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在位初期的表现可圈可点。即位头几年，司马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内政的治理上，总体上采用了无为而治的宽松国策，革新政治，修明法度，振兴经济，与民休息，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力的增长。

《晋书》就称，晋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

大意是，司马炎胸怀广大，性情宽厚，举动必符合仁恕之道；能容纳直言，待人接物态度庄重，表里如一；睿智通达，善于谋划，能断大事，故能平定万国，安抚四方。继魏末为政奢侈苛刻之后，百姓思慕古代淳朴之风，于是勉励臣民恭谨简约，敦促国人清廉寡欲。有司曾奏御牛用的青丝引绳断了，他就下诏以青麻代替。临朝处事宽大雍容，法度有常。

由此可见，司马炎执政前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明君，尤其跟荒**残暴的孙皓比起来，就更是天壤之别了。所以，不论是从“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角度，还是从“征伐无道，吊民伐罪”的角度，司马炎都没有理由不灭掉东吴。

经过数年的养精蓄锐后，司马炎开始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二月，司马炎命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今湖北襄阳市）；命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出镇临菑（治今山东淄博市东）；命镇东大将军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

上述举措的目的，就是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为日后的灭吴之战奠定基础。

当然，东吴的国力比蜀汉强，且疆域辽阔，又有长江天险，加之还有陆抗这样有勇有谋的名将在，灭吴并非易事，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和等待，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长达十年的战备期间，晋国重臣中伐吴立场最坚定、对伐吴之策贡献最大的人，非羊祜莫属。

羊祜，字叔子，兖州泰山郡南城县（治今山东平邑县）人，出身于汉魏名门“泰山羊氏”；从他算起上溯九世，历代皆有二千石以上官员，且均以清正廉洁著称。

羊祜博学能文，善于论辩，其外祖父是汉末名臣蔡邕，姐姐是司马师之妻。他于司马师执政后入仕，历任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秘书监、中领军等职。司马炎篡魏立晋后，羊祜以“佐命之勋”进位中军将军、散骑常侍，稍后擢升尚书左仆射、卫将军。

羊祜出镇襄阳后，史称其“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晋书·羊祜传》），即开办学校，安抚教化远近人民，因而深得长江、汉水一带百姓的爱戴。他又用计让吴国撤去了边境守军，然后把属下戍边巡逻的兵力减半，节省下来的人力用于屯垦，开荒八百多顷，从而“大获其利”。他刚来时，“军无百日之粮”，到了后期，军中竟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

不久，司马炎又擢升羊祜为车骑将军。羊祜固辞不受，但被司马炎驳回。

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东吴凤凰元年）八月，孙皓不知听了谁的谗言，开始猜忌西陵督步阐，突然下诏征召他入朝。步阐惧不自安，索性于当年九月举城投降了晋国，还把两个侄子送到洛阳去当了人质。

司马炎立刻任命步阐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封宜都公。

同年十月，正坐镇乐乡的陆抗派遣将领左弈、吾彦进攻西陵，征讨步阐。

司马炎闻报，急命羊祜率五万步兵进逼江陵，又命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从西面进攻建平（治今重庆巫山县），试图在东、西两线分散并牵制陆抗的兵力，然后命荆州刺史杨肇率部前往西陵援救步阐。

羊祜治理军政固然是一把好手，但在战场上碰到陆抗，他就算是遇到劲敌了。

陆抗命左弈等部迅速在西陵外围修筑营垒，对内包围步阐，对外抵御晋军。

由于陆抗下了死命令，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包围，所以吴军的攻城部队只好日夜赶工，搞得上上下下叫苦连天。诸将便劝陆抗说：“现在应该乘三军锐气正盛，急攻步阐，等到晋国援军到来，我们已经攻下城池了，何必修筑营垒进行包围，白白浪费部众的气力呢？”

陆抗说：“西陵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粮食又十分充足。而且，所有防御工事，都是我以前驻防时规划修建的，今日由我自己来攻，难以轻易攻取。届时晋国援军一到，我们若无防备措施，就腹背受敌了，如何抵御？”

诸将听了，却还是不服，仍然认为直接攻城最省事。

为了让众人心服，陆抗便听任他们攻了一次，结果不出所料，啥便宜都没捞着，反倒损兵折将。诸将这才死心，只好老老实实修筑营垒。

当西陵的包围圈逐渐合拢之际，羊祜的五万大军已经逼近当阳，直扑江陵而来。

由于江陵以北一马平川，极易行军，陆抗便命江陵守将张咸修建堤坝、拦截河水，提高了上游水位，令河水慢慢灌入平原，切断了当阳到江陵之间的道路。

羊祜闻讯，意识到可以利用水位上涨，用大船来运送粮食和补给，于是将计就计，就扬言要破坏堤坝，以让步兵通过。

陆抗得知后，一下就看穿了羊祜的意图，遂命张咸立刻破堤。诸将大为疑惑——人家要破坏堤坝，你居然自毁堤坝，这不是帮了敌人大忙吗？

诸将拼命劝谏，可陆抗一概不听。当羊祜率部推进到当阳时，堤坝已被吴军毁掉，水位回落，就无法行驶大船了。羊祜大失所望，只好仍旧以牛车从陆路运粮。如此一来，晋军的后勤补给自然是事倍功半。

成功迟滞了羊祜之后，陆抗决定亲率主力西上，强攻西陵。

诸将又跳起来反对了。因为乐乡与江陵隔江相望，随时可以过江援救江陵，可要是主力一走，江陵这座军事重镇很可能就丢了。

陆抗却力排众议，说：“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没什么可担忧的。况且，就算敌人得到了江陵，必定也守不住，对我们没什么损失。但若是让晋军据守西陵，长江南岸的众多夷人都会产生**，那可就后患无穷了！”

随后，陆抗命公安督孙遵在长江南岸布防，抵御羊祜；又命水军督留虑溯江西上，迎战徐胤；然后他本人亲率主力，于同年十一月抵达了西陵城下。

此时，杨肇也已率部赶到，双方展开了对峙。

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叫俞赞的吴军将领竟临阵脱逃，投降了杨肇。这个俞赞对吴军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他这一降，势必会出卖情报，这就对吴军非常不利了。

不过，陆抗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总能随机应变，把劣势转化成优势。

他对诸将说：“俞赞是军中的老人了，深知我军虚实。我常担心我们的夷兵部队，平时缺乏严格训练，如今他们的防守阵地，一定会被敌人视为突破口。”然后，陆抗便连夜把所有夷兵都撤了下来，换上了精锐部队。

次日，杨肇果然集中兵力强攻原夷兵驻防的营垒。陆抗命部众迎头痛击，一时间“矢石雨下”，令晋军伤亡惨重。

到了十二月，杨肇计穷力竭，粮草不继，只好连夜拔营而走。陆抗本欲追击，却担心步阐趁机突围，自己的兵力不足以两线作战，便命部众拼命擂动战鼓，做出大举追击的架势。杨肇兵团大为惊恐，遂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陆抗遂派出一支轻兵，撵着他们的屁股跑。杨肇兵团就此大败。

羊祜和徐胤得知杨肇溃败，意识到他们的牵制战略已经落空，便各自撤军。陆抗遂攻下西陵，斩杀了步阐及同谋将吏数十人，并将他们的三族悉数夷灭；其他数万名部众，都由陆抗替他们上疏求情，得以赦免，逃过了一死。

陆抗回到驻地乐乡后，脸上丝毫没有自负的神色，待人接物仍如往常一般谦恭谨慎。

孙皓很满意，立刻给陆抗加了个“都护”（相当于总督）的官衔。

司马炎虽然对羊祜甚为器重，但羊祜作为杨肇的上级，对此次战败自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司马炎不得不将羊祜贬为平南将军；而杨肇作为直接责任人，则被司马炎贬为了庶民。

西陵之战的失败，令司马炎和晋国朝野意识到，吴国虽然君主昏庸、财竭民穷，但只要还有陆抗这样的大将在，其战斗力就丝毫不可小觑。所以，计划中的灭吴之战，更不可仓促进行，仍须等待时机。

反过来看，对病入膏肓的东吴而言，西陵之战的胜利，不啻一针强心剂，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军心士气，对本已离心离德、摇摇欲坠的东吴政权起到了“续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抗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对东吴社稷厥功至伟。

然而，此役的胜利固然可以帮东吴再延续几年国祚，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其江河日下的颓势。因为真正决定东吴命运的人，终究不是智勇双全的陆抗，而是荒**残暴的孙皓。

克复西陵后，孙皓自认为得到了上天相助，遂意气风发，命术士算了一卦，看他什么时候可以统一天下。术士占卜后，禀报说：“大吉大利，庚子之年，青盖（代指皇帝车辇）当可入洛阳。”

孙皓大喜过望，从此越发不去想如何治理千疮百孔的内政，而是一门心思致力于所谓的“兼并之计”。

什么叫自不量力？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孙皓就是最生动的注脚。而讽刺的是，吴国最后被晋朝攻灭的那一年（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是庚子年。也就是说，那一年，并不是孙皓的“青盖”入了洛阳，而是司马炎的大军入了建业。

对此，晚唐诗人孙元晏就曾写诗嘲讽：“历数将终势已摧，不修君德更堪哀。被他青盖言相误，元是须教入晋来。”

此后，自以为得到天助的孙皓越发肆无忌惮，于是任意猜忌、滥杀大臣之风也愈演愈烈。是年冬，右丞相万彧、左将军留平因受其猜忌，险些在宴会上被他毒死。事后，万彧恐惧自杀，留平也忧惧而亡。稍后，宫廷总管（宫下镇）楼玄因奉公守法、忠直敢言获罪，被孙皓流放交趾，然后在路上就被杀了。

孙皓一旦疯狂起来，就算是宠臣也照杀不误。比如万彧，是拥立他的首功之臣，这些年一直受宠，但孙皓的猜忌之心一起，立马杀你没商量；还比如佞臣何定，长年作威作福，最后也步万彧之后尘，被孙皓干掉了。

西陵之战后，羊祜虽然被降了职，但仍旧坐镇襄阳，实际上依然被司马炎重用。

羊祜知道，自己在战场上不是陆抗的对手，可这并不等于他就无所作为了。在羊祜看来，比攻城略地更重要，也更高明的战争手段，其实是“攻心”。

为此，他便扬长避短，开始对东吴的将士和臣民展开了长期的攻心战。

那么，怎样攻心呢？

羊祜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务修德信以怀吴人”（《资治通鉴·晋纪一》），即专门树立恩德信誉，来收揽吴国人心。

此后，每次与吴军交锋，他都公开约定交战日期，然后光明正大地交手，从不搞偷袭。每当有将领来贡献奇谋妙策，羊祜就用好酒把他们灌醉，让他们说不出来。而羊祜每次作战经过吴境，凡是从吴国百姓田地里收割的粮食，过后必定计算其价值，以等价的绸缎如数奉还。此外，每当率部众出外游猎，绝不侵入吴国边界，而凡是有禽兽先被吴国人打伤、过后被晋军捕获的，羊祜都会命部众一一送还……

很显然，如此种种，作秀成分都很浓厚，但关键是效果很好，尤其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这些表演绝不会引起反感，而只会引发感动。于是，没过多久，吴国百姓就对羊祜心悦诚服了，都尊称他“羊公”，而不称其名。

而羊祜与陆抗虽是对手，但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所以经常互派使者问候对方，慢慢地居然成了“亦敌亦友”的关系。

陆抗凡有好酒，都派人送给羊祜，而羊祜也毫不怀疑，打开就喝。同样，陆抗有时生病，也会派人向羊祜求药，而羊祜必定把药亲自煎好，派人送给他。陆抗拿到后，往往也是一饮而尽，没有半点疑心。左右之人都看得一愣一愣的，纷纷劝他别太相信羊祜，陆抗则说：“羊祜岂是那种下毒的人？”

陆抗与羊祜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奇妙的“亦敌亦友”关系，首先固然是因为英雄惜英雄，彼此都很欣赏对方；其次，这其实是双方在“攻心战”这一无形战场上来回交手的结果。

换言之，既然羊祜一门心思要打造“恩德信誉”的“羊公”人设，以笼络吴国人心，那么陆抗当然也要“礼尚往来”，以“坦诚相待”的君子人设作为回应，否则不就落于下风了？

对此，陆抗的大多数部下当然不能理解。所以，陆抗便把话给他们挑明了，说：“人家一心一意在树立恩德，倘若我们只会诉诸暴力，那便是不战而被人收服了。说到底，彼此各保边界就行了，不必贪图小利。”

这一层，陆抗和羊祜都是聪明人，彼此自然是心照不宣。但这个道理碰上蠢人，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吴主孙皓，得知陆抗竟然跟羊祜好得跟多年知己似的，大为狐疑，便下诏质问。陆抗只好跟这个愚蠢的领导解释道：“一个村落，一个乡镇，尚且要讲信义，何况是大国之间的交往呢？臣若不这么做，羊祜正好彰显其恩德；就算臣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也没什么损害。”

孙皓理解不了这种“攻心战”层面的微妙博弈，于是听信了其他将领的谋划，屡屡发兵袭扰晋国边境。陆抗上疏劝谏，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没有任何意义，反倒会令吴国陷入“穷兵黩武，劳师糜饷”的境地，实属得不偿失。

然而，孙皓根本不听，仍旧一意孤行。

东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西晋泰始十年）七月，时任大司马的陆抗患上重病，自知不豫，便给孙皓上了一道奏疏，尽了自己最后的职责。

他在奏疏中说：“西陵、建平二地，都是国家的藩篱，位处长江上游，两面受到敌人压力。若敌人的舰队顺流而下，疾如流星，迅若闪电，必定来不及等到援军来解救危难。此乃社稷安危的关键所在，绝非边境的小小侵扰。臣父陆逊，从前在西部边陲时，就曾上奏说：‘西陵乃国之西门，虽然易守，却也易失。一旦失守，非只失一郡，而是整个荆州都将不再为吴国所有。若有危险，必须倾全国之力争夺。’

“臣此前请求增加精兵三万，可朝廷依据常规，不肯派遣。自从步阐之乱后，西陵的兵力损耗甚大。臣所统辖的疆土，有千里之广，对外要抵御强敌，对内要镇抚诸夷，可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部众仅有数万，且久在沙场，疲惫不堪，难以应付紧急事变。

“臣愚昧地认为，诸位亲王年纪尚幼，没有统御兵马的必要，反而影响国家的防务（孙皓于去年封其子弟十一人为王，每人领兵三千，共计三万三千人）。此外，宫中黄门宦官又广为招募卫队，而民众逃避兵役，纷纷加入其招募行列。请陛下专门加以调查，剔出逃避兵役之人，补充到受敌压力大的边防重地，使臣所部能有八万的足额，然后摒弃众务，专心御敌，庶几可保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万望陛下以西部边陲为重。”

奏疏呈上，陆抗便溘然长逝了，终年四十九岁。

可对于陆抗临终前苦口婆心的叮嘱，孙皓却置若罔闻。他非但没有加强西陵的兵力，反而把陆抗原有的部众一分为四，分别交给了他的四个儿子：陆景、陆玄、陆机、陆云。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推恩”之举，事实上却是通过分割的办法削弱陆抗旧部的势力。其动机，自然是出于对大将的猜忌。而他这么做的结果，相当于自己拆掉了“国之西门”上的门闩，从而为几年后顺流东下、大举入侵的晋国水军扫除了障碍。

简言之，孙皓此举，就是在自毁长城。

陆抗的去世，对于司马炎和以羊祜为首的晋国主战派而言，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司马炎擢升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其用意自然是准备让羊祜总揽伐吴大计了。

这几年，羊祜一直在训练士兵，修缮兵器，加强军备。所以一接到这项任命，他立马心领神会，旋即上疏，请求伐吴。

他在奏疏中说：“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吴会，令海内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吴国背信弃义，屡屡侵犯边境。命运和时机虽是上天安排，但完成功业却在于人的努力，若不一举扫灭东吴，那兵戈便永不止息。当初平定巴蜀时，天下人都说吴国很快也会灭亡，但时至今日，已过去了十三年。各种谋划很多，但决策者必须乾纲独断。

“自古以来，凡是依靠地势险阻得以保全者，是因为各方势均力敌。如果实力相差悬殊，虽有险阻，也无法保全。当初的蜀国并非没有险要地形，都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到了进兵之日，却看不见藩篱的限制，大军乘胜席卷，直抵成都。

“如今，长江、淮河之险，不如剑阁，而孙皓的残暴，则远超刘禅；东吴人民的痛苦甚于巴蜀，而我大晋的兵力却比当时强大。若不在此时平定四海，却只固守边界，令天下总是处于战乱之中，非长久之计。

“臣建议兵分四路：命益州之兵水陆并进，沿江东下；命荆楚之众进逼江陵；命豫州之兵直指夏口；再命徐、扬、青、兖四州之众会攻建业。东吴要抵抗四面大军，必定兵力分散，处处告急。我军只要有一处突破，吴国便会朝野震动，就算再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挽救。东吴以长江天险立国，东西数千里，处处受敌，将疲于奔命。而孙皓又纵情任性，猜忌臣下，朝廷不信任将领，士众受困于荒野，既无保卫国土之计，又无决一死战之心。平日里，吴军将士尚且三心二意，大兵压境之际，必有响应我军之人，绝对不可能上下同心，为国效死。

“而且，东吴的军队，攻势虽凌厉，但难以持久，武器又不如我国，唯有水战是他们的强项。可到时候，只要我军全面攻入吴境，他们便无法保住长江，只能退守城池，长处无从发挥，就更不是我军对手。我军深入敌人国土，人人皆有死战之志；东吴士兵在自己家乡作战，难免瞻前顾后，生出离散之心。如此，我军一旦开战，不须多时，必可克敌制胜！”

对于羊祜的这番建言，司马炎深表赞同。

不过，当时河西的鲜卑首领树机能正在凉州作乱，势力正盛，所以朝臣大多深以为忧。羊祜再度上疏，说：“扫灭东吴之后，胡人自然平定，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完成灭吴之功。”可多数朝臣还是不以为然，尤其是以贾充、荀勖为首的一帮重臣，都坚决反对。

尽管司马炎也一心想要灭吴，但满朝文武中，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寥寥数人支持他，反对派终究占了大多数。因此，司马炎也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羊祜深感无奈，慨然长叹道：“天下不如意事，总是十常八九啊！天予不取，岂不是令后来人憾恨！”

就这样，伐吴大计又搁置了一年多。

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春，羊祜身患重病，回朝安养，于是再度向司马炎面陈伐吴之计。司马炎甚为嘉许，可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便频频入宫，便命张华到羊祜府上，去跟他商讨具体的计划。

羊祜对张华说：“孙皓暴虐至极，今日伐吴，不战而胜的机会很大；若是等孙皓死了，吴国人拥立一位明主，到时候就算我们有百万之众，也难以越过长江，必将后患无穷啊！”

张华深以为然。

羊祜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便对张华道：“能完成我的志愿的，就是先生啊！”

司马炎打算让羊祜带病出征。可羊祜深知自己已然无法承担这项重任，便回复道：“攻取吴国，不一定非臣亲自前往不可。问题在于，平定东吴后，陛下恐怕要多多思虑了。功名之事，臣不敢居之，只希望取得东吴后，陛下能审慎选择治理之人。”

是年十一月，羊祜陷入弥留状态，临终前举荐杜预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同月二十六日，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同日，羊祜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司马炎十分悲伤，为之痛哭。由于这天的天气极为寒冷，以至于司马炎“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晋书·羊祜传》）。

羊祜病逝的消息传到荆州，老百姓居然主动为之“罢市”，以示哀悼，大街小巷则是一片哭声。就连东吴的守边将士闻讯，也都为之落泪。羊祜生前，喜游岘山，襄阳人就在山上给他立了块碑，年年祭祀，而看到石碑的人，都忍不住流泪。这块碑，从此就被称为“堕泪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