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曹魏正始六年），孙权对孙霸的过度宠爱，渐渐结出了恶果。

由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同住皇宫之中，且两人的待遇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孙霸自然不把太子当回事儿。东吴群臣大多认为这么做后患无穷，于是频频上奏，建议孙权改弦更张。孙权架不住舆论的轰炸，决定做出改变。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孙权所做的这项改变，非但无助于消除潜在隐患，反倒加剧了太子和鲁王之间的利益冲突。

孙权的做法是：让太子和鲁王分开住，各居一处宫殿，同时给了他们建立各人僚属的权力。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太子和鲁王都可以公开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了。

事实上，作为太子和亲王，各自建立僚属也无可厚非，可孙权的错误在于，在走这一步之前，应该按照之前是仪的建议，让鲁王出镇地方，这样才能尽量避免他跟朝中文武之间的勾连，以免对太子构成威胁。

而现在孙权这么做，客观上等于是默许朝中文武在太子和鲁王之间选边站队，同时也等于是助长了鲁王及其僚属的夺嫡野心。

此令一下，一些精明的大臣立刻闻风而动，开始选边站队。头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卫将军全琮。他马上命儿子全寄去跟孙霸大表忠心，坚决站在了鲁王一边。

似乎是为了把陆逊也发展为鲁王党，全琮随即写信，把依附鲁王的事告知了陆逊。

此时，陆逊虽仍镇守武昌，但已于去年接替病故的顾雍出任丞相；同时，他的“上大将军”“荆州牧”等本兼各职也全都在。换言之，此时的陆逊不论是官职、权力、地位，还是威望和功勋，都是东吴百官中当之无愧的头号大佬，属于典型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全琮才想拉拢他。

然而，全琮打错了算盘。陆逊很快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子弟若有才，不必担心不受重用，你不该让他私下去邀取荣华富贵；而子弟若无才，终究是自取其祸。况且，如今两宫虽势均力敌，但迟早会决出胜负，这是古人认为最危险的时候，切不可介入。”

全琮碰了钉子，却不思反省，而是铁定了心要介入这场夺嫡之争。随后，他授意儿子全寄抓紧时间结交鲁王，并让全寄在朝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舆论。

陆逊闻讯，赶紧又写信劝他，说：“你纵容全寄去走邪道，总有一天，会给你的家门惹来滔天大祸！”

可全琮还是把陆逊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仍旧不遗余力地扩大鲁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

鲁王孙霸有了全琮父子鼎力相助，夺嫡之心越发强烈，开始刻意结交实权人物，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车骑将军朱然之子、偏将军朱绩就成了他的笼络对象之一。

孙霸亲自到军营去拜会朱绩，还故作亲切地挨着他坐下。可朱绩脑子十分清醒，见状立刻起身离席，极力表示不敢当，把自以为折节下士的孙霸弄得十分尴尬。

然而，像朱绩这种脑子清醒的人终究是少数。随着两宫矛盾的逐渐加深，内宫外朝的人都开始纷纷站队，慢慢分成了水火不容的太子党和鲁王党，把许多朝廷高官都卷了进去，大有将东吴帝国一分为二之势。用《资治通鉴》的话说，就是“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举国中分”。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孙权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立刻下令，命太子和鲁王都要专注于自身的修学，严禁他们与宾客交往。

可是，这个办法纯属治标不治本——只要孙权不降低鲁王的政治地位和各项待遇，他的禁令就无法阻挡那些攀龙附凤的政治投机客。

更何况，真正在这场两宫之争中搅风搅雨的人，并不只是所谓的“宾客”，而是东吴帝国身份最尊、权势最盛的一批人。更准确地说，其实都是孙权的“身边人”。

就以鲁王党为例。

孙霸最核心的党羽，首先当然是全琮、全寄父子；其次，就是全琮的夫人、孙权的长女孙鲁班（世称全公主）；最后就是吴安、孙奇、杨竺三人。

吴安，是孙权舅舅吴景的孙子，承袭父爵封新亭侯；孙奇，是孙权堂兄孙辅的孙子，官居散骑侍郎、武卫都尉。在所有核心党羽中，只有杨竺一人非宗室成员，而且似乎也没有官爵，大致就属于“宾客”一类。不过这个宾客却不一般。由于此人年少成名，估计是东吴数得着的名士，所以不仅是鲁王孙霸的宾客，也是皇帝孙权的座上宾。后面我们就将看到，此人虽无正式官职，却经常可以出入宫禁，说的话在孙权那儿也颇有分量。

可想而知，鲁王党这六名核心成员，在东吴的影响力有多大，对孙权的影响有多深。所以，孙权想用一纸禁令消弭两宫之争的做法，实在是有些自欺欺人。

别人暂且不说，光是一个“全公主”孙鲁班，对孙权的影响就相当大了——她甚至可以干预孙权的立后之事。

孙权称帝已十多年，后宫自然是美女如云，其中受宠的也不在少数。可奇怪的是，不知何故，孙权一直没有册立皇后。唯一一个让他动了“立后”心思的，就是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

孙和被立为太子后，孙权一度想封王夫人为皇后。只不过，全公主跟这位王夫人一向不和，所以她既不希望王夫人当上皇后，也不希望孙和坐稳储君之位（这也许就是全琮一家子义无反顾选择鲁王的原因之一）。

于是，全公主便千方百计阻挠孙权册立王夫人。也不知她使了什么招，反正孙权最后听了她的意见，打消了立后的念头。

全公主在这件事上得手后，信心大增，便再接再厉，抓住一切机会构陷太子。

有一回，孙权生病，就命太子孙和到“桓王庙”（孙策之庙）去祭祀祈福。巧合的是，太子妃的叔父张休（张昭之子）就住在桓王庙附近。张休就邀请太子顺道去他家坐坐。这本来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可问题是全公主一直在派人跟踪监视太子。如今一看太子进了张休的家门，全公主自然就有文章可做了。

她立刻入宫，对躺在病榻上的孙权说：“太子根本就不在桓王庙里，这会儿正在太子妃的娘家人那儿呢，也不知在计划商议什么。”

晚年的孙权本来就疑心病重，加上现在身体抱恙、心情烦闷，一听这话，自然是怒形于色。

全公主见谗言奏效，马上加大火力，又道：“王夫人看到皇上卧病，脸上似有喜色。”

此言一出，基本上就是置王夫人于死地了。

孙权顿时暴怒。没过几天，王夫人便忧惧而亡了。史书没有记载孙权对她做了什么，但很可能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戒，否则好端端的王夫人也不会这么快就香消玉殒。

随后，孙权对太子孙和的宠爱更是一落千丈。

见太子失宠，鲁王党的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人趁热打铁、火力全开，天天在孙权耳边各种轰炸，所言当然全是太子的负面消息。

孙权被包围在这些人刻意打造的“信息茧房”中，对太子的猜忌和厌恶日甚一日，遂渐渐萌生废立之念。

随着两宫之争的白热化，太子党与鲁王党旋即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谍战大戏。

据西晋张勃的《吴录》记载，有一天，孙权特意召见了杨竺，并屏退左右，与他谈论起孙霸的才干。

皇帝的这个举动，用意再明显不过。杨竺心中大喜，当即顺水推舟，表示孙霸有文武英姿，完全有资格成为储君。据说孙权当天便答应了，准备立孙霸为太子。

可孙权万万没料到，太子早就在他身边安插了眼线。正当孙权以为这场对话绝对私密时，一个宦官居然藏在了他坐的御榻下面，把这场对话一字不漏全都听了去。随后，眼线立刻把这份绝密情报传进了东宫。（《吴录》：“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

孙和大为震惊。

事已至此，整个东吴帝国唯一能帮他保住太子位的人，也许就只有陆逊了。可是，陆逊远在武昌，太子若直接派人跟他联络，目标太大，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到时候麻烦更大。正焦灼之际，有个人及时出现，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这个人就是陆逊的侄子、时任尚书选曹郎的陆胤。

据《三国志·陆凯传》相关记载，太子孙和很早就“闻其（陆胤）名，待以殊礼”了，可见这个陆胤大概率就是太子党成员。此时他因公务要前往武昌，便来跟孙和辞行。孙和为了避人耳目，表面上拒绝接见他，暗中却微服潜出东宫，悄悄钻进他的马车，命他立刻把情报送到武昌，并让陆逊赶紧上表劝说孙权。

得知孙权随时可能废掉太子，一直不愿卷入这场争斗的陆逊终于坐不住了，只好上疏力谏，说：“太子是社稷的正统，其地位应该像磐石一样坚固；鲁王只是一介藩臣，给予他的宠爱和待遇应该要有差别。只有两宫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朝野上下才能获得安定。”

奏疏呈上后，孙权毫无回应。陆逊便接连上奏，最后甚至表示要亲自入朝，当面向孙权陈说“嫡庶之义”。

尽管陆逊这番谏言纯粹出于公心，可客观上看，尤其是在孙权看来，他如此急切地为太子说话，显然是太子党无疑了。

孙权极为不悦，可看在陆逊的面子上，还是暂时搁置了废立之事。

稍后，时任太常的顾谭（顾雍之孙、陆逊外甥）又上疏劝谏，说：“臣听说，不论一国之君还是一家之主，都要明确划分嫡庶，使其地位有尊卑，高下有差别，等级不可逾越。如此，骨肉的恩情才可保全，觊觎储位之念才会断绝。”

陆逊和顾谭这对舅甥如此公然力挺太子，自然是把鲁王孙霸往死里得罪了。孙霸奈何不了陆逊，却完全可以拿顾谭开刀。

当然，要拿人开刀，总是需要借口的。很快，鲁王及其党羽便找到了一个借口。

事情源于之前由全琮指挥的那场芍陂之战。当时，顾谭的弟弟顾承和太子妃叔父张休都参战了，且立下了战功。而全琮之子全端、全绪一直在跟他们二人争功。现在鲁王想整顾谭，全琮父子便顺势拿战功之事大做文章，在孙权面前极力诋毁顾承和张休，指控他们与有关人员串通一气，诈冒军功。

眼下孙权正厌恶太子，而顾谭、顾承和张休也都已被他划入了太子党，所以孙权未经调查，就剥夺了三人的官爵（顾谭因顾承之事连坐），并将三人投进监狱，随后又流放交州。

三人踏上流放路后，孙权仍未解恨，又追加了一道诏书，在半道上把张休赐死了。没过多久，顾谭、顾承也相继在贬所抑郁而终。

纵然太子党遭到了严重打击，可一心维护正统的大臣依然前仆后继。比如太子太傅吾粲，便不顾危险，继顾谭之后继续上疏，劝孙权让鲁王出镇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并请求将杨竺等人逐出建业，不得住在京师。

奏疏一上，鲁王党立刻群起而攻，罗织各种罪名诬陷吾粲。孙权再度听信谗言，将吾粲逮捕下狱，旋即在狱中处死。

太子党的核心成员被一一剪除后，鲁王党又乘胜追击，掉转枪口，把全部火力集中到了陆逊身上。

在他们看来，陆逊无疑是太子党最后的大佬，也是最后一座必须攻克的堡垒。

由于吾粲此前曾多次把有关太子的消息通报给陆逊，这自然成为鲁王党攻击陆逊的把柄，杨竺甚至捏造了陆逊的二十条罪状。

在鲁王一党的蛊惑下，孙权频频派出内使前往武昌，对陆逊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和责问。陆逊从未受过这等羞辱，心中愤恨不已，却又百口莫辩，不久竟然“愤恚而卒”，终年六十三岁。

一生出将入相、为东吴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社稷之臣”陆逊，就这样死在了一场他本不愿介入的权力斗争中。

他生前的功业有多么显赫耀眼，他的死就有多么暗淡和不值。哪怕是像诸葛亮一样死在北伐的战场上、死在前进的征途中，也是一种悲壮的荣耀。只可惜，陆逊之死丝毫没有悲壮色彩，更谈不上荣耀。作为东吴内乱的牺牲品，他的死只能让人感到无奈和悲哀。

陆逊含恨而终后，孙权任命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岁的陆抗为建武校尉，继续统领陆逊的部众，并命他扶棺东还，回建业安葬。

可是，还没等陆抗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孙权就拿着杨竺构陷陆逊的那二十条罪状质问他。假如陆抗的心理素质差一点，恐怕结果就是步他父亲的后尘了。所幸，陆抗毫不慌乱，对那些根本没有实锤的所谓罪状一一作了说明解释。

孙权找不出破绽，心中的怒意才稍稍化解，没再找陆抗的麻烦。

赤乌八年的这场两宫之争，到此并未画上句号，只是暂告一段落。表面上看，这场内乱是由鲁王孙霸及其党羽的夺嫡野心导致的，可实际上，孙权才是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对孙霸毫无原则的宠爱和纵容，才激发了孙霸的野心，并助长了其党羽的嚣张气焰，从而导致这一幕幕惨剧的发生。

究而言之，就是孙权自己，一手把陆逊、吾粲、张休、顾谭等忠臣良将送入了鬼门关；也是孙权自己，一手开启了东吴帝国离心离德、纷争内耗的政治乱局。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精明强干的孙权其实已经死了，只剩下这个年老昏聩、暴虐无道的孙权，在这条“自毁长城”的道路上埋头狂奔，并一步一步蚕食掉大哥孙策和孙权自己奋斗大半生打造的东吴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