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8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文章，标题就是“人大附中超过了日本最好的中学”。文章历数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在教学技术手段上走在了全球中学的最前列，拥有学生专用的、设备先进的科学实验大楼、高科技“全副武装”的图书馆和综合楼……

其实，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只是全国条件最好的中学之一，这样的学校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少见。

最好与最差相差多少

一个典型事例是，一位澳大利亚友人本来想在中国捐资助学的，可是在参观了上海新建的几所寄宿制高中后，随即取消了捐助计划。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想象，也超过了澳大利亚国家的学校现状。

一位教育界人士在考察了国外许多国家的教育状况后得出结论：条件最好的中小学在中国。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或许条件最差的学校也在中国？

《中国教育报》曾经组织了一次“教育西部行”采访活动。记者发现，在西部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黑房子，土台子，中间坐个泥孩子”的现象比比皆是。基本的学习条件都缺乏保障，老师买不起上课用的粉笔，学生随时面临着失学危险，条件之差可想而知。

财政投入差距导致教育不均衡

东西部教育之间的不均衡，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距。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东西部地区人均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差距已经达到10倍！

形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85年的38%迅速增加到了51%。在义务教育经费中，中央财政支出仅占1.5%左右，省级教育投入一般不超过20%。

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的财政困难，导致基础教育经费难以得到保障。试想，在一些地方大面积出现发不出教师工资的时候，又怎么能顾及到学校的发展投入呢？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奢谈东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徒劳无益的。重要的是从历史和制度上找原因，采取切实措施，缩小这种差距。

循序渐进，逐步均衡

基础教育发展的均衡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正如教育部部长助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所说的那样：均衡发展应当成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工作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基础教育发展进入新时期后，应当更加旗帜鲜明地把均衡问题提出来，用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统一认识，指导我们工作。

在谈到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时，政府官员和有关专家一致认为，应当首先实现同一地区的教育均衡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均衡问题。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条现实道路。如果企图一下子就追求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教育均衡，简直令人不敢想象。

进不了好学校就怪“命”不好？

基础教育的不平衡，在我国正在造成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电脑派位。

有人认为，在薄弱学校就读、从来没有做过物理化学实验的学生，要和那些重点学校的学生一样参加考试，最后一样竞争上大学，是非常残酷且不公平的。追本溯源，是教育不公平、机会不均等的缘故。

有鉴于此，为了教育公平、机会均等，目前比较“公平”的权宜之计是电脑派位：让电脑来决定孩子命运。

这种对机器崇拜色彩的迷信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比择校要公平一些。但是有可能会带来宿命观点。正如北京市西城区一位学生家长悲叹的那样：“进不了‘好学校’只能怪‘命’不好，有什么办法呢？”

与电脑派位相比，在小学阶段普遍被推崇的就近入学制度也是同样如此。

“听天（电脑）由命”变成了“听地（地段）由命”，其实质是一样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础教育内部存在的均衡问题。

该死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毫无疑问，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引发全国各地择校热只升不降的主要因素。

2001年北京与其他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异，引发了山东省青岛市一位考生起诉教育部侵犯考生平等受教育权的事件。

这一事件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我国教育不公问题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阶段还是义务教育阶段，事实上存在着许多不平等。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教育局教研室研究员李伟成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在校际差异方面，表现为该市“麻雀”中小学有100多所，有的甚至也连“麻雀学校”也不够格，被称为“蚊子学校”。

这些学校教学设备极其落后，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去就读呢？这就自发地引出了择校问题。

李伟成举例说，广州市某区有一所小学，全校的资产价值还没有隔壁省级学校的一个教室“值钱。”

教学资源分配不公还表现在地区差异上。在广州市，教育政策上把天河、黄埔、芳村、白云等“新城区”，与越秀、荔湾、海珠、东山等“老城区”区别对待：新城区不能招老城区的学生，人为地造成了不平等。

校际和地区差异不消除，客观上导致中小学择校现象愈演愈烈，但其根源则在于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在分配上的不公平。

示范高中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2002年3月8日，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北京五中前校长吴昌顺委员作了题为《基础教育的困惑与呼吁》的发言。

在谈到高中示范学校时他指出，依据中国国情，最好只制定软件标准，对硬件标准应当允许实行弹性控制，否则弊多利少。

他举例说，北京市人大代表视察一所新建的示范学校，投资3亿多，只有160名学生，大家一致表示异议。500万元可以改造一所薄弱中学，3个亿可以提升60所中学的硬件水平。一所中学如果以1000人计算，获益就是6万人。

什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不是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