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也是阳明的学生）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传习录·上·徐爱录》

“知”和“行”是同一件事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又一个核心命题。如果把阳明心学看成一把宝剑，那么“心即理”就是剑柄，“知行合一”就是锋利的剑刃。很多人都认为，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者说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这样的认识，就算不是对阳明心学的误读，至少也是一种很肤浅的理解。

事实上，“知”并不仅仅是指理论，“行”也不仅仅是指实践。因为理论虽然可以指导实践，但它本身并不是实践；实践虽然来自理论，但它本身也不是理论。所以，当我们把“知、行”理解成“理论、实践”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知、行”当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真正的“知”，里面必然包含了“行”；真正的“行”，里面必然也包含了“知”。所以王阳明才会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换言之，“知”和“行”本来就是一件事，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或者是考虑到不同情况下的针对性，才把它分成两件。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我们可以说一面是图案，一面是字，但我们不能忘记：它们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而是同属于一枚硬币。而把“知、行”理解成“理论、实践”的人，尽管也能说出理论和实践不可分离的道理，但就在他们这么说的当下，其实已经把“知”和“行”一分为二了——因为必须是两枚硬币，说它们“不可分离”才有意义，倘若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说它们“不可分离”还有意义吗？

既然“知、行”不能简单等同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理论和实践，那么王阳明所谓的“知”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知”就是人的认知功能，“行”就是人的行动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凭字义就可以理解这两个概念，但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却有着常人意识不到的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同一个世界，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人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空白的A4纸，我们的认知能力也不是一台复印机，所以，它不会把外在事物原原本本复制到我们的心灵上。关于这一点，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已经讲得很透彻，比如康德就对此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论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心灵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内容。

从每个人的日常经验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人的心灵其实更像是画布和颜料，而认知能力就像是画笔，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事物或同一个场景，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感受和体验，因而每个人都会在心里创作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

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可见，每个人心中的《红楼梦》都不一样。

再比如，我们面前放着一颗苹果，在你眼中，它是一种可以补充维生素的水果；可在果虫眼中，那却是人家的家园和粮仓；在水果商贩眼中，它是可以换钱的商品；在生物学家眼中，它是一堆细胞；在物理学家眼中，它是一堆分子、原子和电子；基督徒看见它，就想起了夏娃和人类的原罪；牛顿看见它，就发现了万有引力；乔布斯看见它，拿起来咬了一小口，就有了让全世界“果粉”为之疯狂的iPad（苹果平板电脑）和iPhone（苹果手机）。既然仅仅一颗苹果就会让我们产生这么多的纠结和惊喜，那么世界呢？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对几十亿人来说，会是一样的吗？换句话说，你能告诉我苹果本身应该是什么，或这个世界本身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我想，你不能。

同样，我也不能。

由此可见，人对外界的认知，绝不仅仅只是感觉器官对外界信息的一种被动接收，而往往是认识主体将自身的知识、经验、观念、态度、感受等投射到了对象物上，才构成了人的认识活动。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通过自身的认知系统和意识结构，把外在的物质自然“人化”，或者说是审美化、符号化。

关于审美化，杜甫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最好的注解：人因为心中伤感，看见花瓣上沾着露珠，就觉得花在流泪；亲人分别，满心离愁别恨，看见飞鸟掠过，便觉鸟跟人一样惊惶。这就是人通过意识活动把自然审美化的典型例证。这样的诗歌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把自然审美化的历史。

此外，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摆脱原始状态，从山顶洞里走出来，告别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生活，就是因为发明了语言、文字、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如果人类没有通过这些文化行为把物质自然“符号化”，文明就无法传播、继承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勒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而无论是把自然审美化还是符号化，本质上都是人通过意识活动赋予这个世界以某种“意义”的过程。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

所谓“经过阐释的现实”，其实就是自然世界的“意义化”。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结伴去看大瀑布。中国人一看，立马张大嘴巴：“大自然真美啊！”印度人则双目微闭、两手合十：“这就是神的力量！”美国人则蹙着眉头环顾四周：“怎么不建个水电站？这也太浪费了！”

面对同一个本无意义的自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文化，却可以赋予这个自然以千差万别的意义。因此，不管你自觉或不自觉，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动，你总是会按照某种预设的眼光去认识世界。换言之，每个人其实都戴着一副有色眼镜。

是被动接受别人对世界的解释，还是主动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

在政治学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就是一副典型的有色眼镜。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某个政党或组织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对这个世界（社会、历史）所做的一种解释和规定。谁解释了世界，谁差不多就掌握了世界。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一个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君临一切的，它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当意识形态渗透到人的内心时，通常会换个词，叫世界观或人生观。除非你是一个从石器时代穿越过来的人，否则从小到大，你所在的家庭、学校、社会，就会把一整套观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你的意识结构中。所以，不管你自己是否觉察，你总是要按照一套既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看待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采取行动。

但是，同样是获得一套价值观，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一是不经省察、不经选择地被动接受，二是自觉主动地寻求和建构。

若是前者，你得到的虽然也是一个经过解释和规定的“意义的世界”，但你是被外在力量抛进去的，你的主动权和自由已经被先行抽离了。尽管把你抛进去的力量有可能向你许诺一个天堂，可最终你会发现，“被给予”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囚笼（悲哀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关在这样的囚笼中而不自知）。

若是后者，当你怀着困惑在寻求属于你的“意义世界”时（比如王阳明在二十年间的“五溺”），你就已经是在行使你的主动权和自由了，此时你的主体性就会悄然形成，这个世界的诸多可能性也会向你敞开。虽然你最终选择的仍然是前人创造的某种价值观（比如王阳明最终选择的就是陆九渊早他三百年就创立的心学），但在此之前，你有足够的自由去思考这些观念对你意味着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因为你的“意义世界”不是“被给予”的，而是主动寻求并建构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力量和智慧，以及最终创造的意义和价值（比如阳明心学五百年来对中国和东亚的影响），是前者根本无法比拟的。

而王阳明所说的“知”和“行”，指的就是建构这样一个意义世界的动态过程。所谓“知”，重在改造旧有的意识结构和内容，建立一套符合圣贤之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谓“行”，重在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落实、深化你的认识和观念。究其实，二者本来就是对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角度的描述。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依旧把“知”和“行”简单地理解成“理论和实践”，那让王阳明情何以堪？

在朱熹那里，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抽象的理世界，一个是具体的物世界，但在王阳明这里，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他赋予了意义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理还是物，都必须经由我的主体意识的投射，才能产生意义。因此，在阳明心学的世界里，知，就是意义的寻求和确立，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行，就是意义的展现和完成，因而也就离开不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