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曹魏和东吴在寿春展开规模空前的大会战时，多年来屡屡北伐却频频受挫的姜维终于等到了机会。

当时司马昭发兵二十六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关陇地区抽调的，这就让魏国的西线防御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薄弱。姜维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

蜀汉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即司马昭大军加紧围攻寿春之际，姜维率数万人马穿越艰险难行的骆谷道，进抵沈岭（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长安。

这是姜维历次北伐以来最为激进的一次——此前都只是对陇西用兵，这回则直趋关中，表明其对此次北伐抱有极大的信心。

此时，魏军在西线的主帅是征西将军（兼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司马昭堂兄），副帅则是姜维的老对手、安西将军邓艾。

对姜维而言，此二人皆非等闲之辈。邓艾多次与姜维交手，熟悉他的性格和用兵方略，可以说是他的克星。而司马望身为司马懿的侄子，曾随同征讨过王淩，且因功封侯；可以料想，他对司马懿早年抵御蜀汉的那套战略战术，肯定也不会陌生。

所以，有这两位坐镇关中，足以弥补眼下魏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也足以对付来势汹汹的姜维。

得到战报后，司马望和邓艾迅速集结部队，进驻骆谷道北口附近的要塞，严阵以待。姜维则在芒水（今陕西周至县南）扎营，与魏军对峙。

此后的日子，姜维屡屡出兵挑战，可司马望却祭出当初司马懿克制诸葛亮的法宝——死守营垒，拒不出战。

蜀汉要攻魏，必须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且要想尽各种办法；而曹魏对付蜀军，好像仅此一招就够用了。

当魏军把头缩进坚硬的龟壳时，蜀军就没辙了——不论是当初的诸葛亮，还是如今的姜维。

次年四月，当寿春城破、诸葛诞被杀的消息传来，与魏军对峙了数月的姜维不得不下令撤军，灰溜溜地回了成都。

原本信心十足的此次北伐，再度无果而终。

念在姜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刘禅连忙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以示慰勉。

虽然刘禅这个“逍遥皇帝”无心追究姜维北伐无功的责任，但蜀汉朝野却对连年用兵的姜维颇有怨言。时任中散大夫的谯周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仇国论》来讽劝姜维。

文章列举了从商、周之际到秦末楚汉相争的斑斑史迹，说凡是想要建功立业的，都要趁“天下土崩”“豪强并争”之际乘机而起，才有可能以弱胜强，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但眼下蜀、魏两国皆已“传国易世”，即皇位都传了两代或以上了，天下相对安定，并不是秦末那样的“鼎沸之时”，而更像是“六国并据”的时代。这种时候，只能做周文王那样的奠基者，别想做汉高祖那样的开创者。

因此，谯周劝诫姜维，当务之急，就是要安养百姓、体恤部众，然后审时度势，谋定后动。若是继续穷兵黩武，蜀汉迟早“土崩”，恐将遭遇“不幸”。

事实上，谯周讲的这些大道理，姜维又何尝不懂呢？只是道理好讲，事情难做。正如我们在前文一再强调的那样，蜀汉的根本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何种国策，而是压根儿就没的选。选择主动北伐的人，你可以骂他穷兵黩武；但选择守土安民的人，对方不是一样可以骂你苟且偷安吗？

归根结底，蜀汉的真正困境，就是国力太弱，尤其相对于魏国而言——以军队人数为例，蜀汉从刘备立国到被魏国攻灭，其总兵力基本只维持在十万左右；而魏国的总兵力应该不下于四十万，所以人家司马昭一次平叛就可以拉出二十六万大军。

在强弱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论积极进攻还是消极防守，结果其实是一样的，都难逃灭国的命运。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死——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姿态昂然赴死，还是以畏畏缩缩偏安一隅的可悲模样漠然等死。

如果说诸葛亮北伐主要受限于国力和自身的军事能力，那么姜维在此之外，则又多出了一重限制因素——权力有限，因此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比诸葛亮少得多。

前期费祎执政，有意压制姜维，所给兵力往往不超过万人。可是，即使在费祎死后，姜维成了大将军，他每次出征通常也只有“数万”兵力，无法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最多时可以拉出十万之众。

究其原因，一是姜维常年统兵在外，远离中枢，对朝政的影响力自然就弱了；二是姜维虽然位居大将军，但时任尚书令的陈祗却是刘禅宠臣，所以实际上掌控了朝廷大权——官位虽在姜维之下，实权却在姜维之上。

这样的权力格局，自然会对姜维形成不小的掣肘。

蜀汉景耀二年（公元259年）八月，陈祗病卒，刘禅任命董厥为尚书令、诸葛瞻为仆射；没过多久，董厥升任辅国大将军，诸葛瞻升任卫将军，二人“共平尚书事”，即共执朝政。

按说到了这个阶段，姜维就应该没有掣肘了，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因为宠臣陈祗虽死，刘禅身边却还有一个更大的佞臣，那就是宦官黄皓。

史称：“时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矫正，士大夫多附之。”（《资治通鉴·魏纪九》）

就是说，陈祗死后，黄皓就成了新的当权者，而董厥和诸葛瞻只是名义上共执朝政，实则对专权的黄皓无可奈何，导致大多数朝臣都投靠了黄皓。

在此情况下，不仅姜维逐渐被边缘化，北伐事业难以为继，就连蜀汉的内政也渐露废弛之势。对于这样日益糜烂的局面，蜀汉朝野上下似乎都习以为常，毫无忧患意识，但在旁观者眼中，却足以触目惊心。

比如在吴国人看来，便是如此。

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十月，吴主孙休派遣使臣薛珝对蜀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薛珝回朝后，孙休问他蜀汉朝政的情况。薛珝用不无感伤的口吻给孙休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三国志·薛珝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蜀国主上昏庸，不知自己的过错，臣下苟且偷安，不求有功但求免祸；进入朝廷，听不见正直之言，途经乡野，老百姓都面有菜色。臣听说，燕雀筑巢于高堂之上，母子相聚欢乐，自以为安全，然而大火一起，栋梁焚毁，燕雀仍怡然自乐，不知大祸临头，蜀国大致就是这样吧！

薛珝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主庸臣惰的蜀汉，显然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却仍如燕雀一般浑然不知。

在当时的蜀汉，黄皓的专权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

比如，刘禅的弟弟、甘陵王刘永由于厌恶黄皓，便遭到了他的排挤——黄皓略施小计，在刘禅耳边说了几句挑唆之言，刘永便整整十年都无法入宫朝见。

就连常年统兵在外、很少介入朝政的姜维，也在黄皓的打压之列。

有一个叫阎宇的蜀国右大将军，因善于巴结黄皓，颇得其欢心，黄皓便打算扳倒姜维，让阎宇取而代之，出任大将军。姜维得知后，为了自保，不得不对刘禅进言道：“黄皓奸佞专权，将败坏国家，请陛下诛杀他！”

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想除掉一个势倾朝野的权宦，只能说姜维在政治斗争方面太缺乏经验了。刘禅宠幸黄皓这么多年，君臣二人“情感深厚”，又岂是你姜维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能破坏的？

可想而知，刘禅很不以为然，道：“黄皓不过是一个仅供差遣的小臣罢了，以前董允一提起他就咬牙切齿，我对此深感遗憾，你何必也对黄皓如此介意呢？”

姜维一听，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在此时的蜀汉，权宦黄皓上有皇帝宠幸，下有百官依附，根深势大，岂能轻易撼动？

思虑及此，姜维当即话锋一转，十分谦恭地向皇帝道歉，然后告辞离去。

紧接着，刘禅便命黄皓亲自到姜维的府上去拜访，说是感谢姜维宽恕他。

刘禅不这么做还好，一这么做，姜维就更加不安了。因为黄皓是迫于皇帝之命来跟他谢罪，心里必定怀恨。有道是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日后黄皓一定会设法报复，姜维在朝中将很难立足。

既然惹不起，那就只能躲了。而唯一能让姜维名正言顺离开朝廷的理由，依旧是那两个字——北伐。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八月，姜维再度集结部队，从成都出发。当时的蜀国上下早已弥漫厌战情绪，包括军中将领也概莫能外。时任右车骑将军的廖化就跟左右吐槽说：“征战不休，必定玩火自焚，这就是姜维的写照。论智谋，比敌人差，论兵力，比敌人少，却仍不停用兵，将何以自存？！”

可吐槽归吐槽，军令如山，廖化也不敢违抗。

同年十月，姜维率部进抵洮阳（今甘肃临潭县），与邓艾在侯和（今甘肃临潭县东南）展开会战。蜀军战败，姜维退守沓中（今甘肃舟曲县西北）。

此次出征，本来已有避祸之意，所以姜维便上奏刘禅，借口要在沓中进行屯垦，然后就不再回成都了。

此时的姜维并不知道，短短一年后，蜀汉就灭亡了。等他再次回到成都时，城头上飘扬的已经是魏国的军旗；而他的身份，也已经从堂堂的蜀汉大将军，变成了魏军主帅钟会麾下的一介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