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所流露的那种重压的宿命感，它其实既压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同时也压在那些让别人受苦的人身上。例如那个典狱长，他天性仁慈，早已厌倦了狱吏的生活；同样，对于他那个身体瘦弱、面色苍白、眼圈发黑的女儿总是练习弹奏李斯特的那首狂想曲，他也厌烦透顶；还有西伯利亚小城的总督，一个聪明而善良的人。他为了逃避自己想做的善事与不得不做的恶事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三十五年来一直借酒消愁，但即使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的头脑还是很清楚，仍能自重，不失风度。另外，就是那些因为职业的原因而对他人无心无肺的人。
在书中各色人物之中，唯一缺乏客观真实性的就是主人公聂赫留多夫，因为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这个人物身上了。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众多最知名的典型人物的缺陷或危险了，例如埃尔特里亲王、别埃尔·比基多夫、列文等。但这些人物的缺点算不上太严重，因为他们由于地位和年龄的原因，处于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更接近的状况。但在这部书中，他把一位古稀老人的灵魂强制到一个三十五岁**的人的躯体中。我并非质疑聂赫留多夫的精神危机不真实，也不是说这种危机不可能突然发生。但在托尔斯泰所刻画的人物的以往生活中的秉性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在预示或解释这种危机。然而当危机展露端倪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了。
毫无疑问，他深刻地指出了聂赫留多夫最初掺杂了牺牲思想不纯的部分，以及他对自己的怜惜和孤芳自赏，甚至是日后面对现实时所感受到的恐惧和厌恶。但他的这份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这场危机与之前的危机没有丝毫关系，虽然剧烈，但也只是暂时的。一切都阻挡不了这个优柔寡断的人。这位富有阔绰亲王，他是那么地受人敬重，注重社会舆论。就在他准备迎娶一个心爱的漂亮姑娘为妻时，他突然决定抛弃一切——金钱、朋友、地位——而去娶一个妓女，这样做的目的竟是为了赎回自己以前的过错。而且，他的这个决定坚定不移地持续了数月。他经历并承受住了所有考验，甚至当他听到自己想要娶的那个妓女依旧过着**的生活时，也不为所动。1——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圣洁，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论的，使主人公隐晦的心灵深处及其机体之中看到其根源。但聂赫留多夫丝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气质。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碌碌无为但身体健康的人物，也是托尔斯泰笔下常出现的人物。其实，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十分实际的人1，与属于另一个人的那种精神危机并存，而另一个人，也就是托尔斯泰老人。
1.当聂赫留多夫听说马斯洛娃又同一个男护士通奸时，他更下定决心要“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这个女人犯下的罪行”。
在这部作品的末尾，同样给人以双重成分的印象。具体来说，是在运用严格的写实手法创作的第三部分中，出现了不必要的福音书式结论——这是属于个人信仰的行为，并非是从被观察的生活中得出来符合逻辑的理论。将自己的宗教思想加入写实主义之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在以往的那些作品中，这两种元素能够相互融合。可是在这部作品中，它们各自独立，没有任何交集。因为托尔斯泰的信仰已经逐步脱离实际，而写实主义的思想日益自由、尖锐，所以这两种元素的反差也就十分强烈。这是衰老的迹象，而非疲乏使然——关节已经僵硬了。宗教的结论绝不是作品结构的自然发展。这是Deux ex machina2……但我坚信，在托尔斯泰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怎样表白，他那不同的本质，即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丝毫不能融合在一起。
1.他在塑造初期的聂赫留多夫时，文笔雄健有力，内心充满了自信。这也是在其他人物身上找不到的。例如在描写聂赫留多夫第一次出庭前如何起床，怎样度过当天早上的情景上，真是无比精彩。
2.拉丁语，译为：整体中走出来的上帝。
虽然《复活》中没有他年轻时创作的那些作品那么和谐完满，尽管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战争与和平》，但是，《复活》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诗篇，或许也是最真实的诗篇。在这本书中，我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作品里都看不到的托尔斯泰那明亮的目光，淡灰色的眼睛无比深邃，“那种直透人心的目光”，能够令每个心灵看到上帝的存在。
十七
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放弃艺术。对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即使他心有此想，也绝不能放弃他借以存在的理由。出于对宗教的考虑，他可以放弃发表作品，但绝不会放弃写作。他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曾经在他晚年去亚斯纳亚拜访过他的保尔·巴维尔先生说，托尔斯泰一面写一些宣道或论战的文学作品，一面进行着艺术作品的创作，这两类作品交替着进行，成为了他生活的调剂。当他写完一本关于社会论著，或者一些《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之后，他就会继续写一本讲给自己听的美丽故事，例如他的那部军事史诗《哈吉·穆拉特》。这是一部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英勇反抗斯卡密尔统治的作品。艺术创作已经成为了他的消遣，他的娱乐。但他认为如果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炫耀那就变成虚荣了。
他曾经编著过一本《每日必读文选》(1904—1905)，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真理与人生的看法。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真正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圣书到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尽收其中。除了这本书，托尔斯泰自1900年起创作的所有纯艺术性作品都是手稿，从未刊印。
反之，他大胆且热情地发表着自己针对社会论战含有攻击性、神秘性的文字。从1900年自1910年，社会之战将他最旺盛的精力吸走了。当时，俄罗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一时间沙皇帝国摇摇欲坠。俄日战争、战后损失、革命骚乱、陆军和海军叛变、大屠杀、农村暴动等等，这一切似乎标志着“世纪末日”的到来。——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为书名的。——1904年到1905年，危机达到了顶峰。在这几年中，托尔斯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巨大的作品，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1《弥天大罪》《世纪末日》等。在这最后的十年里，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托尔斯泰不属任何党派，也没有任何国家的色彩，他脱离了曾将他逐出门的教会1，孤军奋战。他富有逻辑性的理智，他坚定不移的信仰，使他“二者必居其一，即离开其他人或离开真理”。
1.这部作品的原名为《只有一点是必须》。
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老人说谎，无异于富人窃盗。于是，他选择脱离其他人，只是为说出真理。托尔斯泰将真理完完整整地讲给众人听。这位将谎言全部驱除的老者不知疲倦地抨击着一切社会迷信，抨击一切偶像。而且他不限于针对过去的暴政、迫害他人的宗教以及沙皇的独裁。对于这些他反而心平气静一些，这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向它们投石头。大家对它们都有所了解，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另外，它们也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并没有骗人。在他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2中，虽然对作为君主的沙皇不算恭顺，但却对作为人的沙皇充满了温情。他亲切称呼他为“亲爱的兄弟”，并请“他原谅，如果自己无意中惹恼了他”；最后补充了一句：“您的兄弟祝您幸福。”
1.1901年2月22日，托尔斯泰因为在《复活》中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讽刺了弥散和圣体圣事，被东正教最高议会逐出了教门。
2.信中写的是关于土地国有化的事，可参见《弥天大罪》。
托尔斯泰最无法谅解，并坚决予以揭露抨击的，就是新出现的谎言，因为以前的谎言已经被拆穿。他抨击的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幻想。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我们不清楚他最痛恨的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对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由来许久了。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军官，同时还在彼得堡的文人圈子中交际时，他就开始厌烦了。这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一个因素。这个骄傲的贵族，这个世家子弟，简直难以忍受那些知识分子及其大言不惭的说辞：无论如何都是在使国家幸福！可实际上，是将他们的乌托邦思想强加于他。托尔斯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而且出身名门，1因此对于这些具有自由色彩的新玩意儿，对于那些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他表现出了以往的怀疑态度，而经过两次欧洲之行，也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些成见。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这样写道：
1.勒鲁瓦·博里厄曾提到，托尔斯泰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祖居莫斯科，属于斯拉夫人的血统混有芬兰血统的大俄罗斯人。从形体上看，他更接近于平民而不像贵族”。
“要避开、警惕自由主义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回来时，他强调：“特权社会”没有丝毫权利和方法去教育那些它并不熟悉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自由党人的蔑视。书中的主人公列文就拒绝参加外省的民众教育事业，以及各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改革。作者描绘的外省议会绅士们的选举场景，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某个地方以新的自由政权替代旧的保守政权的欺骗伎俩。一切都没变，只是多了一个谎言。它无法原谅，也无需耗费几个世纪来认可。
旧制度的代表说道：“或许我们没有什么价值，可是我们毕竟持续了上千年。”
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滥用的“民众、民众的意愿……”等词句十分愤慨。哼！他们懂什么？什么是民众？
特别是在自由主义即将成功，准备召开国家杜马大会时，他强烈地表达自己对君主立宪思想的反对。
“近期，由于基督教义发生扭曲，致使一种新的欺诈诞生了，这使各族人民陷入到更深的被奴役的状态。有人假借一种复杂的议会选举制度，向人民鼓吹，假如人民可以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那么他们就相当于参加了政府工作；服从自己的代表，无异于服从自己的意愿，由此，他们也就获得了自由。事实上，这是一种欺骗。即使全民普选，他们也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因为：第一，在一个拥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集体意愿；第二，即使这种意愿的确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并非代表着这种意志。暂且不说当选者的立法与行政目的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不说民众的堕落是因为压迫和选举的腐败所导致，—这谎言的毒害是十分有威力的，它会使那些屈从于这项制度的人落入自我满足的奴隶状态……这些原本自由的人会让人想起囚犯，因为当他们有权选举监狱警务员时，他们就又享有自由了……专制国家里的人，即使处在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也完全是自由的。但对于身处立宪制国家的人来说，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接受并承认了对他施行的强暴均合法……现在，就有人想把俄国人带进一种同欧洲各国家的人民一样的立宪制奴隶状态！……”1
1.参见《世纪末日》。
他疏远自由主义的原因是因为鄙夷、不屑。对于社会主义，如果不是他禁止自己憎恨一切的话，或许很可能就是痛恨。他对社会主义是十分憎恨的，因为他认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即自由和科学的谎言。它不是自称是建立在某种经济学的基础上吗？而且还说这种经济学的绝对规律能够影响世界前进脚步！
对待科学，托尔斯泰是十分严厉而严肃的。而对于这种现代迷信，以及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例如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特性、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的人们仍然像中世纪的人对圣母怀胎或物质的双重性那样地重视，但是托尔斯泰则用一种嘲讽挖苦的口吻通过文字对此加以驳斥。他嘲讽“这群科学的奴隶，他们和那些教会的奴仆一样，深信自己是来拯救人类的，并且还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像教会一样，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可笑的事他们彼此间从未一致过——因为他们分为许多门派；他们像教会一样，粗俗、愚昧。人类无法早日脱离苦海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摒弃了能够团结一致的重要因素：宗教意识。”1
可是，当托尔斯泰发现这种新的热狂的危险武器已经落在了自认为能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上时，他的不安加剧了，怒火瞬间迸发。但凡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令他忧愁不堪。尽管如此，他仍然十分厌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他认为他们一个是害人的腐儒，一个是自傲而干枯的灵魂。与人类相比，他更喜欢自己的思想。
不过，那都是些卑劣的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的需求：物质享受。可是，即使是这种最基础的目的，如果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办法也未必会达到。”
总而言之，它没有爱。它是一种对压迫者、“富人们的温馨甜蜜生活的嫉妒，就像聚集在脏物上的苍蝇那样贪婪”的恨。一旦社会主义取胜，世界的面貌将变得非常可怕。欧洲游民将以更大的力量猛扑向小而粗犷的各民族人民身上，然后将各国人民都变为奴隶，以便使欧洲那些原本只是无产者的人更惬意、悠闲地享乐，如同罗马人那样奢华闲散。
幸运的是，社会主义最精华的力量已经在烟雾中——具体说应该是在演说中，例如若雷斯2的演说中——耗费殆尽……
1.参见《战争与和平》。
2.若雷斯，20世纪初期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被暗杀。
“多么令人惊讶的演讲家啊！他的演讲几乎包罗万象但事实上空无一物。社会主义貌似俄国的东正教：无论你怎样追究它，把它逼得无路可退，你以为已经抓住了它，可突然间，它会转过身来对你说：‘不！我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是别的东西。’它可以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需要耐心！时间可以发挥作用。之后，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像女人的时装一般，很快就从沙龙撤到走廊里了。”1
托尔斯泰如此向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开战，不是为了听任独裁政治者的为所欲为，相反，是为了在队伍中清除一切捣乱分子和危险分子之后，让战斗能够在新旧两重世界中全面展开。因为他还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与那些革命者们截然不同：他的革命是中世纪神秘信徒的革命，它期待的统治者是上帝：
“我认为在这个确定的时间里，大革命就要开始了，它已经在基督教的世界中酝酿了近两千年了，——这场革命是以真正的基督教来顶替腐朽的基督教，以及驱除那些从其中衍生出来的错误的统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是以人人平等为基础，是全部有理智的人都渴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础。”2
1.参见《同保尔·巴维尔先生的谈话》。
2.参见《世纪末日》。
那么预言家会选择什么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纪元呢？选择俄国最阴暗的时候，选择灾难与耻辱并存的时刻。具有崇高创造性的信仰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啊！在它四周，一切都变得明亮，——哪怕是在黑夜里也一样。在死亡中,托尔斯泰窥视到再生的先机——在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血腥的阶级斗争中。他的梦想逻辑根据日本的胜利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在与非基督教民众在战争中，他们要比这些“跨越了奴役阶段”的基督教民众更有优势。那么这是否会令这些民众退让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至高的骄傲。俄国要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它应该完成“大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的宣道者，这个反对暴力的老头，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1905年的革命，将会把忍受着凶残的压迫的人类解救出来，它将开始于俄国。——它真的开始了。”
俄国为什么会成为上帝的选民？或许是因为新的革命应首先救赎“弥天大罪”：上千个富人独霸着土地，千百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1。另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俄国人这样意识到了不公。
但也因为俄国人民是所有民族中最受感染、最真挚的基督教徒，所以从他们那开始的革命则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博爱的律令。然而，假如这种博爱律令没有依据不反抗的律令的话，那么它是实现不了的。而不反抗向来就是俄国民众的一个主要特点。
“对于当局，俄国人民向来都持有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当权者；而且他们都未参过政，因此也就从未受到过政权的污染。他们把权力当作是应该避免的一种罪恶。古代曾传说：俄国人曾经祈求瓦兰人2做他们的统治者。大多数俄国人宁可忍受暴力行径，也不会报复或染指。因此他们一向是忍辱负重的……”
但是，自愿的屈服和奴颜婢膝的服从是完全不同。3
1.《世界末日》中写道：“最残酷的奴役生活就是剥夺土地，因为做一个主人的奴隶等同于收一个人奴役。而若被剥夺了土地，就相当于成为了所有人的奴隶。”
2.瓦兰人，古时俄国人对诺曼人的一种称呼。这个民族出现于8世纪的东欧平原，善于抢劫、掠夺。
3.1900年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抱怨别人对他的不抵抗原则的误解。他提出“勿以恶抗恶”和“勿抗恶”中的反对恶，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标，而勿抗恶却是最有效的斗争方法。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忍辱负重，而他不可能一面忍辱负重，一面对各种暴力发动反击；可是他不会服从于这些暴力，换句话说，他不认为其合法性。”1
在托尔斯泰写这一段话时，他正处在一种激动之中——因为他目睹了一个民族以不抵抗主义做出了最悲壮的榜样。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发的流血示威事件。当时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在教士加蓬的带领下，任人枪杀，而他们没有发出一声仇恨的呼喊，也没有进行任何自卫。
长期以来，在俄国被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丝毫不顾迫害，仍然顽强地奉行不服从政权，并且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在俄日战争过后，这种思想在农村群众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拒绝服兵役的情况也随之在扩大；他们所受到的残酷压迫越大，心中反抗的怒火就越强烈。另外，各省、各族，即便不知道托尔斯泰这个人，也都在实行着这种消极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夫勃耳人，1905年起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都是这样托尔斯泰对这些运动的影响远远不及它们对他的影响；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所具备的力量和意义，无论身为革命党的作家们(如高尔基)怎么说，2这的确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1.参见《世纪末日》。
2.托尔斯泰就地方自治会的混乱提出谴责意见后，高尔基说出了朋友们的不满，他这样写道：“这个人已经成为他思想上的奴隶。对于一个置身于俄罗斯生活之外许久的人来说，他不再倾听人民的声音。而是翱翔于俄罗斯之上，飞向远方。”
托尔斯泰对于那些甘冒生命危险去实施他所宣传的主张的人，抱有谦虚而严肃的态度。而对于杜夫勃耳人、格鲁吉亚人和那些逃避服兵役者，他却没有丝毫教训者的神气。
“没有经历过任何考验的人，是无法教导正在忍受考验的人的。”
他请求“所有因他的言论、著作而导致痛苦的人”宽恕他。他从未怂恿任何人逃避、拒绝服兵役。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做决定。如果他遇到一个犹豫不定的人，“他一直劝他去服兵役，只要他觉得在思想上是可行的话，那么就不要拒绝”。因为一个人的犹豫，说明了他的不成熟。而且“最理想的情况是多一名军人而少一个虚伪者或叛徒，因为去做力能范围之外的事的人，最终都将会沦为虚伪者或叛徒”。他十分怀疑逃避兵役的季卡连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是在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下做出的决定，而并非是对上帝的爱使然”。对于杜夫勃耳人，他则写信劝说他们不要因为自傲和尊严拒绝服兵役，可是，“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他们将脆弱的妻子和孩子从痛苦中拯救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人因此而谴责他们了”。他们只应在“基督精神扎根于心中时才坚持不懈，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因痛苦而幸福”。无论怎样，他都会请求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要断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的，甚至连希律王1都应该被爱：
1.希律王，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帝国派遣的一位驻巴勒斯坦属地的分封王。在职期间曾审判过耶稣，并将施洗者约翰处死。
您说：“人们不该爱希律王。”——我不知道，可以我认为，您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您也清楚，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我会痛苦，我的生命也会消失。
这份爱是永不熄灭的**，是神圣纯洁的，甚至连福音书上的话都无法令他满足——“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因为他能从中发现一种自私的味道！
在某些人眼中，这份爱实在是太广博了，而且将人类的自私情绪彻底摆脱掉了，致使这份爱变得有些空泛！但是，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这种“抽象的爱”呢？
“现在，最大的罪过就是人类的这种抽象的爱，对于那些相隔较远的人的平庸之爱……爱我们不相识并且永远无法相遇的人，那十分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也不必牺牲什么，同时，还会对自己很满意！这实在是自欺欺人。——不，必须爱你的邻居，——而且要爱和你共同生活并妨碍你的人。”
在众多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著作中，都谈到他的哲学与信仰并不是新颖的。的确如此，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是永恒的，所以它们不像当下时尚的新潮……有人说，他的哲学思想与信仰属于乌托邦式的。没错，一个预言家就等同于一个乌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尘世起便已开始了。既然他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个预言家也加入了我们，既然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头顶有着一道光环，我认为对于世界而言，这是比多一种宗教或一种新的哲学更加新颖、重要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看不到在这般满目疮痍的世界中那份无边的博爱的化身！
十八
托尔斯泰的相貌具有一定的特征，因此其形象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宽阔的额头上深深地刻着两道重重的皱纹，雪白浓厚的眉毛丛生，长老似的胡须不禁让人联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苍老的面容很温和、慈祥，但往日的那份病患、忧伤的印迹依然存在。从二十岁兽性的粗野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严肃、僵硬，再到现在，他的变化有多大啊！但是，他那双清亮的眼睛仍旧深邃敏锐，显示着无限的坦白直率，它不隐瞒一切，却又能洞察其他一切。
在他去世的前九年，托尔斯泰在给圣教会议的回信(1901年4月17日)中这样写道：
“多亏了我的信仰，我才能在平静欢乐地生活，并能够在平静和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不禁想起了古时候的一句谚语：“我们不该在人临死前称其为幸福的人。”
托尔斯泰当时引以为傲的那份平和与欢乐，不知是否一成未变，始终与他相伴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在云雾散去的黑暗中，人们期待的光明却没有照射出来。革命的兴奋度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疲力竭。昔日的不公没有丝毫改变，如果非要说有何改变，那只能说是贫困更加深重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就对俄罗斯拉夫民族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心生疑惑，而他顽强的信心驱使他向远方寻找能够肩负重任的其他民族。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东方民族可以重新寻找到西方民族那即将失去的自由”，中国人将领导亚洲各族人民，在以“道”为中心的永恒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1
1.出自1906年，他写给一个中国人的信。
然而他的这一希望不久后就破灭了：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就像往日的日本一样，对自己的智慧加以否定，反而效仿起欧洲来。遭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在加拿大，但是令托尔斯泰极为愤怒的是，他们刚一到那里就强占了土地；刚刚从国家的枷锁下挣脱出来的格鲁吉亚人，竟打击起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被召唤来的俄国军队重新使这一切恢复了秩序。甚至是犹太人都未能幸免，——“他们的国家，是此前人们所企盼的最美好的国家，是一本圣书”1，但不容忽视一点，他们也沦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恶疾，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是虚假的，“是当代欧洲主义的畸形儿”。2
1.在《与捷涅罗莫的谈话》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富于智慧的犹太民族沉浸在圣经之中，却看不到头上的千秋万代正在坍塌，更看不到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出现了又消失。”
2.“在血淋淋的国家恐怖之中，看到了欧洲的进步，若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简直是犯滔天大罪。”
托尔斯泰虽然十分悲哀，可是他并不气馁。他仍然信奉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眨眼前这里能长成一片森林，那就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等待种子发芽、出苗、长叶，然后长成一棵树。”
而要长成一片森林，则必须许多许多树。正所谓独木不成林，托尔斯泰虽然满载荣誉，可他却是孤单的。世界各地的人都给他写信：从穆斯林国家、中国、日本等，《复活》被翻译成许多文字出版，各国人民都宣扬着他那“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美国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他，部分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问题向他请教。可是他的门徒还不到三百人，对此他十分清楚。事实上，他并不操心去广收门徒，并且反对他的朋友们以他的名义组织托尔斯泰崇拜者团体：
“不应该相互迎合，大家应一起奔向上帝……你说：‘只要大家在一起就万事不难……’——什么？……当然，一同耕作、除草是容易的，而且是对的。可是要接近上帝，就只能单独去做才可以……我想象中的世界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神殿，明亮的阳光从上方直射进来。若要聚合在一起，我们就该向那阳光走去。在那里，有来自四面八方人，我们将与其他人不期而遇：欢乐即在其中。”
从天穹照射下来的光明中，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这无关紧要！只要能同上帝在一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足够了。
“正如只有燃烧着的物质才能够将火源传递给其他物质一样，只有真正信仰和真正生活的人才能感染其他人，并将真理传播下去。”(《战争与和平》)
这或许是真的，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托尔斯泰带来幸福呢？——晚年时期，他距离歌德提倡的自觉自愿的宁静境界十分遥远！他甚至是在逃避宁静、厌恶宁静。
“能够对自己感到不满，是需要感谢上帝的。但愿能永远这样！生命与理想之间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标志：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升变化。然而这种不一致却是善的前提。当一个人对自己心满意足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恶。”
由此，他思考着这部小说的题材，奇怪，列文或别埃尔·比基多夫那挥之不去的焦虑始终在他心中纠缠。
“我常幻想：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成长的人，最初是革命者，然后就成为了民粹派、社会党人、东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侣，然后是无神论者、慈父，最终成为了杜夫勃耳人。因为他什么都尝试，但到头来一事无成，所以大家都嘲笑他。他什么都没做，然后在收容所里默默死去。临死前，他认为自己白白度过了一生。然而，他却是一位圣人。”1
1.出自《一个杜夫勃耳人的故事》，这部小说是托尔斯泰未发表过的一个作品。
信心满满的他，难道还有什么疑惑吗？——谁晓得呢？对于一个直到老年还身强体健的人来说，他的生命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一点上。生命必须继续前进。
“运动就是生命。”1
1.1901年3月，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想象一下，将所有拥有并掌握真理的人聚集在一个岛上。就是生活吗？”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托尔斯泰身上的许多事都发生了变化。难道他对革命者们的看法依然没有变化？谁又能确保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心没有丝毫动摇呢？——在《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多夫与政治犯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以往对俄国革命党的看法。
“在这之前，他始终憎恶他们的残忍、罪恶、谋杀、自满，以及那强大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虚荣心。可是，当他清楚地看到当局者是如何迫害他们时，他明白了一点：他们只能这样。”
因此，他钦佩这些人的高尚的牺牲精神和责任感。
自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从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扩大到民众，并且悄悄地震撼着千百万劳苦大众。这股咄咄逼人的进行大军的先头部队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经过。《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的三篇短篇正是托尔斯泰晚年时期的一部分作品，从中不难看出这幅场景带给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惶恐。在图拉乡下，成群结队的纯朴虔诚的朝圣者巡游的场景今天又在哪里？眼下所看到的只有饥饿的流浪者的入侵。这些可怜人每天都来。托尔斯泰常同他们交谈，震惊于他们胸中的愤慨。他们已经同以往不同了，他们不再把富人看作是“通过施舍救赎自己灵魂的人，而是将他们视为强盗、土匪、专吸劳动人民血的吸血鬼”。这些受压迫的人中，有些还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因为破产而绝望，他们一无是处。
“使现代文明变得如往日的犹如匈奴和汪达尔人2对古文明所做的可 耻之事的野蛮人，均不是在沙漠和丛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2.汪达尔人，古时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曾在429年登录非洲，并在439年抢占迦太基，建立了汪达尔国。455年攻陷罗马，在罗马城疯狂毁坏文物。所以后人将毁坏文物、艺术品的人称为汪达尔人。
亨利·乔治如是说。而托尔斯泰则是补充了几句：
“汪达尔人已经在俄罗斯准备就绪，在如此富于宗教情绪的民族中，他们会显得格外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适可为止，也不知道，在欧洲各民族中，法度与舆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
托尔斯泰常常收到反叛者的来信，信中抗议他的不抵抗主义，声称对于统治者和富人施加在民众身上的暴行，要“复仇！复仇！复仇！”——对此，托尔斯泰还会指斥他们吗？我们并不知晓。但是几天后，他看见在他的村子里，当局者对哭诉哀告的穷人们无动于衷，原来他们的锅子和牛羊都被抢走了。对此，他不禁向那些冷酷的官吏大喊复仇的口号，同时反对那帮刽子手，“那帮只知道贩酒谋利、教唆杀人，只会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的官吏和他们的走狗，这帮人十分清楚，从穷人那儿抢夺更多的锅、牛羊、布匹，有利于蒸馏酒精毒害百姓，制造武器，修建监狱、建设苦役场，特别是慰劳他们的帮凶，可以让他们加官晋爵”。
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当你一辈子都在期盼着爱的世界的到来时，你看到的却是如此可怕的景象，因为惶恐而不得不闭上眼睛。另外，即使你具有和托尔斯泰一样的真切意识，也无法确保你的生活与你的原则完全一致。
在此，我们触及到了他暮年时——是不是可以说是其最后三十年——的最大的痛处了。对这一痛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虔诚而胆怯的手轻轻触摸它，因为托尔斯泰在尽可能地将它隐藏。它不单属于死者，也同样属于他爱过、并爱着他的其他人。
他一直都没法把自己的信念传达给他最爱的人，他的妻子和儿女。我们看到，他的忠实伴侣能够勇敢地分担他在生活及艺术创作上的重担，但对于他放弃艺术而改奉她所不了解的一种道德信仰，她感到十分痛苦。当自己不再为最好的伴侣理解时，托尔斯泰也痛苦万分。他曾给丹纳罗莫写信，上面说道：
“我深刻地感觉到下面几句话的真切道理：丈夫和妻子不是分离的两种生灵，他们应该是合二为一的……我强烈希望能够把那种让我超脱人生苦痛的宗教意识传递给我的妻子，哪怕只是一部分也好。我期盼着能将这种意识传递—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给她，虽然这种意识是不易被女性所接受。”1
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赞赏并喜爱心灵纯洁的丈夫，喜欢他坦**宽广的胸怀，以及和她“合二为一”的伟大灵魂。她看到“他走在群众的前面，指引着人们应该遵循哪一条人生之路”。2当圣教会开除托尔斯泰时，伯爵夫人勇敢地为丈夫辩护，声称要分担丈夫遭受的危险。可是，她无法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而托尔斯泰又太真诚，也不愿意逼迫她去做违心的事，——因为他憎恨虚伪的信仰和爱，甚于仇视对信仰和爱的背叛。3既然她不相信，托尔斯泰又怎么会强逼她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牺牲自己和儿女们的前途呢？
1. 1896年5月16日，托尔斯泰看到妻子为了一个小男孩的死而无比悲痛，他想安慰她，但丝毫没有办法。
2.参见托尔斯泰夫人与1883年1月写的信。
3.在托尔斯泰《未发表的书信集》中，他这样写道：“我向来不愿意责备那些不信仰宗教的人。但最可恶的是一面撒谎一面假装虔诚信教。”“愿上帝不要让我们假装心中有爱，因为这比恨更加糟糕。”
他和孩子之间的隔阂好像也越来越深了。勒鲁瓦·博利厄先生曾去亚斯纳亚的托尔斯泰的家。他说：“饭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厌烦和不信任”。只有他的三个女儿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这种信仰的感染，其中一个他最喜欢的女儿玛丽安已经死去了。在精神上，他是一家之中最孤独的，“只有他的小女儿和他的医生”是了解他的。
他与家人思想上的距离使他苦恼；他为无法逃避的世俗交际而苦恼，他为来自世界各地令人厌恶的客人而苦恼；他为那些疲于应付的美国人和时尚人物的来访而苦恼；他为家中强迫他过的那种“奢侈”生活而苦恼。但是，根据曾经到过他那简朴的屋子里的人的叙述，他所指的“奢侈”其实只是最低的生活标准：几件朴素的家具，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子，光秃秃的墙壁！这份舒适的“奢侈”竟会让他难堪，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苦恼。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刊登的他的第二篇短篇作品中，他就自家的奢华景象与身边苦涩贫困惨状进行了对比。
1903年，他这样写道：“我的活动，不管在其他人眼中是多么有意义，它都在逐渐丧失，因为我的生活无法同我宣扬的东西完全一致。”1
1.出自1903年12月10日写给朋友的信。
他的确无法实现一致！因为他不能强迫家人远离交际的生活，而他自己又无法摆脱家人以及家人的生活。这样一来，反而使他就此避免被敌人攻击，故意说他虚伪，以否定他的主张！
对于这一点，他曾长时间地思考过。所以很早以前，他就下定了决心。近期，有人找到并发表了他在1897年6月8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这是一封令人赞叹的信。在这里，应该把它全部抄录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真实地披露他这颗慈爱而又饱受痛苦的心灵的秘密：
“我亲爱的索菲娅，很长时间，我都因为生活与信仰的不一致而感到痛苦。我不能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生活和习惯。而且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疏远你们，因为我想，如果我离开，我将带给你和年幼的孩子们一定的影响，并且给大家造成极大的痛苦。可是，我实在无法再像过去的这十六年那样，继续生活下去，不能偶尔与你们抗争，让你们感到不快，偶尔屈服于我那早已习惯了的围绕在我身边的影响与**。现在，我决心实施我思考了许久的计划：我要离开……就像印度老人那样，到了六十岁便隐居山林，犹如信教的老人，自愿将自己的残年奉献给上帝，而不是通过说笑打趣、胡闹、玩球之类的事情消磨时间。我也一样，已经年届古稀，我一直想获得宁静与孤独，而且，如果得不到一致的话，那至少也不要在我的生活与良心之间出现不一致。假如我离开，你们必然会哀求，在经过一番争辩后，我势必心软，或许当我本应将决定付诸实行时，反而会放弃。我的做法若令你们伤心难过，那么请你们原谅我。尤其是你，索菲娅，请让我离开吧，不要找我，也不要恨我，更不要责怪我。我虽然要离开你，但并不表示我对你有什么怨恨……我知道你不会，你也无法像我那样去观察和思考。所以你根本无法改变你的生活，无法为那些你并不承认的东西牺牲。对此，我没有丝毫怪你的意思，相反的是，我会满怀爱意与感激之情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漫长的三十五年，尤其是前半段时间，你用你那天赋般的坚定与忠诚，勇敢地承担起你所认为的一切使命。你不仅给了我，还给这个世界所有你能给予的。你付出了极大的母爱，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可是，在我们生活的最近十五年中，我们却要分道扬镳。我难以相信自己竟是罪魁祸首。我很清楚，假如我因此而改变，那并非是为了我的快乐，也不是为了世界，而是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无法指责你丝毫不听我的，我反而要感谢你，我会永远心怀爱意去回味你所带给我的一切。别了，我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虽然要离开你，但并不表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离开她。——多么可怜的信啊！他似乎认为自己只要写了这封信，他的决心就完成了……而在写完这封信后，他的全部力量也都耗尽了。——“假如我离开，你们必然会哀求我，在经过一番争辩后，我势必心软……”其实，他不必“争辩”，也无需“哀求”，只要片刻之后，看看那些他要离开的人就可以了。他会感到“他不能、他无法”离开家人。于是，他将这封原本装在口袋里的信塞进了抽屉里。信封上写着：
“待我死后，请将它转交给我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逃离计划就此结束了。
难道他的力量就这般弱小吗？难道他不愿为上帝牺牲自己的温情？——当然，在众多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心如磐石的圣人，他们从不犹豫地摒弃自己和别人的情感……有什么办法呢？他根本就不是这类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也正是因此，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一篇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篇章中，他问他自己：
“列夫·托尔斯泰，你是不是正在按照你所宣扬的原则去生活？”
紧接着，他痛苦不堪地回答：
“我羞愧得快要死掉了。我有罪，应该受到别人的蔑视……但是，请把我以往的生活同今天的生活对比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已经在尽量依照上帝的法则去生活。而我连必须做的千分之一都没有做到，所以我惶恐不安，可我之所以没能做到，并非是我不情愿，而是因为我不能……请你谴责我吧，但不要谴责我所选择的道路。假如我认得一条能够把我引回家的那条路，而我又像醉汉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那么，我们能说这条道不好吗？要么就请您给我另外选择一条正确的路，要么就请您搀扶着我走完这条正确的路，正如我准备扶着您走这条路一样。但是请不要奚落我，请不要因我的悲伤而表现得幸灾乐祸，更不要兴奋地大喊：‘大家快来看啊！他说他是要往家走的，却跌进泥潭里去了！’不，不要这样，请不要幸灾乐祸，来帮助我、支持我吧！……帮帮我吧！如果我们全部迷失了方向，那我定会伤心欲绝。可每当我竭尽所能地从对面走过来，每当我堕入歧途时，你们不仅不同情，反而对我指指点点，甚至叫喊着：“快看呀，他和我们一样都跌进泥潭里了！”
当他就要去世时，他反复说：
“我不是圣人，我也从未这样认为。我只是一个任人摆弄的凡夫俗子。有时，我并不会把自己的所想所感全都说出来。之所以不说，并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因为经常会夸大其词或者出错、彷徨无着。至于我的行动，那是更糟糕的一部分。我是一个非常怯弱的人，而且身上还有许多恶习；期盼着供奉真理之神，可经常跌跌撞撞。如果大家认为我是一个不可能出错的人，那么我的每一个错误都是谎言或者虚伪。但大家认为我是一个脆弱的人，那么我就会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一个可怜巴巴却很真诚的人，曾经不断地、真心实意地希望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上帝的好仆人。”
就这样，他承受着良心的责备之苦；被他的门徒——力量更强，比他更缺少人情味的一群人无言的责怪所抨击；被他脆弱且优柔寡断的矛盾性格撕扯；被对家人及上帝的爱牵绊着，直到有一天，绝望油然而生。或许是因为临死前的一阵狂热旋风把他刮出了门，他开始了四处流浪。他曾投宿到一所修道院，然后又上路，最终病倒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里。弥留之际，躺在病榻上的托尔斯泰痛哭流涕，他的泪不是为自己流，而是为这些不幸的人；他哽咽地说道：
“大地上有千百万生灵正在忍受煎熬；但你们为何都在这里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呢？”
1910年11月20日早上六点多，他所提到的“解脱”终于到来了，“死亡，是一种幸福的死亡……”
十九
这场战斗终于结束了，这是他以82年的人生为战场的战斗，所有的生命的力量、一切恶习和道德都加入了这场悲壮而光荣的征战。一切恶习，除了一种，那就是他在隐居过程中不停追踪并打击的，即使到了最后的避难所也不肯放过的谎言。
最初，是令人陶醉的放纵自由，是在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彼此碰撞的情欲——那是爱情与失魂落魄的狂乱，是长久的幻象。接下来就是在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的那段动**不安的岁月……然后，则是新婚燕尔的甜美与温馨。是爱情、艺术和大自然带给他的幸福，——《战争与和平》。他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天赋，以此照亮着人类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对于心灵而言已成为往事的那些斗争场面。他是斗争的主宰，然而对他来说，这些斗争已经不够了。就像埃尔特里亲王一样，他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奥斯特利茨的广袤天穹。因为那片天空正在吸引他：
“有的人原本长着强壮的羽翼，可因为欲念而打下人间，把翅膀折断了，而我就是一个例子。然后，他们挥动着折断的翅膀，奋力地向上飞，可是又摔落下来。我相信翅膀一定会治愈的。我将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愿上帝助我！”1
1.出自1879年10月28日的《日记》。
这是托尔斯泰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期写下的一番感言，而其《忏悔录》中就有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曾经，托尔斯泰不止一次将自己的翅膀折断，摔落在地上，但他始终坚持。每次重新飞起时，他都努力地挥动理智和信仰的巨大翅膀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之中。可是，他始终没有找到他想要的那份宁静。因为天空并非存在于我们之外，它就在我们心中。托尔斯泰在心中掀起了一阵**的风暴。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放弃红尘的使徒们大不相同：他能够热情地放弃，也能**地享受他的热情生活。他一直是以恋人般热情地拥抱生命。他“为生命发狂”，“为生命陶醉”。假如没有这份陶醉的话，他将无法存活。他因幸福陶醉，也因不幸陶醉；他为死亡陶醉，也为永生陶醉。1他对个人生活的放弃，仅仅是他对永生发出的羡慕、**的呼声。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期盼的心灵平和，并非是死的平和，而是转向无限空间**澎湃的世界的平和。在他身上，愤怒都是平静的，但这份平静却是炽热的。信仰给予他新的武器，使他可以坚定不移地将精力投入到对现代社会的谎言的战斗之中，更加愤激地发起进攻。他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几个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了，而是转向所有偶像，例如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众教育、慈善事业，以及和平主义等……他痛斥它们，向它们发起猛烈地攻势。
1. 1 865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死的念头……”“我喜欢并希望获得永生。”
从古至今，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反叛家，例如痛斥堕落的文明的先驱者约翰，以及后期出现的卢梭。卢梭热爱大自然，憎恨当今社会，渴求独立和自由，狂热地崇拜福音书和基督教精神，他的种种特征仿佛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前身就是卢梭，他曾这样说道：“他的一些篇章已经深入我心，使我坚定信念，我也会写出它们来的。”
但是，他们俩之间毕竟存在着极大的区别。托尔斯泰具有更纯粹的基督徒灵魂！在日内瓦人卢梭的《忏悔录》中，有一句十分不谦逊傲慢的话：
“永恒的上帝！世间唯有一个人敢跟你说：我比那个人更好！”
他还向世人发起挑战般的说：
“我大声地、毫无畏惧地宣告：凡认为我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个该死的东西。”
然而，托尔斯泰常为自己往日生活中的“罪恶”哭啼：
“我感到犹如地狱般的痛苦。我记起了以往的所有怯懦，而那些卑怯的回忆一直纠缠着我，侵害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离开人世以后不能保有回忆。但没有回忆是多么幸福啊！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若想起了我在这个世界里所犯下的各种罪恶，那又是何等的痛苦啊！……”1
1.出自1903年1月6日的《日记》。
他不会像卢梭那样创作他的《回忆录》，因为卢梭曾经提到：“我感觉到自己行的善要比做的恶多，所以我将一切都说出来是对的。”托尔斯泰曾经尝试过写他的《回忆录》，不过后来放弃了。笔从他的手中坠下：他不希望将来的人们在阅读时笑话他：
“或许有人会说：被大家吹捧得那么崇高的人竟然这样！他是多么卑怯啊！但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人，却是上帝安排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的。”
卢梭从未感受到基督教信仰中美丽纯洁的道德，并且没有像老托尔斯泰那样憨后耿直的谦卑气质。在卢梭身后，即天鹅岛那尊雕像的周围，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日内瓦的圣皮埃尔和加尔文的罗马。可是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看到了却是朝圣者、虔诚者，这些人曾以天真的忏悔和眼泪感动了童年时期的托尔斯泰。
对于世界的斗争，他同卢梭是相通的，他们都加以反对。但还有另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贯穿着托尔斯泰最后的三十年，那便是他心中两种最强的力量——真理与爱之间的一种崇高战斗。
真理——“这种看透心灵深处的目光”这双看穿你的内心的锐利的灰色眼睛……他最早的信仰就是真理，因为它是其艺术的王后。
“在我的著作中的女英雄，我全身心地爱恋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她们永远是最美的女主人公，是真理。”1
真理，当他的兄弟去世后，它就成为大灾难过后浮在海面上的唯一物品2。真理就像他生命的顶梁柱，是大海中央的岩石……
但是不久后，对他来说，“残酷的真理”已经不够了。它的位置被爱的力量而取代。这是他童年时期活泼的泉源，也是“他灵魂的自然境界”3。即使在他1880年思想出现错乱时，他都没有放弃真理，并向爱敞开了真理的大门。
爱是“力量的基础”4，爱是“生存的唯一理由”，当然，还有美。爱是经历了生活磨炼之后的托尔斯泰，是创作了《战争与和平》《致圣教会的信》的作者的精髓。
1.出自《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2.“真理，……我的道德观念中唯一存在的东西，它也是我唯一要完成的事业。”
3.当他在喀山读书时写的《日记》中写道：“对于人类而言，爱是灵魂的自然境界，然而这一点却被我们忽略了。”
4.《安娜·卡列宁娜》第2卷中说道：“‘你常说到力量？爱才是力量的基础。’安娜说，‘爱不是随便给予的。’”
让爱深入真理，这是他生命旅程中期创作的独有价值，这也是就写实主义而言，他区别与福楼拜的关键所在。福楼拜的特点是尽可能地不去爱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因此，不管他有多么伟大，他都缺少光明！仅仅有太阳之光是根本不够的，还必须有心灵之光。托尔斯泰式的写实主义可以体现在每个人的心中，而且，当他用这些人物的目光去观察他们时，即使是最卑劣的人，也能找到喜爱他们的理由，同时使我们清楚地感觉到有一根博爱的纽带将我们与大家紧紧相连。1通过爱，他深入到生命的根源。只是这种博爱的关系很难维持。有时，人生的景况和痛苦是那么的苦涩，就像是对爱的挑战。为了拯救爱，为了拯救信仰，人们迫不得已将它高抬于人世之上，致使它失去与人世的一切接触。而那位能看到真理，并且必须看到它的具有崇高天赋的人，他将怎么办呢？谁又能了解托尔斯泰在最后的岁月中所忍受的痛苦？透过冷峻的目光，他看得到现实的残酷，可是他那**、狂热的心灵仍然期待爱，证明爱的存在，于是，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带给他巨大的痛苦！
我们都体验过这种悲惨内心争斗。多少次，我们都陷入不忍目睹和痛恨抉择的矛盾之中；多少次，一个艺术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了解文字之美极其可怕力量的作家——在他写出某个真理时，沉重的痛苦都会死死地压着他！在当今的谎言之中，在文明的谎言之中，健全而有力的真理，如同生命一般的真理，仿佛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然而我们发现，竟有那么多的肺部无法忍受这种空气！被文明弄得虚弱或者只因心地善良而虚弱的人无法忍受！我们怎能不考虑这些，就把这种致命的真理毫不客气地投向他们？难道上天，没有一种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向爱敞开大门”的真理？——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们会同意用安慰性的谎言麻痹人们，就像皮尔·金特2用他的童话去麻痹他那即将死去的老妈妈吗？……社会永远处在两难的选择：真理，还是爱。对此，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真理与爱一起抛掉。
1. 1889年9月写的信中说道：“艺术家对题材的热爱体现着艺术的心灵。若没有爱，就谈不上是什么艺术品。”
2.皮尔·金特，易卜生的一部同名戏剧中的人物。
托尔斯泰自始至终没有背叛过这两种信念中的任何一个。在他创作成熟时期的一些作品中，爱就是真理的火炬。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爱变成了从上天投射下来的光芒，而且是一种能够照到人生又不扰乱人生的恩惠的光。在《复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爱，看到在爱的基础上统治着的真实，但又立于现实之外。托尔斯泰所刻画的那些人物形象，每当他分别观察他们时，每一个都显得既虚弱又平庸，但只要他以抽象的方法去想象，这些人物又会立刻呈现神明般的圣洁了。在托尔斯泰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像他在艺术上所遇到的矛盾，除此之外，还表现得更加残酷。虽然他知道爱要求他做的是什么，但是他总要背道而驰。他并不依照上帝的规定生活，反而依照世俗的规则生活。那么到哪才能找到真正的爱？爱具有各种各样的面孔，而且彼此间还是矛盾着的，你又怎能区别？是家庭之爱还是全人类之爱？……甚至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然徘徊于这两者之间。
到哪寻找解决的办法呢？——托尔斯泰没有找到。就让那些高傲的知识分子向他发出鄙夷的评判吧。当然，最终这些人倒是找到了解决办法，真理掌握在了他们手上，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在他们眼中，托尔斯泰是一个脆弱、感伤的人，而且不具备榜样的力量。无疑，他无法成为他们所能依循的榜样：因为他们生命力不强。托尔斯泰不属于这些有虚荣心的精英，他也不属于一切教派——他既不是他所说的“犹太僧侣”，也不是这种或那种信仰的“伪善者”。他是自由基督徒最崇高的典型，他的整个人生都在竭尽所能地向着一种越来越远的理想前进。1
1.在《残酷的取乐》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在精神上，一个基督徒不会和别人攀比高低。可是在特殊的时间里，无论是哪一阶层的人，在自我进步的道路上行进得越快，他就越像基督徒。那个法利塞人在道德的路上停下了脚步，这比那些在十字架面前为做错的事情忏悔、祈祷，仍然追求灵魂理想的强盗都不如，更缺少基督徒的意味。”
托尔斯泰不跟思想的特权者说话，他的话只说给普通人听——他是我们的良知。他可以说出普通人的想法，以及我们所担心的内心中看到的东西。对于我们而言，他并非骄傲自大的大师，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艺术和才智而高高在上的天才。他是——正如他在的信中所自称的那个，一切名字中最美丽、最贴心的名字——“我们的兄弟”。
19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