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立场，突破了本国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者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众所周知，英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强调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否定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以保守的方式来反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本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力图把大众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引入文化的内涵中来。于是，他们走出文献，回归生活世界，拓展文化的内涵，将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但在实践层面上，他们却继承了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对文化社会功能的强调。他们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政治抵抗潜能的新兴文化，并深刻阐释其与高雅文化、商业文化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方式和途径。他们的研究和探讨实现了文化研究与普通大众实践活动的关联，从而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漠视，甚至否定民众主体能动性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动主体的存在状态。

在英国文化批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政治、社会形势以及理论背景的变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对象先后聚焦于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即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和多元文化。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主体的存在状态的反思。

(一)工人阶级主体的整体性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主体能动存在状态的揭示和论证首先是从确立工人阶级合法的文化主体地位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平稳发展促使英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和人民思想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些人提出传统工人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的主体的批判意识已经消失了，同时，保守主义也对由美国传入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批判。在这种背景下，以霍加特和威廉斯为代表的一些来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重构一种文化理论，即一种承认工人阶级文化合法性的理论，最终的目的是确立起工人阶级在文化中的合法主体地位。

霍加特对保守主义者将工人阶级看成是静态的，认为他们对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变化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解。于是在那部具有传记色彩的《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根据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带有利维斯所说的“有机社会”色彩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在那里，大众娱乐以及邻里和家庭关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公共价值和个人的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批判家们是由于自己的阶级偏见才将其误认为大众文化的。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霍加特虽然基于自己的经验积极捍卫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但他衡量工人阶级文化的标准仍然来自精英主义，因此，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辩护并没有为工人阶级文化找到自己的真正的立足点。另外，霍加特甚至不加区分地将当时流行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内在的假文化。总体来看，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主体地位的确认只是初步的，真正系统的工作是由威廉斯来完成的。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抽象的社会构型，而是生产文化的全部物质设置这一中间领域。他强调的文化的物质性意在全面审视物质媒介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为工人阶级验明正身，霍加特完成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确认；那么,威廉斯则通过物质性的文化立场，为当代社会主义实现对工人阶级文化和社会革命力量的救赎，提供了一条文化批判的路径。①威廉斯从工人阶级创造的独特机构，如工会、合作化运动和政党等生活世界的存在，将工人阶级的生活样式整合为一种文化，这就是他所讲的大众文化。为了揭示文化独特的生产机制，威廉斯进一步分析了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了大众文化的两层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一是否定性含义的“mass culture”(大众文化);一是中性的或肯定性的“popular culture”(通俗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多数人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随着20世纪的到来，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已经被取代了。约翰·斯道雷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随着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以大众传媒为媒介和载体，是一种具有商业价值和娱乐价值的、为大众市场而批量生产的消费文化。从精英主义文化角度看，大众文化是文化降低自己格调的过程和结果。从威廉斯平等主义和工人阶级角度看，大众文化是文化日益大众化和平民化的结果。

威廉斯着重考察了“大众文化”中的关键词“大众”。他在《关键词》一书中对大众一词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工业革命后，人口开始集中于工业城镇，形成了人的实体的结合；工人集中于工厂，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中产生了劳动关系，使得人在实体集合的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性的集合；作为这种趋势的结果，一个有组织的、能够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产生和发展起来，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集合。群众是指以上任何一种集合，但他们往往是“乌合之众”的代名词。正因为这一特征，群众成为文化的永久威胁。大众思考、大众建议、大众偏见随时都可能淹没经过考虑的个人思想和感觉。即便是民主，如果变成大众民主，也会变味。“大众”概念至今总是被人们带着上述文化和政治的偏见使用。

威廉斯重解了“大众”这一概念，淡化甚至消解了精英与大众在主体层面的对立。他指出，对“大众”“大众文化”的偏见，实际上是英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精英主义和英雄情结的反映，它表明了英国社会浓厚的怀旧情绪，以及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关系和人文精神变革的焦虑和批判。也就是说，人们在回应谁是“大众”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具有意识形态倾向，并非客观描述。于是他通过思想史的方法，对“大众”概念进行了历史语境的还原，即将其定位为社会意义上的“大众”。他深刻地指出：“大众通常是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人们，也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人们……而对于他人来说，我们同样也是大众。”①在威廉斯看来，世界上根本没有大众，只有将人们视为大众的方式。城市工业社会为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支撑，正是基于某种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的目的，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才得以确立起来。至此，通过被赋予一种价值关系，大众被定义成了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它不再体现为是一个固定的实体。通过威廉斯的解释，“大众”不再是一个被设计的他者与客体，而是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一种自然组合，而且它也是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而形成》中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阶级意识的诞生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与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把大众视为一种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价值存在和社会存在，大众及其文化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代名词，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重大变化。

大众文化具有不同于传统的精英文化的特点和生产方式，这有力地佐证了“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的论断。大众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存在，符合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它基本上是以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为承载而传播的，其物质性是显而易见的。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学和文化看成是社会性的、物质性的和生产性的，突破了英国本土传统的利维斯式的文化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延展和丰富。这种独特的理论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情感结构”范畴中。这一范畴是威廉斯分析文学的文化性质、社会性质的主要工具。“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并非威廉斯的独创，但威廉斯却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使其突破了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狭隘界限，成了一个文学政治学的范畴，即成了一个充分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哲学范畴。

首先，情感结构是一种与“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概念。威廉斯认为，人类对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概括往往趋于简单化。这种简单的概括即便已经把所有经过清晰表述的，并且由各种制度和体制支撑的思想加在一起，也难以涵盖社会意识的全部，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感受，特别是那些正在形成中的体验和感受，往往很难得到清晰的鉴定、分类和理性化表述。这些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史学领域得不到系统总结的，处于变动中的社会意识或社会体验，却能在“文化是日常的”的小说传统中展现出来。

其次，情感结构是个人情感上升为总体文化的通道。个人体验和社会经验可以细化为某种生活样式，而生活样式本身具有物质性，这正是文化的根本属性。因此，依靠文本中寻找到的情感结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可以去“发现”甚至“建构”一种文化。

再次，情感结构在文化和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情感结构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同时还具备时代性，因此，它具备了取代“经济”而成为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工具的可能。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运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存在诸多弊病，因此必须寻求一个新工具。情感结构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对于观察社会来说，是一个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它是经验与情感的总结和归纳；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成为每个时代的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规约着文学和艺术的表达。

最后，情感结构是社会总体性的表达。一方面，它是内容总体性和方法总体性的有机统一。在威廉斯那里，情感结构是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范式，更像是一个分析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文学与社会的工具或纽带。另一方面，情感结构指向集体性主体的意识。它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基础上的结构主义的结构范畴，表明的是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中主体视角的存在，至于主体是个人、集体还是超个人，则依赖于具体的语境。

另外，针对当时英国社会流行的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的观点，威廉斯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文化的优势主要在于它的政治性，即源于家庭和社会的基础关系扩展的劳工运动的集体的和民主的体制，工人阶级这种价值观的进一步扩张将产生真正的民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威廉斯指出，尽管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穿着、语言或休闲方式上的一些外在差别正在逐渐消失，但根本差别依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观念方面，而这些观念来自于阶级通过它所在的组织和制度而创造的整体生活方式中。具体来说就是，工人阶级看重的是集体的观念、机构、方式、思想习惯和意象，而资产阶级看重的是个人的观念、机构、方式、思想习惯和意象。因此，在威廉斯看来，不能将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理解为他们已经或正在变成“资产阶级”,这仅仅体现了个人物品使用方式的变化。他指出，仅仅从经济状况出发进行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机械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贫民窟、铜币、帽子和廉价的衬衣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这些只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外部特征。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不能还原为上述那些人工制品的，生活方式是基于特殊的人类目的而使用的资源。在更广泛的领域中，使用资源的目的是必须而且能够做出重要区分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本质观念的不同和社会目的的不同，进而是人类关系的不同形式，这些区别在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是最重要的文化区别。

威廉斯进一步指出，从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语境看，工人阶级文化可被视为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成就。他提出，工人阶级的共同发展信念，再加上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通讯传播的扩大很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为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都创造性地参与和分享的文化提供了可能。在威廉斯看来，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两种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从根上来说并没有那么鲜明的界限，只是受众不同而已。他反对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诋毁，但也没有基于为大众文化正名而去反对精英文化，而是将各种文化现象平等对待。威廉斯强调要尊重和包容多元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承认了人们社会生活和体验的多元性，进而承认了主体的特殊性。但他的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此，他更重要的目标在于展现社会主体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和体验，即主体活动的共性。当然这一点也是借助于对文化的讨论来进行的。威廉斯指出，在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时，如果非要加以区分和比较的话，那么最关键的是区分文化的优劣，优秀的文化是体现并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化。人类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走向一种共同文化。

可见，与艾略特立足精英立场的虚伪整体观不同，威廉斯提出了从全人类出发并回归大众生活的真正的文化整体观。正像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威廉斯的话语完全发自人类心灵深处，这种话语使得每一个人都显得无关紧要；不在于他讲的是什么,能够在这种‘层次’上讲话这件事本身才体现出真正的区别”①。这里的“层次”指的就是威廉斯的这种真正的人类立场。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一种全新的主体观才能确立起来。

汤普森则批评威廉斯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路径缺乏对工人阶级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更全面的历史背景的考察。作为历史学家，他对工人阶级文化主体地位的论证，是由关注阶级主体形成的主观意识，以及工人阶级斗争的道德维度完成的。汤普森致力于挖掘英国的人民抵抗和革命传统，努力从历史方面恢复普通人的经验，进而创造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解决如何评价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汤普森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可以透过他对两种典型观点的反驳来展开论述。面对工人阶级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有两种主流的评价：一是同情论者的“灾变论”。同情者是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和工人阶级的同路人。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感同身受，看到了社会因工业主义的崛起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劳苦大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惨烈剥夺。他们诅咒弱肉强食的自由资本主义，对劳苦大众深表同情。二是旁观派的“进步论”。旁观派超越亲历派的经验主义视野，他们基于掌握的大量统计资料，以后来者的眼光对“工人阶级形成”这一事件进行了价值中立的评估。通过对工资收入等各项数据指标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工人阶级总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非但不是悲惨的受害者，反而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同为历史的旁观者，汤普森对这个问题则显得非常审慎。他认为，乐观派的研究有其优势，因为考察整体生活水平已经涉及总体性，但是，这种整体分析却是建立在抽象的数字基础上的，属于量化研究，而这种量化研究无法从根本上转化为质，如幸福感、自由感、满意度等。可见，乐观派依赖的是一个“平均人”的假设，即他们通过后来人的视角将历史中的英国工人阶级“数字化”了。况且，他们以“价值中立”的姿态把价值问题弃之不顾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背后隐含着资产阶级的同谋。而悲观派正是从价值层面进入这段历史的，他们与受迫害的工人阶级共享着同质的价值观，以他们的苦为苦。在汤普森看来，悲观派由于取样的局限，他们的观点在当代语境下显得不合时宜。乐观派所持的进步论虽然在价值上是独断的，但在历史发展观上确实占据优势的。用威廉斯的话来讲，历史是一个“选择性传统”,它依赖于“整体生活方式”中人们对各元素的不断拆解和重组，即使有质变，也是建立在量变基础上的。从文化主义的角度看，工人阶级形成这一事件既没有乐观派想的那么美好，也没有悲观派所看到的那么糟糕。要给这段历史一个客观的评价，必须抛弃悲观派的典型化方法，而采用他们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的模式，抛弃乐观派的“平均人”假设，而采用他们整体的观察视角。一句话，这需要还原历史，将工人阶级还原为“跨时代”的人，将工人阶级这个单数概念还原为一个复数概念：各种劳工群体或劳工共同体。①

汤普森在批判悲观派和乐观派的过程中，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一种潜在的“经济决定论”,因为悲观派和乐观派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在经济，或者说是物质生活上。从文化主义的角度看，大众、人民，或者底层劳工绝不是一些超时空的抽象概念，而是历史的。他们确实是被迫进入一个新传统中去的，然后在经济上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但是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旧传统进入的，而这是他们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反抗新传统的唯一可依赖的东西。这些传统首先是最贴近他们生活的道德经济传统、准政治传统和非国教传统。这三者构成了他们的“遗存文化”。

从“进步主义”的观点看，遗存文化整体上是一种“落后的”封建经济文化体系。但从“选择性传统”,即从人民对遗存文化的再创造角度看，遗存文化的解体只是意味着它作为一个总体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很多元素却被保留了下来，对工业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我们用放大镜观看历史的细节时，一个人民创造的世界将会呈现出来，因此，汤普森在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重新论证了群众史观的正确性。

此外汤普森对新生文化的定性也充分挖掘了人民的创造性。如果说遗存文化是劳工群体的立足点，那么新生文化则会赋予他们更大的力量。尽管这些新生文化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利益的，但遭受新事物打击后的劳工群体开始学会了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与统治阶级展开“整体生活方式”上的领导权斗争，最终推动历史朝着多数人的利益前进。

显然，汤普森看待历史片段用的是一种过程性的视角。从历史结果看，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一次凯旋，而是一场从头到尾的“灾变”。但“灾变”还不足以概括全部，通过汤普森对“整体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从无到有这个过程的一些变化：劳工群体从依赖顺从自己的家长走向对立和抗争；劳工们从互相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走向阶级的联合与合作；从“暴民”向更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合法群体发展；从一群迷信、相信宿命论的人变成一个相信科学、重视教育、积极介入社会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形成史的主体不是精英分子，而是一个集体主体。这背后隐含的是“活生生的人”的人性假设。这种假设把人放入“选择性传统”之中，随着人在传统中的成长，他的选择能力在增强，他的意识变得更加主动，于是他通过对传统的再选择来实现自我，同时也通过自我实现来更新传统，为后来人的选择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环境和精神动力。作为后来人，我们也是在“选择性传统”的历史长河里与我们的前辈们相互呼应的。

另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试图把英国的人民抵抗传统和浪漫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他写道：“对于所有人都应该清楚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工作中，为道德原则而进行有意识的斗争是我们与人民的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英国人民并不理解也不愿意信任没有道德语言的怪物……我们仍然必须阅读莎士比亚，就像读马克思一样。”①所以，汤普森坚持认为，莫里斯对人类道德本性进化的历史性理解，很好地补充了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分析。所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莫里斯思想的重大意义，即生产关系既创造道德价值，而且它们自身也有道德维度，因为在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压迫或合作的关系。在汤普森看来，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汤普森还把这种新的文化研究路径与历史学家小组的共产主义传统融合在一起，主张文化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相结合，提出“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这种描述将总体性概念与阶级斗争理论合并在一起，认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历史。对阶级斗争道德维度的关注，也使得新左派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的做法具有了某种合法性。

(二)工人阶级主体的多元化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对亚文化的研究。这种转移与60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后，资本主义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霍尔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公有制企业的增长使得私有财产的本质发生了改革。它更加关注共同财产、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责任；其次，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工资、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发生了改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这种改变引发了针对大公司和工资分配的不同情感反应；最后，通过普遍采用高新技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进一步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这些都使得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提到的那些决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面对新的生活状况，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心理的迷惑——“无阶级感”。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些改变，体力劳动逐渐为更多耗费精神的劳动以及单调重复的劳动所代替；熟练工和一些技术专家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在过去许多只能依靠个人天才和判断的技术被机械取代了；社会发展的高技术要求需要配合以更高程度的人类合作；自动化的工作也产生了对文化、教育和意识的更高需求。

第二，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较低的消费水平，工人与那些脱离生产过程的商品没有多大关系。现在，由于持续增长的购买力，工人作为生产者在工厂中制造出来的商品又被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在商店中购买回去。消费已经嵌入资本主义，并且变成了工人阶级与雇佣者阶级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工人逐渐淡忘了自己生产者的地位，开始转向更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认知他自己。于是，价格似乎成了比工资更简洁的剥削形式。工人阶级沉溺于高水平消费的行为使得剥削关系在物质欲望的满足中被掩盖了。事实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裂隙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关于区别的意识变得迟钝了。这是资本主义把一个阶级整个地同化于自身之内的功能，结果就是破坏生产体系似乎会使作为消费者的工人阶级勃然大怒。同时，商品已经逐渐积累了一种社会价值，即它们已经变成了阶级和身份的标志。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通过消费某种特定种类的消费品，就能够在与其他家庭的关系中定义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甚至能通过购买正确种类的商品来提升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通过拥有(也许是通过分期付款)“异己的事物”就能够实现自身。可见，工人阶级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里都正逐步变成自我的永久异化的因素。已经成为工人阶级意识一部分的消费——购买观念已经有效地削弱了阶级抵抗。

第三，在流动的基础上，社会表现得更加自由和开放。当代的工人阶级可以基于自己的奋斗爬上社会身份的阶梯，如“奖学金男孩”。更重要的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公开的、残忍的斗争不同，现在的这种奋斗是温和的、内在的。这个阶梯将一个共同体分化为不相互竞争的个人。当一个阶级不能以群体的方式取得进步和发展时，它就会作为单独的个人进行。这种改变意味着当你拥有更多的发展和进步机会时，你一定是攫取了别人发展的机会。通过社会阶梯的隐喻，以个人主义、隐私、健康竞争的精神、各扫门前雪、财产民主制等为内涵和主要表征的资产阶级生活形象，最终进入并植根于工人阶级的意识之中。

霍尔提出的“无阶级感”在概括新的资本主义运行和统治模式下工人阶级的心理状况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统治方式的无孔不入。事实上，把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编织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方式。在这种统治状况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已经很难再仅仅从经济的因素来加以区分了，因为从经济方面看，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它的无产阶级性在减少，而资产阶级性在明显增多。那么,如何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进一步揭露这种“无阶级感”背后包蕴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就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对此，霍尔不无担心地指出，威廉斯的判断——“工人阶级不会通过拥有新产品而成为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不能化简成一种人工产品——在过去可能是正确的。现在这种说法和判断可能越来越面临质疑和挑战，因为“新事物”自身已经暗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通过新事物对象化自身，甚至由于它们的社会价值而变成欲望的对象。而“整体的生活方式”也正在被分解成许多种生活风格，每种风格精致得各个不同，而且难以觉察。这些事实增加了阶级混淆的整体感觉①。

面对上述局面，在霍尔的主导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家们转向了对特定群体文化的研究，力图通过对各种形式的亚文化的研究来揭示不同群体中主体的存在状态。下面我们以他们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为例来进行分析和论证。

当时英国理论界流行两种对青年亚文化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已经进入了没有明显阶级差别的消费社会，阶级标准已经被年龄差别等因素所取代，青年人成了社会的新主体，青年亚文化基于服装、音乐、集体行动等因素确立起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发展带来的道德败坏和风气的堕落典型地在青年亚文化中反映出来。基于对这两种观点的反驳，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们坚持了阶级的立场，努力揭示隐藏在青年亚文化背后的阶级结构。在他们看来，青年并没有基于对阶级的超越而形成一种主导性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也没有消失，阶级差别和贫富分化依然严重。同时，他们也指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母体文化中隐藏着的或没有解决的矛盾。由这种母体文化所产生的亚文化都可以视为基于这一中心主题的不同变种①。也就是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源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

其次，他们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它用引人注目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共识的破灭和瓦解②。而这种抵抗经常体现为仪式化的，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具有实质上的政治性。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看来，文化是社会集团“处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材料的方法和形式。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文化是这一集团或阶级的特殊的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意义、价值和观念，所以现存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历史的储存器。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试图打破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对立的明显意图。接着，他们结合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转向了揭示统治阶级的文化如何以“领导权”的形式传递和再生产的机制。在领导权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成了一个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的概念。最终，从属阶级在自己的能动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各种亚文化和反主流文化，并通过这些文化形式来反抗统治阶级，进而建立一种新的领导权。

总体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性社会过渡到消费性社会，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表现是阶级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说，大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在生产性社会里，大众主要体现为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工人阶级；在消费性社会里，社会各阶级已经在消费的层面被拉平，社会的阶级划分代之以与社会主流人群相区别的社会团体的集合，比如青少年团体、被殖民者团体和女性团体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大众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了极为复杂的团体存在状态，并就这一状态做出了分析，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基本的立场和观点是，这些团体从实质上来说都属于大众这个大的社会群体，其共同特点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群体，即资产者相分离，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他们的意识也是一种边缘性的意识。边缘性群体的思想、观念、情感、价值观不是通过阅读经典书籍形成的，而是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中的经验与感受。对此威廉斯有过说明，他指出，学问高深的观察者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这样的假定：阅读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起极大的作用，就像阅读在他本人的生活中起了极大的作用那样。而这样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边缘性群体更复杂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模式，共同塑造了他们自身的观念和感受。

(三)多元化的异质主体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政治领域新变化、新时代氛围的影响，加上霍尔对新政治学和方法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历史学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女权主义的出现和战后移民造成的民族和种族问题频发，女性和黑人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他们也随之成了理论所聚焦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体。这种变化推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者们再次转变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即从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转向了以性别和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虽然他们依然坚持以政治和社会斗争为基础来文化生活，却开始对阶级立场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质疑，开始转向研究语言对主体性和文化特征的影响。

当然，这种脱离阶级立场的文化研究一定会遭遇危机，而且，历史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伯明翰理论家们关于女权主义、民族和种族特征的文化研究招致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我们以哈泽尔·卡比在种族研究方面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批判为例进行一下分析。在她看来，白人女权主义的研究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带有边缘化和压制黑人女性历史经验的明显倾向。另外，白人女权主义者将家庭视为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场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显然忽略了黑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状况。卡比指出，由于种族歧视对家庭的影响，黑人的女性地位比白人女性显得更加复杂。总之，在卡比看来，对于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直接的问题是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研究框架能否被直接用来分析她们的被压迫和斗争的女性历史①。她认为只有从抽象走向具体，即拒绝普遍的性别分析范畴，黑人女性才能恢复她们自己的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强调妇女作用的历史。不难看出，在卡比的视域中，社会和文化经验表征并体现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复杂矛盾。正是基于此，她在多元文化条件下阐述了复杂的、非本质的社会和文化身份概念。总体来看，卡比的种族研究将文化研究推向了下一个新的阶段，即回归阶级立场的阶段，着力揭示并展现被压迫主体作为阶级主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