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五月，刘备一边加紧围攻雒城，一边给诸葛亮发去了进兵益州的命令。

诸葛亮遂留下关羽镇守荆州，然后与张飞、赵云等人各率所部，溯江西上，攻克巴东（治今重庆市奉节县东），进抵江州（今重庆市）。

巴郡太守严颜在此顽强抵抗，无奈城破被俘。张飞怒斥道：“我大军既到，你为何不投降，还敢抵抗？”

严颜面无惧色道：“是你们无道，侵夺我州，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大怒，命左右把他拉出去砍头。

见张飞气得脸色铁青，马上要被砍头的严颜反倒气定神闲地说了一句：“砍头就砍头，何必发这么大火？”

这淡淡的一句话，充分显示了严颜过人的胆色。

张飞一听，深感敬佩，连忙亲自给他松了绑，其后不仅以礼相待，还将他奉为上宾。

严颜后来有没有为蜀汉效力，以及最终结局如何，正史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说的这句“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三国志·张飞传》），却从此被青史所铭记；而他临死不屈的气节，也从此传颂千古，不断激励着后人。

直到一千余年后，文天祥仍然在他的《正气歌》中歌颂着严颜的气节。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文天祥在此化用了八个典故，都是历史上以气节著称的故事，其中的“为严将军头”，说的便是严颜的事迹。

江州是益州的门户，拿下此地后，便可**川中平原了。

诸葛亮等人攻克江州后，旋即兵分三路，开始大举进攻益州：张飞由北路进军，攻下了巴西郡；诸葛亮由中路进军，攻下了德阳（治今四川遂宁市）；赵云由南路进军，攻克江阳郡（治今四川泸州市），继而掉头北上，攻下了犍为郡（治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

最后，三路大军兵锋所指，毫无疑问就是成都。

此时，刘备已经率黄忠、魏延等部在雒城围攻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未能攻克。

庞统就是在这时身中流矢、不幸身亡的，时年仅三十六岁。刘备痛惜不已，追赐庞统为关内侯，日后每逢说起庞统，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为避免更多的伤亡，刘备命法正给刘璋写了一封劝降信。

法正的这封信写得很长，先是言不由衷地解释了一通自己“被迫”投靠刘备的理由，然后才转入正题，为刘璋分析眼前的形势，主要谈了三点。

第一，刘备现在势力很强，不怕打持久战，可你刘璋却“土地日削，百姓日困”，双方实力对比太过悬殊，你撑不了多久的。

第二，刘备大军已经占领了益州的大部分土地，诸葛亮、张飞和赵云“三道并侵”，试问你刘璋“何以御之”？且眼下的益州“吏民疲困”，起码有八成的人想要投降，你的统治根基已彻底动摇，就不必心存幻想了。

第三，白水关和白帝城，是益州一北一南的两大门户，“实为益州福祸之门”，而今这两大门户皆已洞开，“坚城皆下，诸军皆破，兵将俱尽”，而敌人却“数道并进，已入心腹”，你刘璋现在只能坐守成都和雒城，还有机会翻盘吗？

法正最后得出结论：“存亡之势，昭然可见。”（《三国志·法正传》）你身边那些谋士，其实也都看出这个形势了。他们眼下只是苟且偷生，没人肯为你献计，等到刘备兵临城下，他们更不可能为你尽忠效死。所以，你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降，如此才能保住你刘璋一家老小的性命。

刘璋见信后，虽然满心惶恐，但仍心存侥幸，一个字也没回。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接着打了。

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军终于攻破雒城，然后从北面迅速进围成都；与此同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分别从东面、东北面和南面杀了过来，对成都形成了三面合围之势。

此时，成都城内还有精锐将士三万，库存的钱粮也足够支撑一年，所以将士和百姓都愿意死守，不肯投降。刘备打探到这个情况后，意识到如果强攻，必定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尽管最终也能打下来，可伤亡绝对不会小。

所以，还是要尽量想办法，迫使刘璋投降。

可是，法正的劝降信已经写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刘备思忖良久，最后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马超。

马超在关陇纵横多年，其凶悍勇猛的威名早已传遍益州。所以，成都军民或许不会忌惮刘备，但一定会惧怕这个发起狠来连爹妈都不管的马超！

若能请来马超加盟，那逼降刘璋之事就十拿九稳了。不过，马超眼下正在张鲁那边打工，他愿意跳槽吗？

刘备觉得无论如何，此事值得一试，便命不久前归降的益州官员李恢秘密前往汉中，去给马超递橄榄枝。

话说刘备这两年真的是“人品爆发”，运气好到不可思议——他这边刚想招揽马超，马超那边恰好也在想着跳槽。

马超之所以想跳槽，是因为在张鲁这边，他干得一点都不开心。首先，张鲁说到底就是个只求自保、不思进取的土皇帝而已，跟刘表、刘璋这些人如出一辙，这样的老板能干成什么大事？马超跟着他又能有什么盼头？其次，张鲁手下大将杨昂等人，担心马超抢他们的饭碗，便千方百计地排挤他，而马超势单力孤，若不赶紧另投明主，恐怕迟早被他们害死。

所以，李恢一见到马超，表明刘备之意，双方便一拍即合了。

马超立刻不辞而别，偷偷离开汉中，从武都（治今甘肃西和县）逃到了氐族人的聚居地，同时写了一封表忠心的信，让李恢带回。

刘备大喜，赶紧命人给马超传话，让他先别急着来，接着暗中派遣了一支部队与他会合，且化装成凉州兵团，打上了马超的旗号，最后才让马超带着这支兵马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成都城下。

之前马超被夏侯渊击败后，嫡系部众已死伤殆尽，身边只剩为数不多的亲兵，所以刘备才会来这么一手，其目的就是让刘璋和成都军民以为马超带着凶悍的凉州兵来了，从而达到威吓和震慑的效果。

果不其然，狠人马超一到，刘璋和成都军民就都吓坏了。《三国志·马超传》用了很简洁的四个字来形容其惊恐的程度——“城中震怖”。

刘备知道效果达到了，就不急着攻城，在围困了数十日后，才派谋士简雍给刘璋送去最后通牒。

虽然直到此刻，城中仍有部分军民愿意死守，但刘璋明白，大势已去，再怎么垂死挣扎也无力回天了，只是徒然牺牲更多人的性命而已。

当天，刘璋便昭告城中军民，说：“父子在州二十馀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刘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刘璋传》）

我们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没有什么恩德给予百姓。很多百姓在这三年中死于战火、葬身荒野，都是因为我刘璋的缘故，我的心怎么能安呢？

随后，刘璋命人打开城门，与简雍同乘一辆车子，出城投降了。见此一幕，其麾下部众无不感伤落泪。

最后的时刻，刘璋所做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因为它的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平心而论，刘璋其实算不上无道之君，他统治益州的这些年，老百姓总体上还是安居乐业的。不论是之前否决郑度“坚壁清野”的提议，还是最后放弃抵抗，都是他善待百姓、心存仁慈的表现。然而，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仁慈”非但不是优点，反而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当能力和实力都跟不上的时候。所以，作为一个生性暗弱、才具平庸的人，刘璋凭借“子宫彩票”和后来的好运气得到的益州牧，最后肯定要凭实力丢掉。

这很公平，完全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同理，刘备夺取益州的手段虽然上不了台面，但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这其实也是他分内应得的——毕竟“能者上位”的游戏规则，终究要比拼爹、拼投胎技术的规则更为合理。

刘璋投降后，刘备并未赶尽杀绝，而是把他送到公安县安置，还把他的个人财物全都归还，同时把朝廷此前授予他的“振威将军”印绶，也一并还给了他，让刘璋至少在名义上还保持着权贵的身份，不至于沦为庶民。

随着益州之战落下帷幕，刘备终于拥有了一块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兵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刘备从二十四岁开始创业，历经磨难，饱尝艰辛，屡仆屡起，愈挫愈奋，终于在五十四岁这一年获得了成功。

老天爷仿佛是有意要把刘备打造成百折不挠的励志样板，所以在前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他挖了一个又一个坑，一直把他往死里整，在最后这几年，才终于像考核过关一样，赐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好运气，从而一举把他送上了人生巅峰。

刘备梦寐以求的霸业，至此总算是规模初具了。而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也在这一刻正式奠定。从此，刘备才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和资格，可以理直气壮地跟曹操、孙权一起逐鹿天下了。

进入成都后，刘备大摆酒宴，犒劳三军，并取出府库中的金银，分赐给将士。

接着就是论功行赏了。

刘备自领益州牧，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赵云为翊军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魏延为牙门将军，糜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孙乾为秉忠将军，霍峻为梓潼太守。

关羽和张飞因之前皆已晋位将军，故此次没有提升。

除了嫡系之外，一批归降的原益州官员也都得到了晋升：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黄权为偏将军，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伊籍为从事中郎，刘巴为西曹掾，等等。

之前围攻成都时，刘备为鼓舞士气，曾与将士们约定，一旦打下成都，便任由众人劫掠府库，他一概不管。

如今成都拿下了，虽然是刘璋自己降的，并非将士们卖命打下来的，但话已经说出去了，刘备也不能食言，只能眼睁睁看着将士们把大小府库洗劫一空，不由懊悔不迭。

问题倒不是刘备抠门，不舍得那些金银珠宝，而是如此一来，财政立马吃紧，没过几天，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都发不出来了。

正当刘备一筹莫展之际，刘巴献上了两条宝贵建议。

第一，铸造新货币，面值百钱，即一枚新钱相当于一百枚旧钱，这样财政马上就有钱了，足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由于增发货币极易引发通货膨胀，所以必须采取一个配套措施，就是设立“官市”，即由官府开办集市（相当于国企的垄断经营），如此既能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又能广辟财源，给各级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这两条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经济政策，刘备当即采纳，予以推行。很快，两项政策就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新政府的腰包立马鼓了起来。

财政有钱了，军方一些人的胃口就又膨胀了，遂大造舆论，认为应该把成都的良田和豪宅都赏赐给有功将士。

这就是典型的“流寇思维”——每打下一块地盘，就将其视为战利品，必欲抢光掠尽而后快，然后再去抢下一块地盘。

可刘备是来益州开辟根据地、建立新政权的，稳定人心都来不及，岂能干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蠢事？但想要开疆拓土、扩张霸业，又必须得依靠这帮将士，故而也不宜公开打压他们，那该如何是好？

刘备决定找一个军方的人出面，让他配合自己演一出双簧。前提是，这个人必须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同志，而且要有德行、有威望，说话有分量，才能镇得住场子。

这个人就是赵云。

于是赵云就公开表态了，说：“当年，霍去病曾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如今曹操窃国，其危害比匈奴更甚，还不是贪图安乐的时候。必须等到天下安定了，将士们各回家乡，去耕作自己的土地，才适合赏赐田宅。眼下益州百姓刚刚经历战乱，应该把田宅归还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如此才能得到士民的拥护，官府才能顺利地征发徭役、收取赋税，绝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来赐给自己宠爱的将领。”

很显然，这番话既是赵云自己的想法，也代表了刘备的态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此言一出，军方的舆论就平息下去了。

刘备要在益州扎根，作为集团二把手的诸葛亮，自然就有了用武之地。

此前刘璋统治益州，纲纪废弛，各方面的制度都不健全，要么无法可依，要么执法不严，导致地方上的豪强士族为所欲为，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而现在轮到诸葛亮来治理，局面就截然不同了。

诸葛亮首先入手的就是制度重建的工作。他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迅速推出了一整套严刑峻法。可想而知，豪强士族们过惯了不受约束的安逸日子，现在却动辄得咎，不免牢骚满腹，怨声四起。

法正时任蜀郡太守，相当于首府的市长，很多利益是跟地方上的豪强士族捆绑在一起的，对诸葛亮的做法自然相当不满，便出面与他交涉，说：“昔日高祖入关，只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关中士民无不感恩戴德。如今，阁下凭借武力，据有一州之地，初具国家规模，还未对百姓施以恩惠和安抚，何况对当地人而言，您是外来之客，应该放低姿态。所以，我希望能放宽各种法律和规定，以满足士民的期望。”

这番话说得挺不客气的，大有以主人自居、压诸葛亮一头的意思。

诸葛亮当然不买他的账，于是直言不讳地（左扌右享）了回去，说：“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暴虐无道，政令苛酷，百姓怨恨，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天下立刻土崩瓦解。高祖基于这种情况，自然要采取宽大政策。可现在的益州就不同了，刘璋一向暗弱，且自刘焉以来，惯以恩宠笼络臣下，法律制度形同虚设，上下逢迎，互相奉承，以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地的士族豪强，普遍横行不法，肆意妄为，君臣之道，逐渐破坏殆尽。用权位来笼络人，等权位高了，人反而会轻视；用恩德来宠爱人，等恩德少了，人就会翻脸。益州之所以弊端丛生，原因在此。我现在用法律树立权威，一切都按法律来办，臣民就会知道政府的恩德；对所授官爵严格审查，加官晋爵时才会感到荣耀。这就叫‘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治国理政的要义，就在这里彰显了。”

法正本想倚老卖老，教教诸葛亮怎么做事，不料反倒被他教育了一番，心里十分不爽，却也没有办法。毕竟人家是集团的二把手，给你面子是情分，不给你面子是本分，你又能如何？

当然，诸葛亮这个人，也不是全然铁面无私、不知变通的。在官场上混，有时候要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但有些时候，也得睁一眼闭一眼，难得糊涂。这其中的分寸，诸葛亮就拿捏得十分到位。

还是以法正为例。由于法正在刘璋时期混得很不如意，经常遭人鄙视排挤，心里积怨甚深，所以这回“衣锦还乡”后，他就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一连杀了好几个当年跟他结怨的人。

此时诸葛亮正在推行“依法治国”，而法正这么干，属于典型的公权私用，自然是于法不容的。于是有人就向诸葛亮告状，说：“法正太骄横了，将军应该启禀主公，打压他一下，免得他作威作福。”

如果诸葛亮是像包拯、海瑞那样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主，那这回他跟法正之间就有好戏看了。不过，诸葛亮绝非那种只讲法律、不讲政治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把法律暂时放到了一边，跟那个告状的人讲起了政治。他说：“主公当初在荆州，北边畏惧曹操的强大，东边忌惮孙权的逼迫，在家里还要担心孙夫人变生肘腋。直到法正成为主公的羽翼，才让主公得以展翅翱翔，不再受制于人。法正功劳这么大，怎么能禁止他，让他想称心快意一下都不行呢？”

诸葛亮的意思明摆着：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政治。

要禁止法正很简单，把事情一查，依法惩治即可，但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不会夸刘备执法严明，而是会骂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那时候，刘备的人设就崩了，还有谁肯替他卖命？为了维护法律，造成这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值得吗？

由此可见，凡事只讲政治、不讲法律，固然会滋生以权谋私的乱象；但凡事只讲法律、不讲政治，有时候就会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