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春。

三月二十一日，朝廷大赦天下。

这是汉灵帝刘宏即位的第十六个年头，也是他第十五次大赦天下。

是的，你没看错，几乎每年都来一次。纵观刘宏一生，在位二十一年，足足大赦了二十次天下。据《后汉书》记载，仅登基之初的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是例外，之后每年必赦，相当持之以恒，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在中国古代，大赦天下本也是常事，但凡登基、改元、册封皇后什么的，通常都要赦一下，可像刘宏赦得如此频繁、如此一以贯之的，委实也不多见。

其实，刘宏也并不想把“大赦天下”当饭吃，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自从当上大汉天子，这个将近四百岁的老大帝国就仿佛开启了末日模式——外有鲜卑年年入寇，内有叛乱此起彼伏，还有干旱、洪水、蝗灾、瘟疫、地震、山崩、海啸等自然灾害，也跟约好了似的纷至沓来，轮番肆虐，把刘宏搞得很头大。

所以，刘宏只能频频以“大赦天下”来安慰臣民，顺便自我麻醉。到后来他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连京城有个民妇生了一对“两头四臂”的连体婴，感觉不祥的刘宏也要赶紧大赦一下(《后汉书·孝灵帝纪》：“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四臂。”)。

都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话诚不欺我。若是个别妇人生一两个怪胎倒也罢了，问题是连畜生们也跟着添乱。

就拿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来说吧。这年四月间，中央官署“侍中寺”里有只母鸡竟突然变性，“雌鸡化为雄”，不但长出鸡冠还打起了鸣；六月，天子寝宫温德殿东边的院子里，突然有条十几丈长的“黑气”从天而降，目击者声称看见了一条龙；等到了冬天，洛阳坊间有匹马居然生下了一个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人存心恶搞，反正《后汉书》是正儿八经把它载入史册了，《后汉书·孝灵帝纪》里白纸黑字写着：“是岁……京师马生人。”

刘宏被这一系列诡异事件弄得心神不宁，就责成大臣们做出解释。议郎蔡邕上奏：“这是上天对天子的告诫和谴责，因为天子亲近宦官、女子和小人。”

刘宏一听就很不爽，加上宦官头子大长秋曹节、中常侍王甫在一旁煽风点火，便把蔡邕打入了大牢，还准备押赴闹市砍头。后来有人替蔡邕求情，才改判为流放朔方。

蔡邕说天子亲近宦官，这事天下人都知道，算不上什么秘密，但很多事就是这样——他当领导的可以做，你做下属的就是不能说，敢说就死定了。

平心而论，“宦官乱政”并非灵帝一朝的特产，而是东汉王朝由来已久的一大痼疾。若究其病因，就不得不追溯到东汉历代天子的寿命问题。

东汉共有十三任正统皇帝(在安帝和顺帝之间，还有一位北乡侯刘懿做过半年多皇帝便去世了，正史未单独为其列传，故不被视为正统)，光武帝刘秀活得最久，按周岁算，卒年62岁，之后就开始一路走下坡：明帝刘庄47岁，章帝刘炟32岁，和帝刘肇27岁。再往后的儿孙皇帝们，更是竞相刷新天子早亡的纪录：殇帝刘隆不到1岁，安帝刘祜31岁，顺帝刘保29岁，冲帝刘炳仅2岁，质帝刘缵仅8岁，桓帝刘志35岁；而我们眼前的这位灵帝刘宏，到头来也只活了32岁(一说33岁)；少帝刘辩仅24岁，最后一位亡国之君献帝刘协，尽管一辈子活得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反倒是苦撑苦熬地挨到53岁才闭眼。

如果掐头去尾来算的话，中间的十一个皇帝平均寿命才24岁半。放在今天，也就大学毕业两年多，职场的门道还没摸清呢，就莫名其妙毙了命。

没有人知道东汉的天子们为何都那么短命，仿佛被下了什么恶毒的诅咒一样。

其实，东汉皇帝早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就历史而言，重要的是研究这个现象所导致的后果。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东汉诸帝皆不永年”这一事实，直接导致了两个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一、外戚擅权；

二、宦官乱政。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恶果？

道理很简单：天子早亡，自然膝下无子或仅有幼子，结果便是幼主即位。而幼主即位，母后自然要临朝听政，然后一帮外戚就会入主中枢、独揽大权。等到小皇帝慢慢长大，必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就与最亲近的宦官联手，诛杀外戚。宦官由此立下大功，遂取代外戚掌控大权，然后迫害忠良，祸乱朝政，种种倒行逆施比起外戚有过之无不及。没过多久，宿命降临，天子年纪轻轻又驾崩了，于是新一轮的“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擅权、宦官乱政”的戏码便再次上演……

整个东汉中后期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毫无想象力的老套剧情中绕来绕去，求出无期。

用哲学家尼采的话说，这叫“永恒轮回”。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鬼打墙”。

于是，帝国政治就在这样一个令人无奈的死循环中渐渐糜烂。等交到灵帝刘宏的手上时，东汉王朝早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不过此刻，距离这个烂摊子的最终破产还有些时日，所以刘宏尚且可以慢慢折腾。

如果给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做一个昏君排行榜，刘宏能进入前十，相信不会有太大争议。

至于上榜理由，除了前面提到的频繁大赦，其他随便列出几条，都足以令人大跌眼镜。

首先，就是公开卖官。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卖官鬻爵”向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腐败行为，历代统治者无不对此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刘宏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宫中设立了卖官署，明码标价地公开出售各级官职：官秩四百石的卖价四百万，官秩二千石的卖价二千万，以此类推，一石官秩卖一万钱。

除了全自费的，还有半自费的。比如那些被朝廷征辟或地方察举的官员，想要走马上任，就得先交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

除了固定价格，还有浮动价格。比如要当一个地方的县令，就要视此地的财政收入和经济水平来厘定价格，一线的膏腴之地卖得贵，十八线小县城就便宜得多，品种多样，任君选购。

除了一次性付款，还可以办理分期还款。买官者若无法全额付清，可以先交首付就去上任，然后分期还款，当然还要加上贷款利息。总之，规则跟我们今天的按揭买房并无二致。以后要是有人跟你说，“按揭”这种玩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发明，或者说是什么现代化的金融工具，你大可以拿这个证据去告诉他这不过是我们古代皇帝玩剩下的。

以上都是公开出售的，还有一种属于内部特惠，如果你有本事跟天子身边的人攀上关系(诸如宦官或奶妈之类)，就能享受更大的优惠：三公之位，一千万；九卿之位，五百万。

就这样，“卖官”在灵帝一朝成了一项新型经济产业，“买官”也就成了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不论你是商人还是农民，也不管是文盲还是流氓，只要凑够本钱，就可以买个一官半职，等到了任上再去拼命搜刮。

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想而知，到头来，老百姓还是所有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刘宏把卖官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四面八方的财富滚滚而来。不过，要是以为这些钱都进了国库，那你就错了，刘宏没那么傻。从头到尾，所有卖官收入分文不少地流入了他设在皇宫西园的小金库。

皇帝天天躺着数钱，可怜的是下面一些穷得叮当响的清官。当时，一个叫司马直的官员，按正常程序准备就任巨鹿太守，却因为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无法上任。刘宏知道他没钱，就破例给了他一个优惠价，减免三百万。可司马直还是交不出，只能仰天长叹：“为民父母，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求官，吾不忍也。”于是托病辞官。

刘宏不准，强迫他交钱上任。

司马直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除了卖官，刘宏还喜欢各种搞怪，借以丰富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

他挖空心思地在后宫开发了一条商业街，让宫女们扮成商贩和顾客，买卖货物，讨价还价，卖力吆喝，相互竞争；还让宫女扮成小偷，挤在人群里偷东西；而他本人则扮成招摇过市的大款和她们做生意，玩得不亦乐乎。

搞完了商业街，刘宏余兴未消，又把西园改造成了动物乐园，让成群结队的狗都戴上官员的冠帽，佩上官员的印绶，前呼后拥向他朝拜；刘宏则亲自驾驶四头驴拉的车子，一边在西园来回转悠，一边对着那些狗大喊“狗官”。

不知道刘宏的这声“狗官”有没有指桑骂槐的意味，反正我料想，当时的朝臣们听了，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

据史书称，天子“驾驴巡游”的行为艺术很快引发了一场时尚潮流。一时间，洛阳的官绅士民纷纷效仿，满大街都跑起了驴车。驴市行情立刻看涨，价格贵得跟马一样。

碰见这样的皇帝，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真是一个奇葩。

时至光和年间，将近四百岁的大汉帝国已经像一间破茅屋一样四面漏风、摇摇欲坠，可灵帝刘宏依旧活得轻松自在。虽然接踵而至的外患、内乱和各种天灾人祸不时也会让他心烦，但充其量就像微风掠过湖面，**起几丝涟漪后，一切便又复归平静。

就拿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来说，夏天，多地爆发严重干旱；入秋，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一带的黄河暴涨，泛滥了二十多里；不久，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又发生了山崩。可想而知，一定有不少百姓受灾，而且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遍翻史书，却很少看到朝廷有什么赈灾举措，倒是在《后汉书·孝灵帝纪》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冷冰冰的十二个字，不动声色地躺在泛黄的史料中。稍不留意，你可能就错过了。

能让惜墨如金的史家愿意记录下来，想必不是个例，况且“河内”“河南”本身就表明事件在多地发生。我不敢去想象大规模的“夫妇相食”会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惨剧，光是这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十二个字，就足以刺痛我的眼睛了。

对刘宏而言，拨款赈灾是没有的，心生忧患也是没有的。

你干旱，你涨水，你山崩，你母鸡变性，你夫妇相食……都没问题，我刘宏大赦天下了啊!

是的，任你妖孽横生四海沸腾，大汉天子刘宏有且只有大赦天下。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读史至此，或许都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句诅咒：“大汉不亡，天理难容。”

这一年，有个名叫张角的巨鹿人想必就在发出这样的诅咒，因为时隔不久，他就喊出一句震惊天下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不过此刻，他还躲在历史的暗处，尚未走到聚光灯下。

早在十余年前，差不多与刘宏登基同时，张角就以传道的方式开始招揽徒众了。

张角称自己是神派来的救世主——“大贤良师”。他告诉那些贫病交加的人：你之所以受苦，是因为在道德上有罪，所以要向神跪拜和忏悔。

神在哪里？

凡夫俗子们看不见。

张角说：你们被罪恶覆盖，所以看不见。不过没关系，你们可以看见神的使者，那就是我——大贤良师。

可是，您为何能做大贤良师呢？

张角微微一笑：行吧，那我露一手。

他端出一碗声称被自己祝福过的符水，让信徒喝下去。说来也怪，喝完那碗浑浊的符水，有些病人的病居然就好了。原本还半信半疑的信徒们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即奔走相告。

“太平道”迅速风靡天下。十余年间，张角的信众就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有人甚至变卖了财产前去投奔。据说，由于投奔的人实在太多，一度引起了交通堵塞。而且，来不及赶到地方就病死在半路的，有上万人之多。

当时，很多州牧郡守得知张角治病救人后，无不交口称赞，说他深受群众爱戴，还鼓励人民向善，推广教化，是个好人啊!

消息很快传到朝廷。当朝太尉杨赐听说后，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警惕。因为聚众传道这种事，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敏感的，何况今日汉朝正值内忧外患、四方骚然之时，这个张大师搞出这么大动静，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杨赐随即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立刻捕杀张角等人，把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可是，奏章刚刚呈上，还没等皇帝批示，杨赐就被调职了，此事遂石沉大海。他的秘书刘陶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又写了一封递了上去。

刘宏拿到奏章，只瞄了一眼便扔到一旁：不就是个乡下神棍吗，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你刘陶最近是不是没有事做？那你去帮忙重新注解一下《春秋》。

然后，刘陶就被打发走了。

刘宏很淡定，他并不认为这个神棍张角比洪水、地震、瘟疫更值得关心，甚至都不认为他比某个生了连体婴的民妇更为不祥。

于是，社稷灭亡的灾难就在刘宏的淡定中悄悄降临。

当一个皇帝对天下大势麻木不仁、对社稷苍生漠不关心，只会频繁借助“大赦天下”来自我麻痹，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历史性的灾难就注定要降临了。

凛冬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