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生在世，名利二字。”人在社会上行走，所做之事必然与名利相关，这不仅是衡理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我们不得不追求名利。

俗话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争名逐利，使自己沾上了抹不去的污点，甚至丢了性命。照说名利是为生命服务的，为了名利而丢掉生命，就太不值得了。所以，追求名利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让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

北宋包拯有一首诗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钢精不做钩。”意思是要以淡泊名利做人，以廉洁耿直立身。这首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包拯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以执法严明、刚正不阿著称于世。他为人严肃，性情刚直，与人相处从不随声附和，也不用虚伪的言辞取悦于人。

包拯的廉洁之道在于“不取”二字。他不仅廉洁自律，自己不取不义之财，而且要求他的下属、他的儿孙也都做到清正廉洁。

包拯生活很俭朴，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他身上穿的衣服、日常生活用具、平时饮食都和当地百姓一样。他也绝不给别人写信、批条子，让别人替他办事。

包拯不仅自己清正廉洁，而且严格约束属下，断绝了他们的索贿之道。当时，按照旧的制度，凡是去官衙告状的人都不能直接来公堂上诉，必须经过守门吏员的盘查，所谓“有理没钱莫进来”、“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包拯升任开封府尹后，下令打开公堂正门，让告状的人直接来到公堂上陈述是非曲直，公差们便没有机会也不敢欺诈人侮辱那些来告状的人了。由于包拯廉洁自律，要求属下严格，所以当时那些行贿请托的人都不敢到开封府来。当时开封府百姓传诵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公清心寡欲，却官居上品，博得一世英名，真是不求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利自来。可有些人，苦心求名却身败名裂，苦心求利却家破人亡，这都是追求名利不懂得适可而止的结果。为什么这些人为了名利甘冒此大险呢？因为他们往往抱着一个自以为“高尚”的目标：为后代子孙造福。他们却不知道，让无德无能的子孙得到过多的名利，就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得到珍宝，那也许会给他招灾惹祸呢！

真正要为后代子孙造福的话，应该像孙叔敖一样，懂得适可而止，给后人留下知足常乐的德行和廉洁不争的智慧。

春秋时期，孙叔敖因才识卓越，受聘为楚国令尹。他虽然居高位，握重权，享厚禄，却不恃宠而骄，还常常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救济穷人，所以一直深得民心。

楚庄王对孙叔敖更是倚重信赖，凡军国大计，无不向他请教。楚国也因为有这样一位贤能的令尹而日益富强。

后来，孙叔敖年老体衰，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告诫儿子孙安说：“楚王为嘉奖我多年的功劳，曾多次要我选一处地方作为封邑，我都坚决谢绝了。我死后，如果他封你官爵，你千万不能接受。我了解你，你没有多大才能，难以担当治国安邦的大任。楚王若封给你一处好地做封邑，你要坚决推辞。如果推辞不掉，你就请求他把‘寝丘’作为你的封邑。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而且地名不吉利，是不会有人来争夺的，可以长保子孙后代平安。”

孙叔敖死后，楚庄王亲临送葬，抚棺痛哭，随行者莫不垂泪。

葬礼安顿后，楚庄王立即要封孙安做大官。孙安遵父命，力辞不受，回到乡下以种田为生，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时间一久，楚庄王把这件事给忘了。

有一天，宫中优伶作戏唱道：“廉吏高且洁，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生前私产无分毫，子孙丐食栖蓬蒿……”

楚庄王立即问：“孙安真的穷困到这种地步吗？”

优伶回答说：“不穷困，不见前令尹之贤。”

楚王急忙派人召孙安进宫，要封他万户之邑。

孙安说：“大王如果惦念先父尺寸之功，要赏赐我衣食，愿得封寝丘。这是先父的遗命，非此地不敢接受。”

楚庄王没有办法，只好把寝丘赐给了他。

寝丘这个地方位置偏僻，地名的意思是“死者停处”，这对迷信的人来说是不吉利的，王公权贵都不屑一顾。所以，在楚国的多次政治动乱中，好的封邑频频易主，只有寝丘无人理会。

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意思是说，金银珠宝堆满了屋子，没有人能永远守得住；富贵而骄纵，只会给自己招灾惹祸。它告诫追求名利要适可而止，不要贪得无厌。

追求名利是一种生存需要，但也要懂得厚德载物的道理。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苦心孤诣得到名利，却没有深厚的德行来承载，就像基础不牢的大厦，哪有不倒塌的道理？

什么叫适可而止呢？孔子说：“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把不义之财看作浮云一样，分毫不取。弄清楚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只取自己当得之名、当得之利，就算懂得适可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