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公孙瓒之后，袁绍坐拥冀、青、幽、并四州，可以说一举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没有之一。

原本就十分自负的袁绍，越发踌躇满志，眼中时常流露出一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神采。他手下一个叫耿包的主簿，一看老板整天神采飞扬，觉得这是一个献殷勤的大好机会，便私下去见袁绍，建议他应天顺人，登基称帝。

袁绍本来便有此意，一听顿时心痒难耐，于是立刻召集高管们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称帝的事。不料，议题刚一抛出，所有文武官员异口同声表示反对，都骂耿包大逆不道，应该拉出去砍了。

袁绍暗暗吃了一惊，没想到众人的反对竟会如此强烈。

还好，袁绍比他死去的老弟有脑子，像这种没有人支持的事情，那是绝对不能干的。为了澄清自己的立场，表明不称帝的态度，袁绍二话不说，当场就命人把那个耿包拉出去砍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拍马屁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要以为摸清老板的心思就够了，还得知道同僚们都在想些什么，否则心血**随便乱拍，那是会死人的。

袁绍很清楚，众人之所以反对自己称帝，是因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而时机之所以不成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黄河南边有一个日渐坐大的强劲对手——曹操。

早几年，他和曹操虽然各怀鬼胎，但起码还维持着表面的同盟关系，可自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两人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原本的暗中角斗便渐渐公开化。而两个月之前发生的“眭固事件”，更是让袁绍怒火中烧，仿佛挨了曹操一记火辣辣的耳光。

前文说过，眭固是原黄巾余部黑山军的首领，后来投靠了张杨。不久前，张杨被部将杨丑所杀，而眭固旋即又杀了杨丑，控制了张杨留下的部众和地盘。之后，眭固打算连人带地盘一块儿归附袁绍，这对袁绍来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可是，谁也没想到，曹操很快就得到了情报，遂亲自率部逼近黄河南岸，命大将曹仁、史涣渡过黄河，对驻扎在射犬(今河南沁阳市)的眭固发动攻击。眭固自知不敌，带着部众向北逃窜，却还是被曹仁和史涣追上，当场斩杀。曹操随即渡河，进围射犬，将其逼降，紧接着又拿下野王(今河南沁阳市)，就这样把张杨的部众和地盘一口气都给兼并了。

此举无疑是对袁绍**裸的挑衅，袁绍岂能咽下这口恶气？

在袁绍看来，既然他与曹操迟早要有一场对决，那么时间拖得越久，曹操的实力就越强，到时候就越难铲除，所以没必要再等了，不如乘着消灭公孙瓒之余威，一举消灭曹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即除掉公孙瓒短短三个月后，袁绍便迅速集结了十万大军，外加一万匹战马，准备渡过黄河，大举进攻许都。

然而，关于是否要在此刻与曹操决战，底下的谋士们却分成了两派，各执一词。

反对者以沮授为代表，他说：“近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出师，百姓疲敝，仓库空虚，万不可轻动。眼下应该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同时遣使入朝，向天子奏捷。曹操若是阻拦，便上表弹劾他，然后出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对其采取蚕食和袭扰之策，使其不得安宁，而我方则在以逸待劳的同时，修造船舶，训练水军。如此，一旦时机成熟，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支持出兵的以郭图和审配为代表。他们针锋相对说：“以明公之神武，率河朔之精兵强将，讨伐曹操，可谓易如反掌，何必那么麻烦？”

沮授力争道：“平乱除暴，称为‘义兵’；凭借人多势众，称为‘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我军若南下攻击，师出无名，是为不义。而且，胜败是由政治上的谋略决定的，不在于军事上的强弱。曹操法令严明，士卒精锐，不是公孙瓒那种坐以待毙的人。而今，放弃万无一失的战略，出动没有号召力的军队，我替主公深感恐惧。”

郭图却冷笑道：“武王伐纣，能说是‘不义’吗？况且现在讨伐的是挟天子的曹操，岂能说师出无名？主公如今实力正强，将士们也都想在战场上一展身手，若不趁此机会奠定大业，正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当年弱小的越国之所以最终称霸、强大的吴国之所以最终覆灭的原因(意为吴国的错误在于没有趁自身强大之时一举消灭越国)。沮授的方略，固然是沉稳持重，但完全不懂随机应变之道。”

综观双方的意见，沮授重在从政治角度评估，而郭图和审配则是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二者因视角的差异自然就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很难说有什么高下对错之分。

在当时，由于曹操捷足先登掌控了天子，所以袁绍在政治上的确处于劣势，不仅号召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其出兵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更是先天不足。

沮授正是从这一角度才反对出兵。虽说当时的东汉天下已经是一个军阀割据、诸侯混战的乱世，有兵就是草头王，但这并不意味着单凭武力就能扫灭群雄、定鼎天下。即使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道义”“人心”等无形的东西也依然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比如一度强大的董卓、袁术、公孙瓒等，正是因为失去了道义和人心，才会昙花一现，迅速败亡。至于吕布、李傕、郭汜之流，更是“失道寡助”的典型例证——武力很强，但在政治谋略上一窍不通，在个人修为上又一塌糊涂，结果自然是死得很快。

由此可见，沮授坚持站在政治立场上看问题，总体上肯定是对的。假如袁绍只是想偏安一隅，像刘表那样做一个只求自保、不图扩张的诸侯，那他当然不必说这么多。正因为袁绍志在天下，一心想成就帝王大业，所以就必须讲究正义性与合法性，必须师出有名。换言之，只想做军阀，那你一切随意；若想做皇帝，一举一动就都要讲究“政治正确”，否则得不到人心，你也就得不到天下。

当然，话说回来，光有“政治正确”，没有枪杆子，同样不可能夺取天下。所以，像沮授说的“胜败取决于政治谋略，不在于军事上的强弱”这种话，显然是以偏概全了。人心可以靠无形的政治谋略去获取，可地盘却必须靠实实在在的武力才打得下来，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就此而言，郭图和审配认为现在我强敌弱，应该趁此机会一举消灭曹操，就是有道理的。若再给曹操几年时间去发展壮大，到时候强弱之势或许就易位了。

不过，郭图和审配却过于迷信武力，以为谁的拳头大谁就一定赢，说打曹操“易如反掌”，这显然也是失之偏颇了。曹操现在的军事实力固然比袁绍弱很多，但如果把政治谋略、用人之道、管理方法、用兵之道等软实力都加进去一起评估，那么曹操的综合实力绝不在袁绍之下。就算曹操不像荀彧和郭嘉曾经吹捧的那样是个“十项全能”选手，但综合得分略高于袁绍则是毫无疑问的。

遗憾的是，袁绍意识不到这一切。

骨子里，袁绍其实也是一个偏于迷信武力的人，当初劝何进召集四方将领进京，就是一个典型的迷信武力、不考虑政治后果的案例。按理说，在“四世三公”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政治悟性和政治敏感度应该很高才对，可不知为何，袁绍在这方面恰恰不比常人高多少。若是再跟曹操一比，那就堪称平庸和迟钝了。

所以，面对沮授与郭、审二人的争论，他内心当然是倾向于后者的。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郭图和审配的意见，下定决心要与曹操一决雌雄!

沮授之前颇受袁绍重用，担任的是“监护诸将”的职务，拥有对所有将领的监察之权，而且还单独统率了一支兵马，可以说兼有谋士和将领双重身份。

郭图本来便嫉妒他，现在又因此事生出龃龉，遂对袁绍进言道：“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声势越来越高，何以制约他？人臣的权威等同于人主，这是灭亡之兆啊。而且统兵于外之人，也不宜兼领内务。”

袁绍听信了郭图之言，遂将沮授的部众一分为三，只给他留了三分之一，把另外三分之二的兵力分别给了郭图和淳于琼。

袁绍即将大举进攻的情报，很快就传到了许都。

曹操麾下众将大为震恐，可曹操却很淡定，说：“我了解袁绍，他这个人志向很高，但智谋很低；表面英勇无畏，实则缺乏胆识；对人猜忌刻薄，却树立不起威信；兵力很强，但统率无方；部将骄慢，且政令不一。这样的人，土地虽广，粮食虽丰，不过都是替我储备罢了，到头来都得奉送给我。”

其实，面对马上就要到来的决战，曹操内心肯定不像他表面这么轻松。但是，身为领袖，必须拥有这种高度自信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论对手是否真的这么一无是处，都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只有这样，才能给部众信心和勇气。倘若领导自己先?了，那就别指望下属们替你打胜仗了。

当然，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同时，还必须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曹操自然深谙此理。

这年八月，曹操亲自抵达黎阳前线，部署防御：命不久前归降的臧霸率精锐进驻兖、徐、青三州交界处的战略要地，防备青州的袁谭；命于禁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刘延驻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防备袁绍主力；命夏侯惇等人沿敖仓(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孟津(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区东)一线布防，以备策应。

九月，他又命徐晃、张辽率兵万人进驻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

部署停当后，曹操才回到了许都坐镇。

此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境况显然比过去好多了：东边的徐州，他已经拿下；西边的马腾和韩遂，也已经招抚；东南面的袁术，自己玩完了；江东的孙策，暂时也已笼络。所以，眼下最主要的对手，除了北面的袁绍，就只剩下西南面的刘表和张绣了。

简言之，在袁曹对决的这盘大棋中，刘表和张绣这两颗棋子可谓举足轻重——他们倒向哪边，哪边就握住了更多胜利的筹码。

关键时刻，袁绍走了一步好棋。他命人前去招抚张绣，同时给贾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跟贾诩拉交情、攀关系，极力示好。因为他很清楚，贾诩就是张绣的脑子，只要搞定贾诩，张绣必然归降。

张绣一旦归附袁绍，就等于在曹操后背插了一把刀子，这对曹操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而对张绣来讲，归附袁绍似乎也是最合理的选择，毕竟在当时的天下，袁绍是最强大的诸侯，没有之一。

所以，当张绣带着贾诩一起接见袁绍的使者时，他甚至都忘了咨询贾诩的意见便准备答应了。可让他和使者都万万没想到的是，贾诩居然抢在他前面，对使者说了一句话：“尊使回去后，替我谢谢袁本初，同时我还有一言相赠——连兄弟都不能相容，还能容得下天下国士吗？”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客气，就跟把口水直接吐到人脸上差不多。

使者蒙了，张绣更蒙。

愣了半天，张绣才尴尬地打了一个圆场，说：“先生何必把话说到这份上呢？”

可想而知，被当众打脸的使者立刻就愤然离席了。张绣苦着脸问贾诩：“搞得这么僵，接下来怎么办？”

贾诩淡淡一笑，只说了五个字：“不如归曹公。”

张绣闻言，顿时又惊又疑：“袁强曹弱，况且之前咱们还跟曹操结了死仇，怎么能去归附他？”

“正因如此，才应归附曹操。”贾诩说着，伸出了三根指头，“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归附他名正言顺，此其一；袁绍兵强马壮，咱们区区这点人马，必不为他看重，而曹操兵力薄弱，必然会欢迎咱们，此其二；有霸王之志者，定乐于抛弃私怨，向四海之人展示他的胸怀，此其三。希望将军不要再犹豫了。”

这就是逆向思维，想法与常人截然相反，却往往是对的。

贾诩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性洞察入微，所以他不管谋划什么，都不只是简单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而是更多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找到别人关注的东西和真正的利益所在，然后投其所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贾诩“算无遗策”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投袁还是投曹”这件事上，他十分精准地把握了袁绍和曹操的心理——袁绍强大，所以投袁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对袁绍而言价值不算很大；而曹操弱小，所以投曹就是雪中送炭，对曹操的意义自然就非同一般。

此外，正因为与曹操有宿仇，所以投曹反而有“故事”可以讲，足以让曹操利用此事为自己打造一个“宽容大度、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公私分明”的漂亮人设。这对一心谋求霸业、志在一统天下的曹操而言，其政治意义甚至要比得到张绣这员猛将的军事意义更大。因此，投靠曹操，张绣和贾诩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凸显。反之，投靠袁绍就没有任何故事可讲了，平淡得不值一提，袁绍最多表面上做一做欢迎的姿态，随后肯定会把张绣和贾诩撇在一边；再加上袁绍阵营中钩心斗角得那么激烈，像张绣和贾诩这种“外来户”，很可能立足未稳就被人搞死了。

而这一切，全都在贾诩的“算盘”之内，无一遗漏。

当年十一月，张绣听从贾诩之言，率部归降了曹操。

不出贾诩所料，曹操果然不计前嫌，向昔日的仇敌敞开了怀抱，当即设宴隆重款待，还在宴席上拉着张绣的手坐在一起。随后，又让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同时，任命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

事实证明，“投曹”确实是双赢之举：张绣和贾诩不仅加官进爵，且从此有了靠山，而曹操不仅解除了后背的威胁，还博取了胸襟宽广的美名，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不过在这里，有件事却值得我们玩味一下：当年，曹操老父被杀，他为了复仇狠狠地屠了徐州；如今儿子被杀，曹操却跟仇人结成了亲家。面对同样性质的事情，为何曹操前后态度的反差会如此之大呢？

其实，这与胸襟和肚量没有半毛钱关系，只与一个因素有关：时势。

当初的曹操，本来就对徐州虎视眈眈，再加上父亲被杀，他就更有理由灭陶谦吞并徐州了。后来因陶谦顽抗，曹操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只好用屠城的办法来发泄，同时也是借此瓦解徐州军民的反抗意志。可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当时袁绍便与曹操撕破脸，并有开战之势，那么曹操还敢大肆进攻徐州并屠城吗？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再设想一下，假如当时陶谦像张绣一样向曹操投降，那么曹操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袁绍，也一定会尽弃前嫌，与陶谦握手言和，从而安定自己的大后方。

同理，眼下曹操之所以厚待张绣，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有袁绍这个大敌存在。假如没有了袁绍这个威胁，那么曹操对张绣还会如此宽宏大量吗？

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因为一旦没有了袁绍这个威胁，那么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荆州刘表。所以，他必然会大举进攻荆州，亲手宰了张绣，然后再拿下刘表。如果张绣和刘表顽抗到底，他同样有可能给荆州也来一次屠城。

其实不仅是曹操，很多政治人物做事情，经常会让人感觉前后矛盾，难以理解。其根本原因无他，只不过是由于时移势易，他们的利益点也跟着转移罢了。换言之，不管表面上的行为多么矛盾，其内在逻辑肯定都是一贯的，那就是，在对时势进行理性判断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