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化的精神尚“和”

中国文化在自己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诸多精神，但是最能从整体上表现中国文化神韵的核心精神，是尚“和”，即追求和谐的中和主义。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审美观，都是围绕着尚“和”精神的轴心来展开的。

在先秦奠定中国人宇宙观基础的《周易》中，就孕育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即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组成的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有机联系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事物内部互相对立的双方（它用高度抽象的概念“阴阳”来代表），必须贯通、连接、和合、平衡，才能顺利发展。所谓“阴阳合德”、“刚柔相济”，强调的都是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一旦阴阳失调，刚柔不谐，统一破坏，祸乱就要发生。这种对立面的和谐不是在静态中实现的，而是表现为不断的运动、变化和更新的过程。所谓“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均表明和谐就是矛盾双方互相转换的结果。此种思想体系，视“和”为宇宙的本然和内在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形成了中国人重视整体，讲求调和，崇尚中庸的思维方式。

宇宙观决定人生观。既然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以体验宇宙间最高的真善美，也就自然成为古往今来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孔子自称50岁“知天命”，60岁“耳顺”，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其所自道的便是一种自以为实现了的与自然界高度和谐统一的崇高精神境界。孟子也表示过“万物皆备于我”，“乐莫大焉”。至于道家的庄子，认为与人和得“人乐”，与天和得“天乐”，主张清静无为，物我两忘，就更将此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推到了极致。因此，对于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来说，人生的终极理想绝非是肉体的满足，而是在求与自然合一中实现那种“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并存”的精神不朽。尚“和”的人生观，还具体地表现在以中庸为准则的处世哲学上。中庸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注意避免“过”和“不及”两个偏向，以便保持各种矛盾和关系的和谐统一，但它却不是要人们作无原则的调和，满足于消极的苟同，故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同时，尚“和”的人生观还促使中华民族注重个人品格修养，养成了谦和善良、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也由此形成。

中国人的审美观，同样体现于此种尚和精神。把“和”定为美的一个原则，是一种古老的见解。早在孔子之前，史伯、单穆公等人就曾有过关于“五色”和“五美”问题的讨论。他们认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即单调的一种声音无法悦耳，孤立的一种物象不可能构成绚丽多彩的景观；相同的事物加到一起不可能产生美，只有不同的事物综合统一起来才能形成美。这就提出了“和为美”的思想。后来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又将“和为美”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到政治伦理一切领域，并将美和善统一起来，从而使传统的审美观带上了伦理的色彩。

尚和精神还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由于此种精神承认世界多样性统一，因而形成了国人崇尚统一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保持团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文化根源。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常通过“和亲”，缓和或解决矛盾冲突；近代孙中山革命党人甫推翻清廷，即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以取代原有激烈的排满宣传，都反映了这一点。同样，中国人注重“人和”的力量，诸如“和气生财”、“和睦兴家”等等众多的训条，无疑又都彰显了尚“和”的社会普遍心理。

（三）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带着氏族社会的脐带，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故重人与人的关系甚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以“礼”规范社会，“化成”天下。这与小农经济相适应，复使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特质。

早在西周，先人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刑”的思想，即强调宗法道德规范。到春秋时期，儒家更将之提升到了思辨的层面，形成了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为仁”。遵守宗法道德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仁”。所以，在儒家看来，注重道德修养，希贤希圣，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易》曰：“君子厚德载物。”封建士大夫追求所谓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是第一位的。不仅如此，道德修养还被视为治国安邦、实现儒家理想社会的起点。儒家经典《大学》指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明确地把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社会的治理结合起来，体现了儒家治国以道德为本的主旨。这种将政治道德化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染上了浓重的道德色彩：史学强调“寓褒贬，别善恶”；文学强调“文以载道”；戏曲强调“劝善惩恶”；美术则有《古画品录序》说“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见”；《三字经》则谓“首孝弟，次见闻”，明确将道德教化置于智育之上；如此等等。黑格尔说：“中国纯粹是建筑在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43]。这种观察并没有错。论者称中国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或伦理道德型的文化，也不无道理。

注重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王阳明也说“满街皆是圣人”。意思是说，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最高境界。这包含了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约束。在缺乏约束机制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此种道德意义上的平等理念，可以发挥社会政治的调节作用。同时，强调道德境界复使中国文化形成了追求人格力量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反映了此种情怀。也因是之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人形成了许多优秀的道德品质，诸如不畏强暴，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尤其在国家民族和社会遇到危难之际，许多志士仁人便会挺身而出，维护正义，抵抗外侮，反抗黑暗势力，拯救国家与民族，弘扬正气与真理。千百年来，无数英雄人物都从传统伦理道德精神中汲取力量，努力奋斗，建功立业，光照千秋。

（四）中国文化生生不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并称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与后起的希腊、罗马一道，代表着人类古代文明的高峰。但是后来其他的古文明，陆续凋谢，沉光绝响，唯中国文化一枝独秀。数千年间，它历风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源远流长，迄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生生不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其个中的奥秘固然不易说清，但是指出中国文化的几个因果互为表里的特点，显然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一点：

其一，中国文化具有追求大一统的内驱力。

自西周起，追求大一统便渐成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著《春秋》，开宗明义即称：“王正月。”《公羊传》释之曰：“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先秦诸子虽论难诘驳，势若水火，但于政治理想，却都归宗于“大一统”。墨家“尚同”与儒家“大同”，目标完全一致。孟子更明示天下要“定于一”；荀子不但要“一天下”，而且还要“一制度”，“风俗以一”，“隆礼而一”。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复被推崇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44]的高度，并浸成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理念和政治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追求和珍惜统一，将统一的时代称作“治世”，而将分裂的时代称作“乱世”。在任何时候，制造分裂的言论和行动都要受人唾骂。而任何一个割据势力也都不肯长期偏安一隅，无不殚精竭虑，把统一天下视作英雄伟业。在纷争不已的十六国时期，前秦国王氐族人苻坚统一北方后，声称挥师南下的理由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未一，未尝不临食辍。”[45]至于南宋陆游有《示儿》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表达了一切爱国者共同的大一统情结。正因中国文化具有追求大一统的内驱力，故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历史，分裂的时间短，统一的时期长，统一终究是无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

其二，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

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区域文化融合的结果，其本身就体现了包容性。迄秦汉时期，“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46]，此特性愈彰显。从先秦时起中国文化固强调“华夷之辨”，但华夷界限，从来是重文化而轻血统。《春秋》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种重文化轻种族和以文化高低判华夷的民族观和文化价值观，对后世影响甚大，因为它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素质。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胡汉文化融合，以及佛教的中国化，都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同样，鸦片战争以降，近代志士仁人无不历尽艰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冯桂芬等人主张“中体西用”；康有为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47]；严复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48]；孙中山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49]；毛泽东更进而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50]，这些也无不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生动体现。此外，近年来，我国生物学家对南北28个地区、32万多人口的GM血清血型和HLA白细胞抗原资料进行研究，发现今天的汉族人口是由南北两大起源不同的集群构成的。这一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汉民族不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干的民族。重文化轻血统，同样是中华民族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源泉。[51]

其三，中国文化具有慎终追远的情怀。

中国文化是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形成的。与工业文明相较，农业文明少变化重经验，易于形成恒久的观念，培养起慎终追远的情怀。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是百世，可知也。”[52]他主张“慎终追远”。同时《易传》所谓“可久可大”，《中庸》所谓“悠久成物”，《老子》所谓“天长地久”和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认识，无不是追求永恒和持久观念的反映。而中国具有重史传统，史籍完备，史学发达，最能集中反映中国文化慎终追远的情怀。《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商代已重视历史典籍。孔子整理古代典籍，著《春秋》，本身即是良史。孔子已提出了“疏通知远”的思想。汉代司马迁著《史记》，进而提出“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将对史学功能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不仅史家辈出，追求“一家之言”，促进了史学持续繁荣的发展，同时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和大规模整理文化典籍。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完整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足迹，这是世界公认的历史奇观。

慎终追远的情怀既包含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更包含着尊重传统、鉴往察来的历史智慧。这对于保证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和源远流长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53]这是十分深刻的论断。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得以一脉相承，传之久远，还得益于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大汶口陶文的发现，证明汉字至少可以溯源到5500年前。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到今不断发展、一直使用并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和古印度的象形文字，都先后销声匿迹了，唯有方块汉字历尽沧桑，长盛不衰。正是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与功能，才使得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能够记述和传承，古代和现代的汉族书面语言能够统一。奇特的汉字在保持文化传统、沟通全国人民的情感和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诸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实在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上述中国文化的特质，不仅往往彼此互为因果，难以截然分开；而且也无须讳言，内中纯驳互见，精华与糟粕杂陈。例如，家国同构和注重伦理的文化范型，固然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但浓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和道德的泛化，又易于造成对独立人格的束缚和形成重德轻艺、重义轻利价值观上的偏差；尚“和”的精神固然助益了社会和谐与民族的融合，但又易于导致乡愿式的苟安心理；追求大一统和慎终追远的情怀，固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传之久远，但也易于造成封建专制的传统和形成因袭循环的思维定式，如此等等。然而，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特质毕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特殊智慧，并从根本上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立体系和灿烂辉煌的风貌。毫无疑问，它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五、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助益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指出：“历史知识取得进步不是依靠总体化，而是依靠（借用摄影的比喻来说）镜头移动和变焦。……对视角作不同调整，既会显出新的面貌，又会突出所学握的概念范畴的局部不适应即缩减性，提出新的解释原则；在每个认识层次上，现实的网状结构图以不同方式显示出来。这就要求除了方法以外，必须对观察者及其进行分析的手段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注意。”[54]这即是说，对于特定历史文化现象的认识与判断，归根结底，是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近代，志士仁人对于中西文化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激进者多主隆西抑中，以为欲救国，只有学习西方，更有甚者，则倡全盘西化；保守者多隆中抑西，以为文化是民族的根，“学亡则国亡”，故欲救国，必先保国粹，更有甚者，则倡世界“中国化”。二者各有所是，亦各有所蔽。究其致蔽的原因，除了缺乏科学史观的指导外，端在受民族危亡的时局制约，不免心理紧张，缺乏从容探讨文化问题的心态。时柳诒徵曾大声疾呼：“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55]所谓“大其心量”，实含大度从容之意。但是，问题在于柳诒徵自己也未能免俗。

时移势异。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久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尤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不仅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而且国人的文化心态也愈趋成熟。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任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他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又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

要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关键就在于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深刻认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有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十七大精神的指引，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便有了最佳的焦距，可以更从容、更全面、更客观即更科学地看待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从而获致历史的教益。

编纂这部多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目的正在于助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本书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彰显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相关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因之，本书不仅写汉民族的文化，同时也重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及其特色，尤其注意突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互相渗透、交流与融合。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书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考察，既注意中外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也注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免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虚骄情绪。

从目前已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著作看，编纂体例不一，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重宏观把握，突出问题，以论说为主；一是重微观透视，突出部门文化，以描述为主。前者的优点是脉络清楚，简洁明快，论说有深度，但历史信息量小，失之抽象；后者的优点是具体翔实，便于查阅，但头绪纷繁，失之散漫。文化史究竟应当怎样编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当年常乃德曾说：“有时具体记录所表现不出的内在精神，非有抽象的理论加以解释不可。故理想的文化史必多少带有史论的性质，不过不可空论太多，影响事实的真相罢了。”[56]足见他已深感到了困惑。今天学术界的意见仍不统一。我们以为，编纂一部大型的文化通史著作，当有理论框架一以贯之。该书既要具有能帮助广大读者从中学得丰富的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功能，又应是视野开阔，脉络清晰，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特点。为此，须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问题论说与部门描述很好地结合起来。

总之，本书力图突出一个“通”字：从纵向上说，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从横向上说，当避免写成部门文化的简单拼盘，要注重时代精神对文化现象的整合，注重诸文化部门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平衡的发展。同时注意文化的层间、空间差异，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共分10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两宋卷、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各卷附有参考书目。

本书实行各卷主编负责制。编委会同仁通力合作，历时四年，备尝艰辛。但因中国文化通史的编纂工作本身难度甚大，加之主编来自京城内外不同的单位，作者为数较多，联系不便和学养有限等原因，著者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各卷水平仍难一致，全书与既定的目标，也存在着差距。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借鉴和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敢掠美，这里谨表谢意。

本总序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

郑师渠

1999年8月初稿

2009年6月修改于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 转引自［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60～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 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99～10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 转引自闵家胤：《西方文化概念面面观》，《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上述参考了该文的内容。

[4] 同上。

[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

[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7]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

[9]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0期。

[10]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据文通书局1942年版影印，6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

[11] 张崧年：《文明与文化》，《东方杂志》第24卷第24号。

[12] 《史地界消息·历史类（一）〈研求国史方法之倡导〉》，《史地学报》第3卷第1、第2合期，1924。

[13] 《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参见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14]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5]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

[16] 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叙例》，南京，正中书局，1942。

[17]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3、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 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9]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20]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

[21]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134页。

[22] 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3] 王治心：《中国文化史类编·绪论》，上海，作者书店，1943。

[24]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弁言”及“绪论”。

[25] 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148页。

[26]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绪论》。

[27]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172页。

[28]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1页。

[29] 常乃德：《中国文化小史》第1章，上海，中华书局，1928。

[30] 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144页，上海，文光书店，1948。

[31]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61页。

[32]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3] 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383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1卷，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7] 陈寅恪：《寒柳堂集》，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8]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论。这里以西周封建说举例。

[39] 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1页。

[40] 《200万年前华夏大地有人类活动》，《光明日报》，1998-01-24。

[41] 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2] 《礼记·曲礼》。

[43] 柳卸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19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44] 《汉书·董仲舒传》。

[45] 《晋书·苻坚载记》。

[46] 《易传·系辞下》。

[47]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8]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49] 《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50] 《毛泽东选集》第2卷，706～7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1] 赵桐茂：《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假说》，《遗传学报》，1991年第2期；《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GM因子在40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1期。

[52] 《论语·为政》。

[53]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4] 《年鉴》编辑部：《我们在进行实验：再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

[55]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

[56] 常乃德：《中国文化小史》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