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献帝刘协在安邑(今山西夏县)的日子开始不太安逸了。

因为他身边的那些军阀再一次爆发了内讧。

事情的起因，是围绕天子该不该回洛阳的问题，军阀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河内太守张杨为首，就是当初殷勤献粮的那位，坚持让天子回洛阳，董承站在他这一边；另一派以杨奉和李乐为首，坚决不同意。

军阀之间有分歧，解决方式肯定简单粗暴，就是直接用拳头说话。

李乐手下的韩暹率先发难，攻击董承。董承战败，跑去投奔了张杨。稍后，同一阵营的韩暹与胡才又发出了冲突。胡才准备打韩暹，刘协担心李傕和郭汜狗咬狗的那一幕重演，赶紧派人去劝，好说歹说才把胡才劝住了。

之后，可能是老大李乐出面调停，韩暹便率部离开了安邑，跑到了北边的闻喜(今山西闻喜县)；胡才则跟着杨奉一同南下，进驻坞乡(今河南偃师区南)，明显是防备张杨。

张杨这人比较狡猾，他看得出天子内心是倾向于回洛阳的，所以他才不会动用武力去硬抢，那太笨了。他的招数是“筑巢引凤”，让天子主动上钩。因为洛阳早已被董卓一把火烧成了废墟，要想把天子接回来，肯定得有地方住才行。所以，张杨随后就把董承派到洛阳去修缮皇宫了。

可是，修皇宫得花费巨资，别说张杨没那么多钱，就算有他也绝不会自掏腰包。那怎么办？

张杨的办法，是去拉赞助。当然也不是他自己出面。他找了朝中的太仆赵岐，由他出面去跟荆州牧刘表拉赞助。

天下诸侯那么多，为什么张杨选择了刘表呢？他凭什么认为刘表肯出这笔钱？

在此，我们有必要正式认识一下刘表这个人。

刘表，字景升，跟幽州牧刘虞一样，也是汉朝宗室出身，少年时代便知名于世，曾参加太学生运动，反对宦官，受党锢之祸牵连，一度逃亡。灵帝末期，当了何进手下的掾属，又担任过北军中侯。董卓把持朝政后，出任荆州刺史。不久，刘表殷勤地遣使入贡，遂被朝廷任命为荆州牧。

刘表这个人，性格比较温和，崇尚清谈，没什么野心，只求据有荆州自保，毫无征战天下之志。但他治理内政是一把好手，荆州在他治下颇为安定，百姓过得也比较太平。

荆州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三国志·刘表传》便称其“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刘表虽然不思进取，但自保却绰绰有余。这也是当初孙坚为何打不下荆州、反倒赔了性命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袁术后来一直与他相持却占不到便宜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四方群雄中，刘表属于实力最雄厚的诸侯之一。此外，相对其他军阀，他算是对朝廷比较尊重的——毕竟汉室宗亲的身份在那儿摆着，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工作还是要做一做的。

所以，张杨要帮天子修皇宫，刘表就是最理想的赞助人，没有之一。

刘表也很爽快，一听这事，二话不说，立马派了一队工兵前往洛阳，把修皇宫的事给承包了。随后，大批建筑材料和所需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了过去。

五月，随着工程的进展，归心似箭的刘协等不及了，便派人去通知杨奉、李乐和韩暹，说他决定返回洛阳，请他们派兵护送。杨奉等人本来是不乐意的，可转念一想，反正到了洛阳，天子照旧攥在他们手里，好像也没什么损失，便同意了。

李乐和胡才不想离开自己的地盘，留在河东没走。几年后，胡才死于乱兵之中，李乐病卒。

六月，天子车驾启程，由杨奉和韩暹护送，东归洛阳。张杨得偿所愿，赶忙又殷勤地带上粮食，专门到半道上去进贡。

七月初一，刘协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多的洛阳。因皇宫尚未完全竣工，便暂住当年那个大宦官赵忠的宅邸。

八月初八，刘协正式入住新修的皇宫。张杨特意为皇帝的寝殿起了个名字——杨安殿。张杨认为天子还都完全是他的功劳，所以很显然，“杨安”二字，便是“张杨安天下”的意思。

功劳这么大，加官进爵自然不在话下。仅仅两天后，张杨便被封为大司马，韩暹封大将军兼司隶校尉，杨奉封车骑将军，三人全都赐以“假节钺”的礼遇。

得了便宜之后，张杨又开始卖乖，对众将说：“天子，当与天下共之。”言下之意就是天子不能由他们哥儿几个独占着，然后说：“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我会出外镇守，作为天子和朝廷的屏障。”

说完，他果真就离开了洛阳，率部回他的基地野王(今河南沁阳市)去了。杨奉心领神会，也率部离开，屯驻在南面的梁县(今河南汝州市)。韩暹和董承则留在洛阳，担任皇宫宿卫。

张杨此举，表面上是在避嫌，似乎不想让天下人把他当成李傕、郭汜那样的军阀，其实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

道理很简单。首先，此时的洛阳早已没有百姓，也就没有人上交粮食，所以这么多支军队在这儿扎堆，吃饭都成问题，为了不喝西北风，他只能回自己的老巢。其次，洛阳的皇宫虽然修好了，但压根没有城防工事，万一别的军阀打过来，根本无险可守。因此，张杨屯驻洛阳北边的野王，杨奉屯驻南边的梁县，二者距离洛阳都不远，就是为了防备别的军阀来洛阳抢人。

此外，从他们四个人的分工来看，挟持天子的意味仍然很明显：张杨和董承本是一伙的，而杨奉和韩暹是一伙的，现在张杨和杨奉出外镇守，却各留了一个自己人在洛阳，这显然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换言之，双方表面上是在合作，共同守卫天子，其实是在制约和提防对方，不让对方独占挟持天子的好处。

以张杨为首的这四个军阀，智商显然比李傕、郭汜之流高一些，不像他们那样简单粗暴、穷凶极恶，但本质上照样是绑匪，只不过方式较为温和、手段较为高明而已。说穿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同样只有一个，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然而，就在张杨等人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有个实力比他们强得多、智商也比他们高得多的军阀，已经把目光瞄向了洛阳，并且锁定了天子刘协，酝酿着一个很大的阳谋。

这个人当然就是曹操。

此时的曹操驻扎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东)。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十八线小县城，很快就将因曹操实施的这个阳谋而变得举足轻重。

众所周知，曹操的这个阳谋，其实跟董卓、李傕、郭汜，乃至张杨、杨奉这些军阀都是一样的，无非也是要挟持天子，号令天下诸侯。

不过，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较难听，而且格局太小、政治站位太低。用曹操帐下谋士毛玠的话说，应该叫“奉天子以令不臣”。

早在四年前，即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一套如何实现“霸王之业”的战略构想，核心有二：第一，奉天子以令不臣；第二，修耕植以畜(蓄)军资。前者是政治战略，后者是经济战略，其中尤以前者为重。

因为名正则言顺。虽然曹操跟四方群雄一样，大家打的都是兼并战和争霸战，但是一旦“奉迎天子”，树起匡扶汉室的旗帜，就等于占领了政治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为战争行为披上了一件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外衣。尽管人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装”，但这并不妨碍曹操利用它去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毕竟在当时，天下士民和四方诸侯表面上都还是尊奉汉朝天子的，所以曹操只要把自己跟天子深度绑定，那他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从而对天下的人才构成极大的号召力，可以吸引大批精英前来投效。此外，当曹操想打哪个诸侯时，就会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既让自己师出有名，又陷对手于不义之地；同理，当曹操觉得有必要跟哪个诸侯结盟时，也会以天子名义给对方加官进爵，从而换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说白了，这就是一桩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只要把皇帝供起来，几乎不用花费什么成本，就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品牌经营上、团队建设上获取各种有形无形的收益，何乐而不为？

尽管好处多多，可当曹操提出这个想法时，还是遭到了大部分属下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原未定，要做的事还很多，此事并非急务；此外，韩暹、杨奉这些军阀自恃护驾有功，骄横凶暴，恐怕不易对付。

有远见的人虽然是少数，但终究还是有的。荀彧和程昱就坚定地站在了曹操一边。为了说服众人，荀彧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奉迎天子”能够带来的三大政治利益：“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国志·荀彧传》)

奉迎天子以顺应人心，是最大的趋势；大公无私以降服群雄，是最大的战略；弘扬正义以招揽俊杰，是最大的德行。

什么叫政治站位？这就叫政治站位。

这番话虽然是荀彧说的，但恰恰说出了曹操心中想的。

毛玠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及荀彧提出的这三大纲领，无疑成了曹魏集团核心的顶层设计，从而为日后的“霸王之业”奠定了他人难以超越的高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就绝不只是一个军阀，而更是一个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仅仅在这点上，那个“四世三公”的袁大盟主就远远比不上他了。

其实，袁绍帐下也并非没有能人。早在去年，也就是刘协刚刚逃到安邑的时候，谋士沮授就已经建议袁绍先下手为强了。

沮授说：“将军一族，数代皆为国之重臣，忠义无双。而今朝廷流离，宗庙残毁，四方诸侯都以大义为名，行相互吞并之实，没有人心忧社稷、体恤百姓。如今冀州已定，兵力强盛，士民拥戴，若西迎天子大驾，迁都邺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大军以讨叛臣，天下谁人能挡？”

然而，正如在曹操那边，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多数人反对一样，袁绍的谋士郭图、部将淳于琼等人都不同意。他们说：“汉室衰弱，由来已久，要把它再扶起来太难了。且如今群雄并起，各据州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真把天子迎回来，动辄就要奏请。服从他吧，权力就没了；不服从吧，等同于抗旨。束手束脚，太麻烦了。”

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馊主意。

沮授只能苦笑，最后对袁绍说了一句：“现在奉迎天子，在大义上占了先机，在时间上正合时宜，若不早定，必有人抢先下手。”

属下意见不一，最后如何拍板，当然就看袁绍的了。

很遗憾，袁绍并没有曹操那样的格局、远见和政治智慧。他的看法跟郭图等人差不多，觉得把天子供在身边就是自找麻烦，而且刘协又是董卓拥立的，这也让袁绍打心眼里排斥和反感。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沮授的提议。

仅就这件事来比较，不管是曹操与袁绍的个人素质，还是两个阵营的综合水平，其实都已经高下立判了。在这件事上，沮授算是袁绍阵营里最有头脑的人了，可他提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曹操阵营毛玠所提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比起来，在格局、高度和气势上显然都差了一大截。

虽然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出发点是家国大义，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出发点却是个人野心，二者岂可同日而语？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毛玠所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而已，其实质还不是跟沮授说的一样？

平心而论，还真不完全一样。

其微妙的差别，就在于曹操这个人的复杂性。正如前文所言，曹操固然是一个军阀，但他又绝不只是军阀，更是一个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心中就必然会有家国天下的位置，也一定会有匡扶社稷的志向和情怀。

这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不论是当年在官场上与宦官死磕，还是后来举兵讨伐董卓，曹操都是真心实意想要匡扶汉室的。而当袁绍要拥立刘虞时，曹操愤然喊出的那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同样也是出自真心。只是后来，面对日益复杂和残酷的现实，这颗真心才逐渐让位于争霸天下的野心而已。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他只有个人野心，丝毫没有家国情怀。

简言之，在曹操身上，个人野心和家国情怀是同时存在且纠缠在一起的，或许就连他本人也分不清何者比重更大，何者才是他做事的主要动机。

这正是曹操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所在，也是人性的矛盾和纠结所在。

不光是曹操，其实世上的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背后往往会有不止一种动机，只是有些动机比较明显，容易判断，有些动机藏得很深，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而已。

因此，如果说曹操奉迎刘协单纯是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那肯定是在美化和高抬他；但如果说他纯粹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也没有别的动机或想法，那也未免把他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主意打定，曹操立刻付诸行动，命曹洪去洛阳迎接天子。

可是，天子身边那些军阀可不是摆设。他们千辛万苦才把天子从长安护送到洛阳，你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想把天子弄走？做梦吧。

承担宿卫之责的董承闻讯，马上出兵，驻守在曹洪的必经之路上，把他给挡了回去。

关键时刻，朝中有个人主动出手，帮了曹操一个大忙。

这个人就是日后曹操帐下的重要谋士董昭。

董昭之前在袁绍帐下，后被袁绍猜疑而投靠张杨。张杨迎天子回洛阳后，董昭就留在了朝中，被任命为议郎。他很有眼光，知道跟着曹操这样的老板才有前途，于是决定在这件事上立个大功。

但他只是个小小的议郎，如何能从军阀那儿虎口夺食呢？

董昭使了一个借力打力的妙招。他把天子身边的军阀挨个研究了一遍，发现来自关中的杨奉在此地最缺人脉，几乎没有外援。像这样的人，通常是不会拒绝与“地头蛇”曹操合作的。于是，董昭便以曹操名义给杨奉写了封信，先是狠狠恭维了一番，说他护驾之功“超世无畴”云云，然后抛出橄榄枝，说你有兵，我有粮，我来做你的外援，咱们“有无相通，生死与共”。

杨奉见信大喜，马上在朝中替曹操背书，说人家兖州牧有钱有粮，最适合做朝廷的后盾。然后又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让他承袭其父曹嵩的爵位费亭侯。

有杨奉背书，在舆论上就有了铺垫。紧接着，董承和韩暹这两个死对头又发生了冲突，董承一怒之下，暗中联络曹操，主动要做他的内应。

事不宜迟，曹操亲自率军，立刻从许县出发，在董承的接应下，不费一兵一卒就进了洛阳，然后第一时间宣布了韩暹和张杨的罪状。韩暹见曹操兵强马壮，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只好单骑逃奔杨奉。刘协怕军阀们又打起来，赶紧劝阻，说他们都护驾有功，就不要追究了。

几天后，刘协下诏，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曹操权力到手，就毫不客气地开始树立恩威了，先是斩杀了尚书冯硕等三名大臣(具体罪名史书无载)，接着又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

随后，曹操去见此次立下大功的董昭，与他促膝而坐，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董昭的意见很明确——迁都许县。曹操说正合我意，只是杨奉近在梁县，且兵力甚强，只怕是个麻烦。董昭说，杨奉有勇无谋，只要跟他说京都缺粮，天子要暂时移驾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那儿离许县近，便于运粮，他肯定相信。

曹操听了很满意，就说了一个字：“善!”

这一年八月底，献帝刘协离开洛阳，启程前往许县；不久，进封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之前，曹操承袭的是“亭侯”，在侯爵中是最低一级；眼下的武平侯是“县侯”，在侯爵中属最高级。

随着刘协的到来，汉朝的宗庙社稷也跟着迁到了许县。从此，许县就变成了许都。东汉末年的历史，在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

九月初，后知后觉的杨奉才发现自己被曹操和董昭给耍了，赶紧出兵去追，但天子车驾早已远去，连扬起的尘埃都看不见了。

十月，将天子安顿在许都后，曹操立刻亲率大军进攻梁县。杨奉大败，带着韩暹一起投奔了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