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四月改嘉平元年）正月初六，少帝曹芳（时年十八岁）出了洛阳，前往城南四十里外的高平陵（曹叡陵墓）祭拜，同行的不仅有曹爽，还有他的三个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

当时，禁军全在曹爽兄弟手里掌握着，所以司马懿很难有机会动手。可这一天，曹氏四兄弟竟然一块出城了，禁军大部都留在城中，这对司马懿来讲，无疑是天赐良机。

其实在此之前，曹爽的同乡、时任大司农的桓范就警告过他，说：“你们曹家兄弟，总揽朝政，手握禁军，最好不要一同出城，万一有人关闭城门，谁还进得来？”

曹爽闻言，只冷笑着回了四个字：“谁敢尔邪！”

谁敢这么干？！

满朝文武中，其他人估计都没这个胆量，但司马懿肯定是敢的。问题是曹爽早就被司马懿忽悠了，以为他成了废人，所以才会肆无忌惮。

这一天，当浩浩****的天子车队出了洛阳南门后，司马懿立刻展开了政变行动。

他宣称奉太后旨意，第一时间关闭了洛阳的所有城门，接着占领了军械库，将武器分发给麾下部众，然后亲自率部出城，占领了洛阳城南的洛水浮桥，以防曹爽回军。

同时，命司徒高柔持节，以“行大将军事”的名义进入曹爽大营，又命太仆王观以“行中领军事”的名义进入曹羲大营，一举掌控了京师的所有禁军部队。

此外，命司马师率部进驻司马门，控制进入宫城的主要通道；命司马昭率部直入宫城，分别控制少帝所居的嘉福殿和太后的永宁宫。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师兄弟率领的部众，主要是司马师平时暗中蓄养的死士。《晋书·景帝纪》称，“初，帝（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可见司马懿父子对这场政变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完成上述一系列动作后，司马懿才从容不迫地给少帝曹芳上了一道奏疏，历数曹爽的种种罪行：

“当初，臣平定辽东回朝后，先帝命陛下、秦王和臣同到御榻前，握着臣的手，对身后事深感忧虑。臣对先帝说：‘太祖、高祖都曾把后事托付给臣，此乃陛下亲眼所见，请不必忧虑。万一将来有不测之事，臣定以死奉诏。’

“而今，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大臣之责，败乱国朝典章，内则僭越，外则专权，破坏兵制，掌控禁军。凡朝廷要职，皆任用亲信；殿中宿卫，亦委任私人。其势力盘根错节，且越来越无法无天。

“非但如此，曹爽还起用小黄门张当为内宫总管，监视陛下，离间陛下与太后，伤害骨肉亲情，以致天下汹汹，人人自危。陛下只是暂居天子宝座，如何保证长久安全呢？这绝非先帝召陛下和臣接受遗命的本意！臣虽老朽年迈，但绝不敢忘记誓言！

“如今，太尉蒋济与臣等均认为，曹爽内怀无君之心，曹氏兄弟已不宜典兵宿卫，臣等已奏报太后允准，由臣负责执行。臣已命有关官员，即刻罢免曹爽、曹羲、曹训之职，解除兵权，以侯爵身份返回私邸，不得逗留，阻挠御驾回宫；若胆敢阻挠，便以军法从事！臣则率军进驻洛水浮桥，监视一切异常举动。”

这与其说是司马懿写给少帝的一道奏疏，还不如说是专门发给曹爽的一道檄文。

因为司马懿很清楚，奏疏送到高平陵后，第一时间打开看的人，一定是曹爽，而不是少帝。换言之，司马懿就是故意要告诉曹爽——你完蛋了，别指望翻盘，还是束手就擒吧！

曹爽见到奏疏后，如遭雷击，顿时不知所措。他不敢呈给少帝，只能把天子车队留在伊水南岸过夜，然后命部众砍伐树木，修筑鹿砦，并征调洛阳城外的数千屯田士兵前来护卫。

司马懿不想大动干戈，还是希望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于是派了好几拨人前去劝降，如侍中高阳人许允，还有尚书陈泰（陈群之子），以及曹爽颇为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等人。司马懿让他们向曹爽保证，并指着洛水发誓——只要放下武器投降，最坏的结果就是免官而已，绝不会要他性命。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誓言都是不可信的，尤其是从政客嘴里发出的誓言，几乎百分之百不可信。

曹爽也是政客，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司马懿的誓言，所以一直处于纠结状态。

其实，此刻的曹爽还远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少帝曹芳在他手里，如果应对得当，学曹操来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仍然是有机会翻盘的。而司马懿虽然德高望重，但毕竟只据有洛阳一城，如果曹爽善用皇帝的旗号，急召四方大军前来勤王，或许大事仍有可为。

很快，就有一位智囊赶来给他出谋划策了。

这个人就是他的老乡桓范。

政变刚爆发的时候，司马懿是打算把桓范拉到自己这边的，便命他代理中领军。桓范起初也想奉命，却被他儿子拦住了。他儿子认为，现在皇帝在曹爽手上，司马懿的赢面不如曹爽大，还是投靠曹爽更稳当。

桓范犹豫片刻，最后听从了儿子的建议，旋即策马出城。

当时四面城门均已关闭，桓范来到南面的平昌门，恰好守门官司蕃是他的旧部。桓范高举手中的一块版牍，大声说奉诏出城，命司蕃速开城门。司蕃要求看一眼诏书，桓范厉声呵斥：“你是不是我的老部下？竟敢如此！”

司蕃无奈，只好打开城门。桓范一边疾驰而出，一边回头道：“司马懿谋反，你赶快跟我走！”

司蕃吓了一跳，情急之下来不及骑马，徒步就跟着桓范往城外跑。可两条腿终究跑不过四条腿，转眼就被桓范甩了。司蕃无奈，只好在路旁的隐蔽处躲了起来（到政变过后才乖乖回城自首）。

得知桓范出逃，司马懿有些担忧，对蒋济道：“糟了，智囊去了。”

蒋济却不以为然道：“放心吧，桓范虽有智谋，但曹爽就跟劣马贪恋槽头的草料一样，必定不会用他的计策。”

桓范赶到高平陵后，立刻劝曹爽挟持少帝前往许昌，然后征调四方军队勤王。如果曹爽听从了这个建议，那么司马懿的这场政变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胜负殊难预料。

可是，明明有这条路可以走，曹爽却还是迟疑不决。

桓范只好转而去劝曹羲，说：“眼下的形势明摆着，你平时读那么多历史书作何用处？像你们这样的权势地位，一旦落败，想当个穷人都做不到了！而且，就算是一介匹夫劫持一个人质，还打算求生，你们兄弟有天子在手，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没想到，这番话说完，回答他的仍旧是死一般的沉默。

桓范急得跳脚，接着对曹羲道：“你有一支部队就在城南，洛阳的屯垦部队都在城外，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能集结。今天前往许昌，中途不过只住一夜，许昌的军械库，足以装备部队；唯一值得担心的，就是粮食不够，可大司农的印章就在我身上啊！”

大司农是有权征调各地粮草的，可见桓范这个计划，确实有可行性，并非情急之下乱出主意。现在，桓范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就看曹爽兄弟们有没有殊死一搏的胆识和魄力了。

遗憾的是，直到此刻，曹爽四兄弟还是一言不发，仿佛根本没听见桓范在说什么。

众人就这样尴尬地沉默着，直到次日天亮时分，曹爽才忽然抽出佩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就说了一句话：“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资治通鉴·魏纪七》）

不出蒋济所料，曹爽这种人，就像贪恋草料的劣马一样，终究是一个贪恋富贵、毫无胆识的庸才！

其实，贪恋富贵是普遍的人性，一般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错。可问题在于，曹爽是一个独揽大权整整十年的权臣，而青史上的斑斑血迹早已证明，权臣一旦在政治斗争中落败，是断然没有机会再做“富家翁”的，因为对手一定会将你赶尽杀绝，以免遭到反扑。这些道理，曹爽和他的弟弟们不见得不懂，可就是不敢跟司马懿殊死一战，所以便心存侥幸，宁可相信司马懿的所谓誓言。

听到曹爽还幻想做“富家翁”，桓范顿时气急攻心，忍不住放声大哭道：“曹子丹（曹真）英雄一世，可生出你们兄弟，竟如猪狗一般！没想到今日会陪着你们被族灭啊！”

曹爽既已决定投降，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悬念了。

他把司马懿的那道奏疏呈给了曹芳，主动要求曹芳免去他的官职，然后就乖乖带着曹芳回了洛阳。之后，曹爽四兄弟皆被勒归私邸。司马懿派兵包围了他们的宅邸，并在曹爽家的四个角筑起了四座望楼，日夜监视。每当曹爽在家里走动，比如上后花园溜达时，望楼上便有士兵高呼（古人称为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资治通鉴·魏纪七》）

除非曹爽整天待在屋里哪也不去，否则只要他一走动，四面望楼上的这种“唱言”必定此起彼伏。说难听点儿，就连上个茅房，肯定也有人高呼一嗓子。对于一个曾经权倾天下的跋扈权臣而言，这样的待遇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曹爽为此郁闷难当，却也没有丝毫办法。

这样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勉强也算个“富家翁”，至少衣食无忧，总比脑袋落地好。可曹爽万万没想到，即便是这样差强人意的日子，他也只“享受”了短短四天。

正月初十，朝廷有关部门就在司马懿的授意下，以黄门张当私自将宫中才人献给曹爽为由，把张当抓进了廷尉寺的监狱，然后严刑拷问。当天，张当便供认说：“曹爽与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阴谋造反，计划在三月中旬发动。”

同日，曹爽四兄弟与何、邓、丁、毕、李五人及桓范，全部被捕，旋即连同张当，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悉数斩首并夷灭三族。

所有这一切，全都在一天内完成。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这就是政客的誓言，翻脸绝对比翻书快。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曹爽等人阴谋造反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张当肯定是屈打成招的，因为司马懿需要他这份供词。

不过，这也不能怪司马懿心狠手辣。权力斗争的逻辑本就如此——假如最后是司马懿败了，那曹爽肯定也会把司马家族铲除净尽，绝不会心慈手软。

值得一提的是，从正月初六政变爆发到十日曹爽一党被族诛，《三国志》中几乎看不见何晏、邓飏等五人的踪迹。不过，在东晋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中，却有关于何晏在事变期间的一段记载，看上去颇有些耐人寻味：

司马懿拿到张当的供词后，竟然指定何晏参与审理这个大案。受宠若惊的何晏立刻撸起袖子，对昔日的主子曹爽及一帮“战友”穷追猛打，希望以此戴罪立功，获取司马懿的宽宥。于是，曹爽、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这七个人及其家族，自然全都被何晏列入了谋反名单。而且，作为原本的“内部人”，何晏必然会提供很多有关曹爽等人的确凿“罪证”，从而坐实他们的谋反罪名。

审理完毕，司马懿看着罪犯名单，对何晏说：“应该有八族。”

何晏不解，又数了一遍，明明就是七族，哪来的八族呢？

司马懿又淡淡道：“不够。”

何晏急得团团转，旋即猛然醒悟，不禁绝望地看着司马懿：“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是也。”

然后，何晏及其族人就跟着曹爽等七族，一起被押上了断头台。

若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司马懿这个人的确是太可怕了。因为比直接杀人更狠的，就是先给人一个希望，然后再把希望掐灭。而且，他故意给了何晏一个自保的机会，让他把曹爽等昔日的主子和同党亲手送上断头台，这样的做法比直接由朝廷将曹爽等人定罪更为毒辣。因为对曹爽等人而言，同样是一死，但死于朝廷治罪跟死于何晏出卖，其感受是全然不同的，那等于是在砍他们脖子一刀之前，就先在他们心上深深捅了一刀。

同理，让何晏出卖主子和同党后再死，也等于让他死了两回：首先是让他的丑陋嘴脸暴露在世人面前，被朝野上下戳脊梁骨，即“社会性死亡”，然后才是让他肉体死亡。

简言之，司马懿玩这么一手，相当于猫在吃掉老鼠之前，先饶有兴致地戏耍一把——不论是让士兵在角楼上唱言曹爽的一举一动，还是让何晏出卖主子和同党后再死，其背后的动机，都是这种戏耍玩弄的心理。

司马懿的心机之深沉狠辣，放眼他的同时代人，可以说无人能及。

铲除了曹爽及其核心党羽后，对于大部分追随者，司马懿非常明智地采取了宽大政策，从而迅速安定了朝野人心。

比如曹爽的麾下司马鲁芝。曹爽出城前，命他留守大将军府。政变爆发后，鲁芝立刻率领一部骑兵杀开了一条血路，从南面的津门冲了出去，迅速到高平陵与曹爽会合。

再比如曹爽的麾下主簿杨综，跟随曹爽出城。当曹爽准备投降时，杨综极力劝阻，说：“主公手握大权，却要放弃一切，是打算到东市去受刑吗？”

鲁、杨二人，显然都对曹爽十分忠心。按说，司马懿是完全有理由治他们死罪的，但司马懿却说：“彼各为其主也，宥之。”（《资治通鉴·魏纪七》）

他们也是各为其主罢了，赦免吧。

随后，司马懿不仅赦免了鲁芝和杨综的死罪，还分别擢升鲁芝为御史中丞，杨综为尚书郎。

这正是司马懿高明的地方——对付主要的政敌，要斩尽杀绝，这样才能把权力彻底夺过来；但对待其他人，则必须宽容，更不妨用官职加以笼络，这样才能安定人心，让到手的权力更加巩固。

是年正月十九日，司马懿晋位丞相；朝廷打算给他加九锡，司马懿坚决推辞了。

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权力。至于“九锡”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他眼中是无足轻重的。

随着曹爽一党的覆灭，曹魏帝国的权力之巅就只剩下司马懿一个人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也不能阻止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强势崛起了。

高平陵之变，无疑是司马懿仕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七十一岁的司马懿，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和自制力、深不可测的心机和谋略，还有杀伐决断的胆识和行动力，成了曹魏帝国独一无二的权臣，也成了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柔弱胜刚强。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能够像司马懿这样，把老子的这一哲学思想运用在政治领域又践行得如此成功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