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十月，欧洲战争[15]结束了，协约国获胜，巴黎和会开始。中国曾对德宣战，虽不曾发兵临敌，亲获胜仗，也依然觉得光荣。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到三十日为止，京城举行庆贺协约国战胜大会。徐世昌大总统亲自到太和殿前行阅兵礼，凡京师所有军队都排成队伍，手执枪械，鹄立东西两旁，听候总统命令。徐总统带着国务总理、陆军部长等序立殿阶，检阅军队。与此同时，各省接到中央命令也如期庆贺，绿酒笙歌，唱彻太平曲调。
三天大庆转眼间就过去了。各协约国将开议和大会，选定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为和会地点。中国政府准备派遣专使赴会议和，徐总统决定由外交总长陆征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和会，随后徐总统又派外交委员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四人前往欧洲，与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巴黎汇合，同任巴黎和议全权委员。陆征祥到法国时，各协约国所派专使也都接踵而来。全权大使约有数十人，代表及秘书有数百人，真是五大洲中空前绝后的盛会！当时会中议定的各国列席委员人数，多寡不一，中国只有两个名额，除陆总长外，其余四人轮流出席。
和会中协约国最高议会的会长由法国人克勒孟沙担任，会员包括美、英、意、日各一人。由此可见和会大权实为美、法、英、意、日五大国所把持，中国专使虽能够列席，但根本就是无足重轻的角色。其中对德、奥两国，如何赔偿损失，如何割让土地，如何放弃权利，如何撤除兵备，全部由五大国决定，中国专使根本就没有说话的余地。只有关系到中德事件时，才准中国参议，但决定权仍在五大国手中。最后决议大致如下：
一、德国对华，放弃由一九零一年拳匪条约而得的各种特别权利与赔款，与其在天津、汉口德租界，及其他中国境内，除胶州外，所有的房屋、码头、营房、炮台、军火、船只、无线电台及其他产业。唯独使署、领署不在范围内。并且应将一九零零年与一九零一年所夺取的所有天文仪器，一律归还中国。
二、中国未经署名于拳乱条约之各国同意，不得施行处分北京使馆界内德国人产业计划。
三、德国承认放弃汉口与天津的租界，中国允准两处租界，辟为万国公用。
四、德国对于中国，或对于任何与国家政府，不得因在华德国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国人利益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被没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
五、德国放弃其在广州英租界内的国有产业，让与英国。并放弃上海法租界内德国人学校的产业，让与中、法两国。
从“公平”二字来讲，这五项条约并不合理。德国既然已经放弃在华权利，为什么除去胶州？北京使馆内德国人产业，按例应归中国处分，为什么要得到署约各国同意？汉口与天津租界为什么要辟作万国公用？广州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内的德国产业为什么让与英、法？这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另外，关于山东问题，日本硬要占利。美、法、英、意等国明知日本恃强欺弱，只要不损害自己的利益，谁肯替中国帮忙，代鸣不平？这正是所谓“弱国无外交”。日使拟定约文为：
一、德国将胶州各项权利、所有权、特别权利，与因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与中国立约及其他关于山东条约而得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线，让与日本。
二、属于青岛至济南铁路的德国各项权利，连同器用、矿权、开掘权，一并让与日本。
三、自青岛至沪及烟台的海底电线，也让与日本，免去相应补偿。
四、胶州德国国有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也归日本所有，免去相应补偿。
胶州是我中国的胶州，青岛是我中国的青岛。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为了一个德国教士，德国政府派兵来华，占据胶澳。清政府无法拒绝，不得已将胶澳租与德国，定期九十九年。至此之后，德国人筑路开矿，竭力经营。欧洲战争爆发，中国宣告中立，独有日本不顾公法，破坏我国中立国章程，竟出兵攻夺胶澳，并将德国所有路矿权全部占为己有。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后来袁世凯热心帝制，请求东邻援助，驻京日使趁机提出《二十一条》，包含胶澳全境在内。袁世凯自讨苦吃，无奈与日本签约，但约文中还有“交还胶州湾，待战后解决”的字样。如今战事完毕，各协约国为公道主义组织和平大会，理应将德国租占地归还中国，才算得上公正无私，为何日使虎视眈眈，竟视胶澳为囊中物？现在说出“让与”二字，不但有违公理，并且自食前言。美、法、英、意等却作壁上观。中国专使陆征祥等人忍无可忍，当场抗议，并就山东问题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交给和会，让诸国公判。
会长克勒孟沙刚刚将这份报告书出示，日本专使西园寺侯爵便站起来讲述从前攻取青岛时遭受的损失，并讥评中国参战时并没有出什么力，不过办运些粮食，派遣几个工役了事。日本专使讲到最后竟嚷道：“中国今日所得利益，已是他应得报酬的百倍，还想与我争回青岛，真是自不量力！”在会人员见日使如此激愤，也不便有异议。唯独美国总统威尔逊起来略加劝解，说援照德国前约，领土权应属中国。日使接口道：“我国并不想长期占据胶澳，愿将胶澳领土权归还中国。但是我国行军所受损失，中国能悉数偿还吗？既然中国不能偿还，那就应该将从前德国人所有的权利都归与我国享受，这才是公允办法，我国并没有意外要求。”英法各国专使多随口赞成，美总统不便争论，只好付诸一笑了事。
日本与中国互争胶澳，法、英又都袒护日本，美总统虽略存公道，但也因口众我寡，不便坚持。于是，胶澳问题一天天拖延下去，竟把中国专使的报告书置之高阁。后来，经中国专使陆征祥入会敦促，才由会长克勒孟沙、美总统威尔逊以及英专使劳合乔治作为领袖，再集议胶澳问题。日使西园寺侯爵坚执前议，一点儿也不肯让步。法、美、英三国乐得袖手旁观，任由日本处置。中国专使陆征祥不得已，再次向和会中提出抗议，申明意见，措辞比前次较为激烈。
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议会议，自从南方代表唐绍仪宣布中止后，已停了一个多月。江苏督军李纯苦心调和，提出五条办法，得到双方的同意。唐代表因为没有得到陕西确实停战的报告，逐日拖延，不愿重新坐到和议桌旁。不久，张瑞玑报告，说已确实停战，李纯忙邀同鄂、赣二省致电敦促继续开会。上海五十三公团也联成一气，催迫南北总代表加紧议定和局，好一致对外。南方诸代表为形势所迫，不便再拖延，于四月四日在唐总代表寓宅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开议和会议。当下函告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七日后继续开谈。朱代表当然同意。到了四月七日，两方总代表及各代表再次齐集，先开谈话会，核定会议程序。第二天，代表中有人主张闭门会议，免得人多语杂，徒滋纷扰，北方代表多数赞成，南方代表却多数反对。结果是双方协议，虽没必要闭门，但除代表以外，闲人不得擅自进入。门外派警察严加把守，慎重关防。自四月九日正式开议，南北代表均将全部议题提出，互相讨论。之后逐日审查，集议了好几天。当时各守秘密，未曾宣布。
一直到五月上旬，有关南北会议的情况还是无从察悉。忽然从北京传出警电，各校学生为了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大起喧哗，甚至演变成了运动，要对付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从前，中日各种合同多经曹、章、陆三人署名，海内人士称他们为汉奸，就连留学日本的学生也极力反对章宗祥。此次巴黎会议，中国专使陆征祥赴欧，日本人曾向章打探陆的意思，章夸口道：“陆征祥与我素来莫逆，谅不致有让贵国难堪的议题。”日本人满意而去。哪知陆征祥去后，政府又派遣委员王正廷、顾维钧等四人前往巴黎。四人轮流出席，在巴黎会议中极力反对山东问题。出使日本的章宗祥担心无法面对日本，便暗中与曹汝霖通信，想说服政府召回顾、王，自己前去代充委员。曹得信后，立即暗中活动，并召章回国，章当即起程赴欧。偏偏此事被上海《时事新报》及东京《时事新闻》探悉，并刊登出来。留日中国学生义愤填膺，立即发电联合攻击章。因日本电报局不肯代为拍发，只好邮致上海各报馆、机关、团体，请他们宣布。
上海各报馆将留日中国学生的来函照登，曹汝霖、章宗祥二人的密谋被完全揭露。章经此一阻，又不想回国了，无奈政府已传电命他即刻回国，暂命参事官庄景珂代理公使，章不得不照办。他暗想，到了北京后，总有办法解决，于是收拾行李，启程归国。章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正要与爱妻陈氏登车时，突然有十多个留学生跑上前来，质问章在任时，经手的若干借款，订立的若干密约，究竟有多少卖国钱带了回去。章宗祥连忙摇头，矢口否认。留学生不肯通融，群起而攻之，好像鸣鼓一般。章虽然老脸皮厚，也不禁面红耳赤，无词可答。幸亏日警从旁排解，才将章氏夫妇送入车中。留学生仍在外面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欲卖国，何不卖妻？”章妻陈氏听了此话，更是愧愤交并，满眼泪水，只因车中乘客较多，才没有发作。当车行至神户时，改走水路。章氏夫妇所乘坐的轮船，船舱内分门别户，彼此相隔。这时，陈氏的满腔郁愤，不由得发泄出来。章宗祥任她吵闹，置之不答。陈氏边哭边骂道：“我本是一个清白女子，不幸嫁给了你，受人污辱！”章至此忍耐不住，喝道：“人家同我瞎闹，不足为怪，你是我妻，难道也来同我胡闹吗？”陈氏道：“你究竟有没有卖国？”宗祥道：“你不必问我。即使我有卖国，所得回扣，你也享用不少，何必多言。”陈氏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夜。
随后，留日学生发了一篇声讨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等卖国贼的电文，传达海内。这一电文马上激起北京学生的公愤，大家纷纷聚议，决定严拒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于是，由北京大学发起，于五月三日下午，召开本校学生全体会议。后来又由北京各学校共同商议，定五月七日为国耻纪念日，会集天安门，进行大示威游行。当接到留学生通电，得知青岛问题将让归日本，学生们更是急不暇待，就由北京大学为首倡，聚集法科大礼堂，会议决定了四条办法：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街示威活动；四、决定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当场有几个资格较深的学生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其中法科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竟勃然登台，将中指放入口内一咬，当场扯碎衣襟，取指血书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更加感动，鼓掌声、万岁声此起彼伏，整个会场笼罩在凄凉悲壮的气氛中。随后集会学生到处分发传单，知照各校，邀请各校代表于第二天上午，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议场，商议大示威的办法。各校接着传单，无不赞成。转眼间已过了一夜，法政专门学校已腾出临时会所，数校代表齐集，当场商定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经过各使馆请愿，如何到曹汝霖住宅与他力争，并制定纪律。到了中午，各种事项全部订立后，大家分头散去做准备工作，并约定下午两点，到天安门聚集。很快，天安门桥南先竖起了一张大白旗，上面写着：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着“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一张大旗下面，又有数十面小白旗，旗上各写着“取消二十一款”“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谢绍敏“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还有一帮小学生站立在两旁，手中都高执白旗，大小不一，有布质的，也有纸质的。旗上所写无非是“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