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掉了逆贼董卓，王允和吕布就成了朝廷的功臣，自然是要论功行赏。

王允已是司徒，本来便行使着宰相职权，不好再往上升，于是兼了一个“录尚书事”的职务，相当于在总揽外朝的基础上，把内廷的机要工作也管了起来，差不多算是权倾内外了。

吕布更是赢得钵满盆满，不仅升任奋威将军，封为温侯，而且还被赐予“假节、仪比三司”的特殊待遇，并与王允“共秉朝政”，俨然成了朝廷的二号人物。

这里顺带解释一下，“假节”的意思，是持有皇帝的节杖，代表皇帝亲临，拥有诛杀之权，类似于后世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仪比三司”，意指未任三公而享有三公的同等礼遇和待遇。

表面上看，王允和吕布一文一武，共同辅佐刘协，似乎给劫后余生的大汉朝廷带来了希望。如果二人能够勠力同心、精诚合作，还是有机会在关中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的。

然而，很多人能做到“同患难”，却往往很难做到“共富贵”。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考验人性。当王允和吕布面对同一个敌人董卓时，他们必然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可董卓一死，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消失了，他们也必然会因利益诉求的变化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

第一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麾下那些悍将，如牛辅、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吕布的意见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王允却不同意，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罪，不该杀。

第二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留下的巨额财产。吕布提议，应该把钱分了，凡朝中公卿和军中将领，大家都有份。可王允又拒绝了，这次连理由都不给，反正就是不行。

应该说，王允和吕布因身份和立场的不同，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严格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且，有分歧不要紧，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总是能找到既顾全大局又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法。

只可惜，他们俩并没有这么做。

主要原因在于，两个人都以诛杀董卓的首功之臣自居。尤其是王允，董卓死后，他就成了朝廷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一手掌握了曾经属于董卓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就像董卓随随便便可以杀死张温一样，王允一旦跋扈起来，也是可以任意置人于死地的。

比如一代名士蔡邕，就在这时死在了王允手上。

事情源于董卓被杀当日。那天，蔡邕在王允府上做客，宾主正坐着聊天，然后消息传来，说董卓死了。蔡邕惊愕之余，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就是这一叹，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王允当场就变了脸色，怒道：“董卓是国之大贼，险些倾覆汉室，你身为大汉臣子，理应疾恶如仇，可你却顾念他给你的一点私人恩惠，反而为他悲痛，岂不是同为逆贼!”

说完，就把蔡邕抓起来扔进了监狱。

凭良心说，蔡邕这一声惊叹，纯属人在突遇意外时的自然反应，可王允偏偏上纲上线，进行了一番恶意解读，这就颇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了。

蔡邕也知道自己那一叹相当不合时宜，于是在狱中主动认罪，甘愿承受“黥首刖足”(额头刺字，斩断双脚)之刑，只求王允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完成几年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汉朝历史。朝中的士大夫也纷纷替他求情，时任太尉的马日磾亲自去找王允，说：“蔡邕是旷世奇才，熟悉我朝掌故，若能完成这部史书，将成一代巨典，而他的罪名却微不足道，杀了他，岂不令天下人失望？”

王允却不为所动，冷冷道：“昔日，武帝不杀司马迁，以致司马迁写出谤书流传后世。而今，国势衰微，战乱频仍，若是让佞臣在幼主左右执笔著史，不仅无益于主上的圣德，而且会令我们这些人受到妄议和毁谤。”

马日磾无奈，出门后仰天长叹，连声咒骂王允会断子绝孙。

不久，蔡邕便死在了狱中。

从这件事足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王允，完全有成为董卓第二的潜质，只不过他杀起人来，手段比董卓温和一些罢了。

连一代名士蔡邕，王允都没放在眼里，更何况一介武夫吕布呢？

据史书称，王允本来就是把吕布当成一名“剑客”看待的——说好听点是剑客，说难听点就是武夫。此前，他之所以表现出一副“折节下士”的样子，对吕布嘘寒问暖，无非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大领导的架子肯定得端起来，对吕布自然就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而吕布身为亲手诛杀董卓之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加上他的性格本来就比较骄矜自负，这下更是牛皮烘烘、眼高于顶，两项提议均被王允驳回，自然是一肚子不爽。

于是，吕布决定甩开王允，自己动手去对付牛辅那帮人。

此刻的吕布绝对没有料到，他这个举动，将引来一场滔天大祸。

他命亲信李肃前往陕县，声称有天子诏书，要诛杀牛辅。牛辅当然不会束手待毙，就把李肃打得大败而逃。吕布大怒，斩了李肃。

牛辅虽然赢了一仗，但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却没了主意。正忧惧不安时，某天夜里军营又发生骚乱，牛辅吓得带上几个亲兵连夜出逃。可还没跑出多远，左右亲信就砍下了他的脑袋，往长安邀功请赏去了。

牛辅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之前被派往中牟攻击朱儁，顺便在陈留、颍川一带洗劫百姓，此刻回到陕县，才知道大老板董卓和上司牛辅都死于非命了，顿时六神无主。没办法，只好派人去长安，请求朝廷赦免。

面对这帮悍将的请求，王允只给了一句冷冰冰的答复：“朝廷今年已经赦过了，不能再赦。”

这算什么狗屁理由？!

李傕、郭汜等人一下就傻了眼：照这意思，咱哥儿几个就得伸直了脖子等着挨刀喽？

不得不说，在对待董卓旧部的问题上，吕布和王允都下了一步臭棋，都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吕布是有勇无谋，擅自行动，只想着杀人，完全没有考虑后续的应对策略。而王允作为此时的文官领袖、朝廷的一把手，在这件事上更是表现得毫无脑子，一点政治手腕都没有——非但没有设法安抚李傕等人的不安情绪，反而在激化矛盾，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鱼死网破的理由。

你如果想杀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先调回朝中，来个明升暗降，夺了他们的兵权，然后再动手；而如果不想杀他们，那就直接赦免，放他们一条生路，何必找个“一岁不可再赦”的可笑理由逼他们造反呢？

所以，接下来马上就将爆发的这场祸乱，主要责任在于王允，次要责任在于吕布。说白了，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当然，虽说王允和吕布点燃了导火索，但如果不是有人在紧要关头又加了一把火，火药桶也不会炸。

关键时刻煽风点火的这个人，就是贾诩。

贾诩，字文和，武威郡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人，举孝廉出身，祖上是汉初名臣贾谊。贾诩后来成了曹操帐下的著名谋士，被誉为“奇谋百出、算无遗策”，不过此刻在董卓这边，还只是个区区校尉。

正当李傕、郭汜等人惶惶不安，准备吃一顿散伙饭，然后各回老家的时候，贾诩开口了，说：“诸位若是解散了部众，单独行动，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生擒。而今之计，不如率领弟兄们，西进关中，杀入长安，为董太师报仇。大事若成，则奉国家以正天下；万一不成，到时再散伙也不迟。”

李傕、郭汜等人一听，顿时豁然开朗，遂连夜拔营，引兵向西。出发之时，本来只有几千人，可他们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一路上不断集结人马，把原本分驻各地的西凉军如樊稠、李蒙等都收拢了过来，待到兵临长安时，已经是一支十余万人的大军了。

不过，长安城墙高大坚固，李傕等人来得仓促，未及准备攻城器械，没法攻城，只能将长安团团围困。就这么围了八天，到了第九天，吕布的手下叛变，打开了城门，李傕大军像潮水般涌入，开始大肆劫掠。

吕布率部与西凉军在城中展开巷战，无奈寡不敌众，只能拼死突围，仅带数百骑从青琐门出逃。临走前，吕布难得地表现了一回义气，命人去找王允，叫他一块儿逃。可王允知道，一旦离开幼主刘协，离开这个流亡朝廷，他便什么都不是——天下再大，也很难有他的容身之处。于是，他拒绝了。

吕布一逃，偌大的长安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力量了。凉州兵团本来就都是军纪涣散的骄兵悍将，此刻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对长安的官员和百姓展开了无差别攻击。多位大臣如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都在混战中被杀。短短半天时间，便有官吏百姓共一万多人死于非命，城中一片狼藉，尸体堆满了道路。

王允扶着刘协躲到了宣平门的城楼上。李傕等人带兵追至，但也不敢造次，只能下马跪拜，行人臣之礼。刘协这一年周岁才十一，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却俨然已是历经沧桑、看惯腥风血雨的小大人。他镇定地问李傕等人：“卿等放兵纵横，欲何为乎？”

李傕答：“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董卓报仇，不敢叛逆。只待大事了结，臣等自愿领罪受罚。”

话说得好听，实际上刘协和王允现在都是他们砧板上的鱼肉了。

紧接着，李傕等人便围住城楼，要求交出王允。穷途末路的王允只能乖乖下楼，束手就擒。

次日，李傕便自封为扬武将军，封郭汜为扬烈将军，封樊稠等人为中郎将。同日，参与暗杀董卓的司隶校尉黄琬被捕下狱，旋即处决。

当时，长安外围其实还有两支兵马忠于朝廷：左冯翊(今陕西高陵西南)太守宋翼、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太守王宏。两人都是王允任命的，且都是王允同乡。李傕担心杀了王允会逼反他们，便以朝廷名义下诏，征召他们回京。

王宏料定这一去必死无疑，便劝宋翼不要奉诏，索性起兵讨伐。可宋翼却是个迂腐透顶的糊涂蛋，明知小皇帝已经被李傕等人绑架了，所谓的诏书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却以“王命难违”为由，拒绝了王宏的提议。而这个王宏的智商虽然比宋翼略高，但也只是高了一点点而已，听他这么说，便没再反对，跟着他一块儿乖乖回了长安。

两人一到，李傕唯一的顾虑便消除了，于是当天就把王允和这两个弱智同乡以及王允的妻儿全都砍了头。

王允死后，尸体被扔在闹市，无人敢收葬。他的一个老部下、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县令赵戬于心不忍，便辞掉了官职，以个人身份替他收尸，王允才得以入土为安。

至此，长安就彻底成为李傕、郭汜等人的天下了。

可怜献帝刘协，刚刚摆脱董卓的魔爪，转眼就又落到了这帮军阀的手里。

董卓虽说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权臣，但毕竟受朝廷教育多年，多少还是有底线的，对士大夫和当时名士(比如王允和蔡邕)总体上还算尊重，所以能让流亡朝廷维持正常运转，百姓基本上也活得下去。可是，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却几乎就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兵匪，说他们是军阀可能还抬举他们了。刘协和朝廷落入这帮肆无忌惮的流氓手里，处境自然更为不堪——此后的日子，朝廷的法令和纲纪完全废弛，各项职能随之瘫痪，整个长安的社会秩序**然无存，老百姓更是在兵祸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下死亡殆尽……

王允和吕布的两步无脑臭棋，固然是造成这场劫难的主要原因，而只用短短几句话就让李傕等人改变主意的贾诩，也未尝不是造成灾难的祸首之一。

那年头，一个谋士在某个关键时刻说的一句话，往往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并带来谁也无法预料的或好或坏的巨大结果。

《论语》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古人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