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在明初被统治者推上至尊的统治地位，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官定的读本、科举取士的准绳。但理学家一味“尊朱”、“述朱”，谨守其矩矱而未敢逾越半步，也就丧失了朱熹的创新精神，而陷于保守僵化的状态。如以圣贤自托、提倡道学的方孝孺，在辅佐建文帝时热衷的是讲经论道和恢复井田旧制以及《周礼》中的古旧职官，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他又拒绝为新朝效力，足见其迂腐和保守。这样，程朱理学就无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更新，从而日趋没落和腐朽。

明中期社会的变迁，使部分学者、文人逐渐意识到，保守僵化的程朱理学已无力解决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必须寻求新的思想出路。生活在明王朝由盛入衰时期的理学家薛瑄，首先从现实出发进行理论反思，在坚持维护朱学“正统”的前提下，对朱熹理学进行了批判改造或修正，在理学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朱熹的见解，公开亮出“从事于心学”[1]的旗号，主张以“正人心”特别是“正君心”来匡救时弊，振兴国运。他的理论主张给朱学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心学思潮的兴起产生了诱发、启迪的作用。[2]与之同时的吴与弼也颇有怀疑精神，并抨击宋末以来的笺注“率皆支离之说”，有害无益。他“兼采朱陆之长”[3]，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备仁义礼智四端也”[4]，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心原本具有的，读书为学，主要在于“反求吾心”，从而端发吾心固有之理。因此他主张在“思处”格物，特别是要重视“平旦之气”的静观和“枕上”的夜思冥悟。吴与弼的学生陈献章更从程朱理学转向陆九渊的心学，由读书穷理转向求之本心，强调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他认为，道或理，并不是独立于人心之外的客观精神实体，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若个人心即是天”[5]。在程朱理学那里，心具万理首先是指人心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其次是指人在禀气而生的同时所秉承的天理，即生而具有的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虽也具有生而有之的含义，但归根结底，是从心外秉受而来的。在陈献章那里，心具万理是指人心先天即具万理，无须从心外秉受，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认识本体，故“为学当求之心……此心学法门也”[6]。他的这种理论主张，带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蕴涵着某些要求个性解放的因素。陈献章心学的形成，表明明代心学已由附会朱学发展到离朱入陆、自成一统的新阶段。明初以来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被打破。心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至王守仁时风靡天下，压倒朱学，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王守仁针对当时深刻的社会危机构筑的心学体系，目的是为统治者“破心中贼”，表明他是封建制度坚定的卫道士。他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一样，都鼓吹“去人欲，明天理”。但朱熹的理学更多地突出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规范，把人看作是受外部的天理或自身的人欲支配的客体，不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主体。而王守仁的心学则以心为主体，从而导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在本体论上，王守仁以“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7]，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在知行问题上，他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8]，注意到实践活动对于认识的影响，强调要言行一致，反对知而不行。为了达到“知行合一”，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说，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良知，良知存在于“心之本体”[9]，故“致知格物”要本乎“心”，加强道德修养，去欲存理，同时还要密切结合周围的事物，联系社会现实，“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10]，“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1]。这就突出了个体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的自我意识，并含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经世思想。王守仁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否定用外在规范来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从而造成程朱理学的瓦解。

王守仁的心学不仅以它反传统的精神，在客观上起到了冲破思想禁锢的作用，而且还以其对天理确认的极大随意性，为后来的学者偷换天理良知的内涵、宣传自己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创造了条件。按照王守仁的说法，天理在于自我之体验，这就隐含着我的想法和欲望即是天理的趋势。后来的泰州学派正是利用这一点，将传统的规范加以肢解、置换甚至曲解、超越，注入与传统相异、相悖乃至叛逆的内容，来鼓吹异端思想的。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首先赋予“心”以自然本质，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12]他提出“安身”、“尊身”的主张，认为心为本，而心附于身，故当以身为本，“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13]。身为本，就要安身、尊身。这种主张，包含着争取人生生存权利和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他还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说：“圣人之道，凡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他肯定饮食男女是“自然天则”，认为人欲就是天理，“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14]，从而对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发起了强烈的冲击。

泰州学派的传人更是“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15]，具有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反对禁欲主义，并且大胆怀疑经传，强调独立思想的精神。如颜钧提出“制欲非体仁”说，何心隐主张“育欲”，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16]，追求美味、艳色、佳声，追求安逸，都是人的正常欲求，皆为人的本性良知，可以讲寡欲、节欲，但不能讲无欲、灭欲。

作为“异端之尤”的李贽，更具叛逆性格。他公开倡导反道学，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17]，要求按照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判圣人的言行和古今人物的是非。他认为人是天然平等的，“人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一也，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18]。他还特别驳斥“以女人学道为短见”的谬论，主张男女平等。李贽发挥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认为道并不是什么神秘玄妙的东西，而是百姓的穿衣吃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9]。他主张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欲望，并认为私心是人类的天然本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20]他主张一切顺其自然，“成佛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21]，而不应像道学家那样遮遮掩掩，“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22]。只有顺应人的生理要求和物质愿望，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才能“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望”[23]。他的理论主张，充分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的意识，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泰州学派倡导异端思想，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极大恐惧。明王朝动用暴力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颜钧被充军，何心隐被杀，李贽也被迫自刎。但是，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却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股主体意识觉醒的思潮。唐寅、祝允明等“狂简”之士，皆**不羁，蔑视礼法，甚至干起“良家子弟亦羞为”的梨园勾当，“并以怪诞为世所指”[24]。徐渭认为：“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25]主张人应顺应自然天性，不受约束，并将这种主张融贯其绘画、创作之中。他的画作用笔恣肆豪放，水墨酣畅淋漓，充分表现出其胆大气雄、狂傲不羁的性格。袁宏道也认为人生的思想情趣应该得其自然本真，“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26]。汤显祖更提倡以情反理的主张，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其休。”[27]人的一切，皆为情所主宰，“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28]。人生执着追求的，不应是“天理”而是动人心魄的“情”。他的许多剧作就是为“情”所驱而作的。著名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便是“因情成梦，因梦成剧”[29]的。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明中后期的小说、戏曲竞相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屠夫、小贩、商贾、妓女、村姑、牧童、绿林好汉，乃至三教九流都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好货”、“好色”成为许多作品的主题。唐宋派、公安派、临川派、竟陵派相与推引，皆力主“直抒胸臆”、“独抒性灵”，掀起了一阵阵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