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文明绵延最长的文明大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以其特有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中断了，有的落伍了，只有中国文化从古到今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继续为世界和人类文化作着贡献。这是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

先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期、奠基期，也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个**期。几百万、几十万年的文化积淀，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从远古洪荒到秦以气吞山河的气魄建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它身后留下的是一条光辉的足迹。从时间上计算，这一段文化的跨越度最大，从一百几十万年到公元前221年；从社会发展上说，它经历了整个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前期。原始社会时期，经过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演进，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已经或正在向文明迈进的中国古文化如满天星斗，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后来它们逐渐形成若干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文化区域：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等。这些不同文化区域孕育出来的部落、酋邦在与周围区域文化的交汇、碰撞中不断地发展，并先后通过联盟、征服等途径向国家转化。我国最早出现的国家——夏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文化成熟较早，它所处的相对中央的位置，对四方文化的辐射力量和融汇、涵化四方文化的包容力量都比较强，加以当时黄河中游地区自然环境优越，所以从文明初萌的时代起，中原地区就一直是四方部落、酋邦迁徙、争夺的中心。争夺、迁徙的结果，加速了四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汇，也加速了文明国家在中原实现的进程——这是中国史前文化的基本进程。

我国古代是在基本保留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它在政治架构上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在国家体制上，夏、商时代基本上还是方国、部落联盟的国家；在政权构造上，它们实行的基本上是氏族封建。西周以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人在新开辟的地区建立有血缘关系的二级子国并把这种分封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标志着周人已经进入宗法封建的时期。氏族封建时期的文化特色是巫术神权文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鬼神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绝对的权威，文化、艺术都充满着沟通人神的神话或巫术的意义。宗法封建时期的文化特色是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承认“天命”但又强调执政者用“明德”、“保民”去维持“天命”，强调道德的内涵和礼乐的规范、潜移默化作用，这实际上是中国理性文化思想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春秋而后，随着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不同的政治主张竞相活跃，理性文化空前高涨。统治阶级对文化的重视和私人讲学、私人著述的发展，促进了哲学、伦理、史学、文学的繁荣；经济改革的实践，也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政治、经济、文化获得较大的发展。当时，新成长起来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形成地主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们希望从思想家那里吸取新的学说和营养，这就在客观上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和争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百家争鸣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理性文化即华夏文化已经达到了博大的、难以攀登的高峰。它的出现，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发展蓄积了足够的营养。

百家争鸣也推动了哲学、史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时雍容博大、富赡恢宏的哲学、史学、文学著作齐出并起，许多科技成果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反映了这一个时期思想解放带来的学术成就。

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古代蛮、夷、戎、狄的融合，促成了有夏国家在中原的出现；西周到春秋尤其是春秋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以中原文化为主、融合四方文化而成的华夏文化的形成；战国民族交融的进一步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民族条件。这也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以华夏民族为主的多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们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凝结着各族人民的心血。

我国古代文化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和三代政制的发展也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国家建立之初，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虽然当时王权是通过神权发挥作用，但巫术神权的着眼点是维护王权、维护氏族封建和方国联盟的巩固，这在当时是向前的、进步的力量。西周礼乐文化促进了西周宗族政权的巩固和地域性的发展，加速了中原文化对四方文化的同化和融合，促进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这是历史的一个大进步。春秋诸侯争霸时期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不能不说是礼乐文化的遗泽。战国百家争鸣，百家看问题的切入点并不一样，但他们的大多数都主张统一和君主专制。虽然他们常常各引一端，互相辩难，但他们的思想从总体上却汇成一股促进君主专制主义和大一统的洪流，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这个作用不能低估。

本卷由王冠英主编。绪言和第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二章由王冠英撰写，并负责全书的框架、纲目设计；第一章由孙其刚撰写；第七、九、十三章由王晖撰写；第八章由朱耀廷撰写；第十章由刘素琴撰写。最后由王冠英统稿、定稿。

先秦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先河。限于学识，也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表述得很详细。写作中我们参考了不少专家的文化史著作和有关著作，都在参考书目和注释中注明。借此我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由于是几个人执笔，行文详略和文字风格不甚一致，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