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十月,即姜维等人退守剑阁次月,刘禅紧急派遣使臣向东吴求援。
眼看多年的“难兄难弟”这回恐要遭遇灭顶之灾了,孙休出于唇亡齿寒的忧惧,立刻命大将军丁奉统领各军,进兵寿春,欲图在东线牵制魏军;另外,命将军留平前往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县),与驻扎在此的朱绩会合,商讨应往何处进军更有利于援救蜀汉;又命将军丁封、孙异向沔中(今陕西南部,汉水上游)进军,试图从汉中东面威胁钟会率领的魏军。
第一阶段的汉中、陇西之战,魏军大获全胜,一举就把蜀军赶到了剑阁以南,于是各路捷报纷纷传回朝廷。司马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预感到攻灭蜀汉只是时间问题,才接受了之前三番五次推辞掉的封赏,正式晋位相国,晋爵晋公,加九锡。
从司马昭这一耐人寻味的举动,我们便足以看出,与其说“灭蜀”是他作为权臣对曹魏所作的贡献,不如说是他为了改朝换代所准备的敲门砖。换言之,蜀汉的灭亡对曹魏帝国而言,非但不是福音,反而是一记丧钟。因为蜀国一旦灭亡,自认为有大功于天下的司马昭就可以着手篡夺曹魏的政权了……
西线战场上,邓艾率部进至阴平后,立刻遴选精锐,准备与诸葛绪合兵一处,共同南下。不过诸葛绪却拒绝了他,理由是其任务只是阻截姜维,并未接到进一步南下的指令,遂引兵往白水关(今四川青川县东)而去,与钟会主力会合。
此时的钟会,已经将蜀国视为囊中之物,也已生出独专军权、独居大功之心,不想让任何人分走功劳,遂向司马昭呈上密奏,称诸葛绪畏敌不前、阻截姜维失败,理当治罪。朝廷旋即下诏逮捕了诸葛绪,用槛车押回洛阳。钟会遂收编了诸葛绪的部众。
随后,钟会率十多万大军,开始猛攻剑阁。
然而,作为“天下第一隘口”的剑阁关绝非浪得虚名,而姜维等率数万人守在这里更是绰绰有余。所以,任凭魏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轮番进攻,这座关城就是岿然不动。
不久,魏军开始出现粮草不继的问题了。
诸葛亮和姜维在多年北伐中先后尝尽的辛酸况味,这回终于也让钟会尝到了。
人是铁,饭是钢,没粮如何打仗?
钟会没辙,遂动了退兵之念。
而此时驻守阴平的邓艾,已经在酝酿他那名垂千古、匪夷所思的“奇袭之策”了。得知钟会打算退兵,灭蜀之战眼看就要功亏一篑,邓艾赶紧向钟会进行汇报,提出了他的奇袭计划:
“如今,敌军已遭到沉重打击,我军应乘胜进兵。我的计划是,从阴平抄山路南下,经德阳亭(今四川江油市东北),直扑涪县。德阳亭东距剑阁一百里,南距成都三百余里,我们以奇兵突然攻击蜀国的心脏地带,剑阁守军必定回防涪县。到时候,你便可率主力大举南下;若剑阁守军不回防,那么可以援救涪县的兵力就寥寥无几了。兵法有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我军若以此计乘虚而入,直捣腹心,必定能大破蜀军。”
钟会采纳了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蜀国的灭亡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邓艾发动的这场奇袭,堪称中国战争史上最经典的奇袭战例之一,也是最著名的灭国战例之一。其间经历的艰难险阻,非常人所能想象。
要从阴平直下巴蜀平原,必须翻越我们今天所称的摩天岭。摩天岭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东边与米仓山相接。其岭北面坡度较缓,南面则是悬崖峭壁,南麓海拔2227米,无路可行。整座山岭高耸险峻,荆棘丛生,云遮雾罩。正是由于邓艾的此次奇袭,在摩天岭中生生开出了一条奇崛的行军路线,这条路后来才被称为“阴平古道”。
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邓艾率部进入摩天岭后,“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此处为汉里,约等于530华里)”,他们“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即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其间“山高谷深,至为艰险”。
除了道路艰险难行,粮食匮乏也是一大问题。因为要自行开辟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线,所以邓艾和部众们只能携带有限的军粮,以减轻负荷,便于行军。这就导致未及穿过摩天岭,部队已因缺粮而“濒于危殆”,就是几乎陷入了绝境。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邓艾所部如何摆脱缺粮的困境,但可想而知,不外乎就是通过摘野果、挖野菜、扒树皮的方式充饥,当然也可以打一些山里的野味。
而当部队千辛万苦翻过山脊,来到南麓时,面对的更是刀削斧劈般的悬崖,根本没有道路可以下山。于是,邓艾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举动——先找到一处相对不那么陡峭的山坡,然后用厚厚的毛毡裹住身体,径直从山上往下翻滚,最后居然成功滚到了山下,而且全身各处“零件”还都没有丢失或损坏。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然,如此冒险的行为只是为了激励士气,顶多就是一些部将和亲兵跟着他这么做,不可能让所有部众全都效仿。所以,大部分将士还是通过“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的方式下了山,也就是抓着峭壁上的树木,身体贴着崖壁,一个接一个慢慢爬下来。
最终,邓艾及其部众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壮举,成功翻越摩天岭,如同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了江油关(今四川平武县东南)。
江油关,三国时称江油戍,是刘备入蜀后依托天险修建的军事要塞。其地群山环抱,涪水中流。关口险峰壁立,直插云天;关下江流湍急,浊浪翻卷,显然也是一处易守难攻的险关要隘。
此时驻守该地的蜀将是马邈。如果马邈能够坚守此关,那么邓艾拼死翻越摩天岭的战略意图可能就落空了。然而,跟阳安关那个不战而降的蒋舒一样,这个马邈也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一看魏军突然兵临城下,立刻就开门投降了。
随着江油关的陷落,整个巴蜀平原就向邓艾豁然洞开了。
邓艾旋即率部南下,马不停蹄地扑向了成都。蜀汉朝廷闻报,大为震恐,慌忙派出卫将军诸葛瞻北上抵御。诸葛瞻率部进抵涪县后,便止步不前了。随军出征的尚书郎黄崇(黄权之子)力劝诸葛瞻继续北上,拒敌于地势险峻的山口,否则一旦魏军进入平原地带,蜀军的胜算就非常渺茫了。
可令人遗憾的是,身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既没有乃父的胆识,又缺乏乃父的谋略,一直犹豫不决,没有听从黄崇的建议。黄崇再三劝谏,甚至声泪俱下,可诸葛瞻始终不听。于是,邓艾顺势**,一战便击破了诸葛瞻的前锋。
诸葛瞻连忙率部退守绵竹。此处距成都已不到两百里,是蜀汉国都的最后一道防线。换言之,诸葛瞻已经退无可退了,除非他能突然雄起,战胜骁将邓艾,否则要么投降,要么战死,绝无第三条路可走。
邓艾及时写了封信,对诸葛瞻进行劝降,并许以“琅邪王”的爵位。所幸,身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然既无胆识又无谋略,但起码的气节还是有的,遂愤然斩杀来使,然后命部众列阵,准备与邓艾决一死战。
邓艾命其子邓忠攻击蜀军右翼,命副手师纂攻蜀军左翼。也许蜀军将士们都意识到这是保家卫国的最后一道防线,身后都是自己的妻儿老小,所以焕发出顽强的斗志,生生把邓忠和师纂率领的魏军精锐击退了。
见二人败退,邓艾大怒。邓忠和师纂赶紧解释,说这支蜀军防守严密,无懈可击。邓艾闻言更怒,厉声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什么叫无懈可击?!”然后痛骂二人,要把他们拖出去砍了。
邓忠和师纂大惊,马上重整旗鼓,掉头再战。
这一回,魏军将士也都有了殊死一战之心,双方的战斗更加激烈。最终,魏军还是占了上风,大破蜀军,并击斩了诸葛瞻和黄崇。
眼见大势已去,诸葛瞻之子诸葛尚不禁仰天长叹:“我们父子荷国厚恩,却没有设法早早诛杀黄皓,以致其败坏国家,贻害百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然后策马直冲敌阵,力战而死。
至此,成都就彻底暴露在邓艾眼前了。
攻灭蜀汉的赫赫功绩,已然唾手可得。
蜀汉的缙绅百姓们万万没想到,魏军竟然这么快就杀到了眼皮底下,立刻陷入混乱,只能扶老携幼,纷纷逃进山野,官府根本无法禁止。
而此刻的蜀汉朝廷,也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刘禅召集群臣紧急开会,商讨对策。众人七嘴八舌,有的说蜀汉与东吴是盟友,这种时候只能逃往东吴;有的说南中还有七个郡的地盘,且地势险阻,易于固守,不如逃奔南中。而之前写文章批判姜维、一向反对北伐的那个光禄大夫谯周,则顺理成章地从反战人士变成了投降派,坚决反对这两项提议。他的看法是:
“自古以来,从没有寄身他国而仍然保住天子身份的。如今若投奔吴国,也只能臣服于吴国皇帝。况且,吴国的实力与我国相差不大,可见魏国迟早会吞并吴国。同样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还不如向大国称臣;与其受两次羞辱(若魏灭吴,还得再降),不如只受一次!另外,若想撤到南中,应该早做计划,方可实行。如今大敌当前,祸败已经临头,难保不会有小人从中作祟,恐怕启程之日,便有不测的变故发生,如何到得了南中?”
谯周说了这么一大堆,其实最想说的就一个字——降。
不过人家毕竟是“硕儒”(陈寿语),语言文字的表达功夫十分了得,虽然话里话外都是“降”的意思,但愣是没让这个敏感字出口。
终于有人耐不住性子,急着道:“如今邓艾都快兵临城下了,恐怕不肯接受投降,该怎么办?”
好了,现在有人把这个敏感字捅出来了,谯周当然可以光明正大往下说了。
他用一种成竹在胸的口吻道:“如今东吴仍然存在,这种形势,邓艾不能不接受我们的投降,也不能不以盛大的礼遇来接受。如果陛下降魏,魏国不封给陛下爵位和采邑,我会亲自前往洛阳,用古人的大义去抗争。”
谯周把话说得如此大义凛然、掷地有声,不仔细听还以为他说的不是投降,而是坚持抗战。
见谯老爷子对投降一事这么有信心,群臣遂纷纷附和,“众人皆从周议”。毕竟投降了魏国,大部分人的官还可以照做,薪水还能照领,甚至曹魏作为“大公司”,福利待遇说不定比蜀汉更好呢,有什么理由不投降?
然而,高管们乐得被大公司并购,作为老板的刘禅可就没那么乐意了。虽然投降后富贵可保,但在人家屋檐下做寓公,终究不如在自个儿家做皇帝,何况把老爹刘备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这心里总归不是滋味。
所以,尽管以谯周为首的满朝文武都赞成投降,刘禅却还是倾向于迁都南中,于是一直犹豫不决。
谯周见状,赶紧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道奏疏,罗列了四大理由,苦口婆心地劝刘禅放弃南迁,早日投降:
“听说陛下有南迁的计划,臣深以为不安。为什么呢?南中乃蛮夷之地,以前既不缴纳田赋捐税,又不供应民夫差役,犹然不断反叛。自从诸葛丞相南征,用强大的兵力镇压,他们走投无路才勉强服从。此后开始缴纳赋税,朝廷取之用于军费,已经令他们深怀愁怨,这是随时有可能给国家造成祸患的啊!如今,朝廷迫于形势,想去依靠他们,他们一定会再度反叛。此其一。
“魏军前来,不只是攻取成都而已,朝廷若是南迁,他们一定会趁我们势力衰弱,及时追击。此其二。
“朝廷若是迁至南中,对外要抗击敌人,对内要承担各种开支用度,费用势必大增,但又无法从别的地方收取,对当地诸夷的利益损害肯定很大,这就必然加速他们的反叛。此其三。
“西汉末年,王郎在邯郸僭位称帝,当时刘秀在信都,遭到王郎逼迫,打算放弃地盘,退回长安。部将邳肜劝谏说:‘明公西还,则邯郸百姓必不肯抛弃父母,背弃王郎,跨越千里追随明公,他们在中途逃跑反叛是必然的。’刘秀听从了劝谏,最终攻破邯郸。如今魏军已至,陛下南行,恐怕邳肜之言会重现于今。此其四。”
最后,谯周抛出结论,说:“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三国志·谯周传》)
愿陛下早作打算,还可得到爵位和采邑;若是南迁,等到穷途末路才屈服,那祸患必定深重。
谯周如此循循善诱,一副恨不得刘禅早日投降、蜀汉早日灭亡的样子,不由让人生出一种感觉——与其说他是蜀汉的臣子,不如说更像是司马昭派来劝降的。
面对谯周摆出的一条条理由,心有不甘的刘禅最终还是妥协了。
随后,刘禅命侍中张绍带上他的天子玺绶,主动前往雒城(今四川广汉市),向邓艾奉上了降表。
至此,立国四十三年、仅历二主的蜀汉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