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必要的。爰作是序。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迄无统一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or cultivation-of the mind”。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其中cultivation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栽培—培养—修养。这可谓哲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一是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1]
这是心理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们借助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陶冶心灵，追求社会完美与和谐的过程；二是另一个英国著名学者泰勒1871年在《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他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2]
泰勒的定义第一次强调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和“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20世纪初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多义词，我们这里是在包容较广的社会学含义上使用它，即它是指人造物品、货物、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产。这文化包括所有习得的行为、智力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经济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系统。一种特定文化的基础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3]
此一定义第一次强调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是文化内涵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视野的拓展，人们进而在生物学乃至在整个宇宙的范围之内，探讨文化问题。例如，生物学的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主持人、加拿大学者谢弗，则进而提出了宇宙学的文化概念：“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4]
由上可知，西方文化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拓展与深化的。据统计，1920年前只有数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是到1956年，就已多达150余种，也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如果说阿诺德的定义是对古代以来文化认识的集大成的话；那么泰勒的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和“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则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构成了今人理解文化的现代基础。这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于其后新说迭起，尤其是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宇宙学的概念的出现，固然反映了人们视野的开拓，但是文化的概念既囊括了物种与宇宙，实渐泛化了，以至于无从把握。
从中国历史上看，“文明”一词的出现要早于“文化”。《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文化”一词虽然也是古已有之，但它被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和概念加以使用，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在秦汉时期，儒生编辑的《易·贲卦》的《彖》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文化”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词。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将“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这里的“文化”仍非一个完整的词，而各有独立的意义，“文”指文德，“化”指教化，即借文德行教化。其后，晋人的诗文中出现了完整的“文化”一词。如束晳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则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至此，“文化”显然已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和概念，开始为人们所广泛使用。其含义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这与西方古代哲人强调“文化”的内涵在于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的目标，是相通的。
语汇是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变动而变动的。在西方，文化的概念所以于近代以后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科学的进步以及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分不开的。反观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余年，沉沉一线，“天不变，道亦不变”。与此相应，已有的“文化”一词，古色古香，其内涵也无甚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因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解体，且日益走向世界，语汇便渐生变动。在一些新的语汇出现的同时，更多的语汇增加了新的内涵。就“文化”一词来说，其新义的增加尤其是人们自觉重新探究其内涵，界定其概念，则要晚到20世纪初。梁启超诸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5]梁漱溟则谓：“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6]胡适也指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7]他们都强调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复杂的整体（“共业”）和“生活的方式”，这显然是接受了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
所以，尽管国际上对文化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泰勒的定义实已构成了人们进一步探讨文化问题的现代基础。同时，在此基础上，除主张文化泛化者外，人们也毕竟形成了相对的共识，即认为文化可分作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来理解。梁启超曾说：“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8]就已经有了此种见解。今天我们可以作进一步表述：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构成了文化。具体讲，它包括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文化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狭义的文化就是指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意识、情感、意志、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等等人的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物化的形态或外烁的成果，如典籍、语言、文字、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风习，等等。
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人们也颇存异议，但从总体上看，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学术界一般将“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即是与“文化”并无直接瓜葛的学术上的专有名词；二是“文化”与“文明”同义。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9]他显然是将“文化”与“文明”视作同义词，等量齐观。故所谓“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人们通常也称作“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是“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称，但前者是动态的，后者则是静态的。陈安仁说：“文明是指静的状态而说，文化是指动的状态而说。”[10]张崧年也曾指出：“文化是活动，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的两看法。”[11]
本书对文化的界定，取狭义文化。对“文明”一词的使用，则据行文的需要，兼顾三义。
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
文化史是古老的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真正的确立，在欧洲要晚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史之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实为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西方关于文化史的著述日多，渐渐蔚为大观。
在中国，文化史学科的确立更要晚到20世纪20—30年代。梁启超于此有创榛辟莽之功，他曾拟撰多卷本《中国文化史》，遗憾的是仅成《社会组织篇》计8章，壮志未酬。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关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已是联翩出现。1924年《史地学报》有文报道学界消息说：“近来研究历史者，日新月异，内容大加刷新，多趋重文化史方面。”[12]足见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时已开始浸成风气。其中较重要的通史性著作有：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缪凤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此外，涉及断代的、区域的和专题性的有关文化史著作也相继出版。其中，专题性的著作，尤以王云五主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为代表。丛书仿效1920年法国出版的《人类演进史丛书》及1925年英国剑桥大学主编的《文化史丛书》的体例，共分80个专题，每册一专题，于1937年后相继推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于20世纪20年代后蔚为风气，并非偶然，至少可以指出以下的原因：
其一，是近代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深化的必然结果。经“五四”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不仅日益激烈，且愈趋深化。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省西方文化的思潮。与此相应，国人相信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中国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要求重新审视固有文化。为此，探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史自然便成了当务之急。张荫麟说：“文化是一发展的历程。它的个性表现在它的全部‘发生史’里。所以比较两个文化，应当就是比较两个文化的发生史。”[13]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绪论》则强调该书的旨趣，即在于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而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弁言》中，说得更加明确：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14]
很显然，这就是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必须重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其二，借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谋国家复兴。20世纪30—40年代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民族危亡唤醒全民抗战和谋国家复兴的慷慨悲壮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了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康敬轩在《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跋》中说：“念一年秋，予归自欧洲，默察大势，知欲救国家危亡，必先求民族之复兴，而求民族之复兴，必先求文化复兴。”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也说，近世治国家学说者，皆谓土地、人民、主权是国家三要素，必得三者安全独立，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实则，即便三者尽得，“而文化不能独立，亦遂足以当国家之名实乎”？帝国主义侵略弱国，不仅占有其土地、人民与主权，“尤且汲汲皇皇，以消灭弱小国家民族之文化，吁！可怖哉”。[15]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化史著述虽是出自日人之手，它们对于国人著述不乏借鉴的作用，但如1903年出版的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1926年出版的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其有意歪曲历史和贬损中国文化，也是人所共见的。因此，编纂中国文化史，给国人以正确的民族文化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史家责无旁贷。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叙例》因之强调说：
中国文化之评价各有不同，有谓为落后者，有谓为优美者，然不论其评价如何，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晚近中国国势不振，即由于文化教育之失败所至。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16]
其三，新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重要时期。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新史学思潮则要求扩大史学范围，注意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而经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17]西方史学思潮的此种变动，也强烈地影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日益传播，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相对主义史学衍生物的美国“新史学”，也传入了中国。新史学派主要人物的代表作，如鲁滨逊的《新史学》、巴恩斯的《史学史》、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等，于20世纪20年代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派同样主张扩大史学范围，加强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何炳松在《新史学导言》中说：“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18]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虽在20世纪初即有研究文化史的初步主张，但仅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20世纪20年代后，因受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中国史学家要求扩大治史范围，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实已成为时尚。所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指出：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去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19]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同样强调说：
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为无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20]
此期的文化史研究不仅出版了一批成果，而且对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见解：
（1）分类与综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文化史当分类研究。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一章，其中说：“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21]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提出，以综合方法编纂文化史，“其难益甚”，宜“就文化之全范围”，区分若干科目，作系统详尽叙述。如此，“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22]王治心的书即取名为《中国文化史类编》，内分经济、风俗、学术思想、宗教伦理和艺术器物五类。作者在“绪论”中说：“这五个大纲，或者可以把整个的文化大约地包括起来。……合起来可以成全部的文化史，分开来也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五种小史。”[23]但是，柳诒徵诸人不赞成分类而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柳诒徵以为，分类的方法难以说明文化发展中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表现“民族全体之精神”，“此纵断之病也”。[24]何炳松则指出，分类纵断的研究无法表现“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由此组合成的所谓文化史，“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25]应当说，柳诒徵等人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因为文化专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文化史不应是各种专门史的简单组合。
（2）文化史的分期。此期的研究者都将进化的观点引入了文化史，强调要“注意动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进化变迁的法则，说明社会演变，人类活动行为的影响”[26]。他们普遍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也反映了这一点。梁启超不愧是文化史研究的创始者，他看到了文化史自身的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史的分期不应与政治史划一的重要思想。[27]从宏观上看，此期的研究者多以上古、中古、近世对中国文化史作长时段的区分；从微观上看，则是超越王朝界限，力图以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作中时段的区分。前者可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为例，它以远古至两汉为上古；魏晋至宋、元为中古；明至当代为近世，并依此分为三编，构建全书体例。柳诒徵写道：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而卒相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28]
后者可以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为例，它分中国文化史为八期：
自太古至西周的宗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宗法社会破裂后文化自由发展的时期；秦汉两代统一安定的向外发展的时期；魏晋朝民族移徙印度新文化输入的时期；隋唐两代民族同化成功新文化出现的时期；晚唐五代宋朝民族能力萎缩保守思想成熟的时期；元明清三朝与西方文化接触逐渐蜕化的时期；晚清以至今日大革新的时期。[29]
他们的上述分期是否科学，可不置论；重要在于，他们都力图从中外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大势上，考量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无疑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新思维。
（3）唯物史观的运用。尽管此期的多数研究者并未接受唯物史观，但是毕竟有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和倡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例如，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说：“社会生产，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30]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也强调，一国的经济“与一国的文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重大的影响”。作者进而引德国学者的话说：“无论如何，唯物史论包含一个大真理，植物赖其所生地的肥料而生长，繁殖开发，同样道理，可知食物根源的扩张（如由农业），生产方法的进步（如因资本主义的制度），工艺上的文明（如铁路、省劳动的机器等），对于文化发达发生的影响，远胜于道德教训、宣讲书籍、艺术品、哲学系统。”尽管经济并非影响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就一切社会学的现象看起来，经济唯是有大影响于文化发达的”。[31]固然，这些研究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把握，尚属粗浅，故其于文化史现象的分析一时也难以避免简单化的倾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终究属于发轫期，粗犷有余而精密不足。20世纪30年代初，朱谦之著《文化哲学》一书，以为已有文化史研究的不足，在于普遍缺乏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陈寅恪也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失之在“滞”；新派多留学生，喜欢照搬外国理论，其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失之在“诬”。[32]二者的批评有相通之处，颇能中其肯綮。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具体的部门文化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外，文化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实陷于中断。这主要是受“左”的思潮影响，视文化史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渊薮而加以简单否定的结果。
中国文化史研究枯木逢春，其根本转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国人得脱“左”的羁辔，百业发舒。与此相应，中国文化史研究与“文化热”同时升温，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更似春潮勃发，迅速蔚为大观：报刊上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展开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来；专门的学术团体、期刊出现了；国际国内的或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每年都在举行；文化史不仅进入了高校的课堂，而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这场文化和文化史“热”，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以至于我们迄今都可以感受到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出版的著作为数十分可观。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刘蕙孙的《中国文化史稿》等，是有影响的通史性的著作；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则是断代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此外，有关区域文化史、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为数最多，更不乏精品佳构。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无论从质量与数量上看，还是从涉及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上看，均非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所能同日而语。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得以复苏乃至于勃兴，归根结底，是中国揭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酝酿着转型的产物。所谓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社会目标，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自身整个文化的现代化。就中国而言，文化的现代化不应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它只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此，去除糟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也因是之故，欲解答现实中的文化问题，便不能不去请教历史。不仅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任重道远，它需要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中国文化史研究恰恰可以高扬爱国主义，为之提供无可替代的民族精神的支柱。很显然，20世纪末，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史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当然，思想既经解放，学术研究无禁区，文化史这块长期荒芜却又辽阔而肥沃的学术园地，自然会吸引来众多拓荒者。这即是说，中国文化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强劲内驱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要言之，此期中国文化史研究复苏的原因与20世纪20—30年代肇端的原因，一脉相承，只是因时代条件的差异而表现出愈加斑斓的特色罢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虽然成就斐然，超过了前期，但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前期业已提出的问题，而且面临着新的分歧。例如，柳诒徵等人早已提出，中国文化史应是综合的，不应是专门史的组合，这在今天虽成共识，但究竟应怎样实现综合，当年的柳诒徵等人在实践上并未解决，今天我们也仍然处于摸索的过程中。文化概念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此不待言；但是，如今文化史的界定本身也成了争论的问题。此外，朱谦之曾提出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应当说，迄今足以表现中国气派的文化学理论，尚未见之。从西方引入的各种文化学理论为数虽多，但有经久生命力的学说也不多见。陈寅恪所说的失之于“滞”的旧派学者固然不存在了，但他对于失之于“诬”的新派学风的批评，却不能说已无现实的意义。
学术的本质在于发现问题，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的现象是正常的，它反映了学术研究无止境和学术研究的艰辛。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不应沉湎于概念的争论而停止了实践的探索。苏联的学者说得对：“如果只集中注意力去制定一个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准确的、完善无缺的定义，再开始研究俄国文化史未必是合适的。”[33]唯其如此，我们以为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化通史》，不仅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其本身即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中国文化史发展脉络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因受其根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展开形式的制约，从而显现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34]因之，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对于正确认识事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来便重视人类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和“具有独特的特征的”所谓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35]
缘是可知，欲理解中国文化史，注意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文化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但其分期应有其自身的根据，而不能强求与政治史或经济史相一致。固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但是，此种反映绝非径情直遂的，而是通过复杂的中介层面实现的。因之，二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以为政治经济是第一性的，文化是第二性，是政治经济的派生物。事实上，文化自身有很强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从人类历史上看，精神文明并不总是与物质文明同步。如古希腊的生产力并不发达，但却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在欧洲历史上，德国曾长期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这并不影响她时常占据欧洲文化交响乐团中第一提琴手的位置。同样，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童年，物质文明水平不高，但它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巨人辈出的黄金时代；宋代国势孱弱，但人多公认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陈寅恪甚至这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6]
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当考虑到以下几种因素：
其一，中外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广泛吸纳了域外文化，其中尤其是东汉后传入的印度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更是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促使其解纽、转型和近代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包含着外来文化的基因，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内驱力，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
其二，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汉唐之际中国文化进入了发舒的重要时期，其间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大融合，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故陈寅恪曾反复强调指出：必须明白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37]。实则，与言中国中古以后的文化史，也依然不容忽视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这只须指出蒙古族与满族曾先后入主中原，分别建立了元朝与清朝，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源起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其三，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指出，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具有独特特征的所谓社会，即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形态，如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文化的发展虽然并不总是与政治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但是，归根结底，文化的发展又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即一定的文化形态适应于所由产生的一定的社会形态。所以，有所谓古代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等的分际。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唯物论的观点。
缘此，从文化的性质和中外文化关系的发展态势上，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史曾有以下两种长时段的分期：
（1）自远古迄西周[38]，属古代社会的文化；自西周迄明清，属封建社会的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迄新中国成立，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近代文化。
（2）自远古迄汉代，是为中国文化独立形成与发展的时期；自汉代迄明末，是为中国文化积极吸纳域外文化，尤其是印度佛教，从而使自身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时期；自明末迄新中国建立前，是为西方文化渐次传入，中西文化相激相**终相融合和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时期。[39]
上述两种分期，视角不同，实质是一致的，即都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发展，但略显疏阔。依上述理路，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大势，还可以进一步大致分成六个时期：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前期）；近代。兹分述如下：
第一个时期，先秦。
这是中国文化的孕育、化成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期和第一个**期。先秦文化的集成奠定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础，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所谓的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从这个时期发轫、源起。
先秦文化的积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170万年前元谋猿人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到现代人的演进，度过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通过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这标志着他们已经艰难地越过了蒙昧、野蛮而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中国大地的文明曙光，最早是以满天星斗式的多元发生为特点的。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我国广大的区域内，即已经形成了若干初级文明的文化区域：陕晋豫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湖北文化区、长江下游文化区、鄱阳湖——珠江流域文化区、辽西河套文化区。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不断地积累、发展、碰撞，最后通过在中原地区的交汇、融合，完成了中国古代从野蛮到文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国家王朝——夏。
我国古代是在基本上没有改变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它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夏王朝基本上还是氏族方国联盟的王朝，王权通过巫术神权去体现，其思想文化还带有强烈的氏族观念和宗教神权的巫术特征，人们的思想意志，归根结底，要以神的意志为转移。
商代是神权政治的极盛时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相对狭窄与它统治区域广大的矛盾和以子姓为主的家族统治集团与外服异姓方国的矛盾，促使商的国家宗教越来越向强化神权、王权的方向发展。商代的巫术神权无所不包，其思想、文化、艺术无不带有典型的沟通人神的神话或巫术的意义。
殷商以一味迷信天命走向残暴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周初“封建亲戚”，在“因于殷礼”的基础上，吸收殷亡国的教训，制定了以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主导思想的礼乐文化，完善周王朝的上层建筑。这是我国古代神权思想解放、理性文化思想形成的第一步。
礼乐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德”。周人强调“敬德”，强调用人力、人的道德保有“天命”即掌握政权，主张用体现国家制度、人伦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礼”来稳定社会的等级秩序；用“乐”来引导人们在遵守等级秩序的前提下的亲和。这是商周之际统治思想也是文化思想的重大变化。它孕育和涵盖的“人治”理性精神和一统“和合”精神，对中华民族和大一统国家的形成都有不可磨灭的指导意义。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新型的君主专制国家和郡县制的发展，使处于几个不同文化区域的争霸大国逐渐形成几个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心。宗法制度的崩溃，“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的发展，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和文化思潮的发展。急剧动**的社会变革，戎狄蛮夷和华夏融合，农业、工商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华夷关系以及忠孝、仁义等思想伦理学说的探讨。由此，随着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不同的政治主张竞相揭出，不同流派的私家讲学和各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述逐渐发展。儒墨显学之争已揭开了文化争鸣的序幕。
战国以后，新成长起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处在统一中国的激战之中，他们希望从思想家那里吸取新的学说和营养，礼贤下士成风，学术政策宽容，为士人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求创作新的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促使不同观点的各种著作雨后春笋般涌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家纷然并存，相互驳难，形成了错综复杂、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
百家争鸣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思想家智慧的结晶。百家争鸣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理性文化已经达到了博大的、难以攀登的高峰。它的出现，不仅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历史上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战国诸子的学说中找到源头，甚至今天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我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诸子那里发现头绪。
第二个时期，秦汉。
这是中国文化的成长时期。此期以封建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以汉民族形成和各民族交往的加强为背景，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有清一代。
秦皇朝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一统政权，为思想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力图构建起服务于大一统政治的以文化专制主义为特色的文化体系。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强制性的文化统一没有产生与封建政治共同发展的结果。
经过多年的探索，儒家思想最适应封建政治的需要，渐成政治家们的共识。汉武帝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将儒家经学正式确定为官学，以政权力量树立起儒家的权威。在解决汉代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方面，儒家思想充分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汉武帝在政权建设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努力开拓进取，扩大了封建大一统政权的政治影响。通西域和开发西南，使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封建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逐步形成。其后，汉宣帝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以皇帝兼宗师、教主身份裁决五经异同，这是以皇权专制的儒学形式进一步控制思想的标志。宣帝开始注意用符瑞粉饰政治，在白虎观召开经学会议，形成封建社会的法典性文献——《白虎通义》，儒家政治伦理原则在社会得到全面落实。
儒家统领文化的格局确立后，哲学、史学、文学、教育、科学技术以至社会风俗等各文化领域，日益浸润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封建大一统文化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力量，但是，与此同时，其高度一统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露出来，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
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文化结构经历了一次更新和充实的过程，到隋唐五代时期终于发展到了光辉灿烂的阶段。
两汉时期神学化的儒学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然而，从汉末起，社会环境的巨变以及自身方面的原因使得儒学式微。以玄学为先导的多种文化因素竞生并长，不但一变百草萧疏而为万木争荣，而且也为道教从原始幼稚走向完备成熟、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得到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经过不断的调整组合，到南北朝后期，儒释道三家并立主导文化的格局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口的频繁流动与接触，使得异质性十分鲜明的胡汉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可避免。入主中原的胡人在被汉文化涵化融合的同时，也为汉人注入了胡文化的新鲜活力。在南北交往过程中，文化的进步逐渐泯没了民族隔阂，中华文明在登上一层新的台阶后，终于进一步实现了在根基方面的趋同。然而，由于长期分裂隔绝，又使得南北文化的地域特征明显存在。南人善创新，北人重传统；南人重文，北人尚武；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学问渊综博广，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时期南北文化趋异性的表现形式。
隋唐五代的文化总结和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同时，又以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势，吸收了当时域内外各民族文化的精华，造就了此期各部门文化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高峰。隋唐统治者确立了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存主导文化的格局，同时注意对南北文化差异进行沟通，并对胡汉文化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到开元、天宝年间，终成盛唐气象，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的文化天空，群星灿烂，涌现出了一大批包括李白、杜甫等在内的文化巨匠。唐中后期的文化则在多元的、深层次的发展过程中，又开始了结构上的局部调整，经五代的发展，为宋代文化的再度高涨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时期，辽宋西夏金元。
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此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元并存，及其由纷争归趋统一的历史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北宋建立后，采取措施加强了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北宋统一的范围有限，与汉唐规模不能相比；右文政策带来了文化的兴盛，另一方面，文化斗争与政坛上党争交织，政局动**不定。北宋两次重大的改革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是所谓的“中兴四朝”，南宋孝宗等一度起用抗金人士，但一遇挫折，便失信心。加之奸相把持大权，朝政腐败已极，“中兴”难再。动**不定的政局给文化带来新的特点。
两宋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客户与主户关系表明封建生产关系的新发展，地主阶级各个阶层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品官地主，这与身份性很强的门阀地主不同。商品经济发达，超过前代，汴京、临安、大都等一些大都市出现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在南宋完成，地区特征的经济形成，使得文化分布呈现了新的格局。
辽、西夏、金与元不断进行改革，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封建化。在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深刻影响下，雅好儒学文化成为一种风尚；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期塞外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互汇合，相互补充，相互吸收，浸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样性文化。程朱理学地位在南宋后期不断上升，到了元朝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影响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元朝文化是宋代文化的延长，只是带上恢宏与粗犷的特点。
宋元文化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是人文精神的出现。两宋文化体现出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与清醒意识。学者疑古惑经，突破疏不破注治经的藩篱，表现了“变古”的精神和文化批判的勇气。都市文化的崛起，则是反映了新兴的市井百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表现了他们的情感与思想。
宋元文化核心是理学。它强调万物一理，理一分殊，天理支配宇宙变动、历史兴衰和人事得失。原有的儒学得到一次更新、改造，经历了一次抽象、升华。随着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成为教条，原先学术上活泼、富有创造的活力消失了。在这样的土壤里，人文精神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育。
宋元文化中民族观念的内涵，有了新的因子，体现出民族起源的认同感，反映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辽、金史书中认定自己是黄帝、炎帝的子孙，辽、金人主如辽圣宗、金世宗，即使是金海王，都努力学习汉文化，力图从《贞观政要》、《新唐书》等典籍中，吸取经验。元人修宋、辽、金三史，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下，最后决定各与正统，写成三部史书。这件事本身体现出民族观念的新发展。
包括科技在内的宋元文化极其灿烂辉煌，对10—14世纪的亚洲，乃至对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程朱理学为亚洲儒学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人的指南针等科技的发明和传播，影响到世界史的进程。同样，此期外域文化的传入，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
第五个时期，明清。
这是中国文化盛极而衰的迟暮期。中国封建社会由明代步入了晚期，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极致，加剧了政治的衰朽与社会的矛盾；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高度，并酝酿着新旧的冲突和支撑了社会文化的几度繁荣，但终属夕阳残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无法避免明日黄花的命运。
明代初期，统治者在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在思想文化上，尊崇程朱理学，剿灭异端，大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思想文化的沉寂，而且助长了以文学复古、拟古为代表的社会复古思潮。明代中期，社会经济有了重要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显露，预示着封建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刻化，商品经济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缘是，封建统治稍稍松弛，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生机。以“心”为本体，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阳明心学的崛起，打破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促进了思想的解冻。从王艮到李贽的泰州学派发展了阳明学的积极因素，更具“异端”色彩。与此相应，主体意识觉醒和讲求实学的思潮的涌动，为僵滞的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创作与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吴承恩的《西游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为代表，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明末耶稣会士东来，带来了天文历算等西洋的科学技术，传达了西方文艺复兴的信息，中西文化发生了交汇与冲突。徐光启、李之藻诸人积极迎受西学，并依稀感悟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主潮，提出了“先行会通，进而超胜”处理中西文化的正确思路。但遗憾的是，随着朝代更迭，政局剧变，这一正确的思路被打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后来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清朝代明而兴，开拓疆土，基本奠定了今天祖国的疆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多元融合。清前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新的治世和高峰。以此为依托，“康乾盛世”也成了中国文化集大成的重要时期。《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气势宏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总汇；乾嘉学派研究儒家经典，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义，校勘异同，在治经、考史、文字、声韵、历算、地理、金石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文学艺术方面，《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极品，《长生殿》、《桃花扇》等，则成为戏曲发展新的里程碑。
但是，封建社会毕竟日薄西山，故清代文化实为一种烂熟的文化，辉煌与衰朽并存，集大成与僵滞共生。统治者不仅推尊理学，加强君主专制，而且较明代更加残酷地推行文字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这严重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理学空疏，汉学破碎，终于导致了士习败坏，实学消沉，“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同时，自雍正后，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文化交汇之道阻，中国脱离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潮，陷入了孤陋寡闻的境地。
清代中期，渐入“衰世”。内有民众起义，外有西方侵略势力频频叩关，社会险象环生，“山雨欲来风满楼”。封建专制的控制力也因之削弱。嘉道间，经世思潮浸浸而起。以常州学派为代表，有识之士因经学饰政论，“更法”、“求变”之声渐起。但清朝统治者颟顸昏聩，不到鸦片战争的大炮轰鸣，不肯睁眼看世界。
第六个时期，近代。
这是中国文化转型和谋求复兴的时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折点。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开始瓦解，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国文化也发生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旧思想的防堤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新式学堂的创立，早期改良思想的出现，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儒学思想体系作了新的调整，洋务派因之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即要求在不改变封建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的“富强之术”。这比封建守旧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进了一步。总之，19世纪40—9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是：器唯求新，道唯求旧。
甲午战后，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代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与壮大。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推动了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界革命”、“军国民教育”、“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口号的接连提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崛起的重要表征，构成了晚清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壮丽画卷。文化的变迁不仅表现为部门文化的拓展，更主要的还表现为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动，孔孟儒学及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而动摇，西方的进化论、民权学说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进步阶级反对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思想指导。尤其是晚清最后十年，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推动，近代新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终至成为文化的主潮。
中华民国的建立，尤其是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生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文化的演进创造了新的条件。此期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愈趋深化。国人通过自身能动的选择和积极的创新，使中国的新文化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此期文化演进的一大关键。经过它的洗礼，科学和民主作为一种有机联系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追求的价值目标，渗透到所有重要的文化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最终形成了自己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民主的传统。
“五四”以前，近代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主导着文化的潮流。“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之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形成，并通过与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斗争，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新民主主义文化继承和发展了科学和民主精神，使中国文化实现了内在的超越，中国人从此在思想文化上一改晚清以来的被动局面，转为主动，中国文化也由此迈向了衰而复兴的新历程。
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体系；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通行的语言文字等，堪称此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它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和道路，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深刻地体现了文化的现代性追求。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促进此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巨大动力。而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即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文化现代化，则是实现此种转换唯一正确的途径。揭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大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正是当时人们会通中西文化的最佳方案。不过，因历史的原因，这一文化形态当时还不可能发展成熟。
四、中国文化的特质
《易·贲卦·彖》：“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或文化作为人类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不受特定的地理、人种及历史传统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质。中国文化的特质，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一）中国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独立的创造，具有独创性
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无视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曾认定中国文化最早是由西方传来的。一时不少中国学者也随声附和，有人甚至专门写了《中国人种考》一书，表示认同。中国人种既是来自西方，中华文化当然也是源自西方了。这是当时一些人崇信西洋文化和民族自卑心理的一种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研究完全证实了“中国人种西来”说，原属无稽之谈。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距今20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表明，中国很可能是地球上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更说明了这一点。[40]实则，中国人种的起源与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两个概念。尽管科学界对于前者尚存歧见，但是，中国文化源于中华民族独立的创造，却是无可非议的。研究表明，中国史前文化谱系的分布及其趋同发展和最终导入古代文明的过程，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在这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境内各文化谱系有过相互间的关系与影响，但并没有发现与遥远的境外文化有过经常的密切联系。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始于汉代，但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化早已完全形成了。[41]这与中国文化赖以形成的地理环境有关。从宏观上看，中国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这里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部、北部、南部分别被茫茫戈壁和险恶的高原峻岭所阻隔，形成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内部又极广阔，气候湿润，物产丰饶。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文化起源的独创性，决定了它在很长的时期里只能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与邻近地区史前文化的联系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与罗马文化主要靠吸收希腊文化成长起来，印度古文化主要仰仗外来民族的创造，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如前所述，远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我国广大的区域内，即已形成了若干初级文明的文化区域，犹如满天星斗。不同区域文化的积累、孕育、碰撞和在中原地区的交汇、融合，促进中国古代首先在中原地区完成了由野蛮到文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国家的王朝——夏，也奠定了华夏民族形成的基础。虽然此后黄河流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创造，并进一步接受和给予黄河流域以重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三晋、楚、吴越、巴蜀、胡文化的交融、争鸣而成为大一统文化的前奏是如此，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宋时期，也是如此。平常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涵化性，在其起源的多元性中业已体现了出来。
我国古代是在基本上没有改变氏族结构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我国早期的国家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关系变化，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家（族）国同构；经济基础是以木、石、骨、蚌生产工具为主的耜农业；统治思想更多的表现氏族观念和宗教神权思想。这种家（族）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大。商周时代的氏族封建、宗法封建社会，基本上还是家族、宗族和国家一体的宗法社会。秦汉以后的地主封建社会，虽然家族、国家已经不是一体的了，但仍然是一个人的“家天下”，而且整个社会族权、父权、夫权一直占统治地位，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这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的主要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即表现为氏族对氏族、人对人的压迫、剥削，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化，并不明显。因而我国文明很早就注重文化的“化成”即文化的整合和引导作用。以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为例，我国夏代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然而此时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主要并不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而是用于铸造祭祀天地祖先以沟通人神的礼器和兵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说明青铜器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宗教性的。它的功用，主要不是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主要体现人和人的关系，体现“礼”对人们等级关系的约束。“礼”（包括“礼乐”、“礼法”、“礼俗”）是我国古代国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习惯、个人行为规范的综合。我国历朝历代除秦以外都把“礼”看成是“国之斡”、“国之柄”，而主张以“礼”治国。这都是基于礼的“化成”即整合、规范、引导作用出发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42]唯其如此，我国自古称“礼仪之邦”。这也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