件，就会令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在一夜之间倒退N年。

在一个已经拥有成熟而稳定的道德环境的社会中，任何个体的不道德情感和不道德行为都将受到抑制，因为这样的情感和行为会在这种社会中遭受鄙视和惩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我们进入一家豪华酒店，即便平时已经习惯了随地吐痰，可面对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我们不需要别人提醒也会抑制自己的坏习惯。反之，当一个社会不仅在道德上毫无完善的公共服务可言，而且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加之个体的内心又充满了不安全感，那么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也必将受到抑制，因为相应的情感和行为很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让自己利益受损。在此情况下，我们又岂敢奢望这个社会中的人会在同胞身处险境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呢？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直在抑制我们的良心、遮蔽我们的良知，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刺穿我们道德底线的那个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日渐消亡的道德信任感，以及个体内心日渐增强的不安全感。

说白了，不是良心都被狗吃了，也不是我们不想为他人和社会提供道德服务，而是因为：首先，我们的道德情感经常遭到愚弄——假如就在郭××事件之前，你刚刚给红十字会捐了款，你肯定很受伤；其次，我们的道德行为经常给自己带来相反的后果——假如网上充斥着帮助跌倒的老人反而被告的新闻，你还愿意在看到老人跌倒时上前搀扶吗？

总之，我们伤不起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只好把自己变成一个冷漠、麻木、自私、无情的看客，让自己龟缩在尽量不与他人发生道德关系的坚硬的内心铠甲中，借此让自己免受不必要的伤害。

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

在这样的社会中，也许很多人都会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够了，别人的不幸没必要关心，也没能力关心。然而，社会总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当这个社会的道德氧气日渐稀薄时，每个人肯定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到呼吸困难。

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

这是我们无可逃避的现实。

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当一个小悦悦倒在血泊中无人施救的时候，受害的绝不仅仅是她和她的家人，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当肇事司机畏罪逃逸，过往路人视若无睹，应该受到谴责的也绝不仅仅是他们，还有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都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儿子女儿。我们都因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受难而受难，都因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犯罪而犯罪。我们不是丛林里弱肉强食的走兽，也不是自然宇宙中一粒粒孤立的原子。我们是所有动物中唯一缔造了文明社会的人类，我们是地球上唯一具有道德情感的物种。

然而，当我们下意识地为自己披上坚硬的铠甲时，我们将不再能感受生命的温度；当别人的不幸无法再让我们产生疼痛，我们的不幸也将不会有任何人感到疼痛。

美国波士顿有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另外还刻着一个日耳曼人的名字。他叫马丁?尼莫拉，是德国的一位新教牧师，也是被关入集中营的受害者之一。在纪念碑上，铭刻着一段他的话：

起初，他们迫害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迫害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之后，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就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无常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脆弱的，没有人敢断言不幸和厄运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所以，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你拯救的不仅是现在的他，也有可能是未来的你自己。

退一步讲，即便你对他人的拯救并不必然换来他人对你的拯救，但是，当你对别人的灾难和毁灭熟视无睹的时候，你的心灵其实已经陷入了一场无形的灾难——除非你良心已死，否则你将在余生之中饱受良心的折磨。

对马丁?尼莫拉来讲，情况正是如此。当他身边的所有人一个一个遭到毁灭的时候，他的灾难就开始了——他必须极力压抑自己的同情心，假装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然后每天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找各种逃避的借口，直到最后，荷枪实弹的纳粹撞开了他的家门。

在此，马丁实际上是遭遇了双重灾难：第一次是灵魂的煎熬，是内心世界的地动山摇；第二次才是现实的苦难，是外在生活的彻底坍塌。在这种双重灾难之下，马丁最难忍受的，也许并不是外在的不幸和磨难，而是信仰对灵魂的鞭笞，是良知对人格的拷问。所以，作为新教牧师的马丁，才会在战后发出真诚的忏悔，借此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

今天的我们虽然大多没有宗教信仰，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的良心都已经寒冷如冰、坚硬如铁。我想，在面对他人的不幸和苦难时，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心如止水，不惊起一丝涟漪。所以我相信，对于佛山那18个路人而言，即便他们看见小悦悦时心里只有一丝疼痛，即便他们扬长而去时心里只有一丝不安，但这样的疼痛和不安必将伴随他们日后的岁月，甚至伴随他们整整一生。

道德重建之路

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难道因为社会道德这座大厦确实难建而易崩，我们就可以冷眼旁观，任由它坍塌成一堆废墟吗？由于很少看见别人主动给这个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向他人和社会提供任何道德服务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不愿自己赖以栖身的唯一家园变成丛林，不愿让自己退化成走兽，我们又要从哪里入手，开始道德的重建呢？

在此，我们需要的绝不是空洞的道德呼唤和苍白的道德说教，也不能总是停留在官方媒体“学雷锋，做好事”的宣传上，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换言之，今日社会不仅需要官方呼唤老百姓讲道德，还应该让老百姓呼唤各级政府和官员们以身作则，并且制定一系列有利于道德重建的法律。

例如，应不应该把“见死不救”视为违法犯罪行为，而不仅仅只是视为非道德行为？应不应该对所有“见义勇为”的个人和行为给予最大程度的奖励和褒扬？并且除政府之外，是不是也要鼓励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团体、企业，乃至个人对见义勇为者进行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奖励？还有，如果被救者以怨报德、反咬一口，查清事实后应不应该予以严惩重罚？

来参照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法国于1994年修订的《刑法典》，就有一条“怠于给予救助罪”，具体条文是：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判处5年监禁并处以50万法郎罚金。美国有一些州的法律也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报警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我们不一定照抄别人的法律，但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尽早确立制度性的奖惩机制。没有制度的保障，我们的道德情感就很难转化为道德行动，每个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也很难消除。而没有这样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信任感便无从培育，道德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也不可能在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确立。

除了呼吁政府进行制度建设之外，我们每个人能做的，也许就只有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了。

我们不一定每天都会碰上跌倒的老人，但如果你经常坐地铁公交，你一定有机会给老人或需要的人让座；我们不一定每天都会碰上交通事故中需要救助的人，但如果你是开车一族，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小心驾驶，并且在夜里两车交会的时候，轻轻动一下你的手指，把远光灯变成近光灯，以免让自己无意中成为“晃眼杀手”；我们不一定要经常从事慈善，但一定经常会在网络上看见那些身患重症却无钱医治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从每月的生活预算中划出几百元钱，悄悄汇入那个救命的账户？

勿以善小而不为。每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都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释放一点儿善意，给这个日渐冰冷的社会注入一点儿温暖。

虽然你让座了，对方不一定会当场感谢你，但其实车上已经有许多人看见了，请相信，改天肯定会有人复制你今天的行为；虽然交会车的时候你主动变灯了，对方没有变灯，但请相信，当下一次他和别人交会车时，也许就会主动变灯了，而许多潜在的交通事故也许就会避免；虽然你给陌生人汇了款，这件事根本没人知道，但请相信，当那个接受帮助的人将来有能力的时候，肯定也会给需要救助的陌生人汇款。而且，我想说的是，即便你做过的这些小小善举都没有人表示感谢，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自己的良知知道。

这就够了。

是的，这就够了。我们可以率先做一个向他人和社会提供道德服务的人，这其实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却足以让他人和社会受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小小善举会化成一圈一圈的涟漪，它们会激起更大的涟漪，而当越来越多的涟漪涌动起来，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就必然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日行一善，绝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不需要我们拥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情操。事实上，要在生活中长期做一个抱怨、冷漠、麻木的人，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有时候换一种习惯生活，比如学会做一个心有善意并习惯于把善意付诸行动的人，反而会比前者活得更轻松、更快乐。

当我们向他人和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时，我们不仅是把善意带给了别人，而且还把快乐带给了自己，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如果我们能经常让自己的道德情感自然而然地转化为道德行动，那么我们的良知就会时时呈现，从而体验到一种由内而外的纯净而自足的快乐。

所以，与其说我们的道德情感日渐淡薄，还不如说我们只是羞于或怯于表达自己的道德情感；与其说我们总是担心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还不如说我们其实是没有体验过“良知呈现”的快乐。

当然，我们向他人和社会提供道德服务，并不一定会获得等量的回报，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体认良知是我们自己的事，做出道德行为只是体认良知的副产品。我们不需要由他人的掌声来证明我们的良知，也不需要由外在的奖赏来肯定我们的道德。

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自以为是，或是对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也不管别人奉行怎样的价值观，或是怎么看待和评价我们，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并且在良知的光照下过一种健康、快乐、平静、幸福的生活，始终是我们自己的事。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平凡而又伟大的德兰修女是怎么说的：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即使你是诚实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却，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帝信仰的人来说，这些话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

绝不。德兰修女面对的是西方读者，所以才会说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倘若面对的是中国读者，她一定会说：这是你和自己良知之间的事。

我们可以不皈依基督教，可以不信仰上帝，可以不期待来自天国的光芒，但我们不可以放弃做一个人，不可以任由自己的良知陷入黑暗。

让良知蒙尘绝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它看起来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其实却是一种无形的自我伤害。就像马丁?尼莫拉牧师，当他面对纳粹迫害其他人却袖手旁观的时候，尽管他的外在生活貌似安然无恙，可他的内心世界却已陷入了一场灾难。

鲁迅说过，当一个社会道德败坏的时候，一个人能够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道德，这种人就是民族的脊梁。我们当然不一定要当民族的脊梁，但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不让自己退化成走兽，我们一定不能没有自己的脊梁。

这根脊梁，就是你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