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红围墙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名伟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他所一手开创的业绩，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位帝王和君主所能相比的。不管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已经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否定这一点。

伟大的一生和人民对他的敬仰，使他从一个普通的人，渐渐成了亿万人敬重、崇仰的心中“圣人”和民族的形象、国家的主心骨。所有这一切，是当之无愧的，不管昨天和今天我们是否曾经反对过个人迷信，人民对自己的领袖所表现出的来自心灵深处的这份感情，始终是真诚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许是由于人民对的这份感情，使本人不得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本人历来反对他同人民群众的隔绝，而作为担负他警卫工作的那些卫士及公安部门，又必须这样做。

是个极富感情的人。除了他工作外，他是非常喜欢能同人随随便便地聊天、谈话，甚至开玩笑的。尤其是随着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走向神化，他的这种心愿就更加强烈，有时到了渴望的程度。我们这些每天为了挤公共汽车，为了排队买一件紧俏商品而整天诅咒大街上的人太多的平民百姓，是无法想象作为一国之主，高高在上的的这一心愿的。

虽然被神化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且在今天我们有些人在议论晚年因被神化了所出现的一幕幕悲剧时，总是不加以客观地分析，而是慷慨激昂地批评这位伟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但倘若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并且再加入几个假如的话，大概我们对晚年所犯的错误就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是的，假如能不受卫兵，不受中央的有关规定的限制，经常接触群众，了解来自真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假如能像一名基层的普通领导干部一样，经常到农村、到工厂、到社会的最基层，亲自听一听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对自己所制定的路线、方针的意见，而不是靠那些专爱唱赞歌、报喜不报忧的人所送上的“报告”、“材料”来了解情况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十年**大悲剧也许不会出现，也许，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在今天就已经实现了。也许，本人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伟人。

人，没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也同样。然而，当我们从卫士那里了解到，作为亿万人民的领袖的，平时却不能随随便便到一个农舍吃上一顿红烧肉，随随便便到一趟工厂去听一听那里的工业建设是否搞得对头，我们对晚年所犯错误的根源，便有了新的认识。

下面是我们从卫士口中听到的故事，虽然它们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正式的历史文献和许多党史教材中，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对，对导致晚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了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

“我是‘文革’前离开的，对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并不十分了解。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随着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如果我说一句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这种现象从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越来越严重。”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

他是这样说的——

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的安全却十分保险。那时，人民和之间无任何距离，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哪。可是，当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人从来没有提出并有所表示过怎样的加强他行动安全的建议，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为绝对保证人民领袖主席的安全，中央作出的那一系列安全措施，也没有错。

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来说明。

第一件事是1949年5月1日那一天。这天，天气特别晴朗，北京正是春意正浓时。

下午约二时许，我在值班室听到电铃响了，便知睡觉已醒，便直奔他的卧室。

“银桥，我们到颐和园去。”一听这样说，我非常高兴，心想：主席该休息休息，换换脑子了。上个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解放，中央上下都十分鼓舞，这段时间情绪亦极佳，时常唱几句京戏。只是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成立的一大堆事，他没日没夜地会见各界民主人士和起草各种文件，依然不能很好地休息。而今天，他能主动提出来去颐和园，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自然欣喜万分，再说，我们几个年轻人也想好好玩玩颐和园这一闻名中外的皇家公园。那时，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过去除了钻山沟、住窑洞外，谁也没有享受过逛公园的福气呢！大概是他老人家知道我们的心思，在临出发时对我说：“叫上其他同志，能去的都去。”于是，我们卫士班的同志差不多全体出动，真是沾他老人家的光了。

车，很快到了颐和园东门。刚下车，就撇开我们，径直走向一辆比我们先到、停在一旁的汽车。噢，原来他是有约会！此时，我们这些随行者才恍然大悟。

打从西柏坡“赶考”进京后，几乎每天都要接见民主人士，或在书房畅谈，或在会场小议，或亲自大驾光临某君家舍，而又有不少次与著名人士相约在戏院、公园，这一次又是了。我心里不由感慨道：啊，他的头脑里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

“主席，您好啊！”这次约见的是位银髯飘荡、长衫拖鞋跟的老先生。他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我们进京城的那一天，在西郊机场举行了入城仪式，检阅三军时，柳亚子先生作为各界欢迎代表也在场。柳亚子先生是的老朋友，当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与柳亚子先生相识，并从此成了至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是1949年3月的事，特意让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正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打电报，邀他到京参加政协会议。

柳先生身材虽小，却骨头很硬，是个不屈不挠的民主人士。老先生是这年3月18日到京的，我们是随在3月25日到北京的。当时正值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工作异常忙，并赶着写一篇题为《评白皮书》的文章，因此，政协会议要拖到9月份才能召开。柳亚子对此很不满，写了一首题为《感事呈》的诗，诗中自比前汉的“五鹿”，大发不得重用的牢骚，并扬言怀才不遇，想离开政界，回乡隐居。

那天，正逢我值班，看柳亚子此诗时，我在场，听读完柳的诗后，声音很大地说道：“好家伙，竟对我如此大动肝火！”

我一听，忙问：“主席，谁敢跟您大动肝火呀？”

他笑了，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是位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谁呀？”我好奇地问。

“柳亚子，他是中国的一个大才子，了不起的大才子，清朝末年时就组织过进步文学社，是个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的硬骨头哩！”从的充满赞誉的话中，我对这位“柳长胡子”从此有了一些认识。

末了，捏着柳亚子的诗文，沉思片刻，自言自语道：“待我有闲时，要找他谈谈，谈谈就好了么。”

这一天，我们来游颐和园是5月1日。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前两天，4月29日，特意为柳亚子写的《感事呈》一诗写下了一首回诗，那诗便是《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针对柳亚子的不满情绪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及严重的个人主义，用“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诗句，委婉批评和规劝柳亚子应从革命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

柳亚子得到这首诗后，触及灵魂，既自愧，又鼓舞，因此，相邀“聆听教诲”。就这样，和他便在这天相逢在颐和园。

这一天，带着李讷也去了。

“好么，亚子兄，你近来可好？”双手扶着老朋友的两只胳膊，端详着。

“好好，托的福啊！”柳亚子连连称好。

“嗳——我说亚子兄，别老‘主席主席’的，老朋友之间，你这样叫，我可不自由了。”站住脚步，很是认真地说。

柳亚子一愣，继而捋着胡须，开怀大笑道：“好好，我还是叫你润之兄，润之兄。”

“这就好么！”也高兴了。

看得出，柳亚子的满腹牢骚大概此时此刻也烟消云散了。两人边交谈，边朝颐和园的里头走。

看过大戏楼，游了谐趣园，又爬坡到了益寿堂。

茶室里，和柳亚子品茶论诗，谈笑风生，一派诗人学究的气氛。约一个来小时，站起身，提议道：“走，趁今天我们都很高兴，到公园去好好游一游。”

“好，如今茶饱牢骚消，游园——痛快，痛快！”柳亚子拍了拍肚子，欣然答应。

从益寿堂下来，便直接进入了长廊。

诗人气的柳亚子眼观面前的这一历史建筑物，感叹道：“慈禧太后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是可耻至极。”

老先生一激动，就会把一双拳头放在半空中挥舞起来。

则完全是一副哲人的大家气度。他接过柳老的话说：“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她慈禧当初用建海军的钱建了这个颐和园，这在当时是犯罪的，但现在看来，当时即便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来享受，总比她和朝廷里的王爷们挥霍掉要好么。”

柳亚子对的妙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国出了个！主席，您真是伟大啊！”他的大拇指挺挺地直竖在眼前。

“哎哎，你又来了，亚子兄，这样不好么！”

经这样一说，柳亚子不好意思起来。不过，他还是固执地说道：“伟大，润之——是伟大的。”

转后，我们几个卫士扶和柳亚子到了小火轮、石舫处，两人又是一番议论。途中，遇见和叶群，彼此握手，互道珍重后即别。

这时候，提议：“我们登船游湖吧。”

柳亚子欣然答应。

我和一名卫士随他们两人坐在一只游艇上，其余的人坐在另一只游艇上。

借春风荡漾湖水，和柳亚子兴致甚高，湖面上不时泛起阵阵欢声笑语，船到湖心时，柳亚子又挑起了话题。他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胜利，这是肯定的，因为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方，我们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