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历尽艰辛，跋山涉水来到这片处女地，”远征军老兵迭戈·罗梅罗回忆道，“队伍整日饥肠辘辘地在穷山恶水中穿行，还要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当我们最终踏上这片土地时，全身上下除了手中的武器一无所有，太多西班牙人在漫长的行军中失去了生命。”迭戈·罗梅罗所描述的，正是1536—1539年，西班牙殖民者对今天哥伦比亚内陆地区的一次探险活动。关于迭戈·罗梅罗，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记载，但这次探险行动的指挥官冈萨罗·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却广为人知。我们不禁要问，当年的情景是否确如老兵罗梅罗回忆中的那般凄惨？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历史上的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究竟是个贪婪成性的蟊贼，还是个冷酷无情的屠夫？是一个反社会型人格患者，还是一个勤劳上进、雄心勃勃的探险家？彼时，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带着开疆辟土的任务即将踏上征程，有人或许认为他“招抚”美洲原住民的行为是奉命行事；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西班牙人眼中那不过是文明世界对蛮荒部落的“殖民征服”。于读者而言，他或许只是一个来自中世纪、影像模糊的历史人物，将伊比利亚半岛古老的宗教战争阴影投射到了年轻的美洲大陆，又或是一个参与开创西班牙伟大帝国时代的近代探险家和征服者。
1536年，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圣玛尔塔城奔走忙碌，这座西班牙殖民地港口城市位于今天的哥伦比亚境内。这个踌躇满志的27岁西班牙青年，刚刚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内陆远征军指挥官，他的任务是探寻马格达莱纳河的源头，进而开辟一条经秘鲁直达太平洋(时称“南海”)海岸的通道。数年前，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在那里发现了真金白银的消息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回了西班牙。作为一名见习律师，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招募800名西班牙人组成远征军，而他能给出的唯一承诺是：他们可以对所到之处肆意劫掠。远征军被分为两队，其中600人沿陆路向广袤的无主之地进发，另外200人乘船沿马格达莱纳河溯流而上。队伍中成百上千的非洲黑奴和美洲原住民苦力不仅负责运输辎重补给、搜集情报，还要作好随时支援作战的准备。
远征军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最终进入哥伦比亚内陆的高原和谷地。然而，仅有包括指挥官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本人在内的197人在这次远征中活了下来。就像迭戈·罗梅罗所描述的那样，大约四分之三的探险队员在远征途中因饥饿、营养不良、疾病和伤口感染而丧生。官方记录却对探险队中的非洲黑奴、原住民苦力以及非战斗人员的死亡信息讳莫如深。
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蓦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片高原的主人是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的穆伊斯卡土著居民。此后两年，远征军幸存者再未遭受大规模减员，只有少数人员死亡。当时，穆伊斯卡人并没有建立起可以媲美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和秘鲁印加帝国的中央集权体系。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便趁机笼络如一盘散沙的部族的首领，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攫取生存空间。在原住民的帮助下，西班牙入侵者站稳了脚跟，并掠夺了价值约20万比索的黄金和近2000块翡翠、宝石。经过苦心经营，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三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它们分别是圣达菲(今天的波哥大)、通哈和贝莱斯。
在与世隔绝的两年岁月里，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呕心沥血地治理着这个独立王国。他以外交家的睿智、狡黠对邻邦恩威并施，与对手合纵连横；以军事家的骁勇善战为帝国开疆拓土，在战场上威震敌酋；以执政官的缜密、细致，赏罚分明，保境安民。他是这片哥伦比亚高地的无冕之王。然而占山为王并不是他万里迢迢来到这片大陆的初衷。更何况他的使命本就是攻城略地而不是坐享其成。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如实记录着自己为帝国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期盼着自己的忠诚可以打动西班牙国王查理，换来一个执政官的头衔。即便在那些南征北战的戎马岁月里，他也从未想过要拥兵自重；而是念念不忘有朝一日可以功成身退，成为一名帝国的文官，执政一方。这是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一名16世纪欧洲律师的最大野心。
空中楼阁
冈萨罗·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不像他的同胞埃尔南·科尔特斯或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那样声名显赫，穆伊斯卡也不如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那般举世闻名。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没有像科尔特斯那样给国王写辞藻华丽的书信、邀功请赏；他的部下也没有像老对手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那样，对入侵墨西哥的远征行动大肆渲染。在有生之年，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一直对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成就嗤之以鼻，并时常抱怨：“他们只不过是占领了大片荒地，而我才是为国王带来无尽财富和忠诚子民的人。”1539年，当另外两支西班牙远征军到达穆伊斯卡时，希梅内斯·德·克萨达黯然启程，返回西班牙，为自己的执政官头衔而奔走。然而耗时数年的诉讼结束之后，穆伊斯卡执政官一职却被依法授予了原圣玛尔塔城长官。(见图1)
图1 冈萨罗·希梅内斯·德·克萨达肖像。这幅1886年创
作的版画展现了哥伦比亚征服者的英姿。在这幅半身
像中，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将手臂搭在墙上，头盔和
铠甲凸显了主人公的行伍出身。希梅内斯·德·克萨达
位高权重，但他对执政官一职旁落耿耿于怀
正是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的籍籍无名，使他成了本书开篇人物的不二之选。
尽管之后的章节还会对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丰功伟绩作进一步介绍，但本书的主要篇幅关注的是希梅内斯·德·克萨达之类的人物。他们虽出身上层社会，却并非名门望族；他们大多粗通文墨，却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墨客。在那个时代，他们在新大陆建功立业的梦想，像空中楼阁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的壮年时代，是在为帝国开疆拓土的征战中度过的。1536—1537年的远征造成600人丧生；而1569—1572年的哥伦比亚东部远征，夺走了近500名西班牙人、数百名非洲黑奴以及1500名原住民苦力的生命。相比那些死于饥饿、疾病和战场的士兵，他无疑是幸运的。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发现并招抚穆伊斯卡部落的功绩，并没能为他换来一个御赐的执政官头衔，反而将他卷入了西班牙本土长达数年的诉讼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之中。一叶而知秋，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的遭遇，映射出的是萦绕整个殖民时代的梦魇。
国王通过法律的繁文缛节对征服者加以掣肘，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终其一生都在徒劳地为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奔走呼喊。征服者记录功绩的文书往往充斥着抱怨和不满的声音，尽管其中不乏各种夸大其词、添枝加叶的描述。然而，为数不少的征服者，包括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在内，他们都沉浸在这种不实描述所营造的虚假荣耀中无法自拔。1579年，郁郁寡欢的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发动了最后一次远征，企图重温旧日荣光。但这次远征注定以失败而告终，时年70岁高龄的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死去。
然而，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式的人物，注定无法成为西班牙野蛮征服史的主角。事实上，整个16世纪40年代，当他官司缠身、自顾不暇时就已经悲愤地意识到，自己终将被这个他亲手开创的帝国所抛弃并遗忘。
据史料记载，早期的征服者完成使命后，必须返回西班牙向国王复命。征服者并不是受国王派遣开辟新大陆的皇家士兵，而是资助人自发组织并招募的武装组织。简而言之，他们是一伙拿着枪的商人。少数情况下，国王本人也会客串出资人的角色。绝大多数情况下，陪伴征服者进入蛮荒之地的只有一纸公文——一份烧杀抢掠的官方授权，获得授权的征服者被称为阿德兰塔多(中世纪军事术语，西班牙语意为侵略者)。功成身退的阿德兰塔多通常会获得庞大的西班牙美洲帝国的一个行省作为赏赐，并出任执政官一职。然而，在此之前，阿德兰塔多需要事无巨细地向国王汇报自己在远征中的各项活动。
所有远征军成员，无论是声名远扬的阿德兰塔多，还是来自西班牙、美洲原住民或是非洲黑奴中出身卑微的远征军首领，都必须向国王呈送远征报告。报告内容多为作者在远征行动中的战功与损耗，是皇室对他们进行论功行赏及加官晋爵的法律依据。这种特殊的文体被称为陈情令。
陈情令的官方用途决定了它特有的文体和措辞，进而演化出一整套种类繁多的征服者文学体系。历史的大潮之中泥沙俱下，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盲目推崇背后，掩盖着无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血泪往事。在那个成王败寇的年代，陈情令的存在也间接加剧了派系争斗。为了向皇室兜售功勋、争夺恩宠，征服者纷纷拉帮结派，为了诋毁对手的荣誉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非西班牙裔的远征军成员遭到排挤，也就不足为奇了。以自由奴身份加入远征军的非洲黑人和混血族裔，曾为帝国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黑人通常独立进行作战，有时也与原住民互相支援，他们建立自己的城邦和王国，规模较之西班牙人控制的领地略小。他们用行动证明，并非只有装备精良的欧洲白人才能在新大陆建功立业。在大多数军事行动中，原住民盟军的数量远超西班牙远征军，并经常作为先头部队投入战斗。然而，西班牙人在自己的远征报告中经常刻意淡化非西班牙裔战士的作用，甚至耻于承认他们的存在。
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征服者纷纷自我标榜，宣称自己不仅是国王忠实的卫士，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这种风潮在16世纪初期尤为盛行。彼时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古老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已经在杀伐征战中纠缠了数百年之久。15世纪末，教派冲突愈演愈烈，犹太人遭到强行教化和野蛮驱逐。1492年，最后一个伊斯兰王国也在信仰基督教的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王国的铁蹄之下灰飞烟灭。
整个16世纪，西班牙的“好基督徒”们都面临着两大新生威胁，分别是新教和西班牙探险家、传教士、商贾以及士兵在广袤的蛮夷之地遭遇的异教分子。因此，征服者很快便响应皇室号召，他们宣称“美洲大陆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卡斯提尔人是全能上帝的子民，他们奉命将基督教义传播到新大陆每一个愚昧的角落”。哈斯佩尔·德·马基纳，一位远征秘鲁的西班牙老兵回忆道，远征军在新大陆的胜利是彻头彻尾的“天赐神迹”。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称，成百上千的安第斯原住民接受基督教化，英勇的西班牙远征军以少胜多、击溃印加军队，俘虏了皇帝阿塔瓦尔帕，“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战场上广泛流传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徒詹姆斯的传说，并没有影响征服者向国王邀功请赏的热情——恰恰相反，这些神秘征兆与西班牙皇室君权神授的论调不谋而合，国王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继天命论和各种邀功文书之后，征服者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即历史编年体。在16世纪的欧洲大陆，一种浪漫主义骑士小说广为流传，此类小说的主角多为时运不济的潦倒骑士，某日被委以重任，继而踏上匡扶正义的征途，并最终凯旋，携如花美眷解甲归田。大部分征服者从中受到启发，并据此异想天开地编造自己的传奇生平。
凡此种种故弄玄虚的征服者文学，与发生在万里之外新大陆上的惨烈战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征服者自诩为神灵附体的上帝子民；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脆弱无助的肉体凡胎。一方面，他们是天降神迹；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世俗功利趋之若鹜。一方面，他们是西班牙宗教扩张的排头兵、马前卒；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史书中却没有预留他们的位置——因为直到16世纪，“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概念才在由不同种族组成的、纷争不断的庞大西班牙帝国中现出雏形。
据早期远征军指挥官记载，西班牙人发现了遍地宝藏的大片沃野良田，那里勤劳的原住民排队等候接受教化并向国王进奉朝贡。然而对蛮夷的教化和宝藏的开发，都离不开皇室的大力支持及充裕的资金，这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因此，征服者往往在远征开始阶段就谎报战果，以期用获得的奖赏填补军费空缺。
征服者对自己的卓越功绩大肆宣扬，雪片般的陈情令和邀功信从新大陆飞向大洋彼岸的亲友和金主们，有的还被结集出版。同时，充满危险的远征行动，令它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捉襟见肘、满腹牢骚，他们不得不卑躬屈膝、听任国王摆布。
那些在美洲大陆为呈送国王而如法炮制的陈情令，大多题材相似、风格雷同、辞藻单调，与之类似的文体还有陈情信和陈情状。私人信件、官方公函以及出版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哥伦布的皇家信使在探险途中发出的陈情信，直到热那亚人的第一次越洋航行结束时才被送达出版社。记录科尔特斯与国王之间来往通信的陈情令，一经结集出版就引发了哄抢，以至于国王不得不进行干预，禁止销售。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尚在危地马拉的战场上与玛雅军队鏖战，就迫不及待地命人将自己与科尔特斯的来往通信在西班牙结集出版，大肆宣扬他对危地马拉高地的伟大征服。贝尔纳尔·迪亚斯的陈情令，一封比一封烦琐冗长，一封比一封乏善可陈。这些陈情令汇成了一幅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和中美洲广大地区远征行动的宏伟画卷——600页的书信合集在他死后出版，至今仍广为流传。
至此，征服者文学历经变迁，逐渐发展成一种默认的文体，一种以皇家编年史形式存在的官方文书。皇家编年史出现于15世纪50年代，在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的大力推广下逐渐盛行，进而发展为描述西班牙帝国16、17世纪恢宏的成就——以征服者的远征行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形式。与征服者文学中充斥的“历史真相”一样，皇家编年史同样带有自相矛盾的色彩，一方面标榜尊重客观史实；另一方面又要为维护西班牙皇室的形象而粉饰太平。1639年，编年史作家托马斯·塔马约·德·瓦尔加斯这样写道，“我的工作就是记录历史真相”。然而，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坚信，只有皇家编年史官才能“确保史料的客观和公正”，而自己就像一名福音传道者，唯一的使命就是让征服者和国王的光芒永世流传——这一观念再次印证了以科尔特斯为首的征服者身上所笼罩的上帝之光。就这样，征服者的神话故事，披着皇家编年史的外衣，堂而皇之地被世代传颂着。17世纪，皇家史官通过文字和绘画来歌颂征服者的事迹，各种远征军题材的绘画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比翁博之战(见图2和图3)。
征服者坚信，上帝时常亲临人间或派遣圣徒助战。在当时广为流传的画作中，白色战马上的圣徒圣地亚哥如天神下凡，伊比利亚穆斯林士兵和非洲摩尔人在他的铁蹄下奔逃哀号。有传言称，1520年，圣徒就曾降临人间，帮助西班牙人击败阿兹特克军队；并于1537年再次出现在印加帝国的库斯科城，解救被围困的西班牙远征军。这些传说在绘声绘色的描述中逐渐幻化为宏大的征服者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到了17世纪，画像中战斗的科尔特斯开始被圣徒圣地亚哥取代(见图3)。
一些征服者甚至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化身。科尔特斯在给国王的信中断言，万能的上帝与无畏的征服者同在。“胜利属于上帝”，他写道，“我辈奋勇杀敌”，“无所畏惧的西班牙勇士，怀着必胜的信念，为帝国的荣誉而战”。作为晚年科尔特斯的传记作者，传教士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写道：“西班牙老兵永垂不朽，仁慈的上帝与他们同在。”
图2 骑白马的埃尔南·科尔特斯。这幅作品描绘了西班牙人远征墨西哥比翁博地区的战斗情景，现收藏于墨西哥城弗兰兹梅耶博物馆，画中的科尔特斯和手下被不合时宜地描绘成了17世纪的战士。白马上的科尔特斯英姿飒爽。这套4叠20折的屏风于1614年经日本大使馆引入墨西哥
图3
关于征服者的传说经久不衰，世代流传：接二连三的胜利不断证明上帝与远征军同在；在神的庇护下，他们在新大陆所向披靡，攻无不克。远征军士兵坚信，“我辈奋勇杀敌，胜利属于上帝”。
前尘往事
在深入探索16世纪西班牙殖民史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年轻的美洲大陆为何让欧洲殖民者念念不忘，予取予求？又是什么激励着15世纪90年代的欧洲人不远万里来到陌生的新大陆？
相较于茂密的森林地带，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区肥沃的高原谷地生活着大量原住民。他们在那里开荒种田，建造村镇和城邦。丰富的农产品和城镇聚居人口，推动了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这些原住民定居点不仅为西班牙探险队和远征军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从长远来看，定居点充足的人口、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分明的等级制度以及完善的税赋体系，都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建立提供了便利条件。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几乎崛起于同一时期。据未经考证的历史年表记载，说纳瓦特语的墨西哥人于1428年控制了墨西哥谷地，从而拉开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序幕。1438年，一位盖丘亚族王子夺取了王位，从此印加王国开始一步步成长为美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尽管两大帝国的实际崛起时间比史料记载的略晚，但成长速度却都快得惊人。当1492年哥伦布率领的船队首次横渡大西洋时，它们已经分别控制了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山脉的广大区域。
阿兹特克帝国的思想体系中交织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几千年来，中南美洲的土著部落中一直流传着处决战俘及活人祭祀的宗教仪式。然而，15世纪的阿兹特克人将活人祭祀从象征意义到祭品规模进行了全面提升。在特诺奇蒂特兰，位于特斯科科湖心小岛上的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的市场上，战神和首都之神威齐洛波契特里注视着成群的战俘被残忍地开膛剖心、斩首示众。其他纳瓦族部落(墨西哥中部地区说纳瓦语的原住民)或多或少也存在此类野蛮的宗教习俗。例如，长年挣扎在阿兹特克帝国霸权下的特拉斯卡拉部落，就有挖出战俘心脏的传统。尽管特拉斯卡拉部落依然艰难地保持着独立，但他们时时刻刻都被笼罩在遍布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强权阴影之下。在世代承袭的部落仇恨中，命运的天平已悄然偏向姗姗来迟的西班牙征服者。
自1502年继位直至1520年被西班牙人杀害，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二世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在他死后很长时间内，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仍污蔑说，蒙特苏马二世是导致阿兹特克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自从远道而来的西班牙殖民者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以来，帝国的土崩瓦解就已命中注定，纵使蒙特苏马二世也回天乏术。实际上，蒙特苏马二世在位的18年，恰恰是阿兹特克帝国国力和威望最为鼎盛的时期。
在阿兹特克帝国崛起的同时，数千公里外的美洲大陆南端也悄然酝酿着一个传奇。据史料记载，1438年，印加王国的二王子库西·尤潘基在库斯科粉碎了邻国昌卡王国吞并印加中心地带的阴谋，并趁胜利之势逼迫父王退位，从世子手中抢得王位——印加人称之为血王冠。尤潘基自封为帕查库提，意为地震或救世主。他的出现，确实重塑了印加帝国的前世今生，甚至是未来。过去的一切都是为了等待帕查库提的出现(甚至昌卡人的威胁也有可能是帕查库提为了篡位而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现在，为帕查库提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修改政体、整顿朝纲的良机；而不远的将来，向广大安第斯山脉地区传播印加文明的运动，已经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阿兹特克帝国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英里，其中还包括少量飞地和未被征服的城邦。而印加帝国的领土西临太平洋，东接亚马孙热带雨林，覆盖了从厄瓜多尔到智利绵延2600英里的狭长地带。帝国的名称来自它的统治者(“萨帕·印加”皇帝的名号)；而实际上，帝国的奠基者是居住在库斯科地区的盖丘亚族人。在盖丘亚语中，印加的意思是四合之土。
像阿兹特克人一样，印加帝国使用包括武力征服、战争恫吓以及军事结盟等多种手段，谋求领土扩张。然而，与阿兹特克人通过接受朝贡来控制帝国城邦不同，印加统治者采用与精英阶层通婚、部落条约、交换人质、军事联盟、宗教融合，甚至发动战争等方式，与附属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渗透到属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治国方式被形象地称为“帝国生态系统”，商品和劳动力在广阔而气候多变的安第斯大地上自由流通。这种体系原本出自古老的安第斯王国，印加人将其改良后应用到帝国广阔而多样的领土之上。与阿兹特克人以商品形式征收朝贡不同，印加人对百姓实行强制徭役，这两种方式都是帝国重要的财政来源。帝国徭役系统称为“米塔”(意为“轮流”，该称谓后为西班牙统治者沿用)。印加农民需要耕种帝国分配的土地以及自留地，成年男子轮流服徭役并参加城市建设劳动。墨西哥中部地区曾流传一种意为“蛇行”的徭役征调系统，但其规模远逊于印加帝国。
米塔提供的劳动力，为帝国修建了长达14,000英里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其中包括宽敞的官道、横跨高山峡谷的飞索桥，从而确保了皇家驼队、接力信使、军队以及朝贡物品顺利通行。这种美洲特有的交通系统串联起了庞大的仓储链，其中储存的食品、织物等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军队、劳工以及帝国精英，以保障他们的奢靡生活。印加人使用彩色绳结记录朝贡及传递信息。帕查库提之后的两位皇帝——他的儿子托帕·印加和孙子瓦伊纳·卡帕克延续了这种高效的交通体系。随着帝国的扩张，交通系统、军队规模、仓储链条、徭役体系，以及以彩色绳结和信使为基础的通信系统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16世纪20年代末，瓦伊纳·卡帕克暴病身亡，死因据推测是早于西班牙人登陆墨西哥的天花病毒。随后不久，他唯一的继承人也死于同样的病毒——而此时西班牙人的脚还没有踏上印加帝国的领土。王位由未成年的曼科继承，他的两个哥哥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受命辅佐年幼的弟弟掌管朝政。数年后，为争夺皇位，帝国陷入内战的泥潭。西班牙人应该暗自庆幸，他们在1532年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印加帝国。倘若假以时日，印加帝国可能已经在瓦伊纳·卡帕克某位儿子的统治下固若金汤了。
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发展史中充满了相似的巧合；两个庞大的帝国分别悄然崛起，却全然不知对方的存在。一些学者试图将西班牙人的胜利归因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积贫积弱，并声称两者都在16世纪20年代开始衰退。然而人们所忽略的是，当西班牙人到来时，两大帝国和它们的统治者都正值盛年：蒙特苏马大帝正在为吞并玛雅古国厉兵秣马；而阿塔瓦尔帕皇帝则未雨绸缪，着手巩固自己对庞大帝国的控制。
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疆域以外的偏远地区，西班牙殖民者对分布在那里的原住民定居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城镇化改造，试图将简陋的定居点——从长远来看，甚至是野蛮的游牧民族——改造为温顺的殖民地臣民。这一充满血腥暴力的改造过程，在西班牙人眼中俨然是成效显著。美洲大陆的游牧民族多活动在气候恶劣的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几十年来帮助他们成功抵御了殖民者的侵略和同化。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和穆伊斯卡居民，以及中南美洲的阿兹特克和玛雅居民，将周围山林荒漠中的部落视为蛮夷，对他们的食物和习俗嗤之以鼻。在这一点上，西班牙人深以为然。仇恨从此生根发芽，悄然蔓延。
基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一些原住民更容易接受西班牙殖民文化。但作为一个整体，西班牙殖民者与土著居民的关系势如水火。欧洲与美洲土著部落间的相互排斥超乎想象；但从历史学角度观察，毫无疑问，美洲大陆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受外界影响，均微乎其微。
学术界关于美洲大陆外来移民潮何时结束或者究竟是否结束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公元前1000年左右，维京人在纽芬兰建立了一处定居点，但并未对美洲土著部落发展产生实质影响。中世纪末期，欧洲渔民可能在靠近美洲大陆的北大西洋沿海地区进行过零星捕捞作业或捕鲸活动。即便当时有一定数量的移民到达美洲，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存在给当地文化或生活方式带来了影响。受季风和洋流影响，美洲原住民几乎无法横渡太平洋或大西洋。当时，少量亚洲移民可能已经沿海路到达了美洲大陆。
总之，直到15世纪90年代横渡大西洋变成现实以前，美洲大陆一直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而直到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航海家们才找到了横渡太平洋的航道。随着航海、储水技术的发展，人类在大西洋上的远航活动才逐渐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一股海洋探险文化热，在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国家风靡一时；以海上浪漫主义骑士精神为主题的小说，引发了探险家和远征军将士的争相阅读与效仿。15世纪80年代，大西洋海上贸易变得有利可图，葡萄牙商人从非洲西海岸带回了数量可观的黄金；同时，加那利群岛的蔗糖种植业也开始蓬勃发展。随着北大西洋沿岸地区的贸易往来被英国、葡萄牙和尼德兰人垄断，以哥伦布为首的航海家的出现，就极大地满足了财阀们开辟新航线的迫切需求。
随着航海活动的发展，海外殖民文化日益成熟。此时，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在13世纪的宗教战争中，穆斯林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到基督教势力的挤压，被迫不断南移。1264年，格拉纳达——伊比利亚半岛上仅存的穆斯林王国，在基督教卡斯提尔王国的步步紧逼下，最终于1492年彻底陷落。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庞大的卡斯提尔王国拥有500万居民，是葡萄牙和阿拉贡人口总数的五倍之多。1479年，卡斯提尔王朝和阿拉贡皇室结为姻亲，15世纪90年代旷日持久的加那利群岛远征落下帷幕。攻陷格拉纳达，为帝国古老的梦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滋生出一种以战养战的武士精神。
当远征的人们发现加勒比群岛的消息传回欧洲时，卡斯提尔王朝的达官显贵、争名逐利之徒群情激昂，纷纷呼吁皇室发动远征，争夺未来庞大帝国的主导权。他们恳求教会和皇室给每个卡斯提尔人颁发征服、教化并奴役蛮荒部落的许可证——这是教皇才可授予的独家权利。在西班牙人眼中，未来的帝国将是纯粹的基督教帝国，如果那里的穆斯林、犹太人以及美洲土著决绝地拒绝教化，就应该给他们戴上枷锁，把他们赶尽杀绝；新大陆的土地、奴隶和朝贡，都将平均分配；卡斯提尔王朝的贵族们将在被征服的城市中，世世代代接受原住民的朝拜。
“罗马天主教时期的西班牙，遍布大小城邦，”历史学家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写道，“由成百上千个领地组成。”千年以后的历史惊人地相似。17世纪西班牙人文学者、历史学家胡安·帕布罗·马尔蒂尔·里佐这样描写，卡斯提尔是“一座由城市组成的王国”。城市逐渐演变成宗教和国力的载体、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它们不仅是天主教的精神家园，也承载着殖民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据称，16世纪的塞维利亚是欧洲规模最大、民族融合度最高的城市。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城邦，也迅速由西班牙人、非洲黑人以及美洲土著聚居的简陋屋棚，发展成为种族、信仰、语言多样化的近代城市。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大陆上矗立的西班牙城镇，经年累月地向世人无声地诉说着遥远的殖民地往事。
当年资助哥伦布远航行动的金主们看似当时血本无归，然而，长远来看，他们的投资决定堪称远见卓识。危机四伏的大西洋航线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巨额财富。西非的黄金白银、印度洋的航运贸易、日本的白银、东南亚的香料、美洲大陆的贵金属以及原住民的朝贡——都为欧洲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在葡萄牙和德国的越洋扩张中，为帝国充当开路先锋的，都是小商小贩或职业水手。在他们身上，商人的逐利本能和将士的勇武天性得到了完美结合，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商兵”。尽管西班牙帝国的形成离不开贸易活动和多民族文化交融，但美洲大陆上卡斯提尔远征军的野蛮殖民征服，才是这个时代长久回**的主旋律。
在本书的插图中，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征战哥伦比亚高原的情景得以重现。西班牙人谋害了穆伊斯卡部族首领波哥大，并与他的继任者萨基帕缔结盟约。穆伊斯卡领袖同意“用波哥大的黄金把小屋堆满”(据1545年西班牙匿名史料记载)。然而数天后，贪婪的西班牙人反悔了：他们要求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立即逮捕萨基帕，并严刑拷打”，索要更多的黄金。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断然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远征军中的反对者随即对他发起控告，指责他与萨基帕另结密约。双方律师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空气中弥漫着暴戾的气息。反对者指派赫隆尼莫·德·阿育萨为控方律师，而希梅内斯·德·克萨达则委托兄弟埃尔南·佩雷斯·德·克萨达为自己辩护。
看似公正的法律程序，并不能保护这位穆伊斯卡统治者的安全。经过激烈的争吵，“基督徒们开始对萨基帕动用私刑，以迫使他交出波哥大的黄金”。萨基帕被五花大绑并施以各种酷刑，包括烧脚心、往胸脯上浇滚烫的动物油脂。“最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班牙知情人冷冷地说道，“萨基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