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传习录·上·薛侃录》

成功是人格的镜像

德章是王阳明的一个学生，姓刘，籍贯不详，履历不详。

小刘同学之所以会对“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这件事耿耿于怀，是因为王阳明几天前给他们开了一节课，主题是：论做人的成色与斤两。

阳明先生告诉大家：“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只是因为其心纯乎天理，没有半点儿不合理、不正当的欲望，就像24K（K指黄金的纯度）金之所以是24K，也是因为其成色很足，没有半点儿铜铅夹杂一样。但是圣人的才力有大有小，正如金子的分量有轻有重。比如说，同为圣人，尧、舜的分量足有一万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文王、孔子相当于九千镒，禹、汤、武王差不多七八千镒，伯夷、伊尹也就是四五千镒。虽然才力不同，但在‘纯乎天理’上则一样，所以都可以叫圣人，就像一两纯金和一万两纯金分量虽不同，但成色都是24K，所以都可以叫纯金。”

最后，阳明先生得出结论：做人就要论成色（内在的品质），不要论斤两（外在的事功），就好比一两金子跟一万镒金子比，虽然分量悬殊，但只要成色是24K，就可以无愧了。

小刘听完课，深感这个比喻形象贴切，颇受启发，但是一想到先生把孔子说成九千镒，比尧、舜低了一个数量级，心里不免替老人家打抱不平，于是便把问题提了出来。

阳明先生一听，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小刘，说他是“躯壳上起念”。

什么叫躯壳上起念？

顾名思义，躯壳，指的就是身、肉体、物质，对应的就是心、灵魂、精神。所谓“躯壳上起念”，就是把人生意义建立在了肉体享乐和物质欲望之上，起心动念都离不开这个，同时抛却了自己的心、灵魂、精神，所以就把“成功”定义为种种物质上可见的东西。比如小刘同学，一听阳明先生说孔子只有九千镒，脑子里固有的凡事都用物质来衡量的思维模式马上做出反应，于是疑惑不安，就想替古人争一争“斤两”。

当然，一般所谓的“成功”，肯定是有种种外在可见的物质性标准的，不过这些都只是表象，并非内核。在儒学和阳明心学看来，“成功”其实是人的内在品质自然向外流溢所产生的结果，就像太阳正是因为内部的核聚变，才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以无穷的光和热照亮万物一样。用先儒的话来讲，一个人必定要先做到“内圣”，而后才能“外王”；必定要先做到“诚意、正心、修身”，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换言之，成功固然需要外部的物质条件，但必定是来源于内在的精神品质。而且，恰恰是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品质得到了完善，他所投射出来的成功才会是健全的、长久的，并且真正值得拥有；而那种缺乏人格力量支持的成功，只能是病态的、虚假的，并且不会长久。用阳明先生的话说，“自己是桀纣心地”，又怎么可能做成“尧舜事业”？

成功就是人格的镜像。如果一个人能够具备善良、爱心、忠诚、宽容、正直、诚实、坚毅、勇敢、智慧、谦逊、感恩、同情心、正义感等品质，并且能够在与他人和社会交往、互动的时候，把这些品质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成功就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了，而且不管你走到哪里，它都会跟到哪里。也就是说，成功虽然会以财富、权力、地位、名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为它的外表，但从本质和来源上讲，它却是人格的外化、人格的影子、人格的副产品。所以，人应该担忧的是自己的人格能否完善，而不必担忧成功会何时到来。正如孔子所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人格是幸福唯一直接的源泉

不可否认，世上多有人格与成功相分离的例子，如立德者未必立功，有功者未必有德。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格是否完善固然可操之在我，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语），可成功却更多是与外部世界相关的，它不仅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更需要他人和社会的评判与认可。所以，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变得扭曲，人心普遍沉迷于物欲的时候，人格与成功分离的情况就会非常严重。

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越是坚持高尚的人格，反而越有可能难以成功；一个人越缺乏良知、越不择手段，反而越有机会出人头地。用经济学语言来讲，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不过我们应该相信，这种情况只是一种变态，绝非常态。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在缺乏道德、信仰和正确价值观的情况下，还能运转自如并且长期存在。除非人彻底堕落为走兽，社会彻底异化成丛林，否则它势必会在一段时间后到达一个临界点，发生质变，重新洗牌，再慢慢恢复常态。

但是，退一步讲，即便一个人一辈子都只能生活在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他照样可以修养自己的人格，而不问成功之大小有无。正如王阳明所言：“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自己能够拥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或者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人是什么”要比“人有什么”重要得多，也比“他人的评价”重要得多。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伴随着他，所以，人生的幸与不幸极少是由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造成的，而主要取决于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人生。叔本华认为，“人是什么”以及“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 ”就叫作人格，由它所造成的一切，乃是我们幸福和福祉唯一直接的源泉，而其他则只是媒介和手段，因而不会对幸福发生特别的影响。

当然，人活在世上，肯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假如连吃饭都成问题，那所谓的人格修养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在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没人有权去否定和排斥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当一个人拥有不低于社会正常水平的生活保障之后，他就应该重视自己的人格修养和精神品质，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更大的物质成功。尤其是在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一个人越能锻造出强大而完善的人格品质，就越能抵御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侵袭和伤害，从而越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越有幸福感；反之，若你坚持要在价值观扭曲的社会中追求更大的物质成功，就不免要承受人格扭曲的痛苦，特殊情况下，甚至要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如此一来，即便你真的取得外在成功，却会失去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同时也很难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用叔本华的话说，“对于病态的人，所有的快乐犹如口中的美酒，总带有一股胆汁的苦味”。

所以，孔子才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是健康的，那你活得既贫且贱，就是一种耻辱，因为在这种社会，人格与成功就应该相伴而行，要是你不成功，甚至还活得很不好，那你就要检讨自己了；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是有问题的，你居然还活得既富且贵，那就更是一种耻辱了，因为这证明你肯定在某种程度上，跟不良的风气和价值观同流合污了，那即便你的外表光鲜亮丽，人格世界也只能是漆黑一片。

不过，话说回来，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在“有道”的社会里面，也可能会有表面上“贫且贱焉”，实际上人格非常伟大的隐修者；在“无道”的社会里面，也可能会有外表“富且贵焉”，但内心仍然坚守高尚情操的大修行人。而且，如果真有后面这种人存在的话，最终改变社会的力量，很有可能就来自他们。

总而言之，在王阳明看来，不管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不管外在的环境是天堂还是地狱，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关注自己人生的成色，尽着自己的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那么相应的外在成功无论大小，都可不必介怀。反之，倘若不在自己的心地上体认并扩充良知，却一味希求更高的成功和更大的事业，那就算暂时获得成功，其人格也早已破产，最终，他的人生一定会归于失败。

综上所述，王阳明教给我们的做人之道，其实就是一句话——人生在世，首先要注重成色（内在的品质），其次才是关注斤两（外在的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