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弱者”论的陷阱

年轻男性评论家的“性弱者”论，是何时开始登场的呢？

在“恋爱与性的市场”里出现了“规则放松”的现象（森永卓郎），随着这种“自由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由拥有的“恋爱资源”的多寡，产生了“性强者”与“性弱者”的分化，女性的青睐日益集中于一部分“人气男”，“无人气男”则越来越无人问津。持这种主张的一个评论家宫台真司说：“寻找性对象的整个体系的‘自由市场化’程度越深，成为性弱者的男人就会越多。”（宮台，1998：265）

一读便知，宫台这篇文章的主语是男性，而这被视为理所当然。关于女性中的“性弱者”，他们完全没有提及。女性中也有男人根本不屑一顾的“性弱者”。我在本书后面的第十三章将谈到男人对待丑女人的态度，他们放言“丑女不是女人”“不能刺激我的性欲的女人没有当女人的资格”。按照这个标准，女性“性弱者”连作为选手出场的机会都没有。而另一面的现实是，无论美丑老少，每个女人都有可能遭遇强奸。这个事实表明，男人不是对女人的属性而是对女人的符号发生反应而已。有身体障碍的女性，被剥夺了做女人的资格，却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有智力障碍的女性，根本不被视为恋爱结婚的对象，却被强奸而怀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论者把她们也置于“性弱者”的范畴之中。在“性市场”登场的“选手”中，存在着显著的社会性别的不对称。

近年来的“性弱者”论，通过使用“弱者”一词，将这个问题与“社会弱者”“边缘群体”等一系列的问题连接起来了[1]。他们的逻辑是，“弱者”的存在是社会现象，是社会让“弱者”成为“弱者”的（此处即为女人的选择），所以社会负有救济“弱者”的责任。多么奇妙的逻辑！同时，这个逻辑完全不反过来用于女性，即女性“性弱者”是男人选择的结果，所以男人有救济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对称。不过，所谓“男人对女人的性救济”，只是把女人当作欲望对象而已，很多女性“性弱者”才不稀罕那种“救济”呢。

将“性弱者”的逻辑以极其单纯的形式提示出来的，是以《想扇“丸山真男”的耳光——三十一岁、无业、愿望是战争》一文震惊了男人论坛的赤木智弘（2007）。当然，看到如此粗陋杂乱的言论便“震惊”，只不过证明了这些男人的“丸山真男情结”和面对“战争”这种挑衅性词语的脆弱程度。对赤木来说，不过是丢下鱼饵看着鱼儿上钩，正中他的下怀。赤木的文章，暴露出极为幼稚的人种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序列观。

我，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日本男人”，理应位于在日韩国人、女人、因经济好转而轻易就职的比我年轻的人们之上，理应得到比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没有正式职业，即使是无力的贫困劳动者阶层，如果社会转向右倾，那我也能恢复作为人的尊严。（赤木，2007：219）

赤木还说，职业女性有义务扶养自己这种“性弱者”（赤木，2007）。那么，我想问问他：既然想被女人扶养，那女人迄今为止在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包括家务劳动、抚育儿女、护理老人、性的奉献、家庭暴力，他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吗？可他对此没有提及。“主夫”很少，不仅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其实，对家庭收入毫无贡献却并不承担家务的丈夫从来就有，只是没人把他们称作“主夫”而已。从来没人主张过，有赚钱能力的男人必须承担供养经济弱者女性的义务；不仅如此，弱者女性为了“被供养”，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牺牲以求被有经济能力的男人选上，这个事实也没人指出过。赤木出示的不等式为：强男（工作＋）＞强女（工作＋、家务-）＞弱女（工作-、家务＋）＞弱男（工作-）。在这个奇妙的不等式中，“弱男”居于最下位。可是，“最弱女”（工作-、家务-），即非婚无业的女人、在不利条件下工作并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被有意识地从这个序列中排除掉了。同时，收入与男人匹敌的“强女”，不但是绝对少数，婚后还要在压力沉重的工作之外承担家务（工作＋、家务＋），这一点也被他忘记了。而且，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果“弱女”和“弱男”都有“（工作-）”这个共通项，那么，没有家务负担的“弱男”，或许还处于优势。赤木的论述纰漏百出，可见他对女性的现状既无理解也不关心。

“性弱者”论，就这样成了对“性的自由市场”的怨恨之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只要稍稍以“性的自由市场”为议论的前提，就全被当作强者理论而遭拒斥。我本人也仅仅因为在与宫台真司的对谈中（上野·宮台，1999）劝告“性弱者”磨炼与人交流的技能，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2]。本来，性与恋爱，都是接近他者身体的技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人际沟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种。既然这是一种社会性技能，那就应该能在社会生活中学会。而嫖娼，无疑就是通过金钱媒介把这个逐渐接近的过程一举缩短（无须交流也能有**涉）的一种强奸行为。

性的自由市场

正如山田昌弘（1996）所言，在“性的自由市场”里，“魅力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不过，魅力资源并不仅仅是学历、职业、地位、收入等“社会经济资源”。高学历高收入的男性中，“无人气男”也很多。那么，身高、外貌、运动能力等“身体资源”就是决定因素吗？没有这种资源的男性中也有“人气男”，可见未必如此。其实，魅力资源不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只对消费者当事人有用的“使用价值”来测量的。性与恋爱，终究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性的市场”的“规则放松”，意味着要求男人也应该具备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

抱怨“性的自由市场”的人有个倾向，即对“规则放松”以前的“结婚市场”抱有怀旧之情。在“从前的好时代”，无须年轻人自己行动，自然会有热心的亲戚帮忙介绍对象，不用费力，结果是一个几乎所有男女都能找到结婚对象的“全民皆婚社会”。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在一夫一妻制之下“全民皆婚”是理所当然的，那就错了。在阶层差距大的身份制社会中，处于上层的男人独占许多女人，下层男人得不到充分的女性资源。众所周知，过去的江户是一个充满单身汉的城市，妓院就是为他们而发展起来的。近代之后，重婚状况也没有消失，即使正妻只有一个，但“有本事”的男人会包养好几个小妾或情人。进入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以后，日本才达到几乎百分之百的男人都能分配到一个女人。落合惠美子（1994，2004）称之为“再生产的平等主义”（即女人与儿童的平均分配）。“全民皆婚社会”，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几乎实现了百分之百，之后便转为下降趋势，那个时代并未持久。反过来说，只有在这个时期，（男人之间的）“性的平等”才是成立的。

“全民皆婚社会”，对女人又意味着什么呢？那是女人被强迫结婚的社会，是女人不能选择不结婚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结婚被叫作女人的“永久就职”。

与此相对，在结婚只是女人的选择项之一的社会里，一般而言，女人的结婚率会降低，离婚率会上升。这意味着，女人有了“永久就职”以外的选择。在“全民皆婚社会”已经终结的今天，内田树、小谷野敦这样的男性评论家表达对“人人都能结婚（都不得不结婚）的时代”的乡愁，山田昌弘、白河桃子等人提出《寻婚活动时代》（山田、白河，2008），应该说是一种时代错误吧。

秋叶原事件与“无人气男”

“无人气男”成为“男人问题”的关注焦点，是在2008年K君（加藤智大）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3]发生之后不久。用K君当时的话说，他行凶的原因，不是考学校失败，不是家庭纠葛，也不是被解雇失业，这一切都不是原因，原因只是“无人气”，没有女人喜欢他。没有女人喜欢，就可以成为无差别地杀伤毫无关系的他人的充分理由，当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据K君说，他对自己的外貌自卑。他认为，就是因为外貌，所以不受女人喜欢。我们不必惊呼“这怎么可能”，无论这是否为事实，我们只需确认以下两点即可。第一，K君本人的思维方式，是认定外貌的不理想与“无人气”之间有因果关系；第二，这种因果关系为他提供了“动机词汇”[4]。将“无人气”归因于外貌，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护自尊心的一种安全方法。因为外貌与（通常认为）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学历、职业不同，与后天努力无关，只能怨恨爹妈。也许，对于K君来说，他没有学历、职业、收入等其他一切能够吸引女人的条件（承认这一点很难过），在他看来，只有容貌可能成为他翻身的最后资本（在用男招待接待女客的酒吧里有无数这种成功故事），可他连这个资本也没有，因而感到最后一个据点的崩溃。即便如此，从K君将他的“无人气”归因于外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欠缺与女性的实际交往。在他的头脑中，女性就是被男人外貌吸引的那么简单的动物。也许他只是用自己对异性的反应来反向揣测，这只能显示他自身的异性观的贫瘠。

总之，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一般来说，被称为“性弱者”的男人，由于没有与女性的现实接触，他们关于女人的固定观念与现实完全脱节，几乎达到妄想的程度。如果我们姑且承认他们的“女性观”，那么，可以同意三浦展在论述K君问题的《无人气！》（2009）一书中的这段话：

“对于现代日本的年轻人（引用者注：三浦所谓的年轻人只有男人），‘人气’‘容貌’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在阶层差距日益增大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三浦，2009：22）

K君在去秋叶原街行凶之前，在网上留下这样的话：

要是外貌好，我就会有女朋友；有了女朋友，性格也不会这么怪僻。

我就可以普普通通地干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有车有房，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外貌，是一切后果的根本原因。（五月八日上午五点三分）

（转引自野，2008：190-1）

不用说，这里所说的“普普通通的生活”，与前面赤木所述的一样，都是以就职和结婚为前提的、非常保守的男人的生活模式。

铃木由加里（2008）也指出，“恋爱弱者”论的话语方式，建立在“因外貌不好而不受女人喜欢”的基础之上。她引用了东京大学准教授本乡和人的下面一段话：

已经受够了。我一直在忍，不想再忍了。蠢女人们，我最讨厌你们！！我从小就不受女孩子喜欢，一点儿也没人气。为什么？就为脸没长好。因为我很胖，我个子不高。（略）气焰嚣张的女性主义大妈们说：“磨炼你们与人交流的技能，要是不够，没有女人会理睬你们这些宅男。”错了，绝对错了。根本不是因为我是个“宅男”而没人气，而是因为外貌，在与女人交流之前就完全被拒之门外了。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向你们这些人献媚讨好？[本郷，2006：16；转引自鈴木（由），2008：142-3][5]

“因为外貌在交流之前就被拒之门外”的经历，对于丑女来说，在介绍男女相识的集会上，是很熟悉亲切的吧。想想女人们迄今为止“委屈自己献媚讨好”地寻找结婚对象的漫长历史，只能说，才刚刚开始体味这点儿经验就狼狈退缩的男人们，还没有习惯当弱者。何况，他们还有从恋爱市场上“退出”的特权。长久以来，女性一直被宣告“不被男人选上你就什么也不是”，现在，男人们自己开始宣布“不被女人选上你就什么也不是”，那么，从女性的立场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对称终于得到矫正而出现的结果吗？

K君说：“有了女朋友，就不会辞职、卖车，不会为了躲债而深夜潜逃，也不会患上手机依赖症。这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家伙们根本不会懂的。”

“有女朋友”，成了从所有负面状态中将自己拯救出来的最后逆转手段。K君的这种思维，是完全颠倒的。实际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辞职、卖车、夜逃、依赖手机”的家伙，不会有女朋友。

对男人来说，“有女朋友”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说，即使没有学历、工作、收入，“只要有了女朋友就行”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人气”对于男人会成为超越其他所有社会条件、带来最后逆转的资本呢？那是因为：“只要有了女朋友”，我就能成为一个男人。

“有女朋友”意味着被女人选上吗？根据在第二章介绍的塞吉维克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概念，男人不是被女人选上而成为男人的[6]，男人是在男人集团中被承认为正式成员后才成为男人的，女人只是加入其中的资格条件或成为成员之后的奖励。“有女朋友”指的是将一个女人据为己有的“拥有”状态。即使其他所有要素都欠缺，只要有了这最后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归己所有的女人，便能满足男人之为男人的最低条件。反言之，即使学历、职业、收入等其他一切社会条件都很优越，但却“连一个女人也弄不到手”[7]，这种男人的价值就会降低。男人集团绝不会承认这样的男人为一个成年男人，绝不会给予他这个集团的正式成员资格。这就是男“败犬”[8]比女“败犬”更难承认“败”、处男比处女更难以启齿的原因。

这样的“无人气男”，在现实中对女人是怎样的态度呢？让我们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三浦的书中引用的几个事例。

“我的头脑其实是很守旧的。（略）我不喜欢去讨女人的欢心。（略）我觉得迎合女人很土气，很没风度。”（27岁，公司正式职员）（三浦，2009：68-9）

“我认为‘只要冷淡地对女人，她们就会自己找上来’，或者说希望如此。”（同上）（三浦，2009：69）

“我从来没有自己去找过机会跟女人说话。”（27岁，无业）（三浦，2009：71）

“跟女人单独说话我会很紧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反正我都会被讨厌。与其被女人伤害，自己**就够了。”（25岁，公司正式职员）（三浦，2009∶73）

这种男人，会有人气才怪呢。

同时，他们要求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呢？三浦的书中泄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只要给男人面子，怎样的女人都行（容貌不论）。

对男人来说，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他的自尊心。无论哪个女人，都有讨男人喜欢的秘诀。那就是，绝不伤害男人的骄傲，一定要不知厌倦地倾听已经听过无数遍的男人的自夸，把自己的脸倾斜45度仰望他[9]，像唱催眠曲一般在他耳边不断地喃喃低语“你真行，你好了不起”。如若不信，敬请诸位自己去试一试。要是这个男人在第三者眼中无论如何也很难说有什么了不起，那就再加一句“知道你的好处的，只有我一个”。然后还加上“你是我唯一的男人”，就绝对完美无缺了。

我传授的这个秘诀，有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证言，用传统的词语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三浦的书的合著作者、自由撰稿人佐藤留美，在那本书中介绍了男演员田原俊彦的发言。田原在80年代被女性杂志an·an选为“最想被他拥抱的男人”的第一位。

“我希望有女朋友。话不多、可爱、安静、地道日本式、恭谨有礼的女孩子。我觉得我的趣味不算差吧。”（三浦，2009：168）

佐藤在引用这话后立即加了一句评语：“在今天，对女人说这种话会有什么结果，得有相当的觉悟。”（三浦，2009：168）

我们不愿相信，如此“趣味差”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了最近。可是，从上面的21世纪初的年轻男人的证言可知，直到今天，这种男人还很多。女人一直没有订正男人的误解，是因为让误解继续流通下去对她们自己更有利吧。

“女高男低婚”的结局

与演艺界明星藤原纪香结婚的阵内智则（以下简称J君），应该说是与K君正好相反的事例。J君与藤原于2007年举办了花费五亿日元的豪华婚礼，却在两年后便离婚了。据报道，离婚原因是J君的婚外情和家庭暴力。他们的婚姻，无论名气还是收入，女方都远在男方之上。这种婚姻，要圆满维持的办法只有一个，“妻子给丈夫面子”。可是，这个心理幼稚、尚未成熟的丈夫，很可能是通过把“有能量的妻子”任意踩在脚下（精神上和肉体上），支撑他的自尊心。人人都认可的、这么漂亮这么能干的女人，随我打骂侮辱，还不会离开我——丈夫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骄傲。对方越有能量，侮辱必须越彻底。结果，妻子最终还是逃走了。庆幸的是，妻子还有逃走的选择。

在《胜间和代的独立生活方式实践指南》（2008）一书中，作者出示了一个女人要维持“独立生活方式”[10]的三项条件。条件之一，年收入六百万日元以上；之二，有值得夸耀的伴侣；之三，魅力随年龄而增。“值得夸耀的伴侣”的一个条件是“年收入一千万日元以上”。她举出的这三项条件中，第一项的门槛已经够高，而满足第二项的男人到底又有多少呢？这种条件的“寻婚”，比骆驼过针眼还难吧。据胜间本人说，她并不是喜欢有钱的男人，而是经验告诉她：“面对年收入六百万日元的女人，没有一千万，男人的面子就没法维持。”可见，她从现实中学到，男女关系的平衡，无论如何终究要让男人居上位，要“女人给男人面子”，才能够勉强得以维持。那么危险又脆弱的东西，据说就是男人的“自我确认”。

《男人保护法》的反时代性

三浦说，“无人气”是关乎现代男人生死的问题，作为对策，他提出了《男人保护法》。他断定“这是一个男人受难的时代”，说“无论在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在就职活动中，女人都比男人占优势。在现实社会里男人勉强保持了优势，但不到十年，就会完全被女人支配”。（三浦，2009：213）

自称为社会学学者、总是出示数据重视事实的三浦，在这一点上却坦然地陈述着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话。事实上，几乎属于义务教育的小学至高中阶段暂且不论，大学升学率的男女差距至今犹存（家长对女儿的高等教育投资不如对儿子热心），就职时的性别歧视则是公然横行，这从拿到企业签约的男女比例的数据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日本的HDI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发展指数）位居世界第十位，但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GEM指数（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性别发展指数）却落到第五十七位（2009年数据）。从国际上看女性地位与社会发达程度不成比例的日本，再过十年就会变成一个女性强势的社会——做出如此预测的人士，除了三浦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了吧。

他还泄露了他的真心话。“本来，要我说的话，当今好女人实在太少了。想被她喜欢、想与她结婚的那种好女人，没有比现在更稀缺的时代了。在男人看来，‘没有好女人，有也肯定是已婚的’。”（三浦，2009：217）

他所说的“好女人”，翻译出来很容易，即“对男人来说很便利舒适的女人”。对这种女人的喜欢，也许对20世纪80年代的田原来说是“趣味不算差”，但她们在今天已经濒临灭绝了。三浦还用别的词语来表达，如“让男人奋发的女人”“让人感觉到母性的女人”。这些说法翻译出来也很简单，即“无论如何要给我面子、让我成为男人的女人”“不管怎么打怎么骂都会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女人”。

以前，我对三浦作为时代潮流观察者的敏锐一直寄予信赖，但在这一点上他露出了马脚。只要涉及性别问题，他也不过是和田原同等水准的“老派男人”。

不出所料，三浦也反对“恋爱与性的自由市场化”。“从前的相亲制度，就像一个被种种规则惯例所束缚的市场，虽然自由比较少，但好处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点儿恩惠，即每个人都能结婚。”（三浦，2009：60）

当然不用说，这个“好处”的最大受惠者是男人。

他的《男人保护法》要求：“雇用时男人优先。尤其是正式职位，要压倒性地优先雇用男人。”（三浦，2009：221）其实，即使没有这种法律，现实社会也早就如此了。三浦说，他必须故意提出这种要求，因为“男人现在是弱者”，“部分弱者男人需要作为‘社会弱者’被加以保护”。（三浦，2009：221）

他警告在先：“请别生气，说我是反时代。”可是，这不是“反时代”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三浦的书，会让赞同“社会弱者”论、对女性抱有憎恶感的男读者感到很解恨、很痛快吧。三浦的言论，无论本人是否有意为之，无疑会煽动自认是“弱者”的男人们的厌女症。他使用的“社会弱者”一词（我认为只是误用），具有将厌女症正当化的效果。

“成为男人”的条件

K君在网上还写道：“如果我也是‘只要有动漫或色情电子游戏就能满足’的人就好了，不幸的是，我对现实有兴趣。”

如果对现实、对现实的女人有兴趣，除了努力建立人际关系，别无他途。只要有学历、地位、收入或外貌，一言不发也会有女人自动找上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当然就是必需的。三浦自己也承认：“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交流能力成为人气条件的时代了。”现在，视“交流能力”为一种新型“权力”加以揭露批判的姿态，俨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对此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或许是由于“技能”“能力”等用词引来的误解。沟通交流的能力，固然的确是在学习和经验中培养起来的，但并不像其他资源那样，不能测量也不能存储。而且，人与人的关系因对象而异，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通用的交流技能。

“沟通交流”是人际关系的别名。不能建立人际关系，是不会有女朋友的。“在从前的学校和职场，只要在男人之间能够没有障碍地交流就足够了。”（三浦，2009：143）三浦对男人之间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交流方式表示肯定。男人们只要遵从男人集团里的等级秩序（公鸡啄食顺序），自然会被分到一个女人。男人的奋斗，全为在男人集团中争到一个优越的位置。

可是，伴随地位序列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定型的模式。三浦自己也指出，现在的时代需要交流技能，是因为非定型的人际关系（即使在家庭里和在男女之间！）的增加。

最不能定型化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没有利害得失，角色分担不固定，不能期待从中获取直接利益。正因为如此，没有比朋友关系更难以维持的了。正如深泽真纪在《不消磨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维持方法》（2009）一书中所言，朋友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高级篇”。维系朋友关系需要高度的技能，或许比恋爱、结婚还难。因为在恋人关系和夫妻关系中，双方只需扮演一种固定的角色。

不过，夫妻恋人都在逐渐失去固定的模式。在没有固定模式的两性关系中，对方会变成多么异形的他者，这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有很多现场报告了。真正的交流沟通，并不是简单肤浅地表达同感，而是需要交付自己，甚至不惜生死地互动。如果有人不愿意，只好请他退场。

K君“想有女朋友”的呼声，如果真的是“想与他人交流”的愿望，那么，他的行动应该是与去秋叶原街刺杀行人决然不同的。至少，从其行动来判断，K君和J君的共同希求，只能说是为让自己“成为男人”而“拥有女人”的、完全自我中心的欲望而已。

·作者注·

[1] “ 性弱者”论因为与真正的“弱势群体”（残障人群）连接起来而变得错综复杂。残障男性，由于其身体状态、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因素而在“性的自由市场”上被视为“性弱者”。在关于残障人士问题的讨论中，人们意识到残障人士也应享有性欲得到满足的权利，所以开始讨论残障人士的买**行为是否应该得到承认、**及其他性行为是否应该得到援助等问题。不过，在这些讨论中，女性残障者的“性弱者”问题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2] 小谷野敦说，“上野千鹤子等人说与人交流的技能可以超越外貌学历等‘无人气’要素”（小谷野敦，2005：64），他对此提出怀疑。

[3] 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在东京著名电器商店街秋叶原的行人专用区，杀人者加藤智大（本书中称“K君”），25岁，在一个星期天中午，先驾驶货车无视红灯碾伤行人，然后下车持刀行刺，造成七人死亡、十人轻重伤。由于凶手职业不定收入低微，反复在网上留言吐露孤独心境，行凶前在网上预告杀人计划但无人关注，因此，部分社会舆论对他表示同情。

[4] 这是社会运动论里的“资源动员论”的用语。这个理论提出，在动员人们参与一个运动时，发起人往往会提供易于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话语资源，将其作为“动机词汇”。

[5] 铃木说：“男人似乎天性中就有‘淡淡的厌女症’。”[鈴木（由）， 2008：152]男人的厌女症不是“淡淡的”，塞吉维克说，厌女症才是“男人性”的核心。

[6] 女人在被男人选上之后才能得到作为女人的存在证明。在这一点上，男女性别是不对称的。

[7] 另外，“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的男人、妻管严的男人，会成为被同性侮辱的对象。妻子的通奸之所以成为男人的耻辱，不是因为被妻子背叛了，而是因为连妻子也控制不了的羞耻被暴露给其他男人了。向女人复仇，是为了挽回作为男人的名誉，不是对妻子的嫉妒。

[8] 日本人对过了适婚年龄而未婚的女性的戏称，源自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的畅销书《败犬的远吠》。

[9] 女人用媚态来操纵男人，在日语中被表现为“读鼻毛”。当女人娇媚地依偎在男人身上，以45度仰望时，男人的鼻孔正好位于女人视野的正中。由此可知“读鼻毛”一词的生动形象。

[10] 指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不依赖他人的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