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曹操大举南下、荆州形势危急之际，无巧不巧，刘表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倒了。而且，这一病还不轻，一下就卧床不起了。

这种特殊时刻，荆州自然面临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一，接下来，谁来当这个荆州之主？

第二，曹操来势汹汹，荆州是该战，还是该降？

刘表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三子刘修。这老三刘修没什么存在感，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荆州牧的位子，也就是刘琦和刘琮两个人在争夺了。

正常来讲，传位肯定是要传给嫡长子的。起初，刘表也的确有意立长子刘琦为嗣，因为他觉得刘琦长得很像他，颇为喜爱。可问题是，刘表的原配早年亡故，他又娶了个小老婆蔡氏，而蔡氏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刘琮——如此一来，蔡氏自然就喜欢刘琮，厌恶刘琦，所以没少给刘表吹枕头风。日子一长，刘表内心的天平就朝刘琮倾斜了。

此外，蔡氏的哥哥蔡瑁和外甥张允又颇受刘表宠信，这两个人也经常在刘表面前说刘琦的坏话。众口铄金之下，刘琦当然就失势了。

一个失势的长子，最怕的还不只是失去了继承人之位，而是随时有性命之忧——因为老爷子一旦归天，蔡氏一党和刘琮为了防止他反扑，必定会置他于死地。

为此，刘琦惶惶不安，就去找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出于避嫌的考虑，不愿搭理他。刘琦没办法，就用了一个损招。有一天，他请诸葛亮到一座高楼上喝酒，却暗中命人把梯子撤掉了，然后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话从先生嘴里出来，只落入我一人之耳，你可以说了吧？”

这就是“上屋抽梯”这个典故的出处，后来被收入了《三十六计》。

诸葛亮苦笑不已。无奈之下，只好给他出了一招，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后汉书·刘表传》）

这里用的是一个春秋时期的典故：晋献公宠幸小老婆骊姬，想废掉太子申生，立骊姬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骊姬遂诬陷太子申生企图弑父篡位，申生被逼自杀。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重耳被迫流亡，直到二十一年后才回国继位。

诸葛亮的意思明摆着，就是劝刘琦赶紧找机会跑路，否则就是第二个申生。

刘琦如梦初醒。不久，恰好黄祖被孙权干掉了，江夏太守出缺，刘琦便主动向刘表要求顶替此职，出外镇守，随即溜之大吉，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眼下，刘表病重，刘琦自然要回来探望。

可是，他刚一进襄阳城，蔡瑁等人立马就紧张了：哟嗬，你小子又回来了，这表面上是探望父亲，其实不还是惦记着荆州牧的位子吗？老爷子现在病得稀里糊涂，见了你之后，万一动了父子之情，把大位传给你，那我们岂不是没了活路？

于是，蔡瑁等人立刻把刘琦给拦了下来，说：“将军命你镇守江夏，责任重大，你现在却脱离部众，擅自回来，必定惹将军生气，若是因此病情加重，你可就要背上不孝的骂名了。”

这刘琦也是废柴一个，人家拦着不让他见，他果真就不敢见了，然后哭哭啼啼就回了江夏。

日后，曹操在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时，后面还有一句：“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

骂人家儿子如同猪狗，似乎有些不太厚道，不过话糙理不糙，刘表这两个儿子，智商的确都不在线——刘琦如此，刘琮也不遑多让。

刘琦走后没几天，刘表就寿终正寝、驾鹤西归了。

他就死在曹操即将大兵压境的前夜，可以说死得非常及时，不必去为荆州该战还是该降的问题头痛，也不必再为荆州的文臣武将、士绅百姓负什么责任，可谓两眼一闭，万事皆休。

刘表这一生，虽然胸无大志，偏安一隅，经常被时人和后世史家讥为“坐谈客”“自守之贼”“不见事变”“无君人之体”“非戡乱之才”等，但平心而论，正因为他在残酷的诸侯战争中始终保持“坐观时变”“从容自保”的中立态度，才能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保得荆州一方平安；正因为他不是曹操、孙权那样的霸王之才，也不是袁绍、袁术、董卓、吕布那样野心勃勃的枭雄，所以辖下七郡一百一十七县的士民才能够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保全性命，休养生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功德一桩吗？

刘表在位期间，不仅肃清了境内的宗族豪强，使“群民悦服”，而且开立学官，博求儒士，让荆州成了海内俊杰、四方学者的避难之所。出于“爱民养士”、保护文化的动机，刘表大力安抚和赈济这些才俊之士，从而让他们安心在此读书治学。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荆州的学校，在规模和制度上已经远超一般的州郡之学，几乎可以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一点，仿佛可以让我们联想起抗战期间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

如此种种，又何尝不是刘表的政绩？

遗憾的是，刘表生错了时代。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不喜欢打仗，却喜欢文化，或许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

在一个以杀人和抢地盘论英雄的时代，像刘表这种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人，当然怎么看都是毛病。无怪乎陈寿会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块儿，给二人盖棺论定，说他们都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三国志·刘表传》）。

若是承平之世，这些毛病无伤大雅；可在大乱之世，这些缺点却足以致命。

这是刘表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还好，刘表非常及时地撒手而去了，侥幸躲过了这场注定到来的灭顶之灾，起码得了个善终，没有成为曹操的阶下之囚或刀下之鬼。至于他身后的荆州，乃至身后的这个世界，还要打多少仗、死多少人，还要乱多少个年头，就统统与他无关了。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人顺理成章地把刘琮扶上了荆州牧的位子。

刘表生前，还有一个“成武侯”的爵位，刘琮为了安抚大哥，就派人把这个聊胜于无的侯爵印信送了过去。

刘琦一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小子夺了州牧的大位，却拿这么个没用的东西来施舍我，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他勃然大怒，把印信狠狠摔在了地上，然后终于雄起了一回，决定以奔丧为由，带兵打回襄阳去，夺回州牧之位！

可是，好不容易展现出血性的刘琦帅不过三秒，立马就又蔫了。因为，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曹操大军南下的消息。

恐惧立刻吞噬了他。

想来想去，还是躲在江夏比较安全，那什么鸟州牧，谁爱当谁当，老子不稀罕！

曹操来了，刘琮慌得六神无主。

他猛然发现，原来这荆州牧的位子就是个火炉，坐上来的结果就是在炉子上烤。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费尽心机去抢这狗屁州牧！

然而现在发牢骚是没用的，还是得赶紧想办法。

就在这时，荆州主要谋士、时任章陵太守的蒯越，以及荆州“亲曹派”代表人物韩嵩，还有一个叫傅巽的官员，都一起来给他出主意了。

他们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降。

可刘琮毕竟刚刚当上这荆州之主，让他放弃已经到手的一切，去向曹操俯首称臣，这落差实在是太大了，自然不甘心。

蒯越和韩嵩见状，就授意傅巽，给刘琮摆出了三条应该投降的理由，大意如下：

第一，曹操现在是朝廷的丞相，代表的是朝廷的意志，他来讨伐你，是顺乎大义，你若敢抗拒，就是逆臣贼子。顺逆强弱之势如此明显，你还有几分胜算？

第二，你刚刚继任州牧，位子都还没坐热呢，恐怕连荆州有多少能打仗的将领和士兵都不清楚，而曹操率领的是中原的百战之师，试问你如何抵御？

第三，你或许以为，可以把客居荆州的刘备派到前线去抵挡曹操，可你也该知道，刘备是曹操的手下败将，他打得过曹操吗？如果刘备打不过曹操，那你就更打不过了，届时恐怕举整个荆州之力也难以自保。退一步说，就算刘备打赢了曹操，可不妨想想，到了那一天，刘备还肯屈居于你之下吗？

刘琮听完，哑口无言。

人家说的句句在理，的确没有丝毫反驳的余地。

而且，蒯越是荆襄望族出身，属于典型的实力派，他和韩嵩一向都是亲曹的，倘若你始终不答应，那他们二人要联手取你刘琮的项上人头，不是易如反掌吗？到时候，人家把你的首级和整个荆州一并献给曹操，岂不是功劳更大？

事已至此，投降尚可保住一命，抗拒却注定是死路一条，刘琮没得选了。

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进抵新野（今河南南阳市新野县）。刘琮赶紧派出使者北上，恭恭敬敬地献上降表和州牧符节，向曹操宣誓效忠。

曹操很满意，旋即率军继续南下，兵锋直指樊城。

直到此刻，驻军樊城的刘备还被蒙在鼓里，压根不知道刘琮已经举州投降了曹操。刘备只是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劲，就派快马去询问刘琮。刘琮这才派了一个叫宋忠的属官，带上文书来到樊城，算是正式通知刘备。

而这一刻，曹操大军已经迅速推进到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距樊城已不足三百里。

得知刘琮已经降曹，仿佛一声惊雷在刘备的头上轰然炸响。

这个叫宋忠的家伙，果然是来“送终”的！

刘备暴怒，对宋忠咆哮道：“你们做人做事怎么可以这样？不早告诉我，现在大祸临头了才让我知道，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个宋忠其实挺冤的，他除了名字起得晦气，其他也没犯啥错误，人家老板要投降，跟他一个打工的有半毛关系吗？

可刘备现在找不到人撒气，也只能拿这个倒霉家伙泄火了。他拔出刀来架在宋忠脖子上，怒骂道：“就算砍下你的脑袋，也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愤。滚吧，我刘玄德身为大丈夫，耻于临别之际还要杀人。”

泄完火，刘备就把宋忠轰走了，然后赶紧召集诸葛亮和关羽等人商量对策。

可想而知，众人一听，都是义愤填膺。有人建议，索性攻打襄阳，杀了刘琮，趁势把荆州据为己有。

很显然，这是个馊主意。可陈寿却在《三国志·先主传》里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固然，“取荆州”是诸葛亮既定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必须拿下荆州，刘备集团才有立足之地。可想取荆州也得看时候吧？眼下曹操的虎狼之师已经近在咫尺，你和刘琮还要窝里斗，那不是便宜了曹操吗？更何况，如果襄阳攻不下来，曹操大军又至，岂不是腹背受敌，死得更快？退一步说，即便拿下了襄阳，就能保得住荆州吗？倘若单凭刘备的力量就能对抗曹操，那诸葛亮又何必在“隆中对”里着重提出“联吴抗曹”的战略？

可见，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显然不太合理，所以陈寿的这一记载不足采信。

至于这个主意到底是谁出的，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它当场就被刘备否决了。不过，刘备否决的理由，却比我们这里说得冠冕堂皇得多。

刘备的理由是：“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翻译成白话就是：刘表临终前把刘琮托付给了我，如果我乘人之危把荆州据为己有，那就是背信弃义、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是我不愿做的；假如这么做了，那我死后有何颜面去见刘表？

刘备此言，引出了一桩“刘表托孤（托国）”的悬案。之所以称为“悬案”，是因为刘表究竟有没有把刘琮或荆州托付给刘备，实属真假难辨，在历史上并无确论。

关于此事，裴松之在《三国志·先主传》的注里引用了三本书，罗列了三种不同说法。

上面刘备这段话，出自晋人孔衍所著的《汉魏春秋》。此外，还有时人王粲的《英雄记》和王沈的《魏书》两种说法。

《英雄记》的记载最简单，只有一句话：“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意思是刘表病重期间，专门给朝廷上表，推荐刘备任荆州刺史，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荆州让给刘备了。

《魏书》的记载则比较详细。

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刘表病重时，把荆州托付给了刘备，说：“我的儿子没有才干，得力将领又很少，我死以后，你就统领荆州吧。”刘备答：“将军的几个儿子都很贤能，您还是安心养病吧。”有人劝刘备照刘表说的做，刘备说：“刘表待我不薄，我若这么做，世人会骂我无情，我自己也不忍心。”

综观三种说法，分别是让位、托国、托孤。

前两个说法大同小异，都是把荆州交给刘备，只是前一个说法简单粗暴，后一个说法写得较为详细，增加了具体的对话，也给出了托国的理由，但二者同样不合常理，所以不足采信。

原因很简单：刘表一直在猜忌和防范刘备，怎么可能临死前突然把荆州交给他？倘若如此，那他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刘表难道不担心，到时候两个儿子会跟刘备爆发权力冲突吗？还有蒯越、蔡瑁这些人物，在荆州可谓根深势大，实力都不可小觑，刘表凭什么说“诸将零落”？这显然违背事实。像蒯越、蔡瑁这样的实力派，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荆州落入刘备之手而无动于衷？假如刘表真的这么做，那无异于亲手给荆州埋下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也无异于让两个儿子以及蒯越、蔡瑁等人跟刘备混战血拼。这既不是一个父亲应有的做法，也完全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会干的事。

事实上，裴松之在引用了这两种说法后，也特意下了一段按语，对其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原话是：“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

大意就是，裴松之认为，刘表和妻子蔡氏向来宠爱刘琮，废嫡立庶是他们很久以来就计划好的，没有理由在临终前把荆州交给刘备，可见这两种说法是不对的。

既然刘表不可能让位或托国给刘备，那么最后一种说法，即《汉魏春秋》所言的托孤，又是否可信呢？

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理由有二。

首先，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刘表心里最清楚，把这份偌大的家业交给刘琮，他肯定是不放心的。所以，临终前找一个相对可靠的人来辅佐，就是合情合理之事。唯一的问题是：刘表不是一直不信任刘备吗，为何又要托孤？

不信任是肯定的，但是要利用他也是肯定的。前文说过，刘表对刘备的态度，向来是既防范又利用。对刘表和荆州而言，刘备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抵挡曹操。所以刘表临终前对刘备的嘱托，重点很可能就在于此。

其次，按《汉魏春秋》的记载来看，所谓刘表托孤之事，是刘备自己说的。倘若刘表只是嘱托他加强军备、抵御曹操，这当然也是在辅佐刘琮，却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周公、霍光那种“辅政”意义上的“托孤”，更不等于赋予刘备“顾命大臣”的权力。此外，刘表可以把抵御曹操的事交给刘备，当然更有必要把其他重要的政务交给蔡瑁、蒯越等心腹。换句话说，刘表临终前一定要有所托付的话，首先肯定是找蔡瑁、蒯越等人，其次才是找刘备，只是前者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而已。

综上，我们的结论就是：刘表临终前对刘备有所嘱托，这点应该是可信的，但刘备自己在转述此事时，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将其粉饰成了意义重大的“托孤”，从而美化自己的人设，并借此表示自己不是那种背信弃义、乘人之危的人，如此便进一步完善了自己重情重义的道德形象。

如果刘备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高尚，那么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在受刘璋重托的前提下，悍然背弃约定，从人家手中夺取益州了。

当然，作此结论并不是说刘备就是一个伪君子，只是想表明：人是复杂的，搞政治的人就更复杂了，用“高尚/卑鄙”“真诚/虚伪”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去简单地概括和评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成熟的。

无论一个政治人物做什么，最根本、最重要的考量，永远都是“利害”，而不是“是非”。刘备当然也不例外。这不是道不道德的问题，而是道德考量在残酷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斗争中并不适用。

因此，当有人建议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打刘琮、夺取荆州时，刘备之所以否决，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担心对不起刘表（道德因素），而是自知打不过曹操（现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