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文化一方面可以作为对现实的说明，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对理想的预示。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①文化内涵的事实与价值这两个层面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实现了内在的、有机的统一。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的全景批判以及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本质上就是重新审视人的存在和发展，力求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葛兰西带有浓厚启蒙韵味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秉承了这一点，并开启了文化批判理论向社会实践拓展的理论空间。法兰克福学派遵循了葛兰西开启的文化批判路径，却未能将文化批判理论拓展至社会实践层面，因为他们仅仅将文化作为理想的预示，并以此为标准和原则展开对现实的批判。现实中的一切存在，包括20世纪急剧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都被贴上了否定的标签，它们存在的唯一价值或意义就是成功地实现了对主体意识的控制，社会也借此实现了对主体的统治。残酷的事实与理想的价值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被无情地割裂了。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则重新将事实与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它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域中来审视文化的内涵，即从文化概念的历史和现实的内涵及其含义演变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出发来理解文化，找到了文化自身的本质所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文化作为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他们反对漠视大众文化的存在，尤其反对漠视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创造作用。他们前期从论证大众文化存在的独立性出发，极力强调大众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后期则努力探寻作为文化主体的大众展现和发挥其能动性的机制和途径，以期实现对主体意识的重塑。

总体来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通过一系列理论上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批判理论向社会实践层面的拓展。但是，这一努力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些不足集中体现在他们透过文化对现实进行说明时，仅仅为我们阐明了重构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即便如他们所讲，主体意识的重构是可能的，仅仅依赖他们主体意识本身，也是无法实现由现实向理想的过渡。

综上所述，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基于超越的现实批判，还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基于现实批判的超越，这两种文化批判思想都因为自身的局限未能成功地实现对文化内涵的事实和价值这两个层面的内在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