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当卫士过程中，啥时候最难？卫士长李银桥思忖片刻，说：“中间夹着的时候，事情就不好办了。”

是夫人，虽然这位来自大上海的演员在与结婚时，有相当一部分跟随南征北战，为革命立下显赫功绩的老战士、老将军包括几个中央领导在内最初是不赞成的，但毕竟后来她达到了目的，取代了贺子珍，成为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夫人。

“关于这个人的情况，作为十五年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对她了解是比较深刻的。”李银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给我们谈了他和、、卫士之间的许多事。下面是我们如实录下的那些岁月里的件件使矛盾、痛苦、烦躁和愤怒的事，是李银桥根据他亲身经历而作的叙述，所以我们依旧用第一人称来写文章吧。

我第一次见是在延安窑洞里。这一天，我奉命调到周恩来身边当卫士——那时还没有到那里工作。在延安时周恩来住的窑洞跟住的窑洞靠得很近。就在我作为新来的卫士刚与周恩来、邓大姐见过面、谈完话，正式开始做我当卫士应该做的事时，门外传来一个尖嗓音的女人声音：“周副主席、邓大姐在家吗？”话音刚落，只见门外风风火火地进来一位长得当时在我看来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我看最多也就三十来岁。

“噢，是同志呀，快来快来！”周恩来显得非常热情，搬过一张凳子让客人坐下。

正在忙着针线活的邓大姐也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脸上堆满笑容地对来者说：“是不是又要请我们去看你排演的节目呀？”

那个被称做“”的女人屁股还未落定，又立即上前拉着邓大姐的胳膊，摇晃着说：“邓大姐，你说还有什么事我找你们呀！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今晚可是一个特别节目。”

“什么特别节目呀？”周恩来和邓大姐十分感兴趣地问道，这当儿，我已将一碗茶水放到来客面前，说了声“首长请用茶”，那个女“首长”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谢也没有点头，显得十分得意的样子忙着回答周恩来、邓大姐：“是我们的小讷要上台来一段《空城计》。”

“好好好，李讷要上台，我们一定得去。”周恩来一听，便来了情绪。一旁的邓大姐也乐了：“这孩子聪明伶俐，她表演起来肯定不一般，动作像你这个妈，唱腔准像主席。”

女“首长”一听主人的夸奖，一脸得意劲地告别了周恩来、邓大姐，在她临走时我听到她对周恩来、邓大姐说了一句：“你们这个小鬼是新来的吧？挺机灵的。”

自然，我很快知道了她叫，是主席的夫人。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敬佩的眼力，到底是，找老婆也比别人强百倍。当时在延安女的就很少，像这样来自大城市且又是名演员出身，平时又十分注意和会打扮自己，给人的外表印象自然是极不错的。然而，俗话说：人不能貌相。后来同接触多了，才发现她这个人的秉性、品德、为人等方面，远比她的外貌差，但当时像我这样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卫士是不能理解的。别说我，就连本人对表里的不一致也是不曾料到的。后来，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同结婚草率了，没搞好。背了个政治包袱。”“唉，要说同她离婚吧，也说不上她犯什么大错、有什么大过，再说我是主席，结婚离婚也总不是事，可不离吧，心里憋得难受……”这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对的心态。

人，是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变化的，也不例外，并且是个突出的典型人物。但她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是个坏女人，如果是那样，我想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不可能当时一点也未觉察出来就同她结婚。我们知道当时红军到延安后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外头却还骂是“土匪”，“匪首”，作为一个在大城市生活得不知比延安要好几倍的女人，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奔延安也是极不容易的。尤其在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不了延安的苦而当逃兵的环境里，还是留了下来，这一点也是应当肯定的。

后来，我到身边当卫士长，对的了解就比较细致和深刻了。那时，因为不让她参政，所以她基本没有什么事干。中央给她的任务是照顾好的生活，由于我们卫士组的工作是照顾安全之外的每日衣食住行，故便负责我们卫士组的工作。客观地说，当时对还是很关心和负责的。那时她也比较能同大家接近，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剪个发，讲点科学小知识，教教针线活。在转战陕北时，别的领导人的夫人子女都过了黄河，依然留下来同，同中央直属支队的同志一起每天走东闯西，吃了不少苦。在行军路上，她总是显得很活跃，给我们这些战士和伤病员经常来点小文艺节目鼓动鼓动，使得沉闷的行军队伍里时常笑声不断。

就宿时为了给松松神经，她经常打开从上海带来的那只留声机，放几段京戏，如《空城计》之类的，也乐意唱上几声。那时的皮肤白皙，加上她总是用演员和大城市女性的独特打扮，使得她周围总有些爱美的年轻姑娘们围着她转，请她帮助梳理头发、缝整衣装，也还是很乐意做这些事。但是时间一长我渐渐觉得她身上有许多毛病，最突出的是爱出风头、好胜心强，时时处处总要在别人面前显露一下自己，周恩来的一只手致残就是当时要与周恩来比赛骑马，结果那匹烈马在周恩来尚未防备时，屁股一撅使得周恩来落马，手臂骨折，虽经多次治疗仍未痊愈，最后落下伤残。由于处处总以她夫人的身份高居于别人之上，并且又始终未能改掉她来延安前养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使得她在外不能与任何一位同志搞好关系，在家也不曾和融洽过。

与结婚后，由于生活习惯和各自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思想感情相去甚远，因此两人始终没能在一起过得很好。两人由开始的生活不协调，到经常吵架，到后来的分居、感情破裂，这中间也曾多次作出过努力，并不止一次批评过，但秉性难改，始终未见奏效。也许是年龄存在差异，也许是生活习惯不同，反正我觉得他们夫妻生活从来就不怎么协调。情绪不好了就对吵，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气，而则有时性格也变得烦躁、急暴，但他善于把夫妻间的不快压抑在心底深处，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这更使我感觉到个人的生活是那样孤独、痛苦。我们一些卫士年龄小，不太懂，而进城后，我这个卫士长自己也结婚了，懂得了夫妻间的事，所以更感到的不幸。

1953年，我当了副卫士长，拉着我的手说：“银桥啊，你现在当官了，不值班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一周值上一两个班，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聊聊天，要不然我有时会感到很闷的。”

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因此尽管后来我又当了卫士长，但我始终坚持一星期为他老人家值两个班，值班时他老人家经常把我拉到床边，拍着我的手背，叹着气说：“银桥啊，有时我感到当主席好当，可做一个人却难啊……我们一天到晚用心在打仗、建设国家上，可不理解，常跟我闹别扭，她呀，越来越不能给我一点精神上的愉快、轻松。”

我听了这些话能说些什么呢？我理解心头的痛苦，可也无法给他排遣。日久天长，有时我觉得作为人民领袖，他建下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功绩，他的一个思维、一句话，能扭转乾坤，而他一生却没能获得一个长久的安稳的幸福家庭。回到家后我有时跟爱人聊起这些，我爱人——给家做阿姨的韩桂馨总这样说：“这个人啊，我在她身边几年了，太了解她了。我们都是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最了解。我觉得这个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理解别人，不能容忍别人，不顺她心的事有那么一点她都受不了。”我觉得我爱人讲得有些道理。由于的这些毛病，使得她与周围同志，与丈夫，总不能搞在一起。

我第一次看到与争吵是因为这样一件事。

那时我和韩桂馨还没谈恋爱呢，小韩服从组织分配，到家做阿姨，主要负责照看李讷，兼顾给家做些针线活。小韩刚来时很热情，忙着从箱子里翻出她喜爱的列宁装、红皮鞋之类的东西送给小韩。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对身为同性的女同志开始的做法有点亲切过度，而且让小韩觉得这样一位大首长的夫人也那么俗气，因为一边送衣物，一边嘴里又不断念叨：“阿姨啊，你来了可就好了。李讷这孩子从小跟我们过苦日子，你得多照顾点她呀！”这话这行动让人一看便觉得是想用这种小恩小惠来换取别人的心。

果然，没过几天，小韩为缝补了一件衣服，送到了房间，一见便赶忙过来，竖着眼左看右瞅，脸上马上露出嘲笑的神态，说：“哎哟哟，小韩阿姨呀，看你补的针脚有多粗。”小韩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针线这类活没做过，脸马上红了。按理如果是知情人的话是不该当面说这样的话的，就不然，她不但不顾别人的自尊心，而且变本加厉地拿着衣服走到面前，仿佛有意展览别人伤疤似的，连声对说：“主席，你快看，阿姨的针线活做得真够水平！粗得牛都能钻得过了！”

听着别人当众出自己的丑，别说是一个少女，就是我们这样的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站在一旁的小韩马上低头不语，两眼泪汪汪。

本来在看文件，无意管这类事，可当他抬起眼皮看到受窘的阿姨时，立即对发起了火：“你想干什么？蠢么！你就是改不了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看阿姨补得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