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讲，马克思是基于实践来理解文化的。在他的理论视域中，文化既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也体现为人类实践活动成果的总和。就具体内容来讲，文化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即“作为主体的内在性的人的主观心态的领域、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作为结果的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领域。”①通俗点讲，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渗透和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经济和政治活动具有一种深层的制约和影响。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马克思对文化进行分析时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但他已经认识到，随着人类自觉的活动对盲目经济必然性的控制，以及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文化自觉的提升，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因此他谈到了精神生产并提出了考察精神生产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等要素之间是一种永恒的交互作用，它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革，因为文化从根本上不是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领域或附属现象，而是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个体和社会活动的生存方式。但不幸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却忽视了马克思基于实践对文化的深刻阐释，甚至走向了经济决定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第二国际的批判，恢复并凸显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性维度。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实践哲学，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转到了文化领域，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维度。从卢卡奇基于“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辨析，从而在主体意识及其文化实践上寻找变革世界的突破口开始，一种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就已经形成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就是这种取向的集中体现。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其批判理论聚焦发达工业社会及其消费文化，对“文化工业”这一新的“控制形式”展开了跨学科的文化批判。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更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推向了**。

卢卡奇从探讨总体性原则出发，凸显了无产阶级主体性的重要性，甚至将实践仅仅归结为这种抽象的主体性。与卢卡奇相比，葛兰西对主体性的阐释更加系统化。他认为，主体只有借助于文化的创造性，或者说实践性，才能认识自己，从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实践论，即基于文化来理解实践。不可否认，卢卡奇和葛兰西对实践的关注和探讨使人们注意到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这点意义重大。但基于什么去理解实践呢?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他们却出现了偏差。无论是卢卡奇基于抽象的主体性，还是葛兰西基于文化的创造性来谈实践，他们都倾向与将一般主体的能动性当成实践的核心，从而忽视了实践的客观物质前提。其实，从本质上讲，实践是一种历史的客观物质过程。即便如此，卢卡奇和葛兰西在理论上还是肯定文化与作为阶级或群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一致性的，但这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中也被抛弃了。在他们那里，文化被理解为一种理想的价值，现实的文化被置于这种文化的对立面，现实中主体的文化实践与真正的文化也不再相关。于是文化批判理论演变成了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从总体性出发解释马克思思想的新路径，关注文化，回归生活。在他们看来，文化是日常的，是内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实践，它存在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之中。文化生产不是简单的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它同时也凭借各种物质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来创造现实，是构成和改变现实的主要方式。文化生产就是社会主体在体制和日常行为中对文化的实际运用。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与其他生产活动的不同在于，它是对思想、感觉、意识等意义的建构。而且这种建构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实践意义的了”①。

在我们看来，一个有机社会系统内部的每一种要素对整个系统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经济基础是必然性的主导因素，但它的形成离不开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因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①因此，是到了将“经济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或技术抽象观念体系中抽离出来，用其指称人类真实而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处在不断运动过程中的现实。在这点上，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实践的思想对我们认识和把握现实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