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由僵化的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本性之上的理性批判与反思，其本身就蕴含一种以“改变世界”或“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目的的深刻文化批判精神。马克思继承了西方理性精神的人文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注重基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特征来阐释文化。早期的马克思更多关注和强调了以主体创造性为核心的理性文化精神。新世界观形成之后，马克思则主要基于人的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内在展开机制来探讨社会的“精神生产”,同时也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角度强调了文化的创造性特征与革命的批判精神。

(一)实践概念的文化底蕴

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深刻理解为他关于文化的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关于文化的阐发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了他关于实践的科学阐释。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博士论文》时期提出哲学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探寻哲学借以对现实世界发生作用的“桥梁”。在通过《莱茵报》等报刊诉诸理性的批判努力失败后，马克思一方面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重建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把感性的人置于哲学的核心；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看到了劳动的重要性，并通过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体——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进而实现了主体和劳动这两个范畴的重要联结，这也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很快地超越了费尔巴哈。这种超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对人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人与其感性的活动、与实践联系起来理解；另一方面，马克思开始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即将它们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由此，实践作为标志主体与客体本质关系的范畴，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这种全新的哲学实现了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科学把握，完成了哲学理论的变革和创新。

从主体的实践活动来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最深刻的变革。马克思基于人的对象化实践来揭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①马克思不仅仅将这种自由自觉的、开放性的和超越性的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基础。他指出，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②。可见，马克思视域中的实践，除了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活动或认识的来源，同时也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实践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

从根本上讲，实践和文化密不可分。我们坚持“人是实践的存在”,也就是认同“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能超越自然的规定性，创造对象世界和人自身，是因为实践包含着体现物质活动特性的生产层面，更是因为它还包含着体现精神和价值活动的符号层面，即文化层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③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和实践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或内在包含的。文化是实践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因为实践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和价值的规定性，人的实践才会超越其他动物的本能活动，进而体现为具有普遍的和自由特征的类本质活动。

随着唯物史观的逐步形成，马克思开始致力于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结构中来看待和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但同时他也关注并强调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发展的复杂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当然，上述这些探讨并没有脱离实践的基础来进行，而恰恰是以实践为基础进行揭示的，从而科学地指出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在把实践理解为人类个体的活动的同时，也把社会历史运动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层面的生成和展开。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清楚而详细的论述和分析。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很明显，作为人的基本规定性的实践活动在这里已经被理解和分析为了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的社会历史活动。接下来，在对意识的探讨中，马克思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而且，一开始，意识是内在于生产活动的，只是在后来的分工中才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才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以及道德等。这样，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开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分化并生成现实的社会结构。

从上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生成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方面，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社会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和上层建筑本身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其次才是社会历史结构和社会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化和上层建筑不能被理解为独立于现实社会运动的、被决定的因素。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不仅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创新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拓宽了文化理解的视野，开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及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作用。他们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史前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分析，探讨了东西方不同文化模式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很好地实现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线性思想与文化的多样性理解的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基于人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对象化活动来把握文化的本质，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场域中揭示了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无论在理论定位方面，还是在价值追求方面，马克思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对文化的定位和理解，实现了文化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并直接或间接地为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的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精神生产”

尽管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文化底蕴丰厚，但他对文化概念本身却采取了审慎态度，他在更多的时候是采用了一个非直接的概念——“精神生产”——来阐述他关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思想萌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一些特殊领域生产规律的认识。他写道：“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直到1845年完成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才首次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将其与物质生产明确区分开来，并将二者置于一个更大的概念，即“生产”之中。这可以视为精神生产与文化概念的初次相交。之后，马克思的研究由“一般精神生产”深化到“特殊精神生产”。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精神生产做了明确的划分，将精神生产视为社会意识的生产，并将其归结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另外，精神生产在马克思那里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神生产指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狭义的精神生产是指体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道德、宗教、语言、法律等因素中的精神生产。这些精神产品，即文化，都关系到社会的统治形式及其机制，本质上都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设计和约定。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社会里精神生产的根本制约因素就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对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做出明确的区分。后来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才明确地将精神生产分为直接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的精神生产”,即反映精神自由特征的精神生产。这种精神生产作为对人性本身的表现与提升，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一种克服，从而有助于人的全面性的实现。

从理论上看，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行区分是有意义的。马克思也指出，人们现实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有机统一。但在通常的理解中，人们却往往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理解为关于生产形式的分类，并用来区分现实的生产活动，甚至有时将二者理解为相互对立的范畴。再加上人们一般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性的文学、艺术和观念等，从而导致人们理所当然地就把文化生产等同于精神生产，并将其与物质生产相区别，甚至相对立。尽管这种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以及后人的误读，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致使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被曲解，适用范围被限定，即仅仅从经济或物质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观的实质和内涵。

另外，马克思还提出了考察精神生产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不能将物质生产本身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应该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也就是说，要了解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及精神生产的性质，一定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马克思还运用这种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的特征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商品生产，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①可见，商品生产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状况的总体概括。

20世纪以来，以理性主义为主要内涵的西方文化精神遭遇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的生存和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机制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日趋复杂，政治、经济、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种消解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文化力量。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对社会现实的这种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同时，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传统的延伸和发展。