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韦丁顿和吉蒂坐在一起，手里拿着一大杯威士忌苏打水，跟她聊起了修道院。

“那个女修道院的院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他说，“那些修女们告诉我，她出身法国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但她们没有跟我说是哪一个，她们说院长不想提及此事。”

“如果你有兴趣，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她？”吉蒂笑着说。

“要是你了解她，你就会觉得问她这样的问题不合适了。”

“如果此人能让你敬畏，那一定是个非常出众的女子。”

“我捎来她的一个口信。她让我告诉你，尽管你也许不愿意冒险进到瘟疫的中心区域，可如果你不介意这一点，她很乐意带着你看看她们的修道院。”

“真是谢谢她的好意。我万万没想到，她还知道这儿有我这么一个人。”

“是我跟她提到了你。我现在一个星期要去两三次修道院，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敢说，你丈夫也跟她们说起过你。你会发现她们对你丈夫非常崇拜。”

“你是天主教徒吗？”

他眼里闪烁着狡黠的光，他的一张生动的小脸笑出了许多皱纹。

“你为什么要笑我呢？”吉蒂问。

“入了天主教，有什么好？不，我不是天主教徒。我称自己为英国国教的成员，我以为，这是对不太相信任何事物的一种委婉说法……十年前，女修道院院长来这里时，带了七个修女，现在死得只剩下了三个。你瞧，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湄潭府也不是一个太安全的地方。她们生活在城市中心最贫困的地区，她们辛苦地做活，从没有节假日。”

“那么，现在修道院里就只有院长和三个修女了？”

“哦，那倒也不是，又来了新的。现在是五个——在刚有瘟疫时，死了一个，又从广州那边来了两个。”

吉蒂听了，身子一战。

“你冷吗？”

“不，只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坟头上面走过一样。”

“在她们离开法国时，她们就跟法国永别了。新教的传教士们每隔一段时间还有一年的假期，她们没有。我经常想，世上最苦的事莫过于此了。我们英国人对故土没有很强的依恋，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安下家来，但是，我认为法国人对他们国家的那份依恋和热爱是怎么也割舍不下的，一旦离开了家乡，他们的心便永无安宁之日了。这些女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牺牲，真令我十分感动。我想，如果我是个天主教徒，也许我也会认为这种牺牲是很自然的。”

吉蒂静静地望着他。她还不能充分理解这个小个子男人说这番话时所怀有的情感，她问自己，这会不会是一种姿态？他已喝了不少的酒，或许，他已经有几分醉意了。

“去那里，自己亲眼看一看。”他开玩笑似的笑着跟她说，一边迅速地揣摩着她的心思，“这不会比吃一个西红柿更危险的。”

“如果你不怕，那我为什么要怕呢？”

“我觉得你会感兴趣的，那儿就像个小小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