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一举除掉濮阳兴和张布后，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于是越发肆无忌惮，开始在残忍暴虐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曹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东吴元兴二年）三月，即司马炎篡魏立晋前夕，为了稳住东吴，以便顺利改朝换代，司马昭专门派了两个人出使吴国。

这两个都是当年寿春之战时的东吴降将，一个叫徐绍，一个叫孙彧。

刚即位不久的孙皓也不希望与魏国开战，所以当徐绍和孙彧的访问活动结束后，孙皓特意派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带上了一封写给司马昭的亲笔信，与二人一道北上，去魏国回访。

当徐绍一行刚刚走到濡须（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时，突然有人给孙皓打了小报告，说徐绍极力赞美魏国，言下之意就是贬低了吴国。

事实上，徐绍早已跳槽给魏国打工，说魏国的好话实属正常。就算孙皓对他当初的背叛心存不满，也应忍耐，毕竟人家现在是魏国使臣，代表的是司马昭，你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

然而，孙皓的脑回路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一听完小报告，他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徐绍抓了回来，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砍了。

仅凭告密小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把人家魏国使臣杀了，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你孙皓咋能这么干？！

东吴百官无不对此瞠目结舌。

这也就是司马昭现在忙着改朝换代，暂时不愿与东吴兵戎相见，否则你孙皓如此不分轻重、肆意妄为，人家司马昭说不定明天就带着大军打过来了。

紧接着，还没等百官回过神来，一场更为严重的杀戮就接踵而至了。

孙皓即位之初，就已把太后朱氏和太子孙打回了原形：朱氏降格为“景皇后”，孙降格为亲王。这本来也是权力交接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孙皓都当皇帝了，自然要封自己的老妈为太后，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没理由再替朱氏和孙保留位子，所以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但没人料到，孙皓并未就此放过朱氏和孙。

东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七月，孙皓在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悍然逼杀了朱氏，然后把包括孙在内的孙休的四个儿子全都流放到了一座偏远的小城。没过几天，孙皓就把老大孙和老二孙（gōng）都杀了，只留下两个最小的：老三孙壾（mǎng）和老四孙（bāo）。

虽然孙休这四个儿子的年纪，史书没有记载，但孙休驾崩时年仅三十岁，四个儿子能有多大可想而知。估计孙不超过十岁，孙就更小了，老三和老四更不必说。

就在短短一年前，孙和他的三个弟弟还是东吴帝国的堂堂太子和皇子，属于典型的天皇贵胄、金枝玉叶。可谁又能想到，上天竟然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如此残酷、前后落差如此悬殊的命运？

历史上，经常有死于非命的小皇帝、太子或皇子在被杀之前，哀叹来世不再生于帝王家。而孙和孙死的时候，年纪那么小，估计连这样的哀叹都发不出来。当死神遽然降临时，他们顶多只有强烈的恐惧和无尽的迷惘。

而老三和老四虽然侥幸躲过一死，但此后余生，他们的日子想必绝不会好过。就算比两个哥哥多活了几年，可他们也不过是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来慢慢咀嚼两个哥哥临死前曾经有过的恐惧和迷惘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孙休给四个儿子取的名字都相当怪异生僻，令后世读者十分纳闷，以至有学者很不满，认为孙休是在给世人增加脑力负荷。事实上，这完全是错怪孙休了。他之所以这么做，非但不是给世人制造麻烦，反而是在替世人减少麻烦。因为古代有避讳的传统，孙休故意用这些生僻字给儿子们取名，目的就是方便世人，以免因犯讳而承担罪责。

历史上的昏君和暴君，除了性格残忍、暴虐滥杀，通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一般人迷信，而孙皓也不例外。

当时，东吴有一则传言，说有善于“望气”的术士称：“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而都城建业就在扬州境内，孙皓一听，觉得对自己大为不利，于是起了迁都之念。

甘露元年冬，驻守西陵的将军步阐（步骘之子）为了迎合孙皓，便上表建议，迁都武昌。武昌地属荆州，正是“有王气”的地方。此言正中孙皓下怀，旋即命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留守建业，然后移跸武昌。

平心而论，从军事角度看，武昌的确比建业更适合作为东吴都城。一来是武昌的战略纵深比建业更优，遭遇入侵时回旋余地大；二来是武昌位于长江中游的枢纽地带，在此建都，更有利于居中调遣，兼顾东西两线。

所以孙皓此举，虽然有迷信心理作祟，但应该也不乏战略意义上的考量。尤其是斩杀徐绍后，孙皓多少要防范一下来自北方的报复。

东吴甘露二年（公元266年，西晋泰始二年）三月，孙皓眼看司马炎顺利完成了改朝换代，接下来难免会打东吴的主意，便派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出使魏国，以吊唁司马昭为名，刺探晋国的虚实。

丁忠回国后，立即向孙皓建言，说晋朝刚刚建立，边境上军备松懈，可乘机袭取弋阳（治今河南潢川县）。孙皓召集群臣商议，征西大将军陆凯（陆逊族侄）坚决反对，说：“晋国刚刚吞并巴蜀，故而遣使求和，其目的并非有求于我，而是养精蓄锐以待时机而已。目前敌人势力方强，我们若想侥幸求胜，恐怕会遭遇不利。”

孙皓闻言，立刻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但意识到晋国迟早会南侵，便不愿再虚与委蛇了，从此跟晋国断绝了邦交。

随后，孙皓大宴群臣，为丁忠等人洗尘。没有人料到，就是在这场宴会上，孙皓的变态心理再次发作，又莫名其妙地杀了一个朝臣。

此人名叫王蕃，官居散骑常侍。据《三国志·王蕃传》的记载，此人“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故而吴主不悦。意思就是王蕃长得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且生性清高磊落，不愿奴颜婢膝地谄媚孙皓，所以让孙皓很不爽。

除了皇帝不喜欢，王蕃过人的颜值和风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处世原则，也招致同僚的嫉妒和排挤。如散骑常侍万彧、中书丞陈声等人，就时常在孙皓面前谗言构陷。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蕃自己绝对没料到，他的所有优点，最后都成了孙皓杀他的理由。

在那天的宴会上，王蕃喝醉了，孙皓怀疑他装醉，就命人把他架了出去，少顷又把他叫了回来。其实这天王蕃是真醉了，但因为平时修为太好，行住坐卧都颇有威仪，所以就算醉了，在孙皓面前也是“行止自若”，还是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

孙皓一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就命左右把他拉出去砍了。

然后，孙皓还不解气，又带上王蕃的首级，领着群臣出城爬山。在山上，最变态的一幕出现了：孙皓命左右亲信扮成虎狼的样子，把王蕃那颗血淋淋的头颅抛来抛去，做争抢撕咬之状。玩到最后，“头皆碎坏”，就是整个头颅都破碎变形、血肉模糊了。

据记载此事的《江表传》称，孙皓这么干，目的是“使众不敢犯也”，就是震慑百官。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只是为了杀一儆百，把王蕃砍头就够了，又何必玩一出这么变态的游戏？说到底，还是孙皓自己的扭曲心理在作祟，就是太过嫉妒王蕃的颜值和风度了。

而孙皓之所以如此嫉妒高颜值的人，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他自己长得太对不起观众，所以极度自卑。

我这么说并非凭空揣测，而是有根据的。因为孙皓有个怪癖，最厌恶别人看他，用史书的话说就是“恶人视己”，所以群臣觐见奏事时，都“莫敢举目”，以至于很多官员都不认识皇帝。对此，柏杨就在《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说：“孙皓可能长相猥琐，才有如此严重的自卑。”我同意这样的推测。

后来，已升任左丞相的陆凯觉得这个怪癖很不妥，便劝谏孙皓道：“君臣之间，从来没有互相不认识的道理，万一哪天突发不测，大臣们又该保护谁呢？”

孙皓闻言，立马从谏如流，同意做出改变。然而，改变的范围极其有限，只允许陆凯一人举目看他，其他满朝文武照样不行。

陆凯十分无语，却也无可奈何。

孙皓迁都武昌后，虽然从军事角度上讲，对吴国更有利，但是却苦了老百姓。因为吴国的赋税供给，主要依靠扬州，以前朝廷在建业，百姓可以就近缴纳粮食、财物、贡品等；而武昌地处长江中游，百姓要供养朝廷，就必须逆流运输，且路程漫长得多。如此一来，便极大地耗费了民力，令百姓苦不堪言。

此外，孙皓又沉溺酒色、“奢侈无度”，更是严重增加了国库和百姓的负担。于是，迁都还不到一年，东吴就出现了“公私穷匮”的局面，即朝廷和民间都穷得叮当响。

陆凯实在看不下去，便再度上疏劝谏，说：

“如今，四方边境皆无战事，当令百姓休养生息，以积蓄财富。可眼下的朝廷却穷奢极欲，国家虽无灾祸，民众却已力竭；四方虽无战争，国库却已耗空。臣为此至为痛心。昔日，汉室衰亡，三国鼎立，如今曹、刘失道，其国皆为晋有，这是眼前活生生的教训。臣虽愚钝，但也愿为了陛下和国家进言。武昌土壤贫瘠，地势不平，非王者之都，而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看来，足见民心和天意啊！

“如今，国库没有一年之积蓄，民众却有离散之怨恨；国家的根基已开始腐烂，各级官吏却更加苛刻暴虐，丝毫不体恤民生。大帝（孙权）在位时，后宫妃嫔加上婢女不满百人，自景帝（孙休）以来，却多达千人，这是国家最大的一项消耗。而陛下的左右近臣，大多不是正人君子，只知结党营私，互相勾结，陷害忠良，阻塞贤人的进路，这都是腐蚀朝廷、伤害人民的事。臣愿陛下停止各种劳役，废除苛刻扰民的法令，遣散宫女，精选百官，如此则上天喜悦，民心归顺，国家方可长治久安啊！”

陆凯的这道奏疏，可谓直言切谏，毫不避讳，不仅指出了眼下东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更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皇帝。这要是换成别人，只怕早就脑袋搬家了。可孙皓偏偏对陆凯很是“优容”，虽心中不悦，更不会采纳任何建言，但也没把陆凯怎么着。

当统治者只知吸食民脂民膏，却不顾百姓死活的时候，自然就有人揭竿而起了。

是年十月，一个叫施但的变民首领，在永安（治今浙江德清县北）聚众数千人，劫持了孙皓的异母弟孙谦，然后起兵反叛，一路杀向建业。当他进至建业南面三十里处时，部众已发展到一万余人。

施但以孙谦的名义，派遣使者进入建业，命令留守在此的丁固和诸葛靓投降。二人立即斩杀来使，然后出兵攻击。双方在建业东南的牛屯展开会战。变民军虽然人数不少，但都是乌合之众，且装备极差，身上连甲胄都没有，所以一战即溃，顷刻间作鸟兽散。施但也逃得无影无踪。

丁固和诸葛靓生擒了孙谦，不敢擅自处置，便请示孙皓。孙皓丝毫不顾弟弟是被胁迫的事实，立刻命人把孙谦和他母亲及弟弟孙俊全部斩杀。

尽管这场旋起旋灭的民变，并未给东吴造成什么影响，但出人意料的是，它却在客观上促成了陆凯奏疏中的头一条建言——把朝廷迁回建业。

当然，穷奢极欲的孙皓并不会因为这场民变就开始关注民生疾苦。他之所以决定还都，主要动机还是跟当初迁都一样，出于迷信。

在孙皓看来，既然当初望气者说“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那他现在只要从荆州派一支人马，进入建业杀几个人，不就等于主动让这则传言应验了吗？而只要传言应验了，不就相当于破除诅咒了吗？如此一来，孙皓还都建业，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

虽然如此清奇的脑回路在我们看来有些可笑，但在某些古人那里，尤其在孙皓那里，却是十分过硬的逻辑。

那么，孙皓派兵入建业，要杀谁呢？

答案很简单——施但的老婆孩子。

施但兵败后，自己逃了，但老婆孩子却被官军抓到了建业，于是他们就成了孙皓拿来搞迷信的最好“祭品”。

随后，孙皓便从武昌派出了一支数百人的兵马，一路大张旗鼓、敲敲打打地进了建业，还一路高声宣说：“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资治通鉴·晋纪一》）然后一边念着这句“咒语”，一边就把施但妻儿的脑袋砍掉了。

同年十二月，孙皓还都建业，同时命他的老丈人、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

因滕牧国丈的身份，百官遇到事情总是推举他向孙皓进言规劝。孙皓大为不悦，便迁怒到了滕皇后身上，从此对她恩宠渐衰。随后有一天，孙皓突然将滕牧放逐到了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滕牧既忧且惧，最后竟死在了半道上。

此后，滕皇后便形同虚设了。其他嫔妃见她失宠，便争相伪造皇后玺绶佩戴在身上，搞得一时间满后宫都是皇后，而孙皓根本就不想管，他一心只想着把更多美女弄进后宫。为此，孙皓派遣黄门“遍行州郡”，到处收罗官员家的女子，并规定凡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女儿，年满十五岁者，都要上报，任他挑选。他看不上的，才允许嫁人。

于是，后宫规模迅速膨胀，可孙皓却“采择无已”。

宝鼎二年（公元267年）六月，孙皓开始大兴土木，修建昭明宫，命二千石以下官员全部入山，负责督导木料的砍伐。此外，他又大举开辟御苑和猎场，起土山，建楼观，而且样样追求精致奢华。因工程太过浩大，所需费用以亿万计，令原本便已财竭民穷的东吴更是雪上加霜。陆凯和少数正直朝臣反复劝谏，都被孙皓当成了耳旁风。

不久，孙皓又开始宠信一个叫何定的人。此人早年是孙权跟前管杂役的小官，后来可能因为品行不端而丢了饭碗。孙皓即位后，何定便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先帝旧人”，请求回宫侍奉。孙皓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楼下都尉”，让他专门负责宫廷采买事宜。

这显然是个肥缺。何定上任后，一边大肆捞金，一边作威作福，而孙皓非但不约束，反而“委以众事”，相当于让他当了宫廷总管。

身为左丞相的陆凯对何定深恶痛绝，便当面斥责，说：“这些年，你难道没见过，那些对上不忠、败坏国政的人，最后都不得善终吗？为何还干那些奸邪之事，蒙蔽主上？我劝你痛改前非，不然，你定有不测之祸！”

何定遂对陆凯恨之入骨，便拼命向孙皓进谗言。

建衡元年（公元269年）冬，年已七十二的陆凯患上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临终前给孙皓留下遗言，力劝他把何定外放，万不可大用，同时还举荐了陆抗、楼玄、贺邵、张悌等一批忠直之臣。过后，陆凯便溘然长逝了。

对于这些年来屡屡直言切谏的陆凯，孙皓本就心存怨恨，只因陆凯德高望重，才没把他怎么样。如今陆凯一死，何定又天天在耳边说他的各种坏话，孙皓便迁怒于陆凯的家人，随后便把他们流放到了偏远的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市）。

建衡二年（公元270年）夏，左大司马朱绩病故。陆抗被孙皓委以重任，在镇军大将军的本职外，又都督信陵（治今湖北秭归县东）、西陵、夷道（治今湖北宜都市）、乐乡、公安诸军事，于乐乡驻防。

重用陆抗，是孙皓自即位以来，极少数做对的事情之一。

出于对社稷的责任感，陆抗旋即上疏，对“政事多阙”的孙皓进行劝谏，说：“臣听闻，恩德相同时，人口多的国家战胜人口少的国家；力量相等时，内部安定的国家战胜内部混乱的国家。六国被秦吞并，西楚被汉消灭，原因在此。如今，敌人（晋国）疆域广阔，而我国外无可以支援的盟国，内则没有当年西楚的强大，且朝政废弛，百姓不安。朝廷决策者普遍认为，长江天险和高山峻岭足以作为依靠，可这只是保护国家的末节，并非智者认为最重要的。臣每念及此，往往夜不能寐，临餐忘食。侍奉君王的大义，是宁可冒犯，也不欺瞒。在此，臣谨奉上十七项针对时局的建议，请求御览。”

当陆抗的“时宜十七条”随着奏疏呈上后，孙皓瞟了两眼就把它扔到一边了。

没用的。要想让孙皓觉悟，除非母猪能上树。

而孙皓身边的那个小人何定，也一直没闲着。这家伙想跟将军李勖攀亲家，李勖没同意，他就伺机构陷。于是，孙皓就把李勖和另一个将军徐存都杀了，还杀了徐存的家人，并焚烧了李勖的尸体。

为了讨孙皓欢心，何定就挖空心思给他找各种好玩的东西，其中一项就是进献“御犬”。何定公然给军中诸将下了命令，让他们每人献上一条名贵御犬，于是建业的狗市行情立刻飙涨，一条好狗价值数十匹绸缎，甚至连一条狗链子都值上万钱。

陆抗实在看不下去了，再度上疏劝谏，可孙皓照旧不听。

在整个三国时代，孙皓绝对是所有皇帝中最昏庸、最暴虐的，没有之一。哪怕是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他也绝对可以跻身“昏君暴君”排行榜的前列。

有这样的皇帝，东吴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只是时间早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