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林到江陵大约三百里，路程并不算远，问题是途中必须经过一大片沼泽地，让曹军吃尽了苦头。

这条必经之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华容道（今湖北监利市东）。由于道路泥泞不堪，人马难以通行，曹操只好“弃卒保车”，命队伍中的老弱残兵去割茅草来铺路，以便让骑兵通过。

用草去填沼泽，效率肯定是很低的，几千个人忙活半天可能都铺不了一里路。曹军骑兵为了逃命，等不及路铺好，索性踩着那些老弱残兵的身体就过去了。

只要有一个骑兵这么干，其他人必然会如法炮制。于是，这条原本遍布泥沼的华容道，就这样被生生踩成了一条坚实的“人肉马路”——众多曹军士兵没有被烧死在乌林的大火中，却被踩死在自己人的铁蹄下。

“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当时，周瑜和刘备兵分两路：周瑜率部在江中追击曹操的水军残部，刘备则率部由陆路追击曹操。只可惜，两路都没有取得“歼灭残敌”的战果。

水路方面，曹操的水军逃到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境内）一带时，可能是事先奉了曹操的命令——万一逃不脱，就把船烧了，从岸上跑。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不想让周瑜得到这些船。所以，曹军剩余的战船，最后都在巴丘付之一炬了。等周瑜赶到时，人也跑了，船也烧了，什么都没得到。

陆路方面，曹操付出巨大的代价通过华容道后，得到了来自后方的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因而转危为安。据说，曹操脱险之后，忽然放声大笑。众将大为诧异，问他为何发笑。曹操说：“刘备配得上做我的对手啊，只是他慢了一步，假如早点赶到，在华容道放上一把火，我们就都完蛋了。”的确不出曹操所料，他前脚刚跑掉，刘备后脚就追到了，而且果然在华容道上放了一把火。然而，除了给那些早已葬身沼泽的曹军士兵举行了一场火葬之外，刘备一无所获。

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故事，在《三国演义》里又被演绎了一把，说关羽奉诸葛亮之命在此埋伏，本来完全可以趁曹操人困马乏把他干掉，可关羽却念在曹操过去待自己不薄的分儿上，把他给放了。

关羽的义气，在这里又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惜这一幕是虚构的。

事实上，在整个火烧赤壁的战役中，关羽究竟有何作为，正史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不只关羽，其实整个刘备一方，都看不到什么具体贡献。除了与周瑜兵分两路追击曹操之外，别的就都付诸阙如了。

由此可见，赤壁之战的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周瑜和黄盖，也就是孙权这一方。而刘备及其部众，不过就是敲敲边鼓、做一些战术上的配合罢了。

曹操狼狈不堪地逃回江陵后，清点人头，发现部众死了大半。

史书没有记载曹操在这一战中究竟投入了多少兵力，按周瑜此前的估算，大致是二十三万。如果以此为准的话，那么曹军在赤壁之战中的阵亡人数，至少不会低于十二万。当然，其中应该有一半，是原属刘表的荆州水军。

对曹操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

除了伤亡惨重之外，最重要的其实是战略上的失败，即曹操企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事关全局的大战略，遭遇了严重的挫败。

正如官渡之战一样，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之一，且二者同属汉末三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还有一战是后来的夷陵之战），对此后的天下大势和历史走向，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唯一不同的是，曹操在上回是胜利者，这回却成了失败者。

而对孙权和刘备来说，这场胜利就更是非同小可了，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几乎可以视为他们各自的“立国”之战。因为正是这场战役，奠定了此后三国鼎立的基本格局。这个结果，对于当时置身局中的所有人而言，恐怕是事先谁都料想不到的。

据说，曹操在事后反思这次失败时，曾发出过一句感慨：“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郭嘉传》）

郭奉孝就是曹操最倚重的谋士之一——郭嘉。

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郭嘉曾经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在曹操心目中，未来平定天下后，年轻的郭嘉甚至可以成为他托付军国大政的人选，可见对郭嘉的寄望之重。

然而，有道是天妒英才，早在建安十二年平定乌桓、凯旋班师的路上，郭嘉便因操劳过度、水土不服而染病身亡了，年仅三十八岁。

曹操为此悲痛不已。

诚如曹操所言，假如郭嘉还在，此次南征，他一定又会献上许多奇谋异策。不过，最后是否能够避免失败，却也不好说。

关键倒不是说郭嘉的智谋管不管用，而是战前那个自信心极度膨胀、几乎目空一切的曹操是否听得进去。

可以想见，若郭嘉还在的话，在孙权和刘备是否会联手的问题上，他一定会做出跟程昱一样的判断，并且一定会劝曹操不要冒进，然后采取稳扎稳打、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

可问题在于，既然程昱的话曹操听不进去，换成郭嘉说他就能听吗？

恐怕未必。

所以，曹操的这句感慨，其实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反思，充其量就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自我开解罢了。

曹操在江陵喘息未定，周瑜和刘备便又一口气追到了城下——水陆两军分进合击，摆出了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架势。

这场仗打成这个样子，曹操继续留在荆州已经毫无意义了，而且前线遭遇重大失利，后方的大本营也可能人心不稳，所以曹操决定撤兵。

当然，已经打下来的半个荆州的地盘，还是要守的。他命曹仁和徐晃镇守江陵，命乐进镇守襄阳，然后自率一部班师北还。

江陵是一座军事重镇，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加之曹仁、徐晃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将，所以周瑜、刘备联军围着江陵打了多日，始终未能攻克。

刘备就向周瑜建议，由他率领本部兵马，绕过江陵，经夏水北上，断曹仁后路。与此同时，甘宁也向周瑜献策，由他率所部沿长江西上，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断曹仁右臂。

夏水在江陵的东北方，夷陵在江陵的西北方，刘备和甘宁这两路人马一出去，就等于对江陵形成了包抄合围之势，即便不能聚歼曹仁，至少可以迫使他放弃江陵，退守襄、樊一线。如此，江陵便不攻自破了。

周瑜十分赞同二人的策略，遂依计而行。

刘备这一路，史书没有记载他具体进驻何地，估计就是带着关羽的水军在夏水、汉水一带游弋，对曹仁的后勤补给线进行袭扰，阻断江陵与襄阳的联系。

甘宁这一路，则顺利地占据了夷陵。可是，他的兵很少，只有数百人，加上入城之后招募的，总计也不过千人左右。

对于孙刘联军如此明显的合围态势，曹仁当然不会看不出来，更不会坐以待毙。他迅速派遣了五六千精锐步骑，大举反攻夷陵。

面对数倍于己的曹军，甘宁却十分镇定。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当时曹军一连多日猛攻夷陵，“敌（曹军）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

当然，镇定归镇定，若无援兵，时间一长肯定是守不住的。所以甘宁一边组织防御，一边赶紧派人向周瑜告急。

周瑜闻报，立刻召集程普等诸将商议。

周瑜的部众以水军居多，要在陆地上作战，兵力立马就捉襟见肘了。所以众人都认为，目前兵力不足，若再分兵去救援，恐怕江陵大营这边会遭到曹仁反扑。

此时，只有吕蒙站了出来，对周瑜和程普说：“眼下夷陵形势危急，我愿与二位同去援救，至于江陵这边，我认为留凌统守卫大营足矣。援救夷陵可以速战速决，我敢担保，凌统在这里至少可以坚持十天。”

吕蒙跟凌统的关系，估计是很铁的，否则像他这样拍着胸脯替别人担保，似乎颇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而当事人凌统在这件事上做何反应，史书也没有记载。不过，按《三国志·凌统传》所言，凌统这个人不但作战勇猛，常“率厉士卒，身当矢石”，且“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

“国士”这个词可不是随便用的。能够让陈寿如此推崇的人，在战况紧急之时自然会以大义为重，绝不会明哲保身。所以，吕蒙一推荐他，想必凌统也一定会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独自留守大营的艰巨任务。

手下部将都这么有担当，身为主帅的周瑜就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随后，他便与程普、吕蒙等人一道，亲自率部驰援甘宁。

这一仗打得很顺手。周瑜和甘宁内外夹击，大破曹军，挫败了曹仁夺回夷陵的图谋。然后，周瑜迅速回师，并趁着部众士气高涨，把大营从长江南岸搬到了北岸，就在曹仁眼皮底下安营扎寨，对江陵形成了更强有力的威慑。

曹仁不甘被困，率部出城与周瑜会战。

这一战中，周瑜身先士卒，纵马掠阵，不料右肋被流矢射中，只好收兵回营。

这一箭虽然没有要了周瑜的性命，但根据史料记载，似乎伤得不轻，且很可能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箭疮”。如《三国志·周瑜传》称：“流矢中右肋，疮甚”，并使他“卧（床）未起”。

短短两年后，年仅三十六岁的周瑜便“道于巴丘病卒”了。

周瑜到底是因为什么病而英年早逝，史书没有记载。罪魁祸首很可能便是这次“身中流矢”引发的箭疮。罗贯中大概就是根据这一事实，才给周瑜设计了一个“箭疮复裂”、坠马而亡的结局。

那么，箭疮的伤害性究竟有多大呢？

如果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看，金属箭头撕裂皮肤，很可能造成含铁锈的伤口，从而导致破伤风感染。破伤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死亡率很高，且从感染到发病有一个潜伏期，短则数天，长则几个月乃至数年。一旦发病，还会引起肺栓塞、胃肠道出血、心力衰竭等并发症。

《三国志》中并没有关于周瑜去世前生病的记载，显然是突发急病，而且一发病便身亡了。由此我们推断，周瑜的死因极有可能便是在围攻江陵的战斗中所中的这一箭。

当时，周瑜中箭后，一连多日卧床养伤，曹仁刺探到了这个情报，认为时机来了，便主动出城发起了进攻。周瑜虽不能亲自上阵，但却强撑病体，在军营中巡视了一遍，并对将士们发表了讲话，极大地激励了部众的士气。

所以，随后的交战，曹仁丝毫占不到便宜，只好又缩回了江陵城。

就这样，这场围城战从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一直打到了建安十四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军虽然顽强抵抗，但一年多打下来，伤亡也是很惨重的。最后，曹仁和徐晃终于撑不下去了，只好率残部撤出了江陵，退守襄、樊一线。

周瑜旋即入据江陵。

孙权得到战报，大喜过望，当即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驻兵江陵；任命程普为江夏太守，驻兵沙羡。

随着江陵围城战的终结，整个赤壁之战才正式宣告落幕。

从广义上讲，赤壁之战包含了三场主要战役：长坂坡之战是前哨战，火烧乌林是主体战，江陵围城战则是收官战。

现在，仗打完了，我们可以替曹操、孙权和刘备来算一算账，看看各方的收益和亏损如何。

荆州原本下辖七个郡，从北往南分别是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

如今，荆州被一劈为三，由曹、孙、刘三方势力瓜分了。

曹操占据了最北面的南阳郡以及南郡北边的一部；孙权占据了长江沿线的南郡大部、江夏郡大部、长沙郡北部及夷陵地区；刘备则趁着周瑜跟曹仁在江陵鏖战之机，纵马南下，一口气吞掉了长江以南的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市西）、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市）、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桂阳（治今湖南郴州市）四郡。

而且，刘备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这么大一块地盘。这四郡中，除武陵太守金旋进行了轻微的抵抗外，长沙太守韩玄、零陵太守刘度、桂阳太守赵范，全都是望风而降。

至此，各方的损益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曹操最亏，只占领了一个郡多一点，却损失了十余万部众，本人也险些在华容道丢了老命，掐指一算，实在是得不偿失。

孙权方面，收益显著大于亏损。因为他占据的那些地盘，基本上都是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并且拿下这些地盘后，便与他原有的江东六郡连成了一片，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至于损失，显然不大，主要就是在围攻江陵时伤亡了一些部众，但跟收益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将周瑜的死因归结为箭疮的话，那他就算是因赤壁之战而牺牲的。如此，孙权的亏损就大了——得到上述地盘，却失去一位智勇双全、深谋远虑的股肱之臣，这样的损益比最多只能说是持平，甚至是略亏，谈不上很划算。

所以，说到最后，三方之中，唯有刘备刘玄德，这个原本惶惶若丧家之犬、几无立锥之地的“常败将军”和“跑路冠军”，才是这场赤壁之战最大的受益者！

整场赤壁之战打下来，刘备只是在长坂坡损失了一些部众，至于后面的火烧乌林和围攻江陵，他都只是配合周瑜作战，基本上没什么损失。与此同时，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将近四个郡的地盘，以及相应的部众、人口、粮食储备、军需物资，等等。另外，还有老将黄忠，本是长沙太守韩玄的部将，也是在这时跟着韩玄归降了刘备。

通过赤壁之战，多年来总是漂泊不定、寄人篱下的刘备，终于站稳脚跟，获得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在创业之路上，多年来一直屡战屡败、屡起屡仆的刘备，这回终于再度从尘埃中爬了起来，开启了人生新一轮创业的篇章。

从这时候开始，他才真正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并初步具备了与曹操、孙权这两大枭雄进行博弈的资格。

占领荆南四郡后，刘备本来还装模作样地“表请”刘琦为荆州刺史，表面上奉这位少东家为“法人代表”，自己在幕后当实际控制人。不料，没过多久，这个命运多舛的刘琦竟然一病而亡了。

如此一来，刘备也没必要再挂羊头卖狗肉了，于是自领荆州牧，光明正大、心安理得地做起了荆南四郡的老板。

刘备把总部设在了与江陵隔江相望的油江口，然后将此地改名为公安（今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刘备身为左将军，又称左公，所以“公安”便是取“左公安靖”之意。

接下来，自然是要给弟兄们论功行赏了。

在这场“联孙抗曹”的战争中立下首功的诸葛亮，当之无愧地得到了刘备的重用，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虽然这个职位不算很高，但权责很重，除了参赞军事外，还掌管刘备集团的财政工作，负责收缴各郡赋税以供军需。

关羽被任命为襄阳（此地尚在曹操手中，故只是名义上遥领）太守、**寇将军，驻兵江北。张飞被任命为宜都（刘备新置之郡，治今湖北宜都市）太守、征虏将军。赵云被任命为桂阳太守、偏将军。

随着荆州一分为三和刘备集团的重新崛起，“三国鼎立”的雏形便悄然出现了。

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曹操之后，刘备与孙权之间，必然要围绕着荆州这块大蛋糕，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而曹操被他们打得那么惨，当然不会甘心失败，也必然会寻找机会卷土重来。

所以，好戏还在后头。

建安十三年，汉末三国的历史在赤壁拐了一个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奔腾东下，朝着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奔流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