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推动了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探讨。他们克服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强调了总体性原则的重要性，进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转移到了文化领域。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与恢复问题。

(一)革命意识问题的凸显

卢卡奇基于对第二国际所倡导的“经济决定论”和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所做的批判，揭示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卢卡奇的总体性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是通过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体现出来的。卢卡奇把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做法，凸显了他对人的主体性，特别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极大关注。他认为，无产阶级主体能否实现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关键在于其革命意识的恢复或重新生成，而后者有赖于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和“自我教育”,具体讲就是要无产阶级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摆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当然，这并非易事，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和困难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成熟的革命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受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越是高度发展，那么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过程就越是一个艰巨的过程。”①

葛兰西基于列宁的思想也探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他指出，列宁是否认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自发性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束缚，根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革命信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斗争，最多只能从改善自身的局部利益的目的出发进行一些罢工运动，但从性质上看，这种斗争根本算不得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列宁强调，必须借助职业革命家的努力，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信仰从外部灌输到革命群众的斗争中去。

葛兰西继承并改造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一方面，他也赞同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要依赖杰出精英从外部进行灌输，而不能依赖其完全自发地从工人阶级的生产环境和阶级斗争中产生，正如他所说：“自发性的要素对革命斗争是不够的，它永远不能导致工人阶级超越现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需要的是‘自觉’要素，‘意识形态’的要素。”①另一方面，与列宁不同，葛兰西并不完全否认自发性。他指出，革命意识一方面是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的，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阶级的经验所固有的，而且大部分是从群众自身的自发冲动、见识和能力中提炼加工而成的。虽然葛兰西也注意到，群众本身拥有的众多意识许多时候表征为一种“常识”。这种“常识”表现为他们对社会日常生活未加批判的世界观。但葛兰西辩称说，决不能因为这种“常识”是未加批判的和不系统的，就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完全被资产阶级思想同化了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事实上，它是一种蕴含部分真理成分的从属阶级的世界观。在葛兰西看来，这些“常识”作为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当然还有赖于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群众的接触，用一种以融贯的、系统的、批判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由此可见，葛兰西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常识”的合理性，但也坚持要对其加以批判和引导。

(二)西方社会革命的实质在于赢得领导权

葛兰西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他的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两个核心范畴为基本内涵的西方革命理论。这一理论是以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为依据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性和实践性的革命战略。

葛兰西在对东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比较中，洞察到西方国家中的市民社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看到，由于市民社会的发达，在西方社会中，传统国家的政治强制性逐渐弱化，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开始突出，日益展现为一种二重本质，即强力十同意(领导权)。尽管国家的暴力和强制职能依旧存在，但更多的是通过文化上的“领导权”来实现控制的。由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和领导权的确立，以暴力为特征的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模式在西方社会已经不适用了，必须采取新的革命战略。在葛兰西看来，西方社会革命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

第一，无产阶级应该首先取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地位体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个方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便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①。所谓“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就是指文化领导权。它的具体内涵是指统治集团除了依靠武力强制和暴力之外，还必须不断取得被统治者的认同或共识，才能更好地维持自身的统治。所以，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获得领导权，是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必要前提。

第二，夺取文化领导权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葛兰西提出“阵地战”是为了强调价值冲突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阵地战是指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市民社会内部，基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的努力，用无产阶级道德这种新世界观逐步克服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信仰的状态，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进而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为此，葛兰西亲自研究了意大利的历史发展与各种文化流派，剖析了意大利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阶级实质。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强调阵地战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运用其他战略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具体战略的选择应该取决于市民社会中各种力量对比的实际发展状况。葛兰西指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些阵地失掉了它们的价值，决定性的阵地反而处在危机中，那就得转向包围战。”①

第三，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理性化进程。其中，构造以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为主的新的市民社会阶层的核心要素，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生成。但除此之外，还要依靠并加强政党的培养和组织功能，以及通过文化启蒙意义上的教育促进平民大众的知识分子化，最终实现建立“新的知识界阶层”的目标。总体来讲，赢得文化领导权，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反对深层扼制人们心灵的无形压迫的斗争，即在“灵魂深处闹革命”,重建一种无产阶级的新的“整体文化”。

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葛兰西力图揭示现代社会复杂的内在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客观来讲，在意识革命，或者说文化革命的途径和方式问题上，与卢卡奇提出的恢复无产阶级关于自身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这种抽象的方式相比，葛兰西的思想显然更具现实性。在葛兰西看来，“历史集团”是由阶级以及许多从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各种形式的亚集团组成的，因此，它是一种比阶级，甚至阶级联合更为复杂和“异质性”的结构。作为一个空间概念，集团注重的是寻求多种立场、多种决定因素以及多种联盟，而并不强调单一的统一原则或本质，这是“历史集团”概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阶级”概念的重要区别。“历史集团”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严峻形势，即资产阶级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只有争取各种多元的力量，才有可能获得领导权；另一方面这一概念也体现了对传统政党政治在葛兰西理论中的淡化。在他心目中，革命最终要实现的是新文化的启蒙和新文明的创造，而并非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所谓“新”政权的建立。

葛兰西指出，“历史集团”的形成在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非常关键。领导权是多种社会力量历经不断谈判和斗争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力量。质言之，领导权的获得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不断结合——解结合——再结合的过程。葛兰西对这些阶段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指出，在真实的历史中，横向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纵向的国家、政治相互交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或分离，每一次结合都可以由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体现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国际关系与这些国家内部关系的相互交织、进而创造出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一种新结合①。异质性作为历史集团的一个根本特征，并非单纯的相互排斥，而是共同致力于争取领导权的目标。雷德克里斯南清楚地阐释了历史集团的矛盾性。他指出：“一方面，它宣布了‘同一性’这一经典概念的消亡；另一方面，它又共同塑造了一个战略同一性效果。”①可见，异质性取消同一性的同时，又在争夺领导权的意义上造就了一种战略的同一性。简言之，“历史集团”是“同一性中的差异性”与“差异性中的同一性”这一矛盾的结合。

“历史集团”在葛兰西的语境中还凸显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这点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合共同构成了历史集团的水平和垂直两个基本方面。水平方面指的是横向的不同社会力量的接合，“一旦这些水平方面联合成功，这种历史集团就可在垂直维度上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与上层建筑、经济生活与它的政治、文化意识之间、社会的存在与其意识之间的相对的稳定的关系”。②葛兰西在垂直维度上强调历史集团，体现了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意在限定历史集团的发展与走向，使其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以保障其真正获得领导权。不难看出，文化领导权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决定因素的思想，它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纳入广义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中，保证了这些斗争的内在的有机统一。葛兰西强调文化上的领导权，是基于对经济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局限性和意识形态有时是具有物质和政治力量的清醒认识和判断的。

领导权理论实际上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问题在逻辑上的必然延续。因为如果说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关键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即无产阶级在自我意识中重新成为自为的成熟思想主体的话，那么革命的中心任务就要从原来那种更多关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转向更加重视人的主体结构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系统的根本变革上。这样，葛兰西与卢卡奇从不同角度出发，却得出了共同的认识，即都基于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强调，突出了文化革命的首要地位。事实上，这种文化革命观的实质，就是强调了主体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对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中，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就从文化领导权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控制，后又沿着这种批评路线发展出了包括心理结构、本能结构和日常生活变革在内的文化革命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眼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控制就在于物化意识和压抑性文化成功地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它得益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助于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等工具向人的个性结构的渗透。所以，只有彻底打碎这些真正禁锢人们心灵的心理、本能和意识结构，动摇资本主义现存秩序背后的文化框架，瓦解资本主义压抑和欺骗人的意识形态系统，才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三)激发主体超越意识的审美救赎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正是基于他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维度的理解才逐渐引发关注并广泛传播开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深刻揭示了大众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这种整合作用。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看来，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齐一化特征消解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同时，它不遗余力地为机械劳动中的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娱乐消遣。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在的超越维度在这种娱乐中被消解了。这表明了在发达工业条件下人的异化的严重性，连原本最具创造性的文化领域也异化了。文化不再是人的创造性本质和个性的确证，而成了统治和操控人的力量。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样法，文化的异化无疑体现了人的深层次的异化。因此，它造成了一个人们面对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却反抗无效的局面。面对这一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都寄希望于人类实践的超越本性和批判精神，以与自身的文化困境相抗争。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要改变人的异化状况，必须从扬弃大众文化的异化这一根源入手，恢复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和创造本质。他们指出，从生存的基本意义出发来理解，艺术也是人们理解和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内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它才开始逐渐脱离人的社会日常生活，进而体现为人的一种独立的生存方式，并成了人最神圣、最崇高的存在领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因其超越了为生存压力所困扰的程式化和常规化的社会生活，文化一度是最具创造性的领域，这种创造性集中体现在自由和超越性这两个方面。

霍克海默对艺术的自由本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个性——艺术创作和判断中的真正要素……人类，就其没有屈从于普遍的标准而言，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艺术作品中实现自己。”①当然，艺术的这种自由本质是内在的，审美活动也更多地体现为独立个体的自由体验或创造。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看来，这点并不影响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现实性。在他们的理解中，艺术中展开的自由创造和自由体验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创造出一种张力，基于这种张力，艺术就会成为否定和超越异化世界的革命力量。所以，真正的艺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那里既是一种自由的创造，也是一种变革现存的力量。正如霍克海默的断言：“反抗的要素内在地存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②

概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作为最精致的文化创造，真正的艺术一方面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最深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还通过对艺术自律性、形式独立性、审美主体性的阐发，集中论述了艺术的政治潜能。阿多诺系统论述了艺术的批判功能。在他看来，艺术不是针对现实做照相式的复写，而是现实的“本质”和“形象”,它在现实内部活动，揭示现实的矛盾。阿多诺认为，艺术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否定性认识。而且，艺术本身的这种自律性就显示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统治的不调和姿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涵。马尔库塞对艺术政治潜能的表达最为清晰，他指出，不是艺术必须负载某种政治内容，而是艺术本身就蕴含了政治潜能，这种潜能是艺术形式的开放性、艺术感受的创造性所决定的。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不仅能为人们带来新的感受力，而且更能以此为基础，创造一个新世界。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甚至还探讨了如何利用艺术的政治潜能，开展艺术革命，并使其成为人类总体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路径和方法。阿多诺认为艺术革命的根本道路是摹仿。马尔库塞则认为艺术革命的要旨是维护和坚持艺术的美学形式，培养新的感受力。总体上看，他们提出的通过艺术革命来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属于一种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和韵味的审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