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十月，袁绍的外甥高幹见冀州丢了，袁家大势已去，只好向曹操投降。

曹操仍然让他当并州刺史。也就是说，高幹只是把城头上的旗子换了一下而已，其他如官职、权力、地盘、人马等，什么都没变。

这就叫识时务的聪明人。

不过，高幹并未把这种聪明坚持到底。没过多久，他就降而复叛了。

这是后话。眼下，先他一步降而复叛的人，是袁谭。

早在曹操全力围攻邺城时，袁谭就已再度扯起反旗，出兵占领了甘陵(治今山东临清市)、安平(治今河北衡水市)、渤海(今河北沧州市)、河间(治今河北献县)等地，然后又进攻袁尚所在的中山国。袁尚不敌，逃往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投奔了二哥袁熙。

袁谭吞并了袁尚的余部，最后回防龙凑(今山东平原县东)，摆出了跟曹操死磕到底的架势。

这又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家伙。

曹操没办法，只能成全他。在讨伐之前，曹操先礼后兵，写了一封信给袁谭，责备他背信弃义，然后宣布断绝与他的姻亲关系，并把他的女儿遣送了回去。

当年十二月，曹操亲率大军进讨。袁谭不敌，只好撤出平原县，退守南皮，并沿清河(流经南皮县西)一线布防。曹操进据平原，很快克复了附近诸县。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正月，曹操大举进攻南皮。这是袁谭最后的据点，他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殊死抵抗。一番激战后，曹军伤亡惨重。曹操无奈，打算暂时后撤，让将士们缓缓。大将曹纯(曹仁之弟)极力阻拦，说一后退士气便泄了，绝不能退。

这个曹纯可不是一般将领，他是曹军中最为精锐的王牌部队——“虎豹骑”的统领。

虎豹骑，顾名思义，就是战斗力极为强悍、作战像虎豹一样勇猛的骑兵。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纯统领的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意思是虎豹骑的成员都是当时天下最骁勇、最精锐的战士，普通部队里率领百人的将领，到了虎豹骑就是一名士兵而已。由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可以想象战斗力有多么惊人。

正因为是精锐中的精锐，所以虎豹骑的历任统领都是曹操最信任的亲属：首任统帅是堂弟曹纯，此后的继任者是族侄曹休、养子曹真。甚至曹操本人还曾两度亲自统领：第一次是在虎豹骑刚刚组建，尚未选定曹纯为统领时；第二次是在曹纯死后，虎豹骑的指挥权尚未交给子侄辈的时候。

按照史料分析，虎豹骑的组建时间应在官渡之战后。而其第一次有记载的战斗，就是此次围攻袁谭的南皮之战。

当时，曹操听从了曹纯的劝阻，决定一鼓作气消灭袁谭，遂亲自跑到阵前擂动战鼓，为将士们鼓劲助威。

老板亲自上阵打鼓，当然极大地激励了部众的士气。曹军终于攻克南皮，袁谭突围而走。曹纯率领虎豹骑追击，将袁谭斩杀。

这是史书有载的虎豹骑在战场上的第一次亮眼表现。此后多年，虎豹骑更是随着曹操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令对手闻风丧胆。

袁谭一死，袁氏阵营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剩下的袁熙和袁尚，只能躲在幽州苟延残喘，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了。

眼看袁氏兄弟已然是穷途末路，跟着这样的老板混还有什么奔头？袁熙麾下的部将焦触、张南决定弃暗投明，于是发动了一场兵变。袁熙和袁尚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只好逃往辽西郡(治今辽宁义县西)，投奔乌桓酋长蹋顿。

焦触自立为幽州刺史，随后胁迫下辖各郡县的太守、县令等一同归降了曹操。

随着焦触的归降，冀、青、并、幽四州貌似都已收入曹操囊中。其中，冀州和青州是曹操用武力打下来的，比较牢靠，而并州和幽州则不费一兵一卒就到手了，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怎么看都有点虚。

果不其然，就在焦触归降的短短几个月后，幽州就发生了叛乱——以赵犊、霍奴为首的变民斩杀了焦触和涿郡太守王松，打出了反旗。与此同时，辽东郡(治今辽宁辽阳市)的乌桓单于苏仆延又纠集了其他几个郡的酋长，联合出兵，大举进攻犷平(今北京密云区东北)。

此时驻守犷平的人是鲜于辅。此人早在官渡之战时便已归附曹操，被曹操封为右度辽将军。所以，乌桓人此次进攻，摆明了就是冲曹操来的。

当年八月，曹操率军北上，斩杀赵犊、霍奴，迅速平定了幽州之乱，继而直趋犷平，驰援鲜于辅。苏仆延等人没料到曹操进兵会如此神速，自忖不是他的对手，便解围而去，撤回了塞外。

就在曹操北上平乱之际，不久前刚刚归降的并州刺史高幹自以为有机可乘，遂再度反叛。当年十月，高幹攻陷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市上党区)，生擒了曹操任命的太守，然后进军扼守战略要地壶关口(今山西长治市东)，准备以太行山为屏障对抗曹操。

这个只聪明了一次就开始犯蠢的高幹，无疑是在步袁谭之后尘。

曹操接到战报，立刻命乐进、李典为前锋进攻高幹，随后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亲率主力进围壶关。三月，壶关守军投降，高幹带着几名亲兵逃往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向驻扎在此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求救。

呼厨泉知道高幹现在已经是落水狗了，而曹操则所向披靡、如日中天，他怎么可能帮高幹去抗曹呢？于是一口回绝。

高幹走投无路，只好掉头南逃，准备到荆州投奔刘表。可刚走到上洛(今陕西商州市)，便被当地都尉轻而易举地斩杀了。

曹操旋即命部将梁习出任并州刺史。

当时的并州，虽然高幹已死，但还有两股势力仍然是不稳定因素：一是以呼厨泉为首的南匈奴，二是依附南匈奴且拥兵自保的地方豪强。

梁习到任后，针对这两股势力迅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第一招是“以礼相待”：亲自拜访匈奴和豪强中的头面人物，温言善语，礼遇甚周，跟他们拉近距离，建立关系；

第二招是“调虎离山”：保荐他们到州府出任官职，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地头蛇调离了他们的巢穴；

第三招是“釜底抽薪”：下令征兵，把他们的宗族子弟全部征召入伍，美其名曰“义从”(志愿兵)，然后把他们源源不断地送到曹操麾下的各个部队中；

第四招是“迁移人口”：把他们的家属陆陆续续迁到曹操新建立的大本营邺城，表面上是给了他们“一线城市”的户口，貌似很够意思，实则是把这些人变成了人质。

前面做了这么多铺垫，最后一招就是“图穷匕见”：对那些仍旧不肯顺从的匈奴酋长和地方豪强，就一个字——打!

据说梁习出兵后，一战就斩首了一千余级，俘虏了一万多人。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活的人都服了，不服的人都死了。于是，并州迅速出现了这样一番喜人的景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单于呼厨泉老实了，酋长和豪强们也都跪下磕头了，大家都乖乖地承担赋税和差役，跟汉人老百姓一样了；边境太平，老百姓都在田野里辛勤耕种，政府鼓励农业发展，法令都能得到贯彻落实。

并州能够这么快出现太平景象，首先要归功于梁习的才干，其次也再一次证明了曹操在识人、用人上的智慧——总是能把人才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干。

至此，冀、青、幽、并四州终于全部平定，剩下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对手，便是幽州以北的乌桓了。

乌桓，也作乌丸，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的一支。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单于冒顿击破，其中一支逃至乌桓山(今大兴安岭山脉南端)，遂以山名为族号。东汉初年，乌桓从塞外南迁至辽东、朔方等郡，逐渐发展壮大，名义上受汉朝管辖，实际上并未真正归顺。

东汉末年，乘天下大乱之机，乌桓用掳掠、裹挟、收容等方式，先后得到了十余万户的汉人人口。袁绍占领冀州后，极力拉拢，以皇帝名义把乌桓的众多酋长封为单于，又物色了一些民女，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嫁给了他们。

乌桓各部落中，辽西郡酋长蹋顿实力最强，袁绍招揽他也最为卖力，双方一直维持着不错的关系。当初袁绍消灭公孙瓒，蹋顿便助了他一臂之力。所以袁熙、袁尚哥儿俩被曹**得走投无路后，只能投奔蹋顿。

蹋顿也很讲义气，答应帮他们夺回故地，遂多次“入塞为寇”。

因此，不把以蹋顿为首的乌桓势力灭掉，幽州肯定不得安稳，曹操在邺城也绝对睡不好觉。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经过差不多一年的休整和准备，曹操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正式宣布北征乌桓。

可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大多数将领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袁尚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蹋顿不会真的替他出头，如果大军出塞征讨，许都空虚，难免被刘表和刘备偷袭。

关键时刻，又是郭嘉这个少数派站出来力挺曹操。

他认为，袁绍对乌桓和北方的民众有恩德，而曹操虽然平定了北方四州，但只是用武力征服，未及施恩，此时若去打南边的刘表，蹋顿必然对北方四州心生觊觎，一旦他联合胡汉大举南下，形势就危险了。反观刘表，不过是一个崇尚清谈、坐而论道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才干不足以驾驭刘备，若重用怕无法控制，若轻视，刘备必不为他所用。所以，曹操即便以举国之力北征，也丝毫不用担心。

曹操闻言，信心大增，立刻率大军北上，就此打响了统一北方的最后一战。

大军进抵易县，郭嘉又建议曹操留下辎重，轻装疾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曹操采纳，随即把辎重和重装铠甲全部放在后军，同时遴选了一批精锐，一律轻装，由他本人亲自率领，以急行军的速度北上。

当然，曹操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深知自己对北方的气候、地形、道路等都缺乏了解，而这些自然条件又会极大地影响行军作战，所以必须找一个这方面的行家，才能确保客场作战的胜利。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专业人才。

此人名叫田畴，当初袁绍前后五次征召，都被他拒绝了。可这回曹操征召，他却二话不说就赶了过来。仅仅选老板这一点，就足以看出此人的判断力和远见。有这么一个人当高参，曹操在陌生的北方作战也就不会吃亏了。

不久，曹军进抵无终(今天津蓟州区)。此处便是前线。时值盛夏，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乌桓大军又早已抢占各处战略要地，曹军根本无法前进。

这种时候，曹操只能找田畴问计了。

田畴说：“咱们走的这条道，夏秋两季，全都会变成沼泽。说它浅，车马难以通过；说它深，舟船不能行驶，是长年无法解决的难题。”

曹操无奈，便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路。

田畴说有，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市西北)，有一条古道可前往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南)，但那条路已经一百多年没人走了，桥塌路断，仅有残迹可寻。

曹操这个人，就怕无路可走，从来不怕走险路，因为恰恰是走险路，才有可能出奇制胜，于是忙问田畴有何具体方略。

田畴说：“乌桓把主力都布置在无终前线，认为这是我军的必经之路，若无法前进，只能后撤。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佯装撤军，然后出卢龙口，穿越白檀、平冈，再往东北方向走，便能直插乌桓空虚的后方，必可出其不意，一战生擒蹋顿。”

曹操大喜，就说了一个字：“善!”

随后，曹操率部后撤，然后故意放出风声，说雨季道路不通，只能撤兵，等到秋冬再行出击。

乌桓的斥候得到情报，立刻上报。蹋顿就此放松了警惕。

接下来，曹操以过人的胆识开始了一场险象环生的远征：他亲自率军，命田畴为向导，翻越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北)，一路向北挺进，然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硬是在崇山峻岭中开出了一条长达五百里的山路，就这样越过白檀、平冈，又悄悄穿过鲜卑王庭，向东直扑蹋顿驻守的柳城。

直到曹军距柳城还不到两百里时，乌桓斥候才发现了他们。

蹋顿大惊失色，慌忙集结袁尚、袁熙、辽东单于苏仆延、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人，共率数万骑兵，出城迎击曹操。

同年八月，曹军与乌桓联军在白狼山(今喀喇儿方翼蒙古族自治区)猝然遭遇，双方在此展开了决战。

此时，形势对曹军是很不利的，一来是长途奔袭，人困马乏，二来是为了急行军，曹军将士少部分人还穿着轻甲，大部分人甚至连轻甲都没有，装备几乎等于没有。而对手则是以逸待劳，且装备齐全。

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饶是曹军将士个个身经百战，此刻也无不面露恐惧之色。

这种时候，拼的就是统帅的定力和战略了。

双方未及接战，曹操便已登上高处，瞭望战场形势。一番紧张的观察后，曹操笑了——乌桓联军虽然人多势众，但行动散漫，部伍凌乱，可见其战斗力十分有限。

曹操当机立断，命张辽为前锋，率先冲锋，然后全军出击，直冲敌阵。

没有预备队，也不考虑退路，这就叫孤注一掷!

一番激战后，乌桓联军全线崩溃。张辽一马当先，斩杀了蹋顿、能臣抵之及多名乌桓酋长。乌桓联军大部被歼，袁尚、袁熙、苏仆延、楼班等人侥幸逃脱，带着数千残部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

曹军随即占据柳城。当地的胡人和汉人共二十余万，全部投降。

左右劝曹操乘胜追击，直捣辽东，把袁氏兄弟和公孙康一块儿收拾了。曹操笑了笑，说：“我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给我送过来，不劳咱们出兵。”

同年九月，曹操凯旋。

公孙康是割据辽东的诸侯，由于地处东北一隅，没有其他诸侯来打，辽东几乎就是个独立王国。其父公孙度在世时，便长期以辽东王自居，谁的账都不买。公孙康承袭父位后，照样牛皮烘烘，几年前还一度想挥师南下去打曹操。

可如今，作为南面屏障的袁氏兄弟和乌桓人全都被打败了，曹操的兵锋已经指到了他的眼皮底下，公孙康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曹操如果想打他的话，早就发兵过来了，之所以打到柳城就班师，无非就是要看他的态度和表现——若是他胆敢跟袁氏兄弟和乌桓残部穿一条裤子，那么曹操迟早会兵临城下。

公孙康权衡了一番利弊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先是假惺惺地收留了袁氏兄弟和苏仆延等人，然后盛情邀请他们前来赴宴，并在府邸的马厩里埋伏了一队精锐武士。袁氏兄弟和苏仆延等人来到公孙府时，袁熙忽然生出一丝不祥之感，不禁迟疑了起来。袁尚骂他疑心病太重，强行把他拉了进去。

众人进到府内，未及入座，公孙康突然一声令下，那些伏兵便一拥而上，把他们全给拿下了。

当时天寒地冻，袁氏兄弟被捆绑着，瘫坐在雪地上。袁尚冷得受不了，便央求公孙康道：“我们还没死，实在忍受不住寒冷，能给张草席吗？”

公孙康还未答言，一旁的袁熙却淡淡地说了一句：“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

咱们的头颅马上就要行万里路了，还要草席干什么!

在袁氏三兄弟中，袁熙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然而当面临死亡时，他淡定自嘲的形象却与袁尚的软弱和畏怯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之前的袁尚有多么风光，也不论之前的袁熙相形之下有多么黯淡，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袁熙用最后一点骨气撑起了人生的最后一丝尊严，明显把袁尚给比下去了，也足以让他在后世读者的心目中留下一个不算太差的形象。

也许，正因为袁熙最后的表现比较亮眼，与他之前模糊黯淡的形象反差太大，看上去似乎不太合理，所以南朝刘宋的史学家范晔便在《后汉书·袁绍传》中，将这句话改成是公孙康说的。

但是，范晔的修改却没有什么史料依据，纯粹出于个人好恶，所以并不严谨。此外，《三国志》所引的《典略》毕竟是三国时期的史料，作者鱼豢是曹魏官员，与袁熙基本算是同时代人，其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比《后汉书》高。有鉴于此，我更倾向于“头颅方行万里”这句话是袁熙说的。

很快，袁熙、袁尚及苏仆延等人的头颅便被送到了曹军大营。

公孙康既然这么识时务，曹操自然要投桃报李，旋即以朝廷名义任命他为左将军，封襄平侯。

然后，曹操立刻命人把袁尚的头颅挂在辕门上示众，并下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牵招却独自设祭，放声痛哭，曹操认为他是忠义之士，于是举荐他为茂才。

诸将都觉得曹操真是神机妙算，说公孙康会把袁尚等人的头颅送来，果然他就乖乖送来了，便问曹操怎么算得这么准。曹操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氏，我们若急于进攻，他们必定联手抵抗；我们缓一缓，他们反而会自相残杀。这是形势决定的。”

当时，曹军还在班师途中，尚未回到邺城。时值寒冬，又逢大旱，曹军一连走了两百里地，居然找不到一处水源，而粮食差不多也告罄了。将士们又饿又渴，苦不堪言。没饭吃，只好杀了数千匹战马来充饥；没水喝，只好自己动手开凿水井，据说足足挖到地面下三十余丈，才见到了水。

此次远征，堪称曹操自起兵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次。

有感于此，当大军来到了安全地带后，曹操立刻下了一道命令，要调查当初是哪些人劝谏他不要发动这次北征。

命令一下，三军将士顿时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觉得这回要遭殃了。

没多久，一份“劝阻北征之人”的完整名单便送到了曹操手上。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曹操竟然给了名单上的每个人一份重重的赏赐。

正当众人既惊喜又诧异之际，曹操给出了他的理由：“此次北征乌桓，实在是危险万分，全凭侥幸。虽然大获全胜，但只能说是上天保佑，绝不可视为理所应当。诸君的劝谏，才是万全之策，所以要给你们重赏，希望以后继续劝谏，不要闭口不言。”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看曹操对待劝谏的态度，再对比一下袁绍对待田丰、沮授等人的做法，好老板和坏老板的分野十分明显，可谓高下立判。而且，曹操奖赏的还是提了错误意见的人，其目的就是不想阻塞言路；而袁绍惩罚的却是提出了正确意见的人，其动机仅仅是因为他丢了面子。把这个因素再考虑进去的话，那么曹操的智慧与袁绍的愚蠢就对比得更加显著了，二者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如果我们不把“德”仅仅理解为狭义的道德品质，而是理解为更广义的能力、才干、综合素质的话，那么这句话就很适合袁绍。

虽然袁绍是“四世三公”出身，但如此耀眼的家庭背景或许可以让他在太平之世做一个太平宰相，却远远不足以让他在这个大乱之世成就王霸之业，更不足以让他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

只有曹操，这个既能做治世能臣又能做乱世奸雄的人，才有足够的资格坐上王者的宝座。

随着整个北方的彻底平定，曹操自然就把目光瞄向了那些仍然割据一方的诸侯，他们是荆州的刘表、刘备，江东的孙权，关中的马腾、韩遂，汉中的张鲁，益州的刘璋……

从起兵讨伐董卓的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此刻的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用了整整十七年才统一了中国北方。当年的他36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现在的他53岁，虽然年过半百，却仍壮志满怀。

正是在北征乌桓凯旋的路上，曹操写下了“歌以咏志”的千古名篇《步出夏门行》。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便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自强不息的精神，建功立业的**，平定四海的抱负，一统天下的野心，全都凝聚在这十六个字中。

此刻的曹操无法预知未来，所以他一定坚信，分崩离析的大汉江山必然会在他的手上重新统一起来，而这个群雄割据、诸侯争霸、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乱世，也必将在他的手上终结!

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往曹操期待的方向前进。短短一年后，他就在一个叫赤壁的地方，遭遇他这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就是这场战役，逆转了整个天下大势和历史的走向，也粉碎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梦想。

此后的整个天下，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格局。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当曹操站在“统一北方”这个历史节点上，用一种睥睨天下的目光扫视四方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三国这场大戏最精彩、最**的一幕，其实才刚刚上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