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满族文化的发展

蒙古族文化的发展　蒙古族是明朝北方势力最大的少数民族。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的北伐军攻克元大都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退到漠北草原，仍然控制着东自松花江、脑温江（今嫩江）和辽河流域，西至天山、衣烈河（今伊犁河），北抵也儿的失河（今额尔齐斯河）、谦河（今俄国叶尼塞河），南临明朝北部防线的大片土地，当时的蒙古族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地区。另外还有几十万蒙古人，仍然留居在明朝内地、西北和南方各地。

元顺帝北撤后，继续保留元朝的国号，史称北元。北元曾多次出兵南下，图谋重新进入中原，恢复元朝的统治。明太祖则实行“威德兼施”[1]之策，力图运用政治招抚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手段，消灭北元势力，实现全国统一。因此双方战争不断，烽火连天。由于对明朝的战争连遭败绩，北元皇帝权威衰落，群雄并起，蒙古地区逐渐陷于分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活动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兀良哈部归附明朝。明朝于其地设立朵颜等三个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卫所长官，隶属大宁都司，后改隶奴儿干都司。活动于东蒙古地区的鞑靼与西蒙古地区的瓦剌，继续与明朝为敌，而彼此又互争雄长，攻杀不休。永乐元年（1403年），非元室后裔的鬼力赤依靠鞑靼大封建主阿鲁台的支持，自立为可汗，废弃了北元国号。明成祖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采取抑强扶弱，“以夷制夷”的方针，于永乐五年（1407年）敕封瓦剌大封建主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随后亲统大军北征，击败鞑靼，迫使阿鲁台贡马求和，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封其为和宁王，许其通贡、互市。但是，蒙古各部并未真正臣服明朝。明成祖死后，仁、宣二帝无力坚持抑强扶弱之策，也就无法继续控制蒙古。瓦剌势力逐渐崛起，马哈木之孙也先出兵攻明，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境内）俘获明英宗。旋又进攻北京，被于谦率北京军民击退。景泰二年（1451年），也先自立为“大元天圣可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但不久，也先就在一场内讧中兵败被杀，瓦剌随之衰落，蒙古地区再次陷于分裂的状态。成化年间，元室后裔达延汗即位，击败异宗权臣，征服瓦剌，再度统一蒙古。他重新分封了领主和领地，自领左翼三万户，而命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统率右翼三万户。达延汗死后，右翼三万户中的土默特万户迅速发展壮大，其首领俺答汗很快便称雄于蒙古。他看到自元室北徙后，蒙古与明朝互相对立，大大小小的战争已持续二百多年，无法进行正常的通贡互市，不仅明朝边塞人民饱尝兵燹之苦，就是蒙古地区也饱受战争破坏，“爨无釜、衣无帛”[2]，“日无一食”[3]，人口锐减，决心与明议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明廷于隆庆五年（1571年）敕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汗发誓“永不犯中国”[4]。“俺答封贡”后，明廷又授予许多蒙古领主以各种官职，自此“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5]，明蒙之间长期的战争终告结束。俺答汗死后，其夫人三娘子主政30年，也积极维护与明朝的通贡互市关系，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

明代的蒙古文化虽然历经战乱的破坏，但仍在曲折之中取得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俺答封贡后，与明朝建立和平的通贡互市关系，随后又将西藏的黄教引进蒙古，进一步加强蒙古与中原、西藏及邻近地区的联系，广泛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养料，蒙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更为显著。

在蒙古地区，蒙古人主要仍从事传统的畜牧业。手工业在明中后期日趋发达，主要是经营为畜牧业服务的畜产品加工、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及武器的制造。俺答汗时期，由于大量引进汉藏的工匠，城堡、宫殿、寺庙建筑业也在兴起，并制造犁、铧、锄、镐、镰刀、磨臼等农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编织、刺绣、首饰加工等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在明初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只有兀良哈三卫、吐鲁番、哈密以及天山以南地区，仍有部分蒙古人在从事耕作。嘉靖年间，俺答汗招引大批汉族农民和反明士兵进入土默特地区，使漠南蒙古的农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6]。

蒙古地区在元代除固有的萨满教外，由于统治阶级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与尊礼政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也纷纷传入。至明代，萨满教又复盛行于东西蒙古，除进入天山以南的蒙古人信奉伊斯兰教外，其他宗教皆趋于衰落。嘉靖年间，俺答汗多次率兵进入青海，征服当地的蒙古人、撒里畏兀儿人（今裕固族）和一些藏族部落，并令其子丙兔率部留居青海。青海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复兴基地，格鲁派（黄教）的祖师宗喀巴就是在那里诞生的。俺答汗开始与黄教发生接触，并在万历六年（1578年）在察卜齐雅勒（在今青海共和县）的仰华寺与索南嘉措（第三世达赖喇嘛）会见，将黄教引入蒙古。此后，黄教逐渐取代萨满教的主宰地位，成为蒙古人普遍的宗教信仰。

蒙古地区的教育，在明初随着经济的衰落而衰退，明中期以后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渐趋复苏。16世纪时，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之下，东蒙古地区出现了私塾。教师名曰“榜什”，学生称作“捨毕”，“捨毕之从榜什学也，初则持羊酒，行叩首礼，后虽日见，日叩其首，必至书写已成，然后谢以一白马、一白衣，或布或段，惟随贫富制之，无定数也”[7]。据史书记载，当时各部“榜什颇为殷众”，说明这种私塾不在少数。黄教传入蒙古后，一些大寺院也仿效西藏的做法设置庙学，教习童僧学习蒙、藏文字，传习佛学和医学、天文、历法、占卜等。有的还选派童僧前往西藏学经。如卫拉特（瓦剌）的拜巴噶斯等，一次就选送230余名童僧入藏学习。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术文化也日趋发达。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历史著作，开创了蒙古史学的新体例。如切尽黄台吉（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十善福白史》，简称《白史》，是据忽必烈时代的《白史》与元末畏兀儿人必兰纳识里卫征国师的旧抄本校勘、增补而成。该书记述了元代的行省制度、佛教教规、明代蒙古僧俗职位名称和黄教的传播等，成为其曾孙萨囊彻辰撰写《蒙古源流》的重要依据之一。无名氏的《阿勒坦汗传》（又称《俺答汗传》），蒙文原本题为《名为宝贝汇集之书》，约成书于1607—1611年，它以编年体例，用押头韵的四行诗的基本形式简要记述了俺答汗一生的政治、军事与宗教活动，是现存有关明代蒙古的最早一部蒙文史学著作。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也称《小黄金史》，全名《诸汗源流黄金史纲》，约成书于1604—1627年间，记叙了自蒙古古代至明末林丹汗时代270多年的蒙古历史和诸汗源流。其后半部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14—16世纪蒙古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东、西蒙古之间的斗争，对达延汗的活动记载尤详，是研究这个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资料。无名氏的《大黄史》，又称《大黄册》、《黄册》、《蒙古黄史》等，全名《古蒙古汗统大黄史》，其内容从世界成因、蒙古起源一直叙述到17世纪末蒙古诸部的王公及其世系，对喀尔喀封建主的系谱记述尤详。康熙元年（1662年）成书的《蒙古源流》在卷末曾提到利用过《大黄史》一书，可见此书的主要篇章当写成于《蒙古源流》之前，而清初部分当为后人所增补。

这个时期，蒙古族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包括英雄史诗、抒情诗、叙事诗、小说和萨满教的歌词等。《江格尔》是蒙古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作。它是西部蒙古族的传统史诗，经过民间的长期流传，不断得到发展、充实和提高，至15世纪逐渐完善和定型。它描写以部落联盟首领、“博克多”（圣者）江格尔为首的6012名勇士，为保卫“没有战乱”、“没有孤独”、人人安居乐业的天堂般的家园，向各种来犯的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的故事。诗中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充满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篇章结构具有游牧民族说唱艺术的特点，每一章以酒宴开始，也以酒宴结束，说唱一个故事。开头各章各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后几章则每章说唱一次战斗或一个事件，而以江格尔和红色雄狮洪古尔等主要人物贯穿全诗，保持故事情节的连续性。这部史诗反映了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蒙古族文学、历史、艺术、民俗和语言的宝贵资料。有蒙古文、托忒文的各种抄本流传。经今人整理出版的蒙文本有10章、13章、15章、80章等不同版本，汉文编译本《洪古尔》也有13章及15章等不同本子。此外，还被译成俄、日、德、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多种文字，引起各国学者的瞩目，被称为世界著名的史诗之一。《乌巴什洪台吉》是一篇散文诗式的著名小说，大约创作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通过对和硕特部7岁的贫苦牧童与喀尔喀封建主乌巴什洪台吉的斗争，揭露乌巴什洪台吉的贪婪和残暴，歌颂了牧童的机智勇敢和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主题鲜明，语言流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蒙古族创作的萨满教歌词，包括祭词、赞词、祷词和歌谣等，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黄教传入后，往往以佛教的教义改编这些萨满教的歌词，借以传播佛教。此外，蒙古族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如《阿勒坦汗传》，本身也是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蒙古族人民酷爱歌舞，也能歌善舞。岷峨山人的《译语》记载说：当时蒙古“女好踏歌，每月夜群聚，握手顿足，操胡音（原注：有声无字为乐）”。“虏中有胡笳，声最凄婉，有怀者更不忍闻。亦有篪拔思儿，近传其制于中国。”该书还记载说，蒙古的首领到普通牧民家，牧民进酒招待至醉后，“或吹胡笳，或弹琵琶，或说彼中兴废，或顿足起舞，或抗音高歌以为乐”。李实的《北使录》，也记载他奉明廷之命出使瓦剌，也先宰马备酒招待，以歌助兴的情景说：“令十余人弹琵琶，吹笛儿，按拍歌唱欢笑。”

在工艺和美术方面，蒙古族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服饰、马鞍、箭筒等物品上。明朝中后期，随着蒙古与汉、藏文化的交流，蒙古族的工艺美术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库库河屯弘慈寺的释迦牟尼像，流传至今，是一件珍贵文物；万历八年（1580年）俺答汗进献给明神宗的《贡马图卷》，是一件精心绘制的工笔立体绘画长卷，艺术价值极高。

满族文化的发展　满族源出女真。元代女真人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在东抵日本海，西至辽河及嫩江一线，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北抵黑龙江下游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入明之后，他们先后归附明朝，隶属于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居住在辽东都司辖境之内的女真人，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已逐渐汉化。隶属于奴儿干都司的女真各部从明初起逐渐南下，形成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南下之后，社会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内部联系加强。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以父、祖的13副遗甲起兵，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战和招抚，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在女真原有的狩猎和军事组织“牛录”的基础上，参考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建立“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8]的军政合一的组织，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设立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旗，合为八旗，组建了一支精锐的八旗军。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为了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及其对女真统一的阻挠，他统率两万八旗步骑兵征明，一举攻占抚顺，接着又于次年四月在萨尔浒击溃杜松率领的明军。从此，明军在辽东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则由防御转向进攻。辽东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努尔哈赤的后继者皇太极改女真族名为满洲，翌年改大金国号为大清。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乘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朝统治之机，清军在降清明将吴三桂的引导下入关占领北京，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满族也从此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

女真人在明初以后的南迁过程中，由于不断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和朝鲜文化，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非常迅速。在生产技术方面，南下之前，各部均以渔猎、畜牧和采集为主，只有极少数人兼事农业。南下之后，逐步向农业经济过渡。迁入辽东东宁卫、安乐州、自在州和其他卫所的女真人，都已从事农耕，兼营狩猎和采集人参。移居到大同江两岸和婆猪江流域的建州女真，则“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9]。到16世纪后期，建州女真生产的谷物已能自给有余。海西女真的情况大体相似，也是“俗尚耕稼”[10]，“颇有室屋耕田之业”[11]。“野人”女真的农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居住在牡丹江至绥芬河一带的“兀狄哈”（野人之意）女真人，在15世纪末已能“作大柜盛米，家家有双砧，田地沃饶，犬豕鸡鸭，也多畜矣”[12]。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有了提高，已能“贸大明铁自造”铁器[13]，并懂得使用风箱向炉内鼓风以提高火温，懂得将打制的铁箭镞趁热放入水中冷却，使之变得更为“强劲”[14]。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又有了自己的冶铁业。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女真便开始“炒铁，开金银矿”了。[15]另外，女真人还用自己种植的麻纺织麻布，有些麻布还运到辽东的市场上出售。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女真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分化，进而跨进到奴隶制社会的门槛。

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是女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女真各部在明初一直通行女真语，使用金代创制的女真文字。但到明中期，女真文字已逐渐为蒙古文字和汉字所取代，“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16]。这样，在实际运用中，就产生了语言与文字的矛盾，正如努尔哈赤所指出的：“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17]这种现象，与明末的满族社会极不协调。于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与噶盖创制满文，即“以蒙古字，合我国之音，联缀成句”，称为无圈点的老满文。由于老满文缺点较多，以至“上下字雷同无别”，“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18]，因此皇太极于天聪六年（崇祯五年，1632年）命精通满、汉文的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经达海改进的满文称“有圈点满文”，也称为新满文。满文的创制，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长期在白山黑水之间从事渔猎生活，满族人都擅长骑射。儿童初生时，即悬弓箭于门前，象征着他未来将长成一名好射手。孩子长到六七岁，就教他们用木制弓箭练习射鹄，稍长又教他们佩上弓箭，骑上骏马，飞驰于高山密林之中。女子执鞭策马，也不亚于男子。满族还由渔猎生活中演化出各种歌舞及体育活动。如舞蹈“喜起舞”系由身强力壮的男子，穿上豹皮，以箫鼓伴奏，边唱边舞；“隆庆舞”则由两队舞者共舞，一队装扮成虎、豹等猛兽，一队骑上假马追射。又如体育活动“跳马”，要在马匹飞奔之时，横跃马身；“跳骆驼”，要求从后面跃上驼背；还有“跑冰鞋”，最初是将兽骨缚在脚下，滑行于冰面之上，后来则改用铁条嵌在鞋底滑冰。适应渔猎生活的需要，满族的衣冠服饰也独具特色。男子薙发留辫，即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余，只留顶后中间长发，编成辫子，垂于肩背。[22]穿马蹄袖袍褂，因为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它成为旗人特有的装束，后人便称它为“旗袍”，满语称作“衣介”。冬天穿棉袍或皮袍，夏季穿单袍。旗袍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叉，以方便骑射。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状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臂，既可御寒又不妨碍拉弓射箭，故又称“箭袖”，满语称作“哇哈”。旗袍外面，还习惯加上一件对襟小褂，长只及股，袖只到肘。因为它最初是骑射时穿用的，故称为“马褂儿”。妇女盘髻于头顶，佩戴耳环，穿宽大的直筒旗袍，天足，着花鞋。进入辽沈后，满族的衣冠服饰趋于等级化，入关之后推行于全国。其中妇女穿用的旗袍，至今仍为许多女子所喜爱。

二、维吾尔、回族文化的发展

维吾尔族文化的发展　维吾尔族在明代文献中被译作“畏兀儿”或“畏吾儿”等，分布在嘉峪关以西和天山以南的广阔地域内，以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之北）、火州（今新疆哈喇和卓）、柳城（今新疆鲁克沁）、于阗（今新疆和田）、哈实哈儿（今新疆喀什）等地最为集中。元代他们大部分受察哈台汗国统治。明洪武三年（1370年），察哈台汗国发生分裂，“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23]，各自割据一方，互不统属。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察哈台后裔黑的儿火者被拥为汗，建立东察哈台汗国，又称“蒙兀儿斯坦”，明朝称之为“别失八里”国（后称亦力把里国）。东察哈台汗国内部仍矛盾重重，外部又屡遭撒马儿罕（帖木儿帝国）、卫拉特、乞儿吉斯的攻击，并与明朝、卫拉特反复争夺哈密[24]，正德九年（1514年）遂分裂为统治东部地区的察哈台王朝与控制西部和南部的叶尔羌王朝。叶尔羌王朝不断向外扩张势力，终于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占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等地，统一了整个汗国。叶尔羌汗国的上层统治阶级虽是察哈台的后裔和蒙古朵豁惕部的贵族，但他们都狂热追随伊斯兰教，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习惯、心理特点和文化特征都逐渐与畏兀儿人接近，于是逐渐融入了畏兀儿族之中。叶尔羌汗国统一的时间不长，内外战乱又起，至清朝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浑台吉所灭，天山以南地区便成为准噶尔的属地。就在察哈台汗国和东察哈台汗国统治时期，畏兀儿人逐渐改宗伊斯兰教。

明代的畏兀儿人虽然饱受各汗国统治者压迫剥削和长期战乱之苦，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并广泛与周围各族展开经济文化交流，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他们在哈密、吐鲁番、火州、柳城及南疆的哈实哈儿、叶尔羌、于阗等地的绿洲从事耕作，并大力发展园艺，培育出各种葡萄（如甘甜无核的锁子葡萄等）、桃、杏、李、枣、胡桃、石榴、甜瓜、葫芦等优良的瓜果品种。别失八里即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一带的畏兀儿人从事游牧，其他农业区的畏兀儿人也饲养大量牲畜，以供食役和对外交换。手工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有农林果品的加工；有麻、棉、丝、毛的纺织，能织出胡锦、花蕊布、白叠布和各种毡毯，然后加工成各种漂亮的衣帽与卧具；有采矿和冶金以及皮革和玉石加工，所产玉石和硇砂等大量输往明朝内地；还有制香业，于阗出产的木香、安息香、鸡舌香、乳香等尤为有名。畏兀儿人擅长经商，既有常住各城镇的“坐商”，也有往来于各城镇的“行商”，有的还进入到明朝内地、甘青、西藏、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等地去进行交易，甚至还远至印度、克什米尔、撒马儿罕、波斯、阿拉伯等地去从事贸易。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周围各族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畏兀儿文化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畏兀儿地区，出现了专门制造书写工具的作坊，成批生产以桑皮、麻缕、棉絮为原料的纸张，以畜毛或人发做笔头、用细木杆或竹子做笔管的笔，用锅底烟灰、煤粉掺和油面做成的墨，为人们书写著述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畏兀儿地区在东察哈台汗国时期通行多种文字。东部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大多使用回鹘文，这是唐代大和元年（827年）回鹘西迁后通行的文字；吐鲁番以西的突厥语族（包括畏兀儿语）诸民族，书面文字多使用察哈台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而在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教徒（元代称他们为也里可温）中，则通行古叙利亚文或用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察哈台文是从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喀尼亚文（喀喇汗文）演变而来的，共有32个字母（28个阿拉伯字母，4个波斯字母），从右至左横写，字母有单写、词首、词中、词末四种形式。字母与字音的关系复杂，正字法也较复杂。维吾尔族直到20世纪30年代实行维吾尔文改革之前，都一直使用这种文字。在明代，他们用这种文字写下了大量著作。

在东察哈台汗国时期，涌现了赛卡克、鲁特菲、纳瓦依、泰福塔札尼等一批著名诗人和学者，用察哈台文写下了大量著作，并将许多阿拉伯、波斯的著作译成察哈台文。赛卡克是畏兀儿人，不仅诗歌创作很有成就，而且在修辞学、逻辑学和哲学等方面也很有造诣，可惜他的大量著作均已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其内容。鲁特菲是喀什喀尔籍诗人，他利用当时流行的十四行诗体“噶札立”、四行诗体“鲁巴依”以及用同音异字词押韵的四行诗体“图伏克”写下了许多诗歌作品，其著名长诗《花朵与春分》后来被纳瓦依誉为“语词之王”。纳瓦依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受到赛卡克和鲁特菲的熏陶和影响，先后创作了《五部诗集》、《四部诗集》、《阿札木史纲》、《赛依德·哈桑·阿尔希尔传》、《丽人之会》、《韵律的标准》、《词语之分析》等著作，享有很高的声誉。泰福塔札尼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曾将波斯文巨著《绿洲之颂》译成察哈台文，还翻译了大量其他作品。畏兀儿的民间文学在这个时期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脍炙人口的《阿凡提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叶尔羌时期，畏兀儿的史学和文化艺术，成就尤其突出。《拉失德史》是一部关于东察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的重要史著。作者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出生于蒙古朵豁剌惕部，祖上是察哈台汗国的军事贵族，叔父是叶尔羌汗国的开国元勋，他本人也身居高位，是萨亦德汗的亲信。拉失德汗即位后，打击他的家族，他被迫流亡到克什米尔。这部史书就是在克什米尔写成的。它由两编组成，第一编是正史部分，为东察哈台汗国编年史，第二编写作者自己的经历和他的时代的历史。第二编比第一编篇幅大一倍，内容也更丰富，保存了许多有关当时社会生活、政治活动、军事斗争的重要资料。此书原用波斯文写成，曾被两次译成突厥文，在中亚地区广为流传。《编年史》则是一部专写叶尔羌汗国的史著。作者沙·马哈木·楚剌思也是叶尔羌汗国的开国元勋。该书用波斯文撰写，前半部摘编《拉失德史》；后半部为作者自己编写，上接《拉失德史》，一直写到叶尔羌汗国灭亡的前几年为止，成为研究这个时期叶尔羌汗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沙·马哈木·楚剌思还留传下另一部著作，专门记述叶尔羌汗国一些伊斯兰教宗教首领的业绩以及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情况。此书也是用波斯文写成的，后来由叶尔羌的阿布·满速儿译为察哈台文，书名叫作《寻找真理者之友》。

叶尔羌汗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萨亦德汗、拉失德汗和沙·火者都喜欢写诗。据马黑麻·海答儿说，萨亦德汗的诗作“雄劲有力”，沙·马哈木·楚剌思也称赞拉失德汗“擅长写诗”。不过，他们的诗集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编年史》、《喀什噶尔史》中录载了他们的一些诗篇。

畏兀儿的音乐舞蹈在叶尔羌汗国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萨亦德汗和拉失德汗都通晓音律、精通乐器，对叶尔羌汗国音乐舞蹈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音乐舞蹈的最重要成果，是《十二木卡姆》的整理和定型。木卡姆是集音乐、舞蹈、文学三位一体的古典文艺，它源于新疆土著的民族文化，又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据19世纪中期毛拉·伊斯木吐拉的《艺人简史》记载，当时的许多著名的畏兀儿歌舞艺术家曾参与《十二木卡姆》的整理与演出，而以拉失德汗的妻子阿曼尼莎的贡献最为突出。阿曼尼莎既是一位诗人，著有诗集《精美的诗篇》、《美丽的情操》和诗歌、音乐、书法理论著作《心灵的协商》，又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不但会演奏木卡姆，而且能编写优美的歌词。据考证，正是她为《十二木卡姆》的定型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十二木卡姆”就是12支大曲，每支大曲由若干小曲组成。歌词或采用著名诗人的作品，或由演唱者即兴创作，多以爱情为题材，反映了人民对封建统治的憎恨和对光明幸福的追求。《十二木卡姆》通常是在婚礼的晚会或节日的盛会上演唱，由乐师们敲击铁鼓，吹起唢呐，弹奏各种乐器，一人领唱，众人相和，边唱边舞，节奏欢快，场面热烈，充分表现了畏兀儿人勤劳、聪明、乐观、幽默的民族性格。

畏兀儿族的舞蹈种类繁多，善于运用头部和手腕的动作，通过移颈与丰富多样的手腕动作、双腿的跳跃，加上昂首、挺胸、立腰等姿态，以及眼神的配合，使舞蹈色彩更加浓郁，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情感。畏兀儿的乐器品种丰富，有唢呐、沙塔尔、卡龙、手鼓、铁鼓、热瓦甫等，吹奏、拉弦、弹拨、打击乐器俱全。鸣弦乐器热瓦甫又称“拉瓦波”、“喇叭卜”，创造于14世纪，音色圆润浑厚，清脆明亮。

明代畏兀儿族的建筑，随着其宗教信仰的改变与伊斯兰教的兴起，逐渐受到阿拉伯伊斯兰教建筑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最能体现这种风格并代表其建筑工艺成就的，当推喀什噶尔的阿巴和加麻扎（墓）与喀什艾提朵尔清真寺。阿巴和加麻扎始建于1640年（崇祯十三年）左右，其核心建筑麻扎近似长方形，底部横长39米多，四角各建有一座半嵌在墙体里的巨大砖砌圆柱，柱顶又各建有一座筒形小召唤楼，上竖弯月。麻扎通高26米多，从底到顶基本上都用葱绿色的琉璃砖贴面，并杂有绘制着各种花纹、图案或写有波斯、阿拉伯文古代警句的黄、蓝瓷砖。麻扎的顶部中央是一半球状的砖结构大穹隆，圆拱直径达17米，穹隆上也建有一座筒形小楼和弯月。整个建筑庄严肃穆，精美绝伦。艾提朵尔清真寺亦名加满礼拜寺，处于喀什市中心的艾提朵尔广场，它始建于15世纪中叶，后经几次扩建，至1988年始形成今日的形制与规模。该寺占地总面积约15亩，由寺门、庭院、净手地、礼拜大殿和教经堂几个部分组成。高大的寺门用黄砖砌就，以白石膏勾缝，大门两侧各建有半嵌在墙体里的砖砌圆柱形尖顶高台召唤塔，高约18米，后面连着圆形过庭。装饰的图案非常精致，美观大方。大寺的正殿全长160多米，进深16米。宽敞的廊檐里，由呈网状排列的100多根雕花木柱支撑着顶棚。顶棚上装饰着木雕和彩绘的各种图案，制作精美，颜色鲜艳。这是新疆迄今为止最大的清真寺，以其宏大的规模和高超的建筑工艺驰名于中亚。[25]

畏兀儿族改宗伊斯兰教后，逐渐采用阿拉伯历法，即希吉来历，俗称回历。这种历法为太阳历，以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由麦加迁至麦地那之年为纪元，以该年阿拉伯太阴年岁首（622年7月16日）为元年元旦。每年12个月，单月30日，双月29日。以每30年为一周期，分别设置8个闰日，置于12月末（隔二三年设一个闰日）。平年354日，闰年355日。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纪日，每七曜为一周。

回族文化的发展　回族，明朝史籍又称之为“回夷”。回族在明代有很大的发展。当时的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由于长期战乱，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居民大量往东移居到甘青及内地；不少中亚、阿拉伯半岛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前来中国经商，也长期居留未返；还有许多汉、蒙古、畏兀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与回族通婚，信奉伊斯兰教，融入了回族；而宋元以来进入中国开封等地的犹太人，其后裔与回族通婚，也改宗伊斯兰教，融入回族之中。因此，明代回族的人口大量增加。此时的回族，分布范围更广，已散布到全国各地。其中以西北（今陕西、甘肃、宁夏、哈密、柳城、吐鲁番）、云南与大运河两岸等地人口较多，而西北的河西走廊、陇右和陕西则是回族最大的聚居区。回族通行汉语与汉字。

随着回族人口的大量增殖，回族村屯大量出现和发展，这成为明代回族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特点。他们一般都是农牧结合。他们的农业生产，在与汉族杂居地区基本与当地的汉族大同小异，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则显得先进得多。他们的手工业，还保留许多从西亚带来的特殊工艺而独具特色，如制香、制药、制瓷、制革、染织、矿冶和清真食品的制作。他们的制香和制药业往往与经营来自海外的香料与药材相结合，销售的乳香、没药、安息香、龙涎香、犀角、硼砂、海狗肾等，被中医广泛采用。北京“香儿李家”、福建泉州、德化、永春等地“蒲家”的制香业都是远近闻名，产品很是畅销。回族医药有其独特的疗效，很受群众的欢迎。回族人经营的制药业，生产能治疗一些疑、难、顽症的回族医药，在中国的医药界享有盛誉。北京马思远药锭等膏药、丸、锭、散更是畅销于全国。回族人民烧制的瓷器，绘有阿拉伯的文字和几何图案，很有民族特色。回族人民还以善于经商而著称，他们不仅坐镇于市肆，而且深入到偏远的农村、山区、草原和荒漠地区去做买卖，有的还组织商队通过丝绸之路从事中西贸易，或建立船队从事海上贸易。如泉州李贽的父、祖，就是数代从事海外贸易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泉州的金、丁、马、迭、夏五大回姓，也都是靠经营海外贸易起家的。

随着回族经济的发展，回族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在明代，根据明朝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政策，清真寺的数量不断增加，而懂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人又较少，能读懂阿拉伯原文《古兰经》者更少的情况，一些清真寺开始设学培养宗教职学人才，兴起了一股经堂教育的热潮。到明中叶，伊斯兰学者胡登洲集各地经学教育之大成，着手建立一套完备的教学体系，使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这种经堂学校称为“回文大学”，是一种私塾式的宗教教育。学校就设在清真寺里面，由阿訇招收若干学员，称为“满拉”，或称“海里凡”，传授伊斯兰教经典和功课。课本无统一规定，学制也长短不同，四五年至七八年不等。学员学到一定年限后，经开学阿訇、管寺乡官共同举行“穿衣挂幛”典礼，即可结业，或应聘到各地清真寺当阿訇，或到经堂任教。后来，在经堂教育上又逐渐形成两大派别。以胡登洲及其初传弟子为代表的陕西派，注重学问的专精；以常志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山东派，则强调学识的广博。两派互相竞争，彼此促进，对经堂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经堂教育，许多地方还开设了私塾性质的书房、学馆，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启蒙课本教起，直到讲授《四书》、《五经》。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河南沙城回民马氏家族开办了“马家书房”，由马家世代执教，有众多的生徒入读，其中不少人后来考中了举人、贡生、秀才。嘉靖年间，云南回民马一龙辞官还乡，在寻甸修建“玉华山馆”，一边著述，一边教书，有不少回汉子弟入馆求学。还有许多回民，到各府州县学读书，直读到京师的国子监，并参加科举考试。仅云南保山闪氏一姓，在明末就出了21名举人、贡生和进士。明代著名的政治家马文升、孙继鲁都考中过进士，海瑞、李贽也考中过举人。因此，明代的回民不仅知识分子较多，而且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诗人和科学家，对伊斯兰文化乃至祖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明代伊斯兰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清真寺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算是空前的。但是，从唐代直至明中叶，“即从七世纪到十五世纪，这八百年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26]。明中叶以后，随着经堂教育的兴盛，一些回族宗教学者开始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义经典，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兴起了一场“以儒诠经”的伊斯兰文化运动。这些宗教学者既通晓汉文，又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既精通伊斯兰教义，又通晓儒、佛、道的思想，这就为“以儒诠经”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揭起“以儒诠经”旗号的是伊斯兰教的著译家和经师王岱舆。其先祖为天方（今阿拉伯）人，世代精通回历，明洪武赐居南京，任职于钦天监。王岱舆自幼承继家学，熟读伊斯兰教典籍，并广泛研读诸子百家与释道之书，“学通四教”（指伊斯兰教、儒、释、道）。后专攻伊斯兰教教义，立志用汉文介绍、宣扬伊斯兰教。他长期潜心著译，晚年曾到北京讲学。他既从正统派伊斯兰教神学出发，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从而建立自己的本体论。但又将宋代理学家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关于理、气、天命之性、气理之性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学说移植到“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之中，从而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汉文学派。安徽宣城人詹应鹏，自少秉承其父詹沂家学，通儒家经典。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从政之暇，精心钻研伊斯兰教典籍，搜集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或汉文记载的资料，编成《群书汇辑释疑》一书，并撰写跋文，逐一指正所收资料的失真欠妥之处。他也“以儒诠经”，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认为敬真主与尽人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山东掖县人张忻，天启五年（1625年）中进士，崇祯时官至刑部尚书，清初被授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后罢官。他精研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史，从哲学的高度解释伊斯兰教，运用程朱理学“无极”、“太极”的概念阐述宇宙万物的生成，宣扬“清真一教，独出诸家之上”，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学派奠定了哲学基础。经过这批回族学者的研讨阐发，将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这就更便于在中国的传播。

明代回族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突出的成就，曾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的诗人和文学家，如丁鹤年、海瑞、李贽、金大车、金大舆、孙继鲁、马继龙等。丁鹤年是明初回族诗歌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其父、祖在元代世代为宦，元末战乱，家道中落，他漂泊不定，备尝艰辛。入明后，丁鹤年终身不仕，寄时光于书海，抒胸臆于诗文。一生曾写下大量诗文，因战乱漂泊多遭遗失，后人辑为《丁鹤年集》与《丁鹤年诗集》（后改为《丁孝子集》）。丁鹤年“好学洽闻，精诗律”[27]。他的诗作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困苦，表现了结束战乱、安居乐业的愿望。诗情真切，而又多用口语，生动含蓄，“清丽可喜”[28]。除诗歌外，他对绘画、书法、医学、数学也无不通晓，可谓多才多艺。著名史学家陈垣称赞他说：“萨都剌而后，回族诗人首推丁鹤年。”[29]被誉为“金陵二金”的金大车、金大舆兄弟，因为家境贫寒，仕途受阻而接近下层人民。分别著有《子有集》与《子坤集》，大多反映民间疾苦，针砭时弊，语言朴实，意境幽深。孙继鲁“学博才高”，著有《破碗集》与《松山文集》，诗文雄古遒劲。马继龙官至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著有《梅樵集》，其中有些篇章描绘西南边陲险要而绮丽的风光，气象浑厚，格调高昂，洋溢着深厚的爱国之情。散文创作则以海瑞与李贽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海瑞为官清正不阿，人呼为“海青天”。他主张写作应弃绝陈词滥调，抄袭模仿，反对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著有《海瑞集》和《备忘录》，针砭时弊之作，不留情面。其《治安策》一文，公开对明世宗的丑行进行大胆的揭露与抨击，被誉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李贽的著述十分丰富，有《李氏文集》20卷、《李氏丛书》15种传世。他的散文充满新颖的见解，分析深刻，语言犀利，充分反映出其疏狂的性格与愤世嫉俗的禀性。他在《童心说》等文中提出的文学主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最大的文学贡献，则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琵琶记》、《西厢记》、《拜月记》等的评点，首开了评点小说、戏曲之先河，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小说戏曲的发展。在书画方面，丁鹤年、马子英善于画梅，丁锡精于山水，女诗人马守贞专长画兰，海瑞、杨应奎、李贽擅长书法，在当时的书画界也颇有影响。

明代有许多回族学者对回历深有研究，曾为明朝历法的颁订做出过重要贡献。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改吴元年（1367年）所设的太史院为司天监时，即设置回历司天监。洪武三年（1370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设立天文、刻漏、大统历、回历四科。在钦天监任职的有阿都剌、黑的儿、阿答儿丁、马哈麻等回族天文学家。回民大师马沙亦黑在翰林院任编修，也在钦天监兼职，郑阿里也曾参与钦天监的工作。洪武十五年（1382年）秋，明太祖认为“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30]，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和回民大师马沙亦黑翻译“回历”。黑的儿、阿答儿丁、马哈麻等通晓阿拉伯语与汉语的回民天文学家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相与切摩，达厥本指，不敢有毫发增损”，完满地完成了全书的翻译。终明一朝，“回历”一直与《大统历》参用，并行270余年之久。后来这种历法传入日本，日本以它为基础制作《贞亨历》，使用了很长的时间。

此外，被看作“异端之尤”的李贽在哲学思想和史学上的贡献，回族航海家郑和远航的成就以及跟随他远航的回民马欢、费信、巩珍等所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在地理学上的价值，将在本书其他章节介绍，这里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