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在貌似平静中度过了两个春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一，长安城的上空阳光明媚，与往日并无不同。然而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却有些异样。因为天上多出了一个东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颗星星——一颗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

这个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从长安的天空上划了过去。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太白经天”，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正所谓“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

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并不知道，短短两个月后，他就将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尽管冥冥中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拥有的绝世才华从来不曾怀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却只是一个受困于现实的亲王，一个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亲王。

李世民很清楚，自己和太子集团迟早会有一战。所以，在最后的PK到来之前，李世民决定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为此，他选择了关东的那个形胜之地——洛阳。

那是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此前，李世民早已将自己的嫡系、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驻洛阳。而眼下，为了迎接这场生死PK，李世民又特意命麾下骁将、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左右侍卫一千余人前往洛阳。李世民给了张亮一大笔金帛，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秘密行动却没有逃过齐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秦王府的一举一动，而今这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当然会引起他的高度怀疑和警觉。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片言只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张亮事件”总算是有惊而无险，但是下面这个事件却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这是一场诡异的夜宴。

就是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与之大同小异）：“（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此刻的李渊肯定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了，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二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二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李渊最后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蛟龙入海、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他不过就是一介匹夫，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劝他收回成命。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一些什么史书无载，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内容，其游说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据有洛阳这个形胜之地，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引而不发，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也许就是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暂时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

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一事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坐在一起聚宴饮酒？

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

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被放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弓射杀太子呢？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一场虚构么？

我们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质疑也并不是无懈可击，同样是值得推敲的。由于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辨别此事的真伪，所以，我们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

第一，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非喝不可。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以说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的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缓发”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并不能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后或者一段时期后毒发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会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也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了“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期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显然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的确切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张罗一下、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是“数升”定属虚妄。据医学理论，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血液大约在3.8~5.6升之间，人体失血的极限为1.9~2.8升，约占血液总量的50％，超过这个极限就有致命的危险。而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到底是几升呢？2升以下不会用“数升”这种说法，所以至少也该在2~3升以上，很明显已经突破了失血极限，因此绝不可信。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的话。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因此，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这种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夸诞增饰，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无论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时间为何，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一个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太子（齐王）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边缘。那些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

一个相同的疑虑必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盘旋——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