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七年六月，曹丕暴病而亡的消息传到东吴。孙权大喜过望，遂趁曹魏国丧之际，亲自率军从武昌出发，进攻曹魏的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县）；同时命诸葛瑾从江陵北上，进攻襄阳。

此时，镇守江夏的是魏国大将文聘，而坐镇襄阳的则是司马懿。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宿将，一个是文武双全的重臣，所以，东吴此次出兵，基本上无机可乘，很难捞得着便宜。

风闻孙权御驾亲征，魏国的群臣倒是有些担心，便在朝会上纷纷建议，立刻出兵驰援江夏。可是，年轻的新君曹叡却颇为镇定，说：“孙权善于水战，这次之所以敢从船上下来，改为陆地进攻，是想趁我们不备罢了。现在，文聘已经据城坚守，与孙权对峙。作为进攻方，其兵力若非数倍于我，终究是不敢久留的。”

曹叡的判断没错。此次出兵，孙权并非志在必得，只是想试探一下曹魏的虚实而已——若有机可乘，就捞一些便宜；若实在没机会，也就算了，并不强求。

所以，只要曹魏方面稍有可疑动向，孙权就绝不会冒险在坚城之下久留。

稍早之前，魏国朝廷派了一个叫荀禹的御史来前线劳军。巧的是，他刚到江夏，就碰上孙权攻城。荀禹便拉来附近县城的一些兵，连同自己的随从步骑，共计一千多人，举着火把在山上窜来窜去，故布疑兵。

孙权一看，以为是魏国援兵到来，担心腹背受敌，立刻解围而去。

而进攻襄阳的诸葛瑾那一路，则被司马懿击破，部将张霸被斩杀。另外，东吴还有一支偏师，也被曹真击破于寻阳。

相比于东吴的试探性进攻，此时的诸葛亮，则有着无比坚定的北伐决心。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曹魏太和元年）三月，诸葛亮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各项战备工作后，亲率大军，向汉中进发，拉开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

临行前，诸葛亮命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留守成都，代他主持丞相府工作，同时给刘禅上了一道语重心长、言辞恳切的奏疏。

这道奏疏，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出师表》（也称《前出师表》）；这篇文章，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千百年来备受后人赞誉。今全文收录于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综观此文，诸葛亮对刘备和蜀汉的忠贞之情，千载之下读之，依然令人感怀动容。全文仅六百余字，就有十三处提到“先帝”，可见在诸葛亮心中，他这一生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并竭尽全力完成“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

然而，此时的蜀汉皇帝刘禅，却不像一个可以继承乃父遗志、光大蜀汉基业的人。

从诸葛亮对刘禅不厌其烦的叮嘱和劝诫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刘禅（时年二十一岁），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表现，如公私不分、赏罚不明、亲小人远贤臣，等等。换言之，诸葛亮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位少主绝不是一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帝王，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守成之君。

所以，倘若诸葛亮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北定中原的大业，那么当蜀汉帝国真正交到刘禅的手上时，其前途和命运恐怕就堪忧了。也许正因如此，诸葛亮才会在这道奏疏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这一年，诸葛亮已经四十七岁了。虽说正当盛年，但以古人的平均寿命而论，他肯定不敢指望自己还能活很久。事实上，诸葛亮也的确在短短七年之后，便因戎马倥偬、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了。因此，诸葛亮才会在生命的最后这段岁月里，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近乎偏执的姿态，不惜耗尽蜀汉国力，对强大的曹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北伐。

说到底，这既是受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也是受到了“少主昏庸，国力弱小”这两大无奈现实的逼迫。

主动出击，锐意进取，或许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可若是守着益州的这一亩三分地，故步自封，苟且偷安，迟早会变成曹魏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诸葛亮别无选择。

这一点，在他于次年所上的《后出师表》的开篇，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先帝当年，正是出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考虑，才把讨伐曹魏的大业托付给臣。以先帝的睿智，估量臣的才干，当然知道让臣去北伐就是以弱敌强。然而，若不北伐，蜀汉迟早也会败亡，与其坐等败亡，不如主动去讨伐敌人。

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后人不但可以读出彪炳千秋的忠义精神，往往也能从其字里行间读出悲壮的气息。

之所以悲壮，正是因为“北伐”对诸葛亮而言，不仅是一种主动承担的使命，也是一种历史给定的、无法逃避的宿命。

得知诸葛亮大举出兵、进驻汉中，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坐不住了，立刻准备集结兵马，先发制人，对汉中发起进攻。

时任散骑常侍的近臣孙资及时劝阻了他。孙资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宜出兵的理由。

其一，当年曹操征讨汉中张鲁的时候，就曾在阳平关遭遇重挫，只是凭运气才转败为胜。后来，夏侯渊部被围，也是曹操亲率大军才救了出来。因此，曹操曾不止一次感慨道：“汉中简直就是上天为人间特设的地狱，而褒斜道则无异于一条五百里长的石洞。”可见汉中地势之险峻。

其二，曹操用兵如神，可面对蜀汉的崇山峻岭和东吴的长江天险，也知道难以逾越，所以从不逼迫将士尽死力，更不争一朝一夕之功，这就叫“见胜而战，知难而退”。

其三，主动进攻的一方，兵力通常要比防守的一方多出数倍。现在若主动进攻汉中，考虑到地形险阻的因素，所需的兵力和后勤人员就更多。到时候，就只能把长江沿线防备东吴的十五六万守军全都调到西线。如此一来，魏国的整个兵力部署就全乱套了，而且军费开支将非常巨大。

综合上述理由，孙资提出的对策是：命各路将领分别据守险要，以逸待劳。如此只需数年，魏国的国力就会比现在更加强大，而蜀汉和东吴会慢慢衰弱下去。

曹叡闻言，这才打消了主动进攻的念头，从此确立了只守不攻的战略。

诸葛亮进驻汉中后，并没有急着开战，而是先在“隐蔽战线”上跟曹魏交了一次手——对一位重要人物进行了策反。

这个人，就是当初从蜀汉叛逃曹魏的孟达。

此时的孟达，正驻守在新城郡的房陵县。此地位于魏、蜀、吴三国的交界地带，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若能把他争取过来，就可以从荆州方向威胁曹魏，策应诸葛亮的北伐行动。

可是，孟达既然已经跳槽，他还会跳回来吗？

诸葛亮是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早在战前，他便已掌握了孟达的情报，知道他如今在曹魏那边日子过得并不舒坦。

孟达当初降曹，一开始还是很滋润的，因为文帝曹丕很器重他，而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跟他的私交也非常好。可后来，曹丕驾崩，桓阶和夏侯尚又先后病故，孟达在曹魏的靠山就全都没了。身为降将，本来就矮人一头，如今又没了靠山，在官场上就不好混了，难免遭人排挤。孟达惶惶不安，便又打起了跳槽的主意——要么跳回蜀汉，要么跳到东吴。

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如此正中下怀，孟达随即开始与诸葛亮秘密通信。当然，像孟达这种人，是不会只找一条后路的。在与诸葛亮暗中联络的同时，他也跟东吴搭上了线，给自己同时准备了两条后路。至于最终究竟要跳到哪一边，就得看形势发展了。

对于孟达这种没有原则、毫无底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诸葛亮自然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是不会给孟达“待时而动”的机会的——北伐之战马上就要打响，战机稍纵即逝，岂能容你首鼠两端、犹豫观望？

为了迫使孟达尽快起兵，诸葛亮施展了谍战手法，派了一个叫郭模的部属，假装向曹魏的魏兴郡（治今陕西安康市）太守申仪投降，然后把孟达叛变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诸葛亮为什么选了申仪这个人？

因为他跟孟达有仇。

申仪就是曹魏原上庸太守申耽的弟弟。当年孟达是刘备这边的，奉命攻打上庸，申耽、申仪两兄弟扛不住，便投降了刘备。可没过多久，孟达投奔曹魏，掉过头来又打了一回上庸，结果刘封逃回成都，而申耽、申仪这哥俩只好硬着头皮又叛回了曹魏。

好你个杀千刀的孟达，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打了我们兄弟两回，害得我们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反复横跳，跳得脸都丢光了。现在你自己又要叛回蜀汉，做人竟然这么无耻。好吧，你自己要作死，那我就帮你一把，让你死得快点儿！

申仪立刻派出快马，把孟达要起事的消息密报给了朝廷。

孟达也不是吃素的。申仪的密报一到朝廷，马上就有眼线给他通风报信了。孟达大为惊恐，便打算提前起兵。

此时，司马懿正驻守宛城，离新城较近，朝廷便把收拾孟达的任务交给了他。司马懿马上给孟达写了封信，各种温言安抚，表示绝对不相信申仪的情报，让他放宽心。孟达见信，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起兵之事便又搁置了。

诸葛亮当然不能坐等，于是再三催促。孟达只好去信敷衍，说：“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离我这儿有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就算得到我起兵的消息，也要先上奏朝廷，然后等待诏命，这样一来一回，至少也要一个月。到时候，我的城防已经坚固，各军也都严阵以待了。何况，我所在的房陵地势险峻，司马懿必定不会亲自来，若是曹魏的其他将领来，我则毫不担心。”

孟达现在是脚踩魏、蜀、吴三条船，最终到底要上哪一条，这决心可没那么好下。所以，他只能采取拖字诀，拖到形势明朗的时候再做决断。

可是，孟达万万没料到，此时司马懿的屠刀已经向他砍了过来。

司马懿前脚刚发出那封忽悠他的信，后脚便率部南下，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房陵进发了。临行前，诸将都认为孟达已经分别跟蜀汉和东吴取得联络，恐怕没那么好对付，应暂且观望，不宜马上出兵。司马懿却道：“孟达是个没有信义的人，现在正狐疑不决，应该在他下决心之前把他解决掉。”

于是，短短八天后，司马懿就兵临城下了。

孟达大惊失色，赶紧写信向诸葛亮告急，说：“我刚刚起兵才八天，司马懿就到城下了，没想到他如此神速啊！”

事实上，孟达不是刚刚起兵八天，而是直到城池被围才仓促起兵的。

当然，诸葛亮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已经提前派出了援兵。与此同时，东吴也向房陵派出了援军。

然而，诸葛亮打了提前量，司马懿同样没有落于后手。早在他从宛城出发之时，便已另外派出了两路打援的人马。所以，诸葛亮和东吴的两支援军，全都遭到了阻击。

这就叫棋逢对手。

诸葛亮和司马懿这对命定的冤家，尽管现在还没有正面交手，却已经通过孟达间接地较量了一回。

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正月，司马懿围攻房陵十六天后，终于攻破城池，然后斩杀了孟达。

诸葛亮的策反行动彻底失败。

这次行动之所以功败垂成，首先，固然是因为孟达脚踩三条船，根本不是真心回归蜀汉；其次，司马懿这个对手太过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孟达的败亡，虽然对诸葛亮的北伐大计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还是给这场即将打响的大战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