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魏国境内接连出现了一番祥瑞：先是在宁陵县（治今河南宁陵县东南）的一口水井中，有人看见了两条黄龙；接着在顿丘（治今河南清丰县西）、冠军（治今河南邓州市西北）、阳夏（治今河南太康县）三地，又陆续有人看见了井中之龙。

群臣纷纷向少帝曹髦道贺，认为这是吉祥之兆。

然而，时年十九岁的曹髦登基已经五年，不再是当初那个莫名其妙被拥上皇位的懵懂少年了。这五年来，每天坐在天子御榻上的他，非但丝毫感受不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与威严，反倒每时每刻都在咀嚼大权旁落的无奈与屈辱。

所以，眼下一连串“见龙于井”的所谓祥瑞，于他而言，实在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与其说这是他曹髦的祥瑞，还不如说是人家司马昭的。

面对群臣的道贺，曹髦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龙者，乃君王之象征，可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屡屡屈身于井中，恐怕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啊！”

随后，曹髦又意味深长地写了一首《潜龙诗》，聊以自嘲。历史上真实的《潜龙诗》，据说已经失传。后世流传的版本，只见于《三国演义》的记载，很可能出自罗贯中之手，不过写得倒是十分贴合曹髦的心境：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大意是：可怜的龙受困了，不能跃过深渊，上不能飞向九天，下不能栖息于田。龙困在了井底，连泥鳅鳝鱼都敢在它面前肆意乱舞，而龙只能藏牙缩爪，可叹我也跟它一样！

曹髦如此公然吐槽，痛快倒是痛快了，可非但无助于摆脱困境，反倒把真实的内心暴露给了司马昭。据说司马昭见到这首诗后，就十分不悦。这对曹髦显然是很危险的。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对此评论道：“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意思是曹髦虽有诛杀司马昭、夺回大权的志向，但却不懂得韬光养晦，只顾把愤怒郁闷发泄在言辞上而不知掩藏，终究还是太浅薄了。

的确，像曹髦这种皇族贵胄，从小养尊处优，书固然读得不少，但现实的政治斗争经验却严重匮乏，因此很容易养成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毛病。

这样的人面对困境，是不大可能韬光养晦的，而只会在情绪驱动下做出一些任性使气的冲动行为，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在写出《潜龙诗》一年后，年满二十岁的曹髦见自己“威权日去”，终于“不胜其忿”，遂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初七，对司马昭发起了一场无异于自杀的行动。

这一天，曹髦忽然把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位近臣召到面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当与诸卿一起行动，我要亲自讨伐司马昭。”

三位姓王的近臣一听，顿时都吓了一大跳。

王沈和王业对视了一眼后，沉默不语，只有王经开口道：“从前，鲁昭公不能忍受季氏专权，发兵讨伐，却败走失国，为天下笑。如今，大权握于司马昭之手，为时已久，朝野上下皆愿为之效死，没有人在乎顺逆之理，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何况，宫中的宿卫禁军兵力薄弱，陛下拿什么去讨伐？一旦发动，非但无法铲除痼疾，反倒只会加深！其后果不堪设想，望陛下重新考虑。”

然而，此刻曹髦心中的愤怒已如岩浆喷发，断然不是听几句道理就能止息的。他从怀里掏出早已预备好的一道讨伐诏书，狠狠掷在地上，怒道：“我意已决！就算是死，又有何惧？何况还不一定会死！”

说完，曹髦立刻前去禀报太后，准备说完就动手。趁此间隙，王沈和王业一溜烟跑出了宫，跟司马昭告密去了。临走前，他们叫王经一块跑，可王经明知曹髦必败无疑，却不愿像王沈和王业一样卖主求荣，遂坚持不走。

这个王经，就是几年前在洮西被姜维所败，后又被围于狄道、险些丧命的那位。此人打仗虽然不怎么样，但忠义的气节还是值得称道的。

紧接着，行动开始。曹髦拔出佩剑，登上天子车辇，亲自带着数百部众，准备杀出皇宫，进围司马昭府邸。

说是部众，其实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里头有一部分是殿中侍卫，一部分是仆童，还有一些则是上了年纪的苍头杂役。

司马昭的弟弟、时任屯骑校尉的司马伷最先得到事变的消息，率部赶来阻截，恰好在东止车门与曹髦遭遇。曹髦的左右先声夺人，厉声斥责司马伷。皇帝的威严多少还是管用的，司马伷的部众不敢动手，旋即一哄而散。

随后，曹髦率众来到了宫城的南阙。出了此门，便可直扑司马昭宅邸了。可就在这时，中护军贾充率部从宫外冲了进来，双方遂在宫门展开混战。曹髦颇为英勇，手执长剑，指挥车辇往前直冲。贾充的部下不敢冒犯皇帝，纷纷退却。

眼看皇帝就要杀出宫了，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成济忙问：“事态紧急，该怎么办？”贾充冷冷道：“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还有什么可问的？！”

成济闻言，遂不再迟疑，挥刀直刺曹髦。只见寒光闪过，刀刃准确刺入了曹髦胸膛，并穿胸而过，自后背透出。曹髦栽落车下，当场殒命。

司马昭得到皇帝被弑的消息，大惊失色，竟一下仆倒在地，悚然道：“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曹髦传》注引《汉晋春秋》）

天下人会怎么说我！

司马昭此刻的惊惶应该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他的本意，肯定不是想杀曹髦，而是将其生擒，然后再予以废黜。不料手下人竟然自作主张把皇帝杀了，这就令事态脱离了司马昭的掌控，并且后果也变得极其严重——在古代，“弑君”绝对是天底下最严重的罪行，没有之一！

尽管没有人敢来追究司马昭的罪责，但“弑君”这一千古骂名，司马昭算是背定了。这无论如何，都会让他这些年来极力打造的完美人设出现一个巨大的瑕疵。虽然这一瑕疵并不足以影响司马家族代魏自立的大计，但还是会对司马氏的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这当然是司马昭最不愿看见的。

很快，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也听闻噩耗，立刻赶到南阙，抱起曹髦的尸体，失声痛哭道：“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如果说司马昭的惊惶大抵出于实情，那么司马孚在南阙前这放声一哭，究竟是真心还是作秀，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当天，司马昭立刻召集群臣入宫开会，对此突发事件进行善后，以安定朝野人心。

百官之中，唯一不肯入宫开会的，便是早前在西部边陲纵横沙场、此时入朝担任尚书左仆射的陈泰。司马昭当然不允许有人无故缺席，因为这无异于在对他表达无声的抗议，便命陈泰的舅舅荀（荀彧之子）去叫他。

虽然舅舅出马，但陈泰还是不给他面子，只冷冷道：“世人都说我比不上舅父，如今看来，是舅父不如我啊！”

言下之意，就是讽刺荀没有气节。

然而，这种时候讲气节，那可是要面对权臣司马昭的屠刀的，轻则人头落地，重则三族被夷灭，值得吗？

正是出于这样的恐惧，陈泰的一家老小瞬间全都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地逼他入宫。陈泰无奈，只好妥协。

入宫后，见到司马昭，陈泰一言不发，只有满脸的悲痛之色。司马昭强行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叹道：“玄伯（陈泰字）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陈泰道：“只有斩了贾充，才稍微可以谢天下。”

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若是杀他，不仅是断司马昭一条臂膀，更无异于打司马昭的脸。司马昭当然不会接受。他默然良久，才道：“再想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陈泰道：“让我说，我就只有进一步的办法，没有什么退一步的办法。”言下之意，要是不杀贾充，那就只有你司马昭自裁以谢天下了。

司马昭闻言，脸色“唰”的一下就黑了，只好悻悻闭嘴。

当然，没有陈泰的支持，司马昭照样可以从容善后。

要堵住朝野上下的悠悠众口，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迫使郭太后下一道诏令，把曹髦描黑，把司马昭描红，这事儿就算完了，也没那么复杂。

随后，在司马昭的逼迫下，郭太后不得不下诏，历数曹髦的种种罪状，说他“情性暴戾，日月滋甚”（《三国志·曹髦传》），处心积虑想杀她，曾拿箭射她的寝宫，险些射中了她；还说曹髦买通她左右的人，准备在她喝的药中下毒。她忍无可忍，主动要求司马昭废黜曹髦，前前后后说了“数十”次，可司马昭却宅心仁厚，说曹髦年纪还小，要给他时间，让他改恶从善云云。

没想到，曹髦竟怙恶不悛，非但不改其恶，反倒因丑行败露而起兵，准备先杀太后，再杀司马昭。总之，都是曹髦自己“悖逆不道”，才会“自陷大祸”，怪不了任何人，更怪不到大将军司马昭头上。

最后，郭太后宣布将曹髦废为庶人，以庶民之礼埋葬，同时声称王经“凶逆无状”，应将其本人和家属全部逮捕，押到廷尉寺问罪。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全是司马昭的诬陷之词，没有一句是真的。而诏令最后宣布的处理结果，当然就更是司马昭的“旨意”了。

王经及家属被捕时，他因连累家人而万分愧疚地向母亲谢罪。其母却毫无惧色，笑着对他说：“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呢？就怕死得没有意义；若因忠义而死，何恨之有！”

虽然此时的曹魏社稷已经摇摇欲坠，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像王沈、贾充、成济这些“识时务者”，才会争先恐后去抱司马昭的大腿，但还是有王经及其母亲这样的忠义之士，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自己心目中的大义。

正如前文一再强调的，当我们看到古人的这些忠义故事时，着眼点如果放在他们所效忠的对象上，很可能会视他们为“愚忠”，认为他们死得毫无意义。可我要说，这样的理解太过僵化了。在古代，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严格的“国家”概念，所以君主就代表了国家。因此，古人所讲的忠君，就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国；而古人誓死捍卫君王社稷的精神，就等同于我们今天为了民族和国家大义而奉献牺牲的精神。

捍卫的具体对象可以因时空的变化而不同，但为了某种崇高的东西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不应被忘记，更不应被鄙夷。

王经和他的老母亲（连同其他家人）被押赴闹市斩首时，一个叫向雄的王经旧部在刑场旁失声痛哭，其哀恸之情感染了在场的很多人。《资治通鉴》就用非常传神的四个字，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哀动一市”。

悲伤和哀恸感染了整个街市的人。

人心是一杆秤，它是称得出忠义的价值和意义的。王经及其家人无辜蒙难，固然是大不幸，但他们的忠义精神却可以流传千古，永远被后人铭记。

就此而言，王经及其家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与王经一家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卖主求荣的王沈，因告密之功，被司马昭封为了安平侯。

现实就是如此讽刺——恪守忠义的人被满门抄斩，卖主求荣的人却飞黄腾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愿意成为前者的人总是凤毛麟角，愿意成为后者的人则如过江之鲫。

不过，奉行现实规则的人也不见得都有好下场。比如亲手刺杀曹髦的成济，就成了这场弑君事件的“背锅侠”，被司马昭拿来用作平息公愤的一枚棋子，短短二十天后，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夷灭三族了。

曹髦被弑次日，司马孚上疏，请求用亲王的礼仪予以安葬，郭太后（其实是司马昭）允准了。同日，司马昭命其子、时任中护军的司马炎前往邺城迎接常道乡公曹璜（稍后改名曹奂），准备立其为帝。

曹奂是燕王曹宇之子，相当于明帝曹叡的堂弟，时年十五岁——又是一个不谙世事、可以任由司马昭揉捏的少主。

同年六月初二，曹奂来到洛阳，当天即位，改元景元。

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坐上御榻的时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成为曹魏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最终只能以亡国之君的屈辱身份，被永远记录在史册上；而短短五年后，当初去邺城迎接他的这个年轻的将军司马炎，则将摇身一变，成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