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二月，孙坚率部推进到了梁县(今河南汝州市)东面，此地距洛阳已不足两百里，兵锋直指董卓。

董卓万万没料到，袁绍那一大帮人围了他几个月都没敢动手，这个远在南方的孙坚却敢孤军北伐，还一口气冲到了他的眼皮底下。想当初在西北，他差点被孙坚的一句话害死，这仇一直没机会报呢，现在这小子自动送上门来，正中董卓下怀，随即派部将徐荣迎击。

双方首次交战，孙坚便领教了西凉军的战斗力，被徐荣团团围困，很快就全线溃败。孙坚带着几十骑拼死突围而出，徐荣在后面紧追不舍。

据史书记载，孙坚作战时习惯在头上裹一条红头巾，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指挥，让部众在混乱的战场上能看到自己，但副作用也极其明显，比如眼下这个逃命的时刻——徐荣只要死死咬住视野中的红头巾，孙坚就别想逃出生天。

情急之下，孙坚只好摘下头巾，扔给了一旁的部将祖茂。祖茂也很机灵，二话不说就戴在了自己头上。如此一来，红头巾反倒成了诱敌的法宝。很快，孙坚就从小道逃走了，只是苦了祖茂，所有追兵全都咬住了他，怎么跑也跑不脱。

眼看身下的坐骑都快累瘫了，自己也快散架了，再这么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祖茂急中生智，路过一片乱坟岗时，赶紧跳了下来，把红头巾系在了一根木柱上，自己躲进了草丛。徐荣率部追至，慢慢朝木柱围了上去，到了近前才发现上当，然后四处搜索无果，只好悻然退去。祖茂这才逃过一劫。

孙坚虽初战失利，却没这么容易被打垮。他很快收拢了溃散的部众，然后继续北上，进驻阳人(今河南汝州市西北)。董卓一看，这姓孙的还挺顽强，就把猛将吕布派了出去，与胡轸共率步骑五千出战，由吕布任骑兵指挥。

用猛将去对付猛人，董卓以为这回定能得手，可他却犯了一个错误——太不了解下情了。

他并不知道，吕布和胡轸素来不和，所以把他俩凑到一块儿，其结果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减一等于零。

吕布成心要让胡轸出糗，就在军中散布假情报，说孙坚军心不稳，恐已出逃，应抓住战机攻占阳人。胡轸信以为真，率部连夜奔袭，可到了城下一看，孙军正严阵以待，哪有一丝军心不稳的样子？只好灰溜溜退了下来。

跑了大半天，人困马乏，没力气安营扎寨了，只能就地休息。可胡轸刚刚脱下铠甲，就又有情报传来，说孙坚从城中杀出来了。他慌忙命部众集合列阵，结果狼狈不堪地折腾了一宿，却连孙坚的一根毛都没见着，纯属庸人自扰。用王粲《汉末英雄记》的话说，就是“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

此刻，吕布正躲在暗处一脸坏笑。

自己人在背后拼命使绊子，自然给了孙坚可乘之机。孙坚率部出城，果断进攻，大破胡轸和吕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仗中，孙坚还斩下了一个人的首级——华雄。

没错，就是《三国演义》经典情节“温酒斩华雄”里的那个华雄，绝非重名。

华雄在历史上本来寂寂无名，只是董卓帐下的一员都督，普通武将而已。他在史书上的唯一一次出场，就是这一仗，然后首秀即终场，以贡献出一颗首级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连句台词都没有。

可在罗贯中老先生的生花妙笔下，他却成了所向披靡的猛将，不但大破孙坚，斩杀祖茂，还接连砍杀了关东诸侯派出的俞涉、潘凤两员大将，直到关羽出场，他才被秒杀于青龙偃月刀下。而当关羽提着他的脑袋回营时，曹操之前替关羽斟的一杯热酒，居然尚有余温。

由于这个精彩的故事几百年来广为流传，并且被不断演绎，连京剧也有一出著名剧目《斩华雄》，因此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人物才会名垂后世，广为人知。

孙坚在前线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后方就有人给袁术进谗言了，说孙坚要是打下洛阳，主公你就掌控不了他了，到时候董卓虽败，但也跟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差不多啊!

袁术一听，顿时满腹狐疑，便不给孙坚供应粮草了。

打仗岂可一日无粮？孙坚大怒，连夜赶回南阳，对袁术发飙：“我之所以奋不顾身，还不是上为国家讨伐逆贼，下为将军报仇雪恨？我跟董卓又无仇无怨，我图什么？而将军居然听人挑唆，对我起了猜疑，到底几个意思？”

袁术自知理亏，啥话也没说，赶紧调拨军粮去了。

孙坚提到的为袁术报仇的事，指的是袁绍当了关东联军的盟主、打出讨伐董卓的旗号后，董卓一怒之下，就把袁氏兄弟的叔父、时任太傅的袁隗满门抄斩了——阖家老少五十余口，无一幸免。

“断粮风波”只是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但从这件事中，我们却足以看出这位袁二公子的为人：心胸狭隘、浮躁浅薄，终究难成大器。

然而，遗憾的是，生性豁达的孙坚却没看出来。

生性豁达本是优点，可在人生的某些重大关节上，太过豁达，有时候就会丧失精明，模糊了对人对事的判断力，从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假如孙坚不是那么“性阔达”，而是保留一点精明，看透袁术的为人，并尽早脱离、自立门户的话，那么后来的不幸或许就能避免了。

只可惜，性格造就命运，而历史也从来没有“假如”。

董卓没想到，孙坚这家伙竟然这么能打，连吕布都不是他的对手。

看来，跟这个不要命的猛人再打下去，最好的结果也只是两败俱伤。董卓思前想后，觉得对付孙坚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办法，就是把他变成自己人。

所以，他决定放下身段，跟孙坚结成儿女亲家，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做一家人多好啊!随后，他就派部将李傕去跟孙坚提亲了。为了表示诚意，还特意带话给孙坚，让他把家族子弟中所有想当官的人都列一份名单出来，不管是刺史还是郡守，只要孙坚同意这门亲事，就可以全部任用。

反正，现在的朝廷无异于董卓的私人产业，只要他愿意，再多的官帽子都可以一次性批发，绝不限购。

可是，再次出乎董卓意料的是，他出手都已经这么阔绰了，诚意也已经表达得如此充分了，却还是拿热脸去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孙坚只回了一句话：“董卓逆天无道，**覆王室，我不灭你三族、不将你的头颅悬示四海都会死不瞑目，岂能与你和亲？!”

说完这句话，孙坚就带着部众直趋洛阳，一口气进抵大谷(今河南偃师市西南)，距洛阳仅剩九十里，基本上是到了董卓家门口了。

和亲被拒，董卓一张老脸正没处搁，现在孙坚又打上门来了，还有什么话好说？打吧!于是，董卓命吕布留守洛阳，然后亲自出马，在邙山南麓与孙坚展开会战。其结果，虽然是老将出马，却没有一个顶俩，被打得大败而逃，一路撤到了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

孙坚乘胜前进，挥师杀进了洛阳。吕布迎战，可依旧不是孙坚的对手，只好弃城而逃。

就这样，京师洛阳被猛人孙坚给光复了。

袁绍那帮牛皮烘烘的大佬嚷嚷了一年多没干成的事，人家孙坚一个人孤军奋战就干成了。可见，董卓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强悍，而吕布也远远没有《三国演义》中描绘的那么勇猛无敌。更重要的是，由此足以看出，“讨伐董卓”这件事对袁绍等人(曹操、鲍信除外)来讲，纯粹就是个幌子——他们的真正目的，无非就是趁着董卓之乱壮大自己的实力、抢占更多的地盘而已。

只有猛人兼实在人孙坚，才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坚足以称得上是一位义士。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孙坚传》作注时，就有一句这样的评价：“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

虽然孙坚光复了洛阳，但此刻的洛阳早已变成一座废墟、一座没有了人间烟火的死城，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以及地缘上的战略意义，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了。孙坚命人将那些被盗挖开来的皇陵进行了回填修复，然后打扫了大火中残存的大汉宗庙，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以尽自己的臣节。

看着满目疮痍的昔日帝京，孙坚的心中一片悲凉，乃至“惆怅流涕”。可事到如今，他能够为它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董卓败逃后，调集重兵沿渑池、华阴(今陕西华阴市)、安邑(今山西夏县)一线布防，然后拍拍屁股回了长安。对他来讲，虽然败给了孙坚，但并未妨碍他既定的战略计划——挟持天子和百官，固守关中，继续当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孙坚知道，以自己有限的实力，在没有其他友军配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攻入关中的，所以讨伐董卓之事只能从长计议了。随即集合部众，准备返回鲁阳。

就在孙坚即将离开洛阳时，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的部下在城南一处官署的水井中，意外打捞出了一件足以令天下群雄垂涎欲滴的宝贝——传国玉玺。

众所周知，传国玉玺是秦朝李斯奉始皇之命，用名闻天下的和氏璧雕刻而成，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自秦以来便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独一无二的国之重器，此后代代相传，是“皇权天授”的唯一合法证物。

可它怎么就掉进井里了呢？

据《三国志》注引《吴书》记载，在张让挟持少帝出逃的当晚，宫中大乱，掌管玉玺的官员惊慌失措，情急之下，就把它扔进了井里。

谁都不会料到，它最终竟会落入孙坚手中。或许，是上天被孙坚“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忠义之举打动，才把这个国之重器交给他保管吧。

然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手里拿着这么一个人人垂涎的宝物，不见得是件好事。每一个觊觎帝位的人，都必然会对它虎视眈眈，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

事实上，不久之后，有个人就真的这么干了。

他就是心怀异志的袁二公子。

据晋朝著作郎乐资所著的《山阳公载记》称，袁术因有篡逆称帝之心，听说孙坚得到了传国玉玺，就把孙坚的妻子软禁了，然后迫使孙坚把传国玉玺交给了他。

当然，孙坚入洛阳得传国玉玺之事是否确实，历史上并无定论，向来有不同说法，而袁术后来是否真的下手抢夺，也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两件事都有相关史料记载，所以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尤其是后者，以袁术的为人和一贯行径来看，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