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景初二年冬,天地萧瑟,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洛阳皇宫上空肆意飞舞。
十二月初八,一个看上去十分平常的冬日,正当盛年的魏明帝曹叡,几乎没有半点征兆,突然一病不起。
皇帝不豫,整个内宫外朝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尤其是负责宫中机要的大臣,这时候他们的角色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影响力是外朝大臣无法比拟的。
明帝一朝,主要有两位大臣执掌中书:一个是中书监刘放,一个是中书令孙资。
早在曹操时代,刘、孙二人便是曹操身边的秘书郎;之后曹丕称帝建国,二人升任现职,开始掌握宫廷机要。曹叡即位后,对二人越发倚重,同时让他们兼任侍中、光禄大夫,并同封县侯。由于曹叡自登基以来便“亲揽万机”、政由己出,陈群等辅政大臣都只是挂名而已,所以刘放和孙资才是真正辅佐皇帝的左膀右臂。这些年魏国屡屡对外作战,都是刘、孙二人在中枢筹划;每次遇到重大决策,曹叡虽然都会召集大臣廷议,但最后往往交给刘放和孙资拍板。
在大臣们看来,皇帝对这两位近臣的宠信,似乎已经超出了应有的限度。
为此,蒋济就曾上疏力陈其弊。他说:“臣曾经听闻,大臣权力太重者,则社稷有危险;左右过于受宠者,则天子受蒙蔽。此乃自古以来,为政者最重要的鉴戒。前朝大臣当权,内外不安,如今陛下总揽万机,朝纲自然得以整肃。当权的大臣其实也不一定不忠,只是一旦威权下移,人们对君王就会怠慢,此乃理之必然。如今,陛下既然已经有能力防范大臣当权的流弊(意指曹叡成功撇开了陈群等辅政大臣),但愿别忘了左右亲信可能造成的另一种流弊。
“天子左右之人,其忠诚正直、深谋远虑未必超过大臣,但钻营奔走、谄媚逢迎的功夫,却往往比大臣厉害。如今外朝的言论,动辄就说‘中书’如何如何。虽然中书官员谦恭谨慎,不敢随便结交外朝大臣,但仅以‘中书’的名义,就足以惑乱世人了。更何况,中书手握权柄,整日在皇上跟前,万一乘着皇上困倦之时,窃弄威权,众臣发现他们能够左右大局,必然趋炎附势,顺着他们的意志行事。
“一旦发生这种现象,私结朋党之风就兴起了,到时候不论是臧否毁誉还是功过赏罚,都可能会颠倒。走正道之人,路会被堵死;攀附天子亲信的人,反而一帆风顺。久而久之,陛下对左右亲信的信任已成习惯,就不再有任何警觉了……”
蒋济这番谏言说得非常直白,可谓一针见血,分析也十分到位,但很可惜,曹叡听不进去。
如今,曹叡突然就病危了,帝国有两件大事必须立刻着手,一是立太子,二是指定顾命大臣。
曹叡只有两个养子,曹芳和曹询。曹叡向来属意曹芳,所以太子人选没什么悬念。眼下存在变数的,是顾命大臣的人选。
按曹叡本意,打算命五位大臣共同辅政:燕王曹宇(曹操幼子、曹叡叔父)、领军将军夏侯献(夏侯惇之孙)、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曹操继子)。
很显然,这五个人都是清一色的曹魏宗亲,一个外人都没有。他们虽年纪和辈分不一,但均属曹魏政治军事核心圈的人物。如果最终这五个人真的上位,恐怕就没司马懿什么事了——既不会有司马氏父子掌控朝政、篡位夺权的戏码,也不会有后来横空出世的西晋帝国。
然而,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懿。
确切地说,其实是刘放、孙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客观上成全了司马懿。
刘放和孙资“久典机任”,难免专权,自然引起了很多朝臣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两位准顾命大臣:夏侯献和曹肇。
当时的洛阳皇宫中,宫人们养了几只公鸡负责打鸣,又种了一棵树专供这些鸡踩在高枝上报晓。夏侯献和曹肇就故意指桑骂槐地说:“公鸡占这棵树也够久了,看它们还能再占几天!”
听见这种话,刘放和孙资岂能睡得着觉?
倘若夏侯献和曹肇真的成了顾命大臣,那刘、孙二人非但权力和富贵不保,甚至连项上人头都可能保不住。
正当二人忧心忡忡之际,燕王曹宇竟主动请辞曹叡刚刚授予他的大将军和首席顾命大臣之位,无意中送给了他们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曹叡把刘放和孙资召到榻前,问:“燕王究竟是什么意思?”
刘、孙二人赶紧道:“燕王自知难以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所以请辞。”
曹叡黯然片刻,又问他们:“那有谁能担此重任?”
当时曹爽恰好也在场,而刘、孙二人很清楚这家伙没多大能耐,不足以对他们造成威胁,便顺水推舟地推荐曹爽担任首席顾命,然后又加了这么一句:“应召司马懿回朝,让他同担此任。”
此刻,司马懿还在班师的路上。他并不知道,宫中正在发生一场惊天变故,更不知道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运,正在阴差阳错地被刘放和孙资改写。
曹叡听了刘、孙二人之言,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把目光转向曹爽,问:“你能承担辅政的重任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按相关史料记载,此时的曹爽竟然“流汗不能对”,也就是紧张得满头大汗,连皇帝这句问话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刘放连忙偷偷踩了一下他的脚,还附在他耳旁道:“你应该说,臣以死奉社稷。”
曹爽庸懦无能的这个细节,出自郭颁的《魏晋世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这则史料。虽然从日后来看,曹爽这个人的确没多大本事,但我相信,他不太可能像《魏晋世语》描述的这么不堪。因为尽管曹叡现在已卧床不起,可还没到神志不清的地步。如果曹爽真是如此庸懦无能的人,曹叡怎么可能把他纳入“五人顾命团”呢?
不过,选择顾命大臣这么大的事,终究还是不好下决心。曹叡虽然听从了刘放和孙资的建议,决定让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可稍后却又变了卦,命人把刚刚拟定、尚未下发的诏书又追了回来。
刘放和孙资赶紧再次进入寝殿,又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番,曹叡才终于下定决心。
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司马光《资治通鉴》沿用之),刘放怕曹叡又变卦,忙道:“陛下应该下一道手诏。”
曹叡说:“我累了,不能提笔。”
刘放一听,立刻撸起袖子,爬上龙床,抓着皇帝的手,愣是把这道决定帝国命运的诏书强行写成了。
然后,刘放迫不及待地拿着诏书出殿宣旨,说:“有诏,燕王曹宇及夏侯献、曹肇、秦朗四人,一律免职,不准在宫中逗留。”
曹宇等人接旨后,相对而泣,旋即被迫出宫,返回私邸。
这场事关重大的最高权力之争,至此总算尘埃落定。
十二月二十七日,曹爽取代曹宇,被任命为大将军。曹叡担心曹爽能力有限,便命尚书孙礼担任大将军长史,专门辅佐他。
直到此刻,刚刚走到汲县(治今河南卫辉市)的司马懿,才接到了皇帝命他即刻入宫觐见的手诏。
之前,燕王曹宇以关中防务重大为由,建议曹叡直接让司马懿回长安,不必入朝。所以这个时候,按照回防长安的诏令,司马懿必须直接前往轵关(今河南济源市西北,太行八陉之一),然后直趋关中,而不能回洛阳。
看着手中这两道旨意截然不同的诏书,司马懿猛然意识到——宫中已然发生巨变了。
他立刻乘上“追锋车”(古代一种轻便的驿车,因车行疾速,故名),昼夜兼程,一口气奔驰了四百多里,风驰电掣地赶回了洛阳。
曹魏景初三年正月,司马懿赶到宫中见到了皇帝。
此时的曹叡已然生命垂危,他抓着司马懿的手,气息奄奄道:“我把后事托付给你了,由你跟曹爽辅佐少子。死是无法忍耐的,但我强忍着不死,就是为了等你,现在总算见到了,我死而无恨!”
然后,曹叡把曹芳和曹询叫到床前,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你看清楚,不要搞错了。”说完,命曹芳上前,抱住了司马懿的脖子。
司马懿跪伏在地,涕泪横流,频频顿首。
就在这一天,曹叡驾崩,年仅36岁(一说35岁);同日,曹芳被立为太子。
曹叡的英年早逝对曹魏帝国无疑是巨大的损失,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自从曹魏立国以来,曹丕在位仅六年,其间除制定实施九品中正制,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多么突出的历史功绩。
而曹叡在位十六年,在朝政上乾纲独断、政由己出,令几位辅政大臣形同虚设,显示出极强的执政能力;他在位期间,不仅抵御了蜀汉、东吴的多次进攻,且平定鲜卑、辽东,并改革刑律,制定颁布《魏律》十八篇,成为三国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法典,是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大进步。
由此可见,曹叡在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其政绩比文帝曹丕显著得多。若是天假以年,曹魏的国力很可能得到进一步增强,其国祚势必也会更加长久。说白了,曹叡若能活个六七十岁,肯定就没司马懿和司马家族什么事了。
曹叡即位之初,目光如炬的大臣刘晔对他就有这样一句评价:“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晋世语》)
意思就是,曹叡是可以比肩秦皇汉武的皇帝,只是才干稍有不及。乍一看,刘晔似乎把曹叡抬得有点儿高,但从曹叡后来的表现来看,应该说是对得起这句评价的。
当然,正如我们前文所说,曹叡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大兴土木和耽于美色。其英年早逝,或许就跟后者有一定关系,这是比较令人遗憾的。
所以,陈寿在《三国志·明帝纪》中,就给了曹叡较为中肯、一分为二的评价:
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凋敝,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
魏明帝沉着刚毅、果断、有胆识,行事任由心意,不受拘束,颇有君主的英明气概和风范。可当时民生凋敝,四海分崩,他却没有去光大祖先的功德,开拓宏伟的基业,而急切地效仿秦皇汉武,营造宫殿楼阁,若用远大谋略的标准来衡量,这恐怕就是他的毛病吧!
曹叡驾崩数日后,年仅八岁的曹芳即位,以曹爽、司马懿为辅政大臣,朝廷在二人原有官爵上又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且令二人各领禁军三千,在宫中宿卫。
这一刻,无疑是曹魏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司马懿个人和整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
对曹魏而言,是由盛而衰;对司马懿而言,则是一举走上了人生巅峰。
随着曹叡的英年早逝和司马懿的强势上位,曾经困扰了东汉王朝近一百年的宿命般的噩梦,竟然落到了立国还不到二十年的曹魏帝国身上。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噩梦,那就是——主少国疑。
皇帝幼弱,势必导致权臣崛起;权臣崛起,势必导致社稷危殆。
尽管离国祚的最终覆灭还有一些年头,但没有人能否认,从这一刻起,一度强大的曹魏帝国,已经亦步亦趋地走上了东汉帝国当年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