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对立的状况等一系列范畴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变革。20世纪上半叶，历史的发展将文化从政治经济体制的背后拉到历史进程的表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维度开始凸显，主要表现在主导西方社会的理性文化模式通过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形成了日益理性化的、高效率的社会运行体系。这种文化模式在快速发展中，也展示了自身的限度和危机特征，同时，无线电、电影和电视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直接催生了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从理论上分析和说明这种变化，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创造力及其适应时代变化能力的考验。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是以文化批判的方式来介入并展开对现实社会变革的分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是深刻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用大众文化制造的审美幻觉进行文化控制的复杂机制，他们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说明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谋关系。其局限是由于对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缺乏研究，最终只能寄希望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审美救赎。

与欧陆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大众文化视为意识形态，从而对其抱敌视态度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从下往上看”的理论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改变现实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他们清醒而又乐观地认识到这种力量来自下层，来自普通民众的文化实践。他们从批判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出发，重视对大众文化及作为其不同形式的亚文化的探讨和分析。他们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同时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等诸多理论资源，深入分析新兴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基础、运行机制及其功能，试图从对大众文化和审美活动的深入研究中，找到一条建设新文化和新社会生活的道路。

在当代社会中，文化不再仅仅是一种信仰体系，更是一种权力体系。英国的文化研究者关注社会关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权力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表面上是对大众文化的承认和重视，实质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斗争。这从根本上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研究者重塑社会政治主体的强烈意识，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可以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形式，其最终目的是试图在当代语境下建立适合当代社会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