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惠问：“己私难克，奈何？”

先生曰：“将汝己私来，替汝克。”又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萧惠曰：“惠亦颇有为己之心，不知缘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说汝有为己之心是如何？”

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谓颇有为己之心。今思之，看来亦只是为得个躯壳的己，不曾为个真己。”

先生曰：“真己何曾离着躯壳？恐汝连那躯壳的己也不曾为。且道汝所谓躯壳的己，岂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惠曰：“正是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声，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乐，所以不能克。”

先生曰：“……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惟恐亏损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这才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认贼作子，缘何却说有为己之心，不能克己？”

——《传习录·上·薛侃录》

禅宗公案为什么都那么“无厘头”？

萧惠，王阳明的学生，生平不详。

小萧同学和阳明先生的这段对话，尤其是刚开始那两句，了解禅宗的读者肯定会觉得眼熟。

没错，针对小萧同学提的第一个问题，王阳明的回答方式，就是典型的禅宗风格，而且还是对中国禅宗第一公案的直接copy。

南朝梁武帝时期，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从海路来到中国。当时梁武帝萧衍对佛教十分痴迷，不仅大建佛寺、精研教理，而且亲自登坛、讲经说法，甚至好几次跑到寺庙剃度出家，把大臣们吓得半死，每回都要花费巨资为他赎身。

梁武帝这么折腾，自以为功德不是一般的大，所以一跟达摩见面就炫，称自己造寺写经，度化僧众无数，还问达摩这么做是不是功德很大。不料达摩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说并无功德。两个人话不投机，达摩就离开梁朝，渡江北上，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去了。

附近有个叫神光的年轻和尚，听说少林寺来了位天竺高僧，就跑去求法，没想到达摩却不理他，让他在雪地里站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达摩才对冻成一根冰棍的神光说：“你回去吧，诸佛无上妙法，不是你这种小德小智、轻心慢心的人可以求的。”

神光知道达摩是在考验他，遂拔出利刃，自断左臂，以表求法决心。达摩见状，心中暗许，知道他是一个可以传承衣钵的“法器”，这才收了神光，并为他改名慧可。

慧可向达摩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蒙了，半晌才说：“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说：“我与汝安心竟。”

慧可言下大悟。

这就是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法于二祖慧可的故事，也是中国禅宗的第一公案。很显然，阳明先生与小萧的问答，就是这个公案的山寨版。

慧可对达摩说：“我心不安，请师父帮我安心。”

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替你安。”

小萧问王阳明：“我的私欲难克，怎么办？”

王阳明说：“把你的私欲拿来，我替你克。”

达摩跟王阳明这是什么逻辑？明明知道人家的心和欲都不是一个可见的东西，岂能拿得出来？这不是存心要人好看吗？

是的，禅宗接引学人，就是要故意“让你好看”，就是要用一针见血的方式无情地刺痛你，这样才能让你在浑浑噩噩的迷梦中猝然惊醒。

用禅宗术语来讲，这就叫“截断众流，当头棒喝”，这就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达摩、王阳明以及所有禅者在点化学人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貌似都很无理，甚至很无厘头，实则都是用心良苦（禅宗术语叫“老婆心切”）。就以达摩和王阳明为例，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达到三层目的：

一、用非同寻常的回答方式让你摆脱旧有的思维定式，就像用强大的外力让你的“思维动车”突然脱离原来的轨道一样，迫使你在高度紧张中迸发出巨大的潜能。

二、心和欲本来就不是一物，还非要逼你拿出来，这就是要迫使你认识到：你提的问题本来就是“伪命题”，从而把你习惯向外看的目光扭转向内，去挖出你之所以提这种伪命题的那个观念的病根。

三、用“替你安”“替你克”的反讽的方式，让你意识到，在你与妄心、私欲做斗争的战场上，你始终只能一个人战斗，没有人帮得了你。就像我们上节说过的，在你的内心世界里，与你相依相伴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你别指望救世主，也别指望神仙皇帝，只能孤军奋战，自己拯救自己。

如果学人能够悟到这三层，那真正的修行就算开始了。

慧可在这里悟了，因为他发现——“觅心了不可得”。导致我们不安的是心中的各种妄念，而这些妄念只是蔽日的浮云，虽然浮云会暂时遮蔽自性的阳光，但自性一直都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反而是那些不安与妄念的浮云，本来就是飘忽来去、了不可得的东西，并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你若把它执为实有，它便强大，令你痛苦；你一旦照破它的虚妄，它便会消散无踪。既然如此，人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所以，达摩才会告诉慧可：“我已经替你安完心了。”

遗憾的是，小萧同学的慧根远远不如慧可那么猛利，所以阳明先生叫他把私欲拿出来时，他就愣住了，半天回不过神来，就跟梁武帝听见“无功德”三个字时一样震惊，一样不能理解。

禅宗的真精神是什么？

其实，达摩之所以否定梁武帝一切佛事的功德，就是为了点醒他，让他知道佛法修行的要诀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

可惜，贵为皇帝的萧衍福报有余、慧根不足，压根儿醒不过来。

所谓“做加法”，指的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占有欲，亦即什么东西都想要，而且什么都要更多、更好、更大。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最普遍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想追求更多的钱、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高的职位，却很少有人去想过——你这个人本身，有没有在这场无尽的追逐中变得更好？也很少有人去想过——在拥有越来越多东西的同时，你失去了什么？

精神分析学泰斗艾里希?弗洛姆认为，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犹太人）那里，人们的生活目标是“追求人的完美”，可到了今天，现代人则是一味“追求物的完美”，结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物，把生命变成了财物的附属，于是“存在”（to be）就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了。

说白了，你占有了物，但失去的却是自己。存在主义有一句话叫“拥有就是被拥有”，所表达的意思也是这个。

西方如此，中国何独不然？

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其目标都是致力于人本身的完善和完美，可在其传播和流变的过程中，大多数信徒却把属于精神层面的价值外化成了可占有的物。就如我们的这位萧衍兄，自以为佛事做了一大堆，所谓的功德肯定是充塞天地了，殊不知，就在他这么想的当下，原本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已经变成了世俗的物，原本可能有的功德也已经**然无存了。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尽管萧衍在形式上皈依了佛教，而且做出了一系列近乎狂热的宗教行为，但其背后的动机仍然是占有欲（追求并占有更多更大的功德），所以他的一切行为实质上也仍然是一种功利活动。而这一点，恰恰与禅宗的真精神背道而驰。

禅宗的真精神是什么？

答案就是三个字——“做减法”。具体而言，就是消除占有欲，打破一切功利性的思维方式，放下对一切事物的执着（但并不是抛弃一切事物），把习惯向外看的眼睛转回来，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彻见人人本具、不假外求的自性。如此，你便能获得一种全然的觉醒。

所谓自性，其实就是佛性。但是，禅宗却喜欢用“自性”这个词，不太喜欢用“佛性”。比如，历代禅者会经常说些“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说佛一声，漱口三日”之类的话，甚至动不动就叱佛骂祖、烧毁佛像，其原因就在于：禅宗不仅希望你放下对世间万物的执着，还希望你放下对种种宗教形式的执着，更希望你放下对“解脱”“成佛”“涅槃”等佛教终极价值的执着。

有僧问大珠慧海：“如何得大涅槃？”

师曰：“不造生死业。”

曰：“如何是生死业？”

师曰：“求大涅槃。”

这位可怜的僧人被慧海禅师搞蒙了：我出家的目的、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离生死、求得涅槃，可为什么我一心求涅槃，到头来反而成了生死轮回的原因了呢？

这位学僧并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跟梁武帝其实堕入了同一个陷阱——执着。

《盗梦空间》的现实版：如何从梦境中醒来？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第一句话就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在佛陀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坐拥无尽宝藏的“超级富豪”（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某天忽然打了一个盹儿，然后就开始做梦（妄想），在梦中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四处流浪的乞丐，并把梦中所有东西都当成是真的（执着），于是拼命索取、占有、争夺，然后就生出了永无止境的烦恼和痛苦。

在这场远比《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都更加逼真、更加庞大、更加难以醒来的虚拟现实和梦境中，所有人都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身份（迷失自性），所以万分投入、沉迷不醒、执无为有、假戏真做。我们忘情地在其中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经历了一世世的生死轮回，享尽了很多实际上是梦幻的快乐，吃尽了无数实际上是泡影的苦头。

直到有一天，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佛陀、禅者），重新回到梦里告诉我们：“醒来吧，不要再做梦了，你本来就拥有无尽的宝藏（自性本自具足），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放下对这个梦境里面所有东西的贪恋和执着，让自己彻底醒来！”

也许在这场梦里，我们每个人经过辛辛苦苦的打拼，已经摆脱了乞丐的角色，混成了富豪、政客、明星、教授等各种各样的牛人，但是，所有这些身份及其梦里拥有的一切东西，跟我们梦境之外的真实身份比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在已经觉醒的人眼中，这些“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东西，恐怕只能算是一个笑话。

但是眼下，绝大多数人都听不进觉醒者的话，因为我们都活得太现实了——谁愿意相信，自己拥有的高官厚禄、豪宅豪车都是梦幻泡影呢？即便多数人在这个梦里都只是平凡的草根，付出半生的辛苦才能买一套房子，可生活还是挺让人向往的不是？所以，我们反而把觉醒者讲的当成了笑话，然后继续妄想、继续执着、继续占有、继续争夺、继续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继续累死累活地攒钱买房。

只有少数人听懂了觉醒者的话，走上了修行之路。

可是，“执着”始终是这场梦境牢不可破的底色。

比如，萧衍兄开始修行了，可他仍然是用“做加法”的习惯在修行：在做皇帝的业余时间里，他加上“佛事”；在阅读百官奏章之余，他加上“读经”；在盖宫殿的同时，他加上“盖寺庙”；在治理国家的政绩上面，他又加上佛教修行的“功德”。于是，觉醒者教人解脱，可他反而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又一层枷锁；觉醒者教人放下，他反而在世俗事务上又增添了宗教的执着；觉醒者教人醒来，他却往梦的更深处义无反顾地挺进。

用禅宗术语来讲，这就叫“梦中说梦，头上安头”。

同理，参访大珠慧海的那个学僧也一样。他听觉醒者告诉他，修行的起点就是“放下”，终点就是“醒来”，于是就把世俗的生活全然抛弃，迫不及待地剃度出家，然后又把“醒来”当成了一种可以追求、可以得到的东西，并且在梦境中跋山涉水、苦苦寻找，甚至找得比当初还没出家时找工作、找房子、找老婆还辛苦。试问，他这么找下去，除了跟萧衍兄一前一后地往梦的更深处挺进之外，除了继续“梦中说梦、头上安头”之外，还能怎么着呢？

只要不是用正确的方式“做减法”，就跟觉醒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也就是说，在修行之路上，你除了放下对所有俗世事物的执着，还要放下对所有宗教事物的执着，到最后，甚至连“不执着”这个观念都要放下（因为把“不执着”牢牢抓在心里不放的人，其实是最大的执着，佛称之为“法执”）。到这一步，你的修行才算有了一点儿真消息。用禅宗术语来讲，这才叫“一丝不挂”！

阳明心学（儒学）的修行方式，跟佛道两家一样，都是“做减法”，这是中国文化三大谱系最基本的共同特征之一。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禅宗还是心学，教人“做减法”并不是要叫你放弃一切，而只是叫你放下对一切的执着。换言之，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你的外在生活，而是你的心；需要放弃的并不是你的家庭和工作，而是你一直紧抓不放的种种不健康的生活态度。

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

“实际理地”是什么？就是你的心。

“万行门中”是什么？就是你所有的外部生活。

只要你的心能够保持健康，你就不需要刻意改变你的外部生活。

王阳明的学问之所以叫心学，禅宗之所以又叫“心地法门”，就是因为一切修行都是指向你的心，指向你的态度、观念、思想、人格。只要你的心能够做出转变，只要你的态度、观念、思想、人格都能像一个真正的觉醒者一样，那么当下你就醒来了。

你的解脱不在深山老林，而在当下的滚滚红尘中。

你的涅槃不在他方净土，而在当下的生死轮回中。

从事相上言，一个觉醒者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跟往日并无不同；但是从实际上看，一个觉醒者生活中的一切，又都与往日截然不同。

因为，你的心已经放下对世间万物的贪恋，所以红尘就不再是原来的红尘，而是一座任你自在修行的庄严道场——“青青翠竹（喻世间万物），尽是法身（自性）；郁郁黄花（喻世间万事），无非般若（智慧）”。

并且，由于你的心已经放下对“垢净、迷悟”的分别，所以生死也不再是原来的生死，而是一场任你自由出入的奇妙梦境——心能转境，则同如来（觉醒者）；心随境转，则为众生（做梦者）。

我们都是“重度梦游症患者”，醒来谈何容易？

然而，心的转变又谈何容易呢？

这会儿，小萧同学被阳明先生狠狠刺了一下，痛倒是很痛，但就是不悟。

王阳明一看小萧的那张苦瓜脸，就知道这孩子属于“重度梦游症患者”，不可能用禅宗的机锋一下子点醒，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传统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治疗方案，说：“人必须有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心，才能克除种种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克己）；做到这一点，你才能成为你自己、成就你自己。”

小萧一脸委屈地说：“我也很想为自己负责，可不知为什么，总是难以克己。”

王阳明：“你且说说看，你是如何为自己负责的？”

小萧低头想了半天，说：“我也一心想做个好人，自以为这应该就算为自己负责了。可刚才仔细想了一下，看来也只是为躯壳的自己，不是为真正的自己。”

王阳明说：“真正的自己岂能离得了躯壳？恐怕你连为躯壳负责都做不到，更不用说为你的心了。这些暂且不提，就说你那个躯壳的自己吧。躯壳指的，不就是耳目口鼻四肢吗？”

小萧激动地说：“我就是被这些害苦了。目要看色，耳要听声，口要尝味，四肢要玩乐，所以才克服不了那些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爽”非快乐之意，而是味觉败坏之意），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就是过度的感官享受势必损害人的健康。

由此可见，对于人的感官欲望，以及过度追求感官享乐的问题，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的态度和对治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学会掌控和节制，也就是“做减法”。用儒家的话说，这就叫“克己”；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自律。

对治欲望要如此，对治我们内心的各种执着，同样如此。

在王阳明接下来讲的话中，提到了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礼”。在古代，礼通常是指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其作用就是让社会保持和谐有序。对个体而言，礼指的就是行为的合理正当。而内在世界的有序化，无疑是外在行为正当性的前提。所以儒家的克己之道，其根本和入手之处，就是要在自己的心上做克制的功夫，不让贪欲和执着破坏我们内在的精神秩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最后才会对萧惠说：“你终日向外驰求，追名逐利，都是为着躯壳外面的物事，根本不识心之本体。你的一切言行，都是由你的心主宰的，若不想让过度的感官欲望损害你的躯壳，就要从心入手。所谓‘克己’，就是只要发觉一丝贪欲和执着在心里萌生，就如同被刀割针刺一般，非得去了刀、拔了针，才肯罢休。这才是自己为自己负责。可你如今却被欲望掌控了，正是认贼作子，还谈什么为己之心，又谈什么‘克己’？”

王阳明说过，真正的修行，就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此处又说克己之道犹如“去刀拔针”，可见修行绝非鸡汤式的岁月静好，亦非文艺范的诗和远方，而是一场发生在灵魂深处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在那里，你只能一个人战斗，而敌人正是你自己。你唯一可以凭借的，只有强大的克己和自律精神。

惟其如此，我们或许才能从沉迷已久的“重度梦游”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